边地的正剧和正气——《蛟龙出天山》中的人世及其他

◎艾翔

关于小说的长度，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长篇写命运，中篇写故事，短篇写细节。”但似乎《蛟龙出天山》不愿循规蹈矩，以煌煌38万字之巨，讲述了大部分情节在一个月上下的故事。这就使得整部小说显得连绵细密，几位主要人物的性格虽呈现出平稳没有陡转的特点，但形象却较鲜明，并无脸谱化，这倒是一种较为独特的呈现方式。同时正由于其绵密，恰好传达出作者对生活毛茸茸的感觉，好像经历了很多，忙忙碌碌做了许多事，蓦然回首，其实也没多久。作者无意进行文体和语言的刻意革新，走的依旧是传统现实主义的路数，却异乎寻常地传达出某种现代的质感，不能不说是一段独特的阅读体验。

一言以蔽之，主人公王闻道是一个趋近于完美的人，是一个自带“主角光环”的男人。工作能力无可挑剔，主管工业时将一个以农业为主业的团场打造成了工业化典范，在大会上受到副司令员的肯定，酒厂、酱厂的建设不但避免了工人下岗，还成为标志性产业，形成了自己的思路和风格，并且不满足于现状，积极寻求拓展更大的发展，用诚意打动星光国际与其合作。他不仅工作能力强，还善于交际，几顿工作餐就能与对方交朋友。主管农业后，潇洒交接工业领域的工作，毫无留恋不舍之意，一旦离去就再不插手工业工作，聚精会神在新领域积极开拓新空间，促进农户、协会和公司的高效协作运转，关心棉花采摘和蔬果销路，积极与承包商洽谈。他有很强的原则性，对下属部门丝毫不护短，连队出现以次充好现象时予以“稳准狠”处罚与训导。他是个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的形象，但从不为求新而走极端，不会矫枉过正，也不会冲动冒进，这一点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不激进，保持稳定心态和冷静头脑，就不容易因为冒失莽撞而出错，相比之下在团场整体改制企业的脚步中，苟有勇就是因为急于想在工作业绩上压过王闻道，不顾众人反对一意孤行。不过，作者显然无疑将小说处理成思想交锋的样貌，人物没有呈现出鲜明的激进与稳健、创新和保守的壁垒分野，王闻道兼有守成和创新两种思想底色。现实中不乏思想保守却工作勤奋的个体，也不缺理念超前而步伐稳健的人物。如果人品的天平没有失衡，思想的取舍又当如何。

在戍边和维稳方面，王闻道也是一丝不苟、恪尽职守。他对人迹罕至的边界异常关注，时刻警醒自己并教育下一代边界关乎国家安危与荣誉。边界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现代概念，在古代社会往往只有“边境”的概念而没有清晰的“边界”的概念。王闻道虽然对传统文化保持着热爱，并将这种基因传给了下一代，却并非一个复古主义者，他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这既是其性格基础，也决定了他是一个积极变革创新的人。他乐于了解戍边的历史，表层上看是为了解决高德友的“历史遗留问题”，恢复其名誉和利益，深层上其实也是作者为后面苟有勇的激进改制寻找讨论的历史依据。高德友在情节线索中肯定是个配角，但他的存在却侧面补充了王闻道和苟有勇两位主要人物的形象，更重要的是代入了大量兵团历史。一部现实题材的作品，尤其是主题严肃的现实题材，如果没有历史元素的介入无疑会显出轻飘，但如何放置历史叙述则需要费一番心思。高德友的出现不但增加了情节的波折，更解决了历史叙述这一问题。这样，从1940年代到1980年代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军事事件便自然呈现在阅读中。除了面对高德友，王闻道还要面对“大胡子”艾力，他受到分离主义思想意识的影响，在不同民族间人为制造隔阂。面对挑战，王闻道既没有蛮干，也没有服软，借助巧帕汗大妈的力量巧妙地化解了矛盾，使各民族村民的关系更为融洽。在处理地方和兵团关系上，虽然他时刻顾及兵团的利益，却没有将兵团与地方截然分开，想尽办法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对于没有跟上队伍的少数民族村民，耐心劝导并创造适合他们的机会。可以说，王闻道一个人的作为就是兵团全部职能的缩影，而且是趋近于完美状态的缩影。此外，小说并没有其他类似故事中事业性男主角某些模式化的特征，比如因为过度操心工作而疏忽家庭或者处理不善，像《人民的名义》中李达康那样一地鸡毛，而是夫妻情真意切，与儿子关系也十分融洽，家庭氛围轻松且充满欢乐。因此王闻道应该属于“理想型人物”，拥有几近完美的人物设定。

亚里士多德曾经做出了“事物原本的样子”和“事物应该有的样子”的区分，王闻道的形象多少带有一些浪漫主义风格，虽然作者自始至终努力维持着冷静客观现实主义的风格，但人物的理想型样貌仍然显而易见，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标志性范式。通过“理想型”对读者进行审美和品德的提升，是作者更具有主动性、介入性的意图。这样书写的好处自不待言，文学的精神旗帜被高擎，总有一股气息将读者从繁琐世俗中拉拖出来，获得一种高层次的精神愉悦，并规范世俗中的言行，实现审美意识形态的目标。但另一方面，尤其是在当下日益讲求“体验”的时代环境里，过分高标很容易脱离大众，曲高和寡。作者也体察到了这一点，为王闻道安排了一些无伤大雅的“性格缺陷”，比如面对苟有勇的各种阴谋阳谋，也会沉不住气，甚至失态摔打碗碟，被领导责备也会心中郁闷。但总体而言都是点缀，无关宏旨，毕竟他还是很快挣脱了不良情绪，热情饱满投入新工作。正是这样的点缀引发了进一步的阅读思考，即优点集于一身的王闻道是“全村的希望”，但是如果没有王闻道呢？或者根据情节推想，王闻道分管工作从工业到农业的变化，源于苟有勇的嫉妒与排挤，那么如果苟有勇不是个格局小的人，如果王闻道的工作分工没有发生变化，那么这些问题是否就会继续存在？王闻道干一行钻一行精一行，不但团场职工看在眼里，读者也是明明白白，但如果当我们把希望全部寄托在“理想型人物”身上时，也就是寄托在一种偶然性上，没有制度层面的保障，就会陷在偶然性的泥潭里，看不清必然性的康庄大道。当每个人都在期待王闻道成为自己领导时，与“包公”“焦裕禄”等“好官”叙事就十分相似，善则善矣，恐难为继；也就是说，很难实现关键问题的实质性解决。由此可见，虽然王闻道细小的“性格缺陷”的增加并非完全适配，但不难体察作者的用意，尽量淡化其“理想性”，突显日常性中的一般性。

说苟有勇是个主要人物，其实比较牵强，因为他几乎没有主体性，每个举动和每条言论都是以王闻道为参照，如果没有王闻道，很多情节和对话都无法真实发生。他事事想压过王闻道，便时时以其言行为反向参照，却因此成为后者某种形式的附属物。形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势，王闻道的自我轨迹即使未经设计也自然落在了苟的对立面。比如，当苟与副师长郭家仁准备一起去用“工作餐”时，王则恰逢禁食日拒绝所有饭局。所以苟有勇很自然地时常沦为一个滑稽角色，他希望通过调整工作让范志刚和王闻道争权而激发矛盾，可事与愿违，两人却亲密无间通力合作。他主管工业后不熟悉情况，也没有思路，只能鹦鹉学舌重复王交接工作时的话，反而受到称许支持。为了刻意追求排比句，他说出“蛋是自己下的”闹了笑话，也借此讽刺“党八股”。他去追黄羊先后被大小黄羊戏弄，车坠沟渠。追随他的人也多半是滑稽角色，张来顺不但多次念错字，而且经不住事，做贼心虚手忙脚乱；赵建成更是只能跑腿，插不上嘴，除了粗俗地奉承别无他法；林晓霞摆谱“做指示”却被更专业的杜峰指出风险，尴尬不已，念稿不顺也出丑；骄横的郭小竹只知蛮干，反而被本已滑稽化的张本顺看不下去出手指点。在滑稽之外，这几个人都是同样的不择手段，品行不端。

两个形象在更高一层分别对应着师部的李国建书记和郭家仁副师长，前者着墨不多，是一个比王闻道更为理想化的人物，后者相比之下出场稍显频繁。前任周团长提拔了郭家仁，因此郭知恩图报十分照顾关心周家亲属，原本应该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反哺故事，然而周团长的女婿正是苟有勇，郭家仁对其是丧失原则的扶持，故事的性质由此偏离了纯洁的报恩，而变成了私相授受、结党营私。这里既有人性批判，也有对权力异化的反思。当然，郭家仁自身也是一个原则性不强的形象，否则也不会与苟如此合拍。

如果王闻道这支人物脉络体现的是作者理想化的书写，那么苟有勇和郭家仁就反映出作者对某些不完美的现实真实性的剖析。兵团中固然有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却也不乏各种徇私舞弊、仗势欺人、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从较为上层的郭家仁，到中层的苟有勇，再到基层的郭小竹和林晓霞，都存在人性的阴暗面。作者在小说中对兵团和国家的关系理性化的书写，可以使读者领悟到兵团的家国隐喻。作者直面整个社会中的善与恶，并不有所偏废。苟有勇的人生是灰暗世界的缩小版，他更为不讲规矩，更为外露，郭的徇私都发生在暗处，苟却更为明目张胆，甚至公然违反程序和规定，直接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显示了小贪的大恶。兵团这一特殊的社会组织只在部分地区存在，很多80后及更年轻的一代对其没有什么概念，甚至新疆兵团也是撤而复建，其跌宕起伏的历史，其他省份的人更是知之甚少。这部小说的兵团叙事，对于解除人们对它的神秘感，从而拉近彼此的距离，无疑是有益的努力。

小说对“兵团”的释义贯穿始终，它似乎是全书的一项重要使命，甚至可以认为题目中的“蛟龙”正是对“兵团”的比喻，而不仅仅指代某一具体人物角色。小说不但描述了兵团的职能，也解释了同地方之间的关系，以及兵团内部独特的建制，着重强调“屯垦”和“戍边”两个重要使命。其他各项职责都围绕这两个方向，也服务于这两个方向。苟有勇同王闻道的区别就是错把本质当作表象、把目的当作手段，后者为此专门上书李国建称：“讲屯垦戍边，不能丢弃戍边而谈屯垦，讲特殊体制与市场经济，不能丢弃特殊体制而谈市场经济。”如果追溯到曹魏时期开创屯田制，屯垦和戍边其实是一个合二而一的问题，自艾青以来的兵团文学也一直是将二者作为有机整体书写的，这或许也是部分研究者对艾青石河子时期诗歌争议点的来源，正是没有看到兵团的这一本质，从诗歌的一般层面展开评价，但只要他是在兵团从事兵团文学的创作，一定离不开这种模式，根本上这是兵团自身特性预先决定了的。王闻道的观点，是上至李国建下到杜峰普遍持有或赞同的理念。随着时代的推移，屯垦戍边的外延从自力更生、抵御外敌扩展到了维护稳定、促进发展，这是一个由外向内、由生存到发展的升级。兵团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并受到全国人民关注，原因正在于此。新疆著名军旅作家周涛以其诗人底色，在与新疆各民族的交往中形成了一种既具有包容性又有超越性、兼顾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民族观，《蛟龙出天山》也在这个方面作出了扎实的努力，只是作者更注重鲜明亮出自己的观点，即国家在上，之后才有各民族平等。

兵团体制寓兵于农，与军队相比它没有那么纯粹化、专业化，但是兵团则更多地保留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更早的解放区、边区时期的人民军队的某些特点。与地方政府相比，如果说政府职能主要在于实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福祉目标，但是兵团在经济和社会目标之外，更重视固边稳疆的使命。由于体制与传统的特点，无论地方还是兵团，都设置有宣传部门，他们要为总体目标的实现提供舆论和思想保障。作者长期在宣传部门担任领导工作，这部小说中，自然整合进了作者自身工作经验，几次借人物表达对传统媒体如《兴屯日报》、《要闻快报》甚至新媒体的看法，小说中的人物也都很重视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小说中也写到民族惰性的问题，它与历史文化、自然环境等都有复杂关系，苟有勇对这种现象的认知与表述都是极为简化的，王闻道则进行了“宣传化”的阐释，并且在同基层群众接触的过程中反复进行“劳动叙述”。这种“劳动叙述”正是解放区文学和“十七年”文学中常见的叙述模式，即将劳动本身从苦役中抽离出来，同道德伦理进行编织，形成一种独特的动员机制。如果说这种叙事模式早已为主流文学所更新换代，但在边疆多民族环境中仍然显得恰逢其时。

还有一种关乎“整体性”建立的元素，就是小说中多次提及的爱国主义教育和英雄主义宣传，后者其实是前者的分支和细化，因为前者大多较为概念性，比较抽象。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张兵、周英烈士事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高德友即使背负贫寒和冤屈也依然坚守边境线的故事，新世纪马建军夫妇因为长期守护界河受表彰新闻，都是生动可感的。有趣的是这些都是王闻道亲自探访得来的历史细节，并且用以教育儿子王国庆的教材。英雄主义的倡导，究其实质，并非给每个人树立一个英雄的目标，毕竟成为英雄的门槛过高，它是一种超道德的存在，并非所有人都能企及的人生境界。设立一个英雄主义的样板，根本的目的在于给人们提供一个有高度的精神标尺，因为“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不免为下。”精神标尺的高低会影响整个国家与社会道德层次。

《蛟龙出天山》绝不仅仅讲述了一段绵密的日常生活，它建立起了进入兵团体制、历史乃至精神的文学通道，或者说作者有意构建这一通道。当我们读毕全书，合卷思考，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边地的正剧与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