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对疾疫的书写与超越

申霞艳

2003年春，非典，昔日的不安犹在心头，但日常生活还能照旧运作。当时，我读了如《鼠疫》《失明症漫记》《霍乱时期的爱情》等书写瘟疫的作品。此后搬家、清理书柜，这几本书一直留着。记得法国作家莫里亚克说过：“重要的不是你读了什么，而是你重读什么。”重读不仅取决于你的审美趣味，而且取决于人生契机。这几本书在十七年后以同样的理由被重读，经典就是一棵枝繁叶茂、花影重重的树，能在岁月的激流中开出新花，长出新果，让重读犹如初读，在新奇中更深地感受到作家的创造力、想象力和预言能力。

一、瘟疫、历史与生活

1935年，美国免疫学专家汉斯·辛瑟尔出版了专著《老鼠、虱子和人类：一部全新的人类命运史》，将老鼠、虱子纳入研究范畴大书特书，拓展了过往的历史研究。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花费笔墨描绘了鼠疫的症状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变化。人们对死亡是如此司空见惯，以致变得冷漠，“对将死的亲人最后连哭都懒得哭了”;葬礼极度简化，将尸体扔到正在焚烧尸体的火堆了事;病人为了降温而赤裸相对;鼠疫破坏了生活礼仪和尊卑等级，迫使人与人之间保持距离。在这场瘟疫中，死伤无数，雅典统帅伯利克里家族除他和情人阿斯帕西婭的儿子之外几乎无人幸免。假如没有这场瘟疫，雅典也不会输给斯巴达。瘟疫没有任何征兆再三降临罗马帝国，仅是大规模的疫情就爆发了四次，人口大规模减少;赫赫有名的十字军东征有六次都碰到瘟疫，因此汉斯·辛瑟尔调侃东征史“读起来就像一部传染病编年史”。耶稣及后继者为穷人治病吸引大家信教，黑死病却让欧洲人怀疑教会，严格的思想禁锢遭到质疑，加速了中世纪的结束、文艺复兴的到来，这为世界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思想契机。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1976年）中将传染病作为考察人类历史的参数之一并判断：“技能、知识和组织都会改变，但人类面对疫病的脆弱，则是不可改变的。先于初民就业已存在的传染病，将会与人类始终同在，并一如既往，仍将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近年最受瞩目的青年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他畅销的“简史”系列中留给病毒显赫的位置，在《未来简史》中，“瘟疫和传染病”被认为是“看不见的舰队”，瘟疫的作用与地理大发现匹敌，几大宗教的兴衰也与此相关，但病毒来无影去无踪，周期性发作却不容易估量。病毒对个人、家庭、国家乃至全球格局的影响甚至比战争更甚，这种神不知鬼不觉的影响是潜藏的、隐形的。

直到1595年显微镜发明之前，医学对微生物一无所知，人们饱受疫病折磨，受难时只能跪在神像前忏悔、乞求恩典。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中已经描述了瘟疫带来的恐怖：“田间的麦穗枯萎了，牧场上的牛瘟死了，妇人流产了，最可恨的带火的瘟神降临到这城邦。”我国亦然，诗人王粲描绘“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曹操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植曾写短文记录瘟疫：“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一旦瘟疫降临，我们这个极度重视丧葬礼仪的民族也没办法像平常一样讲究礼数，以至于横尸原野。古人想象这种露于野的白骨会吸天地精华成精，《西游记》中的白骨精就是这种联想的成果。

疾疫与生活难解难分，攻击人、干扰历史、改变世界格局，还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源。加缪在创作《鼠疫》（1947年）十年后获诺奖;萨拉马戈（《失明症漫记》，1995年）于1998年获得诺奖;加西亚·马尔克斯1982年得奖，1985年推出畅销作品《霍乱时期的爱情》;白俄罗斯阿列克谢耶维奇《切尔诺贝利的悲鸣》2015年获得诺奖。影响较大的还有让·齐奥诺的作品《屋顶上的轻骑兵》，卡尔维诺的小说《分成两半的子爵》，毛姆的小说《面纱》《月亮与六便士》。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是从杭州的一场瘟疫开始，几员大将中招。作家与疾病的关联同样是引人注目的话题。雪莱1820年给济慈的信被称为“一个结核病人对另一个结核病人的安慰”;但丁死于疟疾;“茶花女”马格丽特患肺结核，结核与巴黎不健康的都市生活联系起来。林黛玉体弱咳嗽，疑似结核，鲁迅也是。《日瓦戈医生》中医生一度被伤寒病传染;加缪在《鼠疫》中借鉴了自身因肺炎去山地疗养的隔离经验;卡夫卡因结核病入住疗养院最终死于此地。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引用了卡夫卡的书信：“卡夫卡一九二四年四月从疗养院写信给一位朋友说，‘因为一谈到结核病……每个人的声音都立刻变了，嗓音迟疑，言辞闪烁，目光呆滞。”史铁生的《病隙碎笔》乃至他的全部创作都是疾病的痛苦结晶。普鲁斯特的哮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羊痫风……作品秘密地保留了主人的病症。

疾疫也为文学史带来意外的收获。就像《一千零一夜》是新娘为活命而每天讲一个故事的合集，乔万尼·薄伽丘的《十日谈》收录了一百个短故事。七女三男为防止感染佛罗伦萨的黑死病而避难于乡村别墅，相约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有些故事调侃强权，有些直接揭露教皇的奢靡荒淫。在那时大家常常以讲故事打发闲暇，最早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就是这样诞生的。生活模仿文学，作家创造文学。1830年，普希金回到波尔金诺庄园参加伯父的丧事，原本只打算待三个星期。逢疫情，交通封锁，于是待了整个秋季，期间他写作了二十七首抒情诗、六个中篇、四部诗体小悲剧和诗体长篇的其中三章，这就是“波尔金诺之秋”，对文学史来说可是真正的金秋。被误判意外收获的情况还发生在马原、张翎等多位作家的身上，想象生命终点成为刺激写作的灵感。

《尘埃落定》文尾妓女将梅毒传染给土司们，给了土司制度致命一击;中国近代历史的对应物鸦片倒更像传染病毒，慈禧也上瘾了;但这些毕竟跟个人的意志力相关。而瘟疫因其隐蔽性和强传染性更显得造化弄人，更能激发普遍的人性。人有两种不同的倾向：融入社会倾向和彰显自我倾向。二者都因瘟疫得以加强，一方面是渴望为抗疫做贡献;另一方面是自保，害怕被传染，这是所有生物包括病毒的本能，所谓“基因的自私”。

微信、微博等现代传播技术与冠状病毒的超强传播力相匹配，所以既出现了各学科及跨学科对病毒的认知和清盘，如医学、生化、历史、社会学、文学等领域;也出现了由病情进展波及整个社会的影响链条。下文将谈论文学作品对几种人类史上重要瘟疫的叙述。

二、文学对鼠疫、霍乱的叙述

黑死病源远流长，欧洲的灵魂笼罩在黑死病的阴影下。约在13世纪，德国有个村落哈默尔恩就鼠满为患。民间传说穿花衣的魔笛手能够用独特的笛声把老鼠引走，想象曲折地通往现实，童话《花衣魔笛手》就是根据这个传说诞生的。《十日谈》细致地描绘了“黑死病”——染病者会在鼠蹊或胳肢窝长出一个肿瘤，愈长愈大，且“疫瘤”会从四肢蔓延全身，黑斑或是紫斑密布，随后病人就会痛苦地死亡，而且健康者一旦接触也很容易染上。“黑死病”完全是象形的、写实的，谈黑变色一点都不夸张。

以《鲁滨孙漂流记》闻名世界的笛福曾写《瘟疫年纪事》（1722年）描述1665年伦敦大瘟疫。其写作风格类似今天盛行的非虚构，来看看目录：有关被传染房屋及罹患瘟疫人员的规定;为使街道净化并保持芳香的规定;有关闲散人员和无故集会的规定;附录是当时的伦敦地图。内文提供了伤亡数字表以及各种不同记载和轶事等，像公文一般清晰、客观。疫情发生时笛福只有5岁，但以栩栩如生的想象力弥补了经验的缺失。

显微镜将微生物的世界呈现在人类眼前，人类不满足于听天由命，疫苗的发明就是与病毒博弈的产物。比起黑死病，鼠疫的命名追溯到病菌的源头，显得客观、科学然而冰冷。《鼠疫》发表十年后，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说：“他以明察而热切的眼光，阐明了我们这时代人类良心的种种问题。”小说以里厄医生的视角来叙事，全书贯穿着冷静、节制的叙述态度。作家将20世纪40年代的三重经验融汇其中：一是加缪因肺病到山里疗养的病痛经验;二是故乡阿尔及尔的奥兰城因瘟疫遭隔离的封城经验;三是二战期间法国沦陷的国家经验。人与鼠疫之战当然是一种象征，既隐喻肉眼可见的德、法之战，也隐喻人类普遍的不自主的生存状况。集中营、封城、疾病的出现使得人与正常的社会生活隔离。值得称道的是作者有效地将公共事件融化为个人经验，将大历史沉淀为活生生的故事，让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思想观念像血液那样在身体中流淌并促成人物的行动和思想。《鼠疫》经得起反复阅读，很重要的一点是基调，里厄医生从未唱高调，未曾用大词要求滞留于此的记者朗贝尔，相反，里厄认为他设法逃离封锁去巴黎追随爱人、享受尘世的幸福是个人权利。尽管他的妻子同样被隔离在城外，在鼠疫结束前八天孤独病逝。格郎、塔鲁以及神甫等人物都让人动容。里厄反复强调治病救人不过是医生的天职所在。《日瓦戈医生》让读者痛苦不堪的原因之一是日瓦戈医生的渴望很卑微，就是好好地当一名医生，夜晚再写点日记和诗歌，与家人待在一起，但在接二连三的战争和革命中这种平常人的愿望始终不能实现。

2010年，已获茅奖的迟子建将目光深入百年前的哈尔滨鼠疫，她翻阅了大量文献，创作出《白雪乌鸦》。小说让真实的历史人物与虚构形象交织，刻画出伍连德医生的形象，他是祖籍广东的华侨，是第一位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的华人。当傅家甸鼠疫大规模爆发之时，这位传染病专家奉命北上抗疫。作为一名不会中文的“外来者”，他受到不同的阻力，几番动摇，但知遇之恩和对同胞命运的深切同情使他与傅家甸人共呼吸、同战斗，悲壮的抗疫集中展示了迷信、习俗、宗教、俄、日和本土文化间的复杂纠葛。伍连德不得不改变人们古老的习惯，让大家戴上口罩，并秘密解剖尸体搞清鼠疫类型，争取圣旨支持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春节期间焚尸，对抗宗教阻力去基督堂清理尸体……抗疫不仅是与疾病做斗争，也是与偏见、陋习和迷信做斗争。迟子建信仰善与温情，并不轻视恶的力量，用日常生活的温馨、丰富与活力反衬疫情的慘烈与寂灭。法国大文豪雨果在《克伦威尔序言》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美丑对照原则”：“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共存，黑暗与光明永共。”小说以多角度对比和多层次文化对照来凸显抗疫的复杂性，在受西式教育崇尚科学的伍医生身上，仍能见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幽光，科学和文化同在他身上打下烙印。每个时代总会涌现那些“为了光明，而把自己勇敢地送入黑暗”的人，愚公移山般坚定的意志、豪迈的信念和美好的情操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

大学期间，憧憬爱情的女生宿舍，同学正襟危坐，手捧《霍乱时期的爱情》，其他同学对着“爱情”二字两眼发亮。该同学趁机轻描淡写地嘲讽：“我不像你们看的是爱情，我看的是霍乱！”大家登时笑晕。“我对死亡感到的唯一痛苦是没能为爱而死”这句经典名言在宿舍飞扬流转，成为每夜例话的开端。《霍乱时期的爱情》结尾同样感人至深：

船长看看费尔明娜·达萨，在她的眼睫毛上，他看到了冬霜的细末。接着，他又看看弗洛伦蒂诺·阿里沙，他看到了他那不可战胜的控制力，他那勇往直前的爱。他害怕地怀疑了，不是死亡而是生活彩色永无止境的。

“妈的，您认为我们这样来来往往地航行能持续到什么时候？”他问。

53年7个月零11天以来，弗洛伦蒂诺·阿里沙对此早已胸有成竹。

“一生一世。”他说。

这部小说写的霍乱，是虚化，是背景处理;实质是写爱情。讲述了加勒比地区一对恋人长达六十年的爱情纠葛，弗洛伦蒂诺·阿里沙对费尔明娜·达萨一见钟情并苦苦追求未果。当时霍乱流行，弗洛伦蒂诺因为暗恋而茶饭不思拉肚子，病症酷似霍乱，爱情对于人生不啻一场霍乱！费尔明娜·达萨的丈夫家几代行医，就在他们去法国度蜜月期间，她当医生的家公死于霍乱，此时作者花了不少笔墨细绘了霍乱的症状。马尔克斯对瘟疫的关心由来已久，如《恶时辰》《周末后的一天》等作品以瘟疫隐喻政治暴力，而在《百年孤独》中根据失眠症虚构了一种睡眠传染和失忆瘟疫，这当然也暗示昏庸统治对人们头脑的驯化。

半个世纪后，弗洛伦蒂诺再次向寡居的意中人求婚。一对耄耋老人乘坐轮船航行在波涛起伏的河面，在那条被病菌糟蹋、污染的河上来回游弋，船上挂着黄色的瘟疫信号旗，将他们同外界隔绝……如是，标题的隐喻得以落实。爱情像霍乱一样将人与正常生活隔离;霍乱像爱情一样让人狂热、遭受打击、一蹶不振。

时节如流，当年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不管多大年龄，爱情都是要看的，这是庸常人生的念想，也是马尔克斯的一个念想。他曾在受奖演说里说过：“到那时，爱情将成为千真万确的现实，幸福将成为可能。”马尔克斯的“那时”是否就是我们的今天？距离我们的内心还有多远？疾病是否也在唤醒我们？激活我们日渐枯萎的爱？

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的长篇《失明症漫记》开启了纯寓言写作以警示人类。小说虚构了一种导致失明的传染眼疾，批判人类的“盲目”。在交通繁忙的十字路口，一位司机突发“白色眼疾”而失明，无法动弹。一位“错误”的好心人开车将他送回家，临走时顺便偷了他的汽车，不幸感染，成了第二个牺牲品。眼科医生为他们治疗，夜里在家翻阅典籍时，发现自己不幸成了第三个。出于医生的良知，他迅速通知了当局。眼疾蔓延开来，盲人急剧增多。当局立即下令将所有盲者都赶进一个废置的精神病院禁闭起来，与外界完全隔绝并派武装士兵持枪把守，任何越界的行为都可能遭遇枪杀。

医生的妻子为了照顾失明的丈夫伪装成瞎子来到隔离区，她是光明的化身。在隔离病院里，她见识了盲人间的温情，斜眼小男孩激发了盲妓女的母性，戴眼罩的老人也点燃了妓女心中的柔情，妓女表示愿意跟他生活在一起，也看到罪恶的因子在盲者中发酵、骚动。

我们的肉眼失去视力之后，心眼更加活络。盲目没有让大家同病相怜，相反激发了人性的丑、冷、黑。隔离区一片狼藉：一拨盲人歹徒把持了食品的分发，勒索其他盲人的财物，后来竟然无耻地要求性服务，妇人们不堪其辱。在医生妻子用剪刀刺杀歹徒头目之后，其中一位女盲人果敢地用火机点燃了毯子。熊熊大火在歹徒房间燃起并蔓延到整个精神病医院，不幸的是女盲人自己也成了陪葬品。医生的妻子带着第一号宿舍的七位陌生盲人行走在街道，他们是个奇怪的匿名团体——有先天盲人、戴黑眼罩的老人、戴黑眼镜的少女、失去亲人的男孩和流泪的狗——狗比人还通人性，它帮人舔干流不尽的泪水。

街头到处都是盲人，成山成海的垃圾堆，老鼠和狗在啃尸体，连教堂里头神的眼睛也被蒙上了……好在眼病最终消散。

《失明症漫记》是寒冷的，作品直书人性的黑暗、阴冷，同时不得不感叹幸好还有一双医生妻子的眼睛。她身体柔弱，然意志坚定，犹如她的视神经。她坚持用自己的双眼透视最黑最丑的角落，从黑暗的自然界到人内心的地狱，她都没有放过，她明亮的双眼成为良知、正义和道德的象征。《失明症漫记》为读者描绘了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恐慌压倒了一切时，人性的丑恶和道德的泯灭的种种怪状。萨拉马戈如是说：“盲目并非真的盲目，这是对理性的盲目。我们都是理性的人，但是没有理性的行为。如果我们做了，世界上就不会有饥饿。”这部作品在西方世界受到多方赞扬，诺贝尔奖的授奖词说：“其想象力之丰富、情节之怪诞、离奇和思想之尖锐以一种荒唐的形式在这部引人入胜的作品中得到了至高的体现。”《出版家》称赞该作“是最具挑战性、发人深思和令人亢奋的作品”。《纽约时报书评》认为其有“一种诚实地以智慧命名的品质。我们应该感谢它把如此宽广的世界呈献给读者”。最大的恐惧乃是对恐惧的恐惧。《失明症漫记》详细地展示了恐惧如何成为可能。作品不仅告诉我们恐惧带给人类的是什么——人性中的邪恶、冷酷、凶暴，同时也告诉我们如何与恐惧生活，那就是要超越理性的僭妄，对我们滥情和纵欲而衍生出来的种种狂妄、野心和盲目进行反省。

中国当代文学也不乏对各种灾难、疾疫的书写，阿来的《云中记》是2019年最为引人注目的作品。作者以祭师阿巴决绝返回云中村陪伴逝者的独特经历重述了2008年的汶川地震，痛苦和温暖交织，泪与笑交替。阎连科的现代寓言史诗《日光流年》讲述一个因水资源污染而遗传喉堵症的短寿的村庄在现代化征程中波澜诡谲的命运。马原《冈底斯的诱惑》以世外桃源的姿态颠覆过往对麻风病村的叙述。此外，还有毕淑敏的《花冠病毒》等许多秉笔直书的纪实类作品，也给大众带来非常深的感怀。每次面对疫情，诗歌总是兴盛一时，繁芜庞杂，大多又随疫情而去。

疾疫让生活瞬间陷入恐慌、混乱和无序，让自大的人类受到致命一击。文学对疾疫的叙述让我们看到人类所具有的弱点以及超越性力量。一言以蔽之，爱是人类真正的救世主！乌纳穆诺曾经说过：“在世界和生命里，最富悲剧性格的是爱。爱是幻象的产物，也是醒悟的根源。爱是悲伤的慰藉;它是对抗死亡的唯一药剂，因为它就是死亡的兄弟。”爱带给我们希望，爱唤起沉睡心底的勇气和正义，爱激发了最切实的行动和付出，引领我们渡过难关。在抗击疫情这场牺牲惨重的战斗中，我们每个人都是战士，每个人都有可能被冠状病毒袭击，和衷共济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伍连德、里厄等医生们穿透岁月向我们走来，他们为恐惧中的人们带来沉着与温暖。

病毒和人类的较量颇有龟兔赛跑的味道，当我们像兔子麻痹大意躺下来时，病毒会像乌龟一样默默地越过我们并给予致命一击。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疾疫也能提醒人类不要妄自尊大，不要光顾口腹之欲而忽视万物，忽视生态;疾疫提醒我们三思后行。

生活的苦难与光辉并存。灾难同时也激发人的超越性。伟大的文学作品一直在刻画神性的璀璨品质，赞美灵性的惊人力量。在疫情面前，多少醫护人员、警察和志愿者明知危险仍前往救援，这是藏在我们灵魂深处的文化传统的召唤，它与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夸父追日是同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帮我们度过历史上所有的暗夜。

最近，一张两岁男童的鞠躬照传遍全网，这是我们对礼仪和秩序的渴望。从这个小男孩的举止中，我们看见了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看见了灾难也挡不住的美与善。

责任编辑.杜小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