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低症

胡性能

1

大雨过后的成都成了一个泽国。小福建营巷、半边桥街、席草田、老马路……数以十计的积水地点有如路障，切断了我归家的路。好在没有什么急事，我可以静候渚积的雨水消退。这时，一个陌生的电话打了进来。

竟然是姜东，令人有些意外，他用了个内蒙古乌海市的号码。

我们有两年没见面了，也没有联系。偶尔，能听到一些他的传闻。有说他患绝症的，也有说他破产的。可就姜东的性格，若真是患了绝症，估计除了医生和他本人外，不会有旁人知道。绝症，让所有的安慰听上去都像是临终的告别，所以我从来没打电话给姜东进行确认。倒是说他破产的消息有几分可信，但我没有想到事情会如此的严重。

整整一个小时的电话，几乎是姜东说，我很少插话。一切都来得太突然，这个在北京创造传奇的人，因为几笔不理智的担保，加之股票雪崩，现在成为一个债务缠身的人。他在望京的公司我去过，他位于东四环的逸翠园的住房我也去过，听说现在每天都有债主二十四小时蹲守在那里。

“原先那个电话还用，”姜东说，“但白天都关着，只有午夜过后，才会开几分钟机，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电话打进来。”

除了被无数债主整天追捕，更让姜东痛苦的是他的晕眩。“不是贫血，也不是美尼尔氏综合征，是恐低！这种病估计你连听都没听说过。”

“让人痛不欲生，”姜东的声音低哑，“只要一发作，整个世界就成了一锅粥，飞快地旋转和搅拌。”

挂上电话，我感到内心沉重。我隐约觉得，姜东患上的所谓“恐低症”，与他的破产有关。焦虑、后悔、自责、绝望，这些不良的情绪在他的胸中蓄积、发酵，什么样的怪病都可能被诱发出来。

“要是前年收手就太好了！”一个小时的通话，这句话他说过不下十次，语气中充满遗憾。用姜东的话说，如果他那时见好就收，他这一生就凭吃利息，也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

前年？我想了想，记起了那年夏天姜东回成都，有人为他接风，他还特意把我约了去。那次晚餐我记忆深刻，聚会的人有好几个是成都商界的翘楚，每个人都意气风发，包括姜东，人生满帆前行时，谁可能会想到收手？

但是我现在相信，如果能够回到过去，姜东一定愿意他人生的钟摆停留在四十五岁那年。至少，它应该晃动得慢一些，让他像舞台上的指挥，在观众如潮般的掌声中，来一次热烈的谢幕。仅只是短短的几个月，他从身家上亿变得一无所有，还背上了一身的债。驾车回家的时候，我总觉得姜东就像一个蹦极的人，从高高的铁桥上往下一纵，一切便身不由己。短暂的惊恐、失忆、刮擦脸颊的冷风、迎面扑来的河谷、砸进大脑里的河水的喧响，等他清醒过来，他已经置身于河谷的底部，而身后悬垂的那条安全带，怎么看都像是一条吊索。

除了没及时收手之外，姜东最遗憾的事情，就是没有移民加拿大。妻子和儿子五六年前就办出国了，国内就留下姜东。一度，他在北京的商界游刃有余，源源不断的财富累积让他觉得未来的世界会更宽阔。但他没有想到人生还会如此突转，等他想一走了之，他已经被限制离境，走不了啦。

所以姜东在电话里对我说，北京他是待不下去了。

2

我与姜东一度过从甚密。我们的友情，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前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与他同一年分配到成都的一所职教学校，那是七月上旬的一天，我从上海的一所大学毕业，拿着毕业证和报到证，日夜兼程地赶往成都。我要赶在那所学校放暑假前去报到，从而可以领到整月的工资。

学校分给我的宿舍在马路对面，与校本部隔着几十米的距离，原本是男生宿舍，但因为不好管理，只好把住在校本部的单身职工置换出来。从读中学开始我就住校，一住十来年，就像那些在山野里用自己的尿液标记过领地的动物，一进楼道，我就能闻到那股熟悉的男生宿舍的味道。那是夹杂着烂草席、尿臊和馊饭的味道。尽管在我入住之前，学校已经请人把宿舍的墙体用石灰粉刷过，裙脚还用绿色油漆涂抹过，可我还是能在带着些许刺激味的屋子里，闻到过去那些男生留下的气味。那样的气味让我觉得自己好像还是个学生，没有毕业，只是从一所学校转移到了另一所学校就读。

屋子不大，只有十五六平方米，墙边相对着放了两张床，床中间是两张并在一起的三抽桌，桌面肮脏，有点点滴滴掉落的灰浆，上面的一个玻璃罐头瓶里，插有根须发达却蓬头垢面的兰草。床脚靠墙的地方，各自还放着一个木制书架，粗糙、结实，刷上了乳黄色的油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其中的一个书架侧面，有人用蓝色记号笔写的一副对联：横眉冷对秋波，俯首甘为光棍。床是学生宿舍常见的那种钢管制作的上下床，漆成草绿色，上面放着两片竹篾笆。入住之前，我还以为这是我一个人的房间，有些兴奋，没想到里面多了一张铁床。显然，还有一个人会住进来。

报到之后我就回老家高县了。以往的假期，我总是要在临近开学前才会离开，但那次我在家里待得心神不宁，因为新生活即将开始，离开学还有十来天，我就回到了成都。宿舍里的那張床仍然空着，直到开学快半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才有人住进来。舍友就是姜东，他来的时候是半夜，鬼知道他是如何从宿管科那位不好打交道的科长手里拿到钥匙的。当时我正在做梦，梦境纷繁混乱，让人沉溺。听见门响，我还没来得及从梦中醒来，突然的亮光直刺我的双眼。原来姜东拉亮了电灯。我几乎是条件反射一样从床上弹起来，发现明亮如昼的屋子里站着一个年轻的男子，个头不高，脸上轮廓分明，穿着一件白色的圆领T恤，背着一个巨大的军用迷彩帆布包，一脸歉意地望着我。

平心而论，刚认识姜东的时候，我并不喜欢他。他行踪诡秘，极不合群，早晨起来上完课后，你就再难见到他的影子。还有，吝啬。这是当时我们一群年轻老师对他的一致看法。再后来，我发现每到发工资的时候，他必去邮局汇款。等我们处成朋友后，我才知道他每月要寄两百元钱回家，一百元给他父母，一百元给他妹妹。姜东的老家在川西南的凉山州，当年，母亲把小他两岁的妹妹嫁给了金沙江边一个村长的儿子，用彩礼钱供养姜东上了大学。妹夫是个脑瘫患者，生活难以自理，可姜东大四时，妹妹却生了孩子。暑假，姜东去江边探亲，发现妹妹根本没有为人母应有的高兴，她沉默，心事重重。后来，姜东听到村子里的风言风语，大意是村长为了延续后代，替儿子圆了房。这事让姜东心里一直有一块阴影，总觉得欠了妹妹一生一世的债。

所以在成都工作的那几年，任何能挣钱的机会姜东都不愿意放过。给酒厂的厂长写全国劳模材料，为电视台写解说词，给上小学的孩子做家教，甚至给一家机械厂翻译过机床说明书……只要能挣钱。姜东想寄更多的钱回去，缓解他内心的压力，而姜东自己，能省则省。曾经，他那双黑色皮鞋的鞋尖踢破了一个口子，无法修补，也无余钱购买新的，于是，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每逢雨天，碰到路上有积水，他走路的时候总是脚后跟着地，看上去姿势怪异。

童年的贫困，让姜东馋肉。学校里聚餐，他可以一个人吃掉两大盘千张肉，还嫌肉蒸得太粑，吃上去不过瘾。姜东说，以前在家的时候，一年也吃不上几顿肉，肉不能煮得太熟，否则肚子饱了，嘴还饿着。肉得有嚼劲，这样的话，肉吃够了，嘴里的牙帮也嚼酸了，心里才会满足。

3

回家的路上，我想起最近一次见到姜东已是前年，他当时来成都洽谈生意，有朋友给他接风，地点安排在翡翠城的一家私人会所，在一幢二十八层住宅楼的顶楼，跃层，每一层都有两百多平方米，宽敞、豪华。

“晚上喝点酒，莫开车喽，我喊人去接你！”姜东嘱咐我说。

对我来说，那是一次莫名其妙的聚会，满屋子十多个人，除了姜东外，我一个都不认识。那些人不是这个董事长，就是那个总经理，当然，还有一位留着山羊胡子的神秘人物，姜东叫他郑老师，听身边的人悄声耳语说他是位国学大师，尤其对《易经》有研究。那天晚上我已经很努力了，可还是记不住在座的谁是王總谁又是张总，弄得我在敬酒的时候，在称呼上总是舌头拌蒜，难以理直气壮。但我发现，他们彼此都熟络，要么乱开玩笑，插科打诨，要么俩俩在一边私语，让我坐立不安，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好在买单的人约了几位美女来，那种聚会，她们是佐料，负责调节晚餐的气氛。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吃了熊掌和娃娃鱼，由于内心隐隐的拒绝，我甚至都没有吃出那两种国家保护动物的味道。酒喝高了的姜东有些反常，一再跟他生意场上的朋友说，我是他最好的哥们。他端着酒杯走到我身旁，红着脸，空下的那只手搂着我的脖子，要那几个美女好好照顾我。

姜东当时的状态看上去很好，他个头虽然不高，却不显矮，也没有奔五男人常见的臃肿。我还记得当天晚上他穿着浅蓝色的短袖衬衫和一条铁灰色的休闲裤，身上洒着某种若隐若现的男士香水，让人觉得有难以言说的神秘。开餐之前，一个迟到的美女进到会所，见到姜东时，她夸张地叫了声姜总，一脸惊诧的表情。随即，她便赞叹起姜东挺括的身材，主动上前去，要求抱抱。我记得以前姜东是有肚腩的，但被美女这么一提示，倒真发现他的肚腩没了。

两箱茅台被打开，十二瓶酒被提了出来，整齐地放在餐厅墙边的褐色橱柜上，那阵势，感觉是这一屋的人都豁出去了。我印象深的是，喝了酒的郑老师开始活跃，他的两个小眼睛里晃动着能看穿人内心的光亮。有一会儿，他用一种很古怪的眼神看着我，弄得我很不自在。我与郑老师素昧平生，可郑老师却指出我的腹部有一条十厘米左右的疤痕，他满满倒了一杯酒，说如果没说准的话，他便一口干掉。参加宴会的人无论男女一齐起哄，要我脱光衣服验证。

不用验证了。我承认自己的腹部有一条疤痕，那是七八年前阑尾发炎做手术留下的。事后我一直好奇，我腹部的那条伤疤，姜东都未必知道，郑老师怎么如此笃定他的判断？就像是我曾脱光衣服给他看过一样。

酒喝到半酣时，大家的话都多了起来，他们谈生意，谈国外的投资，谈移民，谈与某个影星共进午餐，谈金融和领导。可我始终融入不到那样的气氛中去，越喝越清醒。趁着他们起哄让姜东与一美女喝交杯酒时，我借上厕所的机会离开餐桌。我没有惊动姜东，悄悄打开了房门，当我走进电梯间时，还听到身后有觥筹交错的声音传来。

感觉有小小的不爽。我像是从一群有钱人中间逃了出来，美女是他们的，高谈阔论是他们的，世界也是他们的，这样的聚会总是让人有挫败感。回想当年姜东刚分配到成都时的拮据，以及他北漂头两年的落魄，不由让人感慨沧海桑田。但从楼上下来，走出小区，闻到大街上熟悉的那种气味时，我很快就心平气和了。那是初夏的一个夜晚，天气转暖，大街上的树叶已经返青，月光从天空中倾泻下来，乳黄色的柔光笼罩着繁忙而静寂的人行道。也许是喝了酒的缘故，我总是觉得置身的这个世界格外安静。抬头往身后的小区望过去，一幢幢高楼颜色深沉，像一些规整的几何块，镶嵌在灰白色的天幕上，楼顶有红灯闪烁，而房间里透出的灯光，则让那些高楼看上去斑驳而陆离。

4

很难想象债务缠身之后的那段日子，姜东是怎样挺过来的。担保失误他还心存一些念想，股票上的盲从则完全不可原谅。就是那次在成都的聚会，姜东认识了郑老师。此后，当姜东担保出问题之后，他竟然打电话求教于他，姜东相信一个能够看透他人身上疤痕的人，一定也能拨开迷雾看清隐藏在纷繁世相背后的商业秘密，于是他的劫数开始了。

郑老师在电话里向姜东轻描淡写地推荐了一只股票，说买了它铁定大涨。郑老师的判断不是来自于他诡异的本领，而是有领导向他透露了内部消息。郑老师告诉虚心求教的姜东说，他治好了老首长痛不欲生的失眠症，为了感激，老首长向他透露的内部消息。

姜东本希望郑老师能够指点迷津，没想到对方推荐他购买股票，失望之情溢于言表，好在相隔北京与成都两地，郑老师看不见姜东不屑一顾的表情。不过，姜东还是顺手在自己的台历上记下了郑老师推荐的股票代码：000819。挂上电话，姜东凝视着台历上的那六个数字，似乎看出了某种玄妙意味。最后三个数字是819，如果用广东话说，那就是“发要久”，倒过来是久要发！

再次想起这只股票是第二天下班的时候了。之前，姜东坐在他的办公室用望远镜眺望了一会儿街景，在把望远镜收回抽屉的时候，他看到了台历上的那串数字，怀抱着某种好奇心理，他掏出手机，下载了“太平洋证券·太极”手机操股系统，当他输入000819的代码时，姜东发现这只名为“岳阳兴长”的股票，上涨了4.88%。姜东迅速盘算了一下自己的流动资金，他发现如果昨天全部买入这只股票的话，一夜之间，他就挣了一百万。姜东伸出舌头舔了舔自己的门牙，第一次，姜东体验到了股市的刺激。

毕竟在商海滚打了多年，热血上涌的姜东立即冷静下来。可是一连几天，岳阳兴长股票都在涨，这就意味着姜东每天都与大笔的钱擦肩而过。“没有几个人抵挡得住那种诱惑！”姜东后来对我说。

抱着赌一把就走的心理，姜东把自己的余钱全压在股票上。其实也真怪不得郑老师，连续几天股票飘红，姜东融资加杠杆再次加仓，可是短暂的飘红之后，岳阳兴长接下来一连6天跌停，短短的一个星期，60多元的岳阳兴长股，掉到不足20元，姜东也被券商强制平仓。虽说之后这只股票又涨了起来，但是已与姜东无关了。

数千万的资金几天内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么多的钱，足够塞满两个大的保险箱，即便是身强力壮的窃贼来，一个人也很难带走，可它竟然就不见了，灰飞烟灭了，这件事发生以后，姜东一直觉得不真实，像是在梦中。

5

与姜东通话之前，我没有想到他会动回成都的念头。在我认识的朋友中，但凡去了北京的，还没有一个回来。哪怕他们中的一些人在那座城市混得并不好，住在狭小的蜗居里，为了还房贷，节衣缩食，斤斤计较，每天疲于奔命，把大好年华都消耗在上下班的路上，他们也不愿意回来。因为回来就意味着失败，也意味着当初义无反顾的离去是一个错误，甚至是一个笑话。所以，当我亲耳听见姜东在电话里疲惫地说他想回成都时，我还是有一些意外。

这两年与姜东联系渐少，没有再见面，电话也打得很少，甚至连中秋和春节时的问候也免了。偶尔回忆起他来，我总是会想起一个三等小站的外面，安静的午后，远方传来隐约的笛声，反射着阳光的铁轨经过月台，出站以后立即有了岔道，两条铁道分道扬镳，互不干涉，像张大的剪刀口，渐行渐远。

但是现在姜东说他要回成都，回到二十年前他义无反顾离开的城市。而且，他要我帮他找一个地方，租也成，买也成，前提是周边不能有高楼。

“这怎么可能？”我说，“除非到乡下。”

“乡下也行，要僻静，”他说，“要尽快！”

电话中，姜东要我替他保密。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回成都，尤其是不能让他过去商界的朋友知道。我不想多问原因，但我猜想与他想躲债有关。

也许，对姜东来说，他的人生注定要经过这种起伏。一个不甘寂寞的人，最终一定是被寂寞笼罩。还记得当年，我们俩同住的时候，他带回来的那些书里，几近有一小半是名人传记。更离奇的是，他告诉我说，那些名人传记，差不多都是他从就读大学的图书馆里偷来的。读书人，窃书不算偷。他借进书库选书的机会，打开百叶窗，利用下水管道和墙体之间寸余宽的缝隙，把书“顺”了下来。分配回成都，他还去图书馆办过一个借阅卡，所借的书，十有八九也是名人传记：《约翰逊传》《富兰克林自传》《罗素自传》《拿破仑传》《卓别林自传》《华盛顿全传》……也许那个时候，姜东梦想着有一天，会有一本《姜东传》问世。

我们俩工作的地方是一所职业学校，每个星期的课不多，学校的管理也宽松，白天我们有大把的时间睡懒觉，踢足球，喝茶聊天。晚上无事的时候，我们便各自靠在床头读书。我杂七杂八什么都读，姜东则闷着头从他那些名人传记里探索成功的路径。那是我至今都懷念的一段日子，每隔几天，朋友们就会相约去几公里外的春熙路夜市，在那儿喝啤酒，吃“三哥”田螺和麻辣烤脑花，我原以为那样休闲的日子会持续很多年。

一天夜里，在我们俩从春熙路夜市回学校的路上，姜东与我谈起了学校的岳老师。据说，岳老师是大宋名将岳飞的后人。我与姜东分配到学校的那一年，岳老师刚好到知天命年纪，可从背后看上去，你说他有七十岁也没有人怀疑。因为他不仅身子佝偻，而且走路奇慢，常常将两只手背在身后，仿佛年轻时被人捆绑过，从此就没有改掉这个习惯。记得姜东当时对我说，你不会希望二十年后，成为另一位岳老师吧？

“你是什么意思？”我问。

“你想一想，”姜东进一步启发我说，“只要一直待在这所学校，那么每一天我们都是向现在的岳老师走近一步，我们的未来，清清楚楚看得见！”

我才知道姜东已经决定“下海”闯荡。除了不想三十年后成为身子佝偻的岳老师，姜东下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学校医务室的小杜医生。小杜医生是成都姑娘，身上隐约散发出一股芙蓉花的香味，这个味道撩拨得姜东有整整三天没有睡着觉。第四天一早，当我还在睡梦中的时候，感觉到眼前有光影在轻微晃动，睁开眼睛，看见姜东圆睁着眼睛，下眼皮还挂着一对儿黑眼圈，说他要去找杜彬谈谈，再这样下去，他很可能会疯掉。

但我知道，小杜医生对姜东没有感觉。但姜东还想做最后的努力，他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于是在夏天的一个周末，我陪姜东去到了城南桐梓林北路，杜彬的父母在那条街上开了一家鞋店。不知是事先决定，还是临时起意，姜东在见到杜彬的时候说，他要去北京了，仿佛去北京就代表着有伟大的理想，前途不可限量，可以让杜彬对他刮目相看，从而接受他的爱情。但当时杜彬坐在柜台后面看《千与千寻》，也许是被书上的情节所吸引了，也许另有原因，她并没有在意姜东黑着眼眶对她的深情表达，只是用冰冷的眼神看了姜东一眼，鼻子哼了一声，便又低下头去。

之前姜东向小杜医生表白的时候，现实的小杜医生问姜东用什么来娶她，房子？车子？这令姜东备受打击，他让小杜医生等他两年，他一定回成都娶她，好像“下海”就是去捡钱。离开杜彬家的商店，姜东双眼发直，紧咬的牙齿让腮帮一下又一下鼓出，仿佛在艰难地咀嚼着什么。我陪着他走了一条又一条街，从高攀路走到新九眼桥，最后进了望江楼公园。我担心他出事，还用手在他眼前晃了晃，怕他患上癔症，姜东却对着身旁的锦江大叫了一声：“杜彬，老子这辈子一定要挣上一大笔钱回成都，到时把你家孩店（鞋店）的孩子（鞋子）全部买下来，丢到该（街）上让人随便捡！”

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事。之前，我身边的许多朋友都“下海”了，但他们大多往南走，去了深圳和广东，而姜东却选择去了北京。

6

很显然，姜东低估了“下海”的残酷。一开始，他还比较乐观，曾经给我写过一封长信，谈了对北京的感受，文字里壮怀激烈，八千里路云和月。但在他连续几个月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后，便没了消息，直到他应聘到一家报社当编辑，才用报社的纸笺给我写来一封短信。我有一些意外。他一个工科生，去当编辑，有点不务正业，但姜东在信中说，先立足，再做打算。

姜东去北京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成都。第二年也没回。他对小杜医生的誓言，一定早已消失在北京寒冷的风里。第二年的寒假，我突发奇想，决定北上看望他。当时正有一股寒流袭来，北京的气温骤降了十多摄氏度，我期待在北京看一场大雪，更期待在那样的环境里，与姜东一道，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可那次我乘坐的Z50次列车严重晚点，抵达北京西时，已经下午五点了。姜东在信中告诉我坐102路公交车，到定慧寺东下车，然后在公交车站那儿等他。

冬天的北京黑得早，我坐上公交车时，西天已暗淡下来，城市的灯光铺陈开去，远远近近的万家灯火，让人既新奇又不安。我当时对姜东还是挺佩服的，一个人要投身到这种无边而陌生的城市，的确需要过人的勇气。到了约定的地点，却不见姜东，心里便很空。我发现即便是首都，在偏僻地带，人行道上的路灯也不是很亮，往来的汽车无声驶过，非机动车道上，骑着单车的人们正在往家里赶，白色的热气从他们鼻孔里被不断呼出来。

怀揣着轻微的忐忑，我眺望着远处的街口，一个又一个的人从那边骑着车过来，又渐渐远去。公交车每隔几分钟就有一班停靠过来，刹车，车门叽咕打开，车上下来的人裹着厚厚的冬衣，很快就消失在夜幕中。人行道上人来人往，有几个远处看上去像是姜东，走近一看又不是，不安与失落像决堤的河水向我袭来，我担心他出了什么意外，如果他不出现，不知道我抵达北京的这个夜晚，将如何度过？等得有些绝望时，才听见有人在身后叫了我一声。

谢天谢地来了。姜东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羽绒服，袖口和衣襟在路灯的照耀下，隐隐地发着亮光，让人觉得有些落魄。我估计这件羽绒服他穿上就没脱下来洗过。“走，我们先去吃饭！”他说着便伸手过来，想接过我背在背上的牛仔包，被我谢绝后，他就把两只手揣在羽绒服的口袋里，收紧腹部。我走在他身旁，有一点点失落，我先前以为他见到我会很兴奋，没想到他不冷不热，好像不是两年前离开成都时的那个姜东。

盲目地跟着他往前走，行道树不知道是何种树，掉光叶片的树枝间，能看见许多闪烁着霓虹灯的门脸。很显然，姜东已经选定了餐馆，我们一直走到一条偏僻的窄街，周边建筑低矮，看上去像是一座县城的城郊，全然没有我想象中首都的气派。在一家四川餐馆外面，姜东停下来，他掀起餐馆门口垂落的防寒塑料帘说：“今天请你吃水煮肉片！”

那个时候的姜东还没发达，他经济拮据，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他在那家报社工作，每个月只挣千把块钱，还得租房住，手里很紧张。那一次，他在四川餐馆点了一盆水煮肉片、两个炒素菜、两碗饭，后来又加了一碟油炸花生米和两个小二。令我意外的是，吃完那盆水煮肉片后，剩下的汤汁他居然舍不得扔，用一个塑料袋打包带回去，放在一张桌子下面的一只铝锅里。我是后来才知道，当我离开北京之后，有两天，他便就着那点汤汁，在里面煮几片豆腐和白菜打发自己。

时隔多年，我还记得当时姜东在那家四川餐馆点菜时的犹豫。所谓的小二，就是北京每个餐馆里都能够见到的小瓶二锅头。我们每人一小瓶，我的酒量很差，还不如个女人，一瓶喝下去，世界就开始模糊。看街上的行人都像是笼罩着一团光晕。其实姜東带我进那家川菜馆时，我就已经感觉到了他的窘境，曾经想把单结了算了，但又怕伤他的自尊。那餐饭吃得不热烈，拘谨又盘算，就算是小二倒进了胃里，我们似乎也没有找回在成都时那种亲密无间的状态。饭后，跟着姜东步行回到他冰冷的住房，我私下里想，如果换了我，肯定坚持不下去了。在成都生活得好好的，来北京干什么？纯粹是无事找事。

的确有些失落。当天晚上我们俩挤在他的床上，有一句无一句地聊天，似乎一直找不到让我们共同兴奋的话题。两年前他离开成都前可不是这个样子，那个时候我们关了灯，在黑暗中常常聊天至深夜，什么话题都能聊，政治、女人、读书、旅游、音乐、踢球……有时聊兴奋了，我们还会起来，半夜里把学校左侧老郝家的小卖店敲开，买瓶泸州老窖特曲，喝高兴了，在酒精的鼓舞下，我们会把宿舍密布烟头的地打扫干净，然后用粉笔在地上写诗和画画。姜东去北京以后，那间屋子再没人搬进来，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保持着房间的原样。有朋友为我照过一张相：宿舍里，我靠墙蹲着，双手拄着下巴，眼皮低垂，仿佛在想心事。在我身后漆着绿色油漆的墙体上，白色的粉笔画了一幅抽象画，旁边写着：比预计的多活一秒，我们将看到这个世界完满的结局。

我记得姜东刚去北京的时候，曾鼓励我来与他一起闯荡。但在我到北京看他的那个夜晚，姜东只字不提让我来北京的事，仿佛这是一个我们俩都要共同回避的话题。我们甚至也没有谈论小杜医生，也许在姜东看来，一个落魄之人是不配拥有爱情的。那天晚上，我们只聊了半个多钟头，姜东回应的时间间隔越来越长，后来干脆不说话了。我怎么也睡不着，心里老是替他的未来担心，甚至建议他重回成都，他没有说话，坐在床上，低下头摇了摇。那天夜里，我能从姜东的呼吸里，听到他一直没有睡着。我也是到了后半夜，才迷迷糊糊睡过去的，夜里，我梦见自己掉进了一个冰窖，浑身被水打湿，而我完全是靠体温，才把衣服烘干。

7

北京是我见到过的醒得最早的城市，夜里四点，外面就有了动静，睡梦中感觉有一辆车缓慢地从远处驶了过来，碾过静寂的街道，也碾过无数人的睡梦。车轮上粘着几片昨夜的落叶。车身上安有一个小喇叭，正循环播放着《好人一生平安》的音乐，新的一天好像就这样开启了。姜东上班的地方很远，昨晚我就知道他得一早出门，半梦半醒间，我能感觉到他轻轻起了床，穿好衣服后，从桌下拿了暖水瓶，小声出了门。昨晚吃完晚饭回来时，我曾在小巷里看到有人烧水卖，城市大了，真是干什么的人都有。

姜东租住的平房没有暖气，夜里我们睡下去的时候，把衣服和裤子都压在了被子上，但还是觉得冷。直到姜东起床后，我的身子好像才暖和过来。在成都，我每天睡得很晚，起得很迟，生物钟被人为地调慢了几个小时。等我再次醒过来的时候，姜东已不知去向。屋子里很安静，我的头有点痛，不知道是受了凉，还是昨晚喝下的二锅头后劲还没过。阳光从窗玻璃透射进来，窗子是毛玻璃，没有窗帘，感觉没有一点隐私。我猜想来北京这半年，姜东是不会有什么性生活的。他租住的那间屋子，如果不是内心强大，很难把女人带来。除非他无耻到没有一点尊严。醒来之后我也没急着起床，而是蜷缩在被子里想了很多事。空气实在太凉了，每吸一口气，鼻子都感到酸痛。

看到姜东的处境，我觉得待在北京实在没有意思，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就为躺在冰冷的被窝里？我就想要不要当天就返回成都去。脑子里很乱，决定不了。有一会儿，我被墙上贴着的报纸吸引住了，那是新贴上去的老报纸，当时我还没戴眼镜，视力好得像是远视眼，有二点零，墙壁上的报纸，再小的字我都看得清清楚楚。靠近我头边的那张报纸是《参考消息》，1978年6月15日，星期四，头版消息是卡特同印总理德什么的会谈。我之所以记得那么清楚，一是因为6月15日恰巧是我的生日，二是因为印度总理名字里有个字我根本不认识，上面是宝盖头，下面是一个西字。笔画如此简单的一个字我怎么会不认识，一点印象都没有。看来前一天的酒的确喝多了。

我盯着那个陌生的字足足看了好一会儿，直看得满心羞愧。我大学读的是中文，连一个笔画简单的常用字都不认识，足以见到我当年读书时有多么不认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让一个本该认识的字，像一条漏网的鱼，在多年以后给我带来了耻辱。但我后来灵光一闪，才意识到那应该是个简体字。我想起来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曾经短暂地用过一批简体字，我不认识的那个字，应该是“赛”字的简体字。真不知道“德赛”与“卡特”会谈，与我有什么关系，倒是报纸的右下角有一则社论与我有着间接的关系，那是美国巴尔的摩托《太阳报》发表的一则社论，题为《同北京建立正式关系》。

我在姜东的床上一直睡到中午才起来。他的桌子脚下有一个暖水瓶，但从里面倒出来的水竟然是冷的。我用那冷水给自己洗了一把脸，感觉就像是用砂纸在摩擦自己的脸。北京的冬天气温实在太低，片刻之后，我的脸烧了起来，并决定当天就返回成都，哪怕我五十岁不到就老成岳老师的模样，我也不在乎了。我承认我有些短视，安于现状，但我的确无法在北京寒冷的冬天，住在一个像姜东所租住的破房里。

几个小时之后，我按照头一天晚上来的路线，在定慧寺东上了同一趟公交车，去到了北京西站。我在那儿买了下午四点过回成都的火车，等姜东回到他的出租屋，我已经在火车上了。本来，我是决定再住上一夜，然后晚上请姜东去全聚德吃一次烤鸭，但坐在他那间寒舍里，我改变了主意。我知道，姜东其实是不愿意我看到他过得如此窘迫的。临走时，我把五百块钱悄悄塞在他的枕头下，给他留了一张纸条，编了一个理由，然后越狱一样从北京城逃回了成都。

8

刚到北京的时候，姜东的确过了一段噩梦般的生活。每天早晨，他在自己的保温杯里灌满开水，带着两个馒头跑人才市场。有时他跑中关村海淀南路，坐386路公交车，为了五毛钱他得计算在什么地方下车比较划算，剩下的路则步行去。有时他去雍和宫，有时则去安定门，但一直没有被人录用。站在人来人往的大街边，眺望着远方隐没在灰色中的建筑，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为他开的门到底在哪儿。幸好，山穷水尽之时，一家报社接纳了他。

收入很低，姜东只能租住便宜的房子，那是朝阳区农展馆附近的一个老小区的地下室，还是地下二层，只有五六平方米大，里面放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就没剩什么空间了。由于房子是用三合板隔开的，隔音效果很差，旁边屋子里的人夜晚翻个身，床发出的咯吱声都清晰可闻。白天，大家外出工作，还相对安静，当然，也有白天一整天蜗居在地下室的人，他们有可能是赶夜场的小姐，也有可能是背水一战，到北京来考研的穷学生。

刚到北京不久，姜东水土不服，患了重感冒，他像死人一样，在租住的地下室里躺了两天，没吃任何东西，只喝了一壶开水。住在姜东右隔壁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在和平医院的食堂干活，丈夫在海淀区的一家科技公司做保安，两人上班的时间总是错开。姜东生病的那天，两人竟然白天回到了出租屋。进了屋之后，他们一定是仔细听了听周边有没有什么声音，可能是觉得租客都不在了，便放心大胆地过起了夫妻生活。姜东的脑子烧得有些迷糊，但他还是能听见男人沉重的呼吸以及女人压抑着的呻吟。尽管两人后来的动静有些大了，可姜东的身体仍旧没有什么反应。他一动不动，把呼吸放缓，力争不弄出响声，可内心里的悲伤却像潮水一样阵阵涌来，他慌忙把头缩进被子里，泪水从眼眶里流了出来。

姜東租住的地下室，租金比隔壁的都要便宜一些。北京本来是一座缺水的城市，干燥，但如果住在地下室里，就会是另外一种体验，那里的空气永远是潮湿的，墙壁也永远是潮湿的，甚至夜晚盖在身上的被子也是潮湿的。仿佛居住的地方，是水汽弥漫的江南城市。姜东租住的屋子，头顶就是纵横交错的排水管道，很多时候，他可以通过管道里的声音，来判断地面上是晴天还是雨天。床铺的顶上是一根粗壮的灰色管道，有时夜里醒来，听见管道里哗哗地响，姜东就知道外面下雨了。但这都不是让他最难接受的，最让他受不了的，是墙角有一根白色的管道，就在他头顶的上方，姜东猜测是楼上卫生间的排泄管道，有的时候，那条白色的管道会传来“吧嗒吧嗒”的声音。

那是有人在姜东的头顶上拉大便，而他却无处躲闪，姜东只好把海绵耳塞死死地塞进耳朵里，但没有用，只要那声音微弱地传来，姜东就觉得那大便仿佛直接拉在了他的头上，他只有把枕头挪到靠门的那一头，但还是难以入眠，他郁闷得要发疯。好在他经常加班。夏天的时候，加班晚了，他干脆不回住地了。有时候回来得不早不晚，姜东到了租住的地下室附近，想到那吧嗒吧嗒的声音，就不想进去。他会买一瓶燕京啤酒，爬上人行天桥，坐在梯子与通道的转角处，在那儿喝着啤酒，看下面的车来车往，看提着食品袋回家的主妇，看远处夜幕中的楼群，看高楼上一扇扇亮着灯光的窗子，想象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像他们一样，在北京这座陌生的城市，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其实，姜东在地下室住的时间并不长，等他手里稍微宽裕一点，他立即从地下室搬到八里庄那个破败的院子。就是我曾经去过的那个院子，虽然破败，但毕竟在地上，姜东说感觉完全不一样，再也没人在他头顶拉屎了。

世纪之交的那一年，姜东在北京买了一套住房。在和平里一幢住宅楼的顶楼。办完手续拿到钥匙的那天，姜东请他去北京后认识的朋友吃饭，那天他们喝的是白酒，牛栏山二锅头。抬起酒杯来与朋友们碰杯的时候，想起刚到北京时住过的地下室，姜东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高兴的！”姜东用纸巾揩干净眼泪说，“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北京也不相信！”

9

那年冬天我从北京回来，与姜东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但我会时常想起他租住的那间破旧的平房，想起那个寒冷的冬夜姜东的沉默。我不主动与姜东联系，是不想触及他内心的伤痛，在我看来，生活在成都这样安逸的城市，就用不着北漂了，虽然说杜彬不接受你的表白，但在美女如云的锦官城里，还有李彬赵彬孙彬，此花不开那花开，不愁找不到一个你心仪、同时也欣赏你的女人。

大约在收回香港后的那年，姜东突然打了电话过来。那时候正值学校房改，我作为一名年轻的老教师，分到了一套两居室。尽管面积不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厨房、卫生间、阳台应有尽有。为了庆祝乔迁新居，我花了两个月的工资安装了一台程控电话。一天晚上，姜东把电话打到了我的座机上，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我的电话号码，但能够听得出来，姜东已经摆脱了我去北京看他时的艰难处境，电话中，他的声音洪亮、乐观，舌头大，一听就知道是喝高了。

姜东打电话是想告诉我，他已经从过去的那家报社离开，现在干出版。“要挣点钱哈，哥子！”姜东语重心长地说，“商品社会，缺钱会寸步难行！”

“我当然也想挣钱，但问题是哪个都想挣钱，钱就真不好挣了嗦！”

姜东说，他可以从北京图书批发市场三折拿到一批工具书，问我有没有兴趣做推销。我对自己很清楚，一个去北京只待了一夜就仓皇逃回成都的人，即便是有兴趣，也不可能去冒风险。但姜东说，他发来的这些书，利润很大，其他省区的代理，许多都因此发了财，挣的钱买了房还买了车。听了之后，我又觉得前景很让人向往，那就试试看。

书是通过火车托运过来的。之前，他用挂号寄过来了一张图书清单，我打开一看就傻了：《合理避税手册》《最新票据法实务全书》《最新司法文书大全》《最新党务实务手册》……我不知道谁会买这些书。等书运到成都火车站，我才发现托运过来的书，体量大大超出了我的估计，我不得不雇个搬运工，花了一上午，才把上千套图书从火车站搬到我的房间。足足一屋子的书。等我拆开包，发现里面每一本都比砖块还要厚，关键是价格定得离谱，每本都高达几百元。而且那些书是如此的枯燥，只要一翻开，你的阅读兴趣全无，睡意立马上来，效果比安眠药还好。

记得把书搬回来的那天晚上，我差不多一夜未眠，忧心忡忡。面对堆在屋子里价值几十万的书，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怀疑那些每本定价两三百，甚至三四百元的书，一本也卖不掉，那样的话，即使只是三折拿来的，眼前这批书也会把我坑死掉，把姜东也坑死掉。我当时的心情既沉重又恶劣，怪自己受不了利益诱惑，轻易就答应姜东帮他销书。这种恶劣的心情一直持续到半夜，直到我拆开《计划生育务实全书》后才稍有改善。

香港回归的那年，教育还没有被当作一项产业来抓，我所在的学校也还没有像后来那样无节制地扩招，我每周只有几节课，所以有大量的课余时间出去卖书。为此，我专门到荷花批发市场，买了一个型号最大的牛仔包，一次可以塞进二十本厚厚的工具书。我背着那些书往成都的各个单位跑，也心存幻想，没准就有单位需要这些书。有时候，我甚至感觉自己背的不是书，而是人民币。

但残酷的现实给了我当头一棒。人家一听我是来推销书的，也不管我卖的书对他们有用没用，通通用一副厌恶的表情拒绝了我。我至今还记得卖书的第一天，我背着重达十来公斤的书，在成都城里跑了一天，贴进去七八元公交车钱、五六瓶矿泉水，赚来了满脑子的懊悔。一本都没有卖出去。傍晚的时候我回到家楼下，身子疲惫不堪，几乎爬不上楼。汗从我的发根里渗出来，从我身体的每一个毛孔里渗出来，身上的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闻到自己身上令人厌恶的汗酸味。等我到了家，冲了澡，才发现身上换下来的那件天蓝色T恤上，汗渍已经形成了几道弯弯扭扭的等高线。

我想象着姜东在北京，与我一样背着一大背包书到处推销，到处遭人白眼，被人呵斥，心里就难受。晚上，我给姜东打了电话，告诉他我跑了整整一天，推开过数十个单位的办公室门，可一本书都没有卖掉。姜东在电话里问我怎么卖的，我老老实实交代了卖书的过程，我甚至希望他觉得我無能，天生不是干这一行的，从而发善心，把他托运过来的书再托运回去。没想到姜东听了我卖书的情况后，告诉我这是正常的，这样卖书，肯定是卖不掉的。“你想想，莫名其妙去推销书，一本书定价几百块，人家又不是哈儿！”姜东说。

10

姜东托运来的那批工具书，看似没有时效，但有一个黄金销售期，时间大约半年，过了半年，就不好卖了。姜东也着急，他为此专门坐火车来成都，亲自推销书，跟着他，我掌握了一些业内人才知道的技巧。

姜东推荐书很有一套，他先是跑到新华书店，买了四川各地的电话黄页，然后便坐在我客厅的沙发上，一遍遍翻看那本黄页，不时还用手中的黑色碳素笔在黄页上做一些记号。此后，姜东就按照图书的内容，有选择性地给一些单位打电话，说普通话的姜东，让人感到格外陌生，仿佛是一个我从未认识的人。每一天，我去上课的时候，就见姜东歪坐在我客厅的沙发上，用肩膀和耳朵夹着话筒，一边与人打电话，一边记录。一般来说，黄页上所留的电话，都是办公室的。接通电话后，姜东就告诉接电话的人，说是领导订了书，现在要送过来。我发现，几年不见，姜东说谎话的技术大有提升，我问他领导什么时候跟他订的书？他说不打上领导的招牌，谁会接你的电话？

我注意到，姜东在挂电话之前，总是能把接电话的人姓什么搞清楚。挂上电话后，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要在电话中与对方联系上之后，你才能够上路，这叫打有准备之仗。去到人家单位，姜东会直接去办公室，找接过他电话的小张、小王，或者小李，如果接电话的是主任或者副主任，见面都会称人家的职务，正的当然好，副的姜东也会把“副”字去掉。“反正少说一个副字你也不会死。”他启发我说。书送出去之后，姜东决不逗留，带着我迅速离开，他告诫我言多必失，得保持必要的神秘，让对方摸不清我们的来路。过了几天，姜东就会再打个电话去问书有没有送给领导，领导看了满不满意？送还是没有送，他都告诉对方说要过去把账结了。这个时候，我们送过去的书已经在他们手里躺了几天，他们翻了翻，发现还真有些用，反正用的是单位的公款买，书再贵，自己也没有什么损失。

在那之前，我没有想到这一生还会客串做一回书商。那时的姜东，已经一扫那年冬天我在北京看到他时的一脸窘态，显得自信满满。有时候碰到对方质疑，姜东也能从容应对。比如说我们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送书的时候，碰到一个进来办事的法官，见姜东手里拿的是《新刑法解释全书》，接过书去翻了翻，眉头就皱了起来，让人胆战心惊。随即，他用怀疑的目光审视着我们说，昨晚新刑法才颁布，你们今天就把书送来了，假的吧？当时我们刚爬完六楼，七月，成都热得够呛，我们两人一头一脸的汗，法官的话让我的心一凉，连汗都变成了冷汗，心里说要糟，脸上随即露出惊慌之色。身边的姜东却镇定自若，他竟然对法官说，你先让我们喝杯水再给你讲。后来才知道，法官之所以皱眉头，是他想不通，刚颁布的新刑法，怎么会有人一夜之间就把解释的书给印了出来，而且还从两千公里以外的北京运到了成都。

“编书的全是内部的专家，”姜东脸不红心不跳地说，“新刑法就是他们拟订的。”他说的也是实情。

“还真是新刑法的内容，”法官翻开版权页，一脸疑惑地说，“日怪咯，今天才七月五号，怎么你送来的书会印着九月出版？”

“干我们这一行，”姜东不作具体解释，只是神秘地对法官说，“一贯是走在时间前面咧！”

“这一招跟月饼厂家学的吧？”法官揶揄姜东说，“六月份产的月饼，打上的生产日期是八月份，你是不是经常吃明天，或者一个星期后才生产的月饼？”

“我们的这个是无公害月饼，全都是第一手资料，内部人编的，”姜东嬉皮笑脸地说，“你是内行，一看就晓得我没有说假话，这个书用得着，好用！”

从法院出来，我对姜东佩服得要命。他要是以现在的临危不乱去对付当年的杜彬，估计剧情最后会反转。没想到姜东宽厚地一笑说，当年为一个女人北漂，实在是幼稚，只要你掙了大钱，什么样的好女人都会主动找上门来。“不过我还是很感谢小杜医生咧，”姜东眯着眼睛望着蓝色的天空说，“莫得她当年的拒绝，我还不会如此决绝地去北京。”

那是世纪之交的头一年，一切都像是在结束，一切都像是准备开始。来成都帮我推销书之前，姜东像一颗大风中的种子，终于在北方那座快节奏的城市扎下了根，他在那儿买了房，还奇迹般地在那儿落了户，从此成了北京人。

11

我再次去北京看望姜东，是把他托运来的那些工具书卖光之后。客串书商，让我挣了点钱，趁暑假去北京找姜东。那个时候的姜东已活得风生水起，偶尔打他的电话，能够感觉到他的忙碌，电话里常常传来其他电话的铃声以及员工谈业务的声音。几乎每一次通电话，姜东都会动员我去北京，与他一同干一番事业。你再来看看，会动心的，姜东说。

再次去北京，我坐的是飞机，姜东亲自开车到机场接我。他开办了一家文化公司，办公地点在芍药居附近，一幢七层楼的住宅楼，从一单元上去，姜东把顶上的两套房子全买了。那天在小区里把车停好后，姜东拖着我的拉杆箱来到了那幢住宅楼前，当我俩走到单元门口时，我看到左右两侧的墙上，挂着至少五块铜皮做的公司招牌。全是一些耗儿公司，有做出版的，有做文化的，有做软件开发的，有做家政服务的，还有做起重设备的……他指着那块写有“芙蓉文化公司”的铜皮招牌对我说，那就是他的公司。

顶楼面东的那一套是公司的办公地点，面西的一套是他的住处。两室一厅的房子，有会客室，也有书房，我去以后就住在他的书房，每天早晨起来，都有人打扫干净，像住宾馆一样。

至于对面那套房子，风格与姜东住的这一边就完全不一样。门厅里一片狼藉，四张办公桌拼成的大案板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信封，墙角还有两个绿色的大麻袋，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这里是邮电局的信件分拣中心。

坐在姜东的书房里，可以望见楼下车水马龙的街道，还能看见远处一片低矮的建筑工地。姜东告诉我那是新建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再次见到姜东，感觉他比一年前去成都推销书时更有激情了，自从见面开始，他一直向我描绘美好的前景，说话时，手势特别多，也特别有力。是他先提及我第一次到北京看望他的事的。姜东说，他当时正值人生最困顿的时期，所以我来北京，他也没有好好招待我。谈及当年在北京的艰难，姜东对那天晚上带回去的水煮肉汤汁记忆犹新。作为补偿，我到北京的那天，他请我到离他办公地点不远的一家餐厅吃饭，就只我们两个人，姜东却点了足够十个人吃的东西，还喝酒，五粮液。

再次相见于北京，姜东兴致极高，喝完一瓶五粮液还不够，又要了一瓶。在酒精的作用下，姜东动了感情，他回忆起了当年到北京时经历的种种艰难，回忆人才市场里的绝望，也回忆起住在地下室里的不堪经历。

“所以后来我只住顶楼！”他说。

“还有，你塞在枕头下的那五百块钱，真的是救了我的急！”姜东仰头喝了一大杯酒说，“我从那时就把你当亲亲的兄弟了哈。”

我这才知道，姜东刚到北京时住的是地下室。那座城市有数以万计的地下出租屋，那些出租屋大多不足十平方米，为了省钱，往往住的还不是一个人，再加上住在地井、人防工事、地下澡堂、地下车库里的人，至少有一百万人生活在北京不见天日的地下。曾经，姜东是他们中的一员。

我在北京的那几天，姜东忙得不可开交，本来说我们俩去慕达峪爬长城，可直到我离开北京都没成行。那时的姜东正在编撰《中国名师大典》，据说只要被此书收录，就是中国教育界的翘楚。办公室客厅里的案板上堆着的那些信件，以及墙角两个绿色麻袋里装的信件，都是全国各地的教育工作者寄来的，很显然，他们都希望自己平凡的人生，因为入选这本名师大典而变得不平凡。姜东说，他出这本书，旨在彰显教育界那些“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精神，不收钱的。但是对于入选者，每人都得买一至两本留作纪念。我心算了一下，如果如他所说的每个人买一两本，这套书的码洋不会下五百万。

我父亲后来也被选入这本《中国名师大典》，几十年来，他一直在川南高县一所乡村小学当老师，出于友情，姜东让我把我父亲的简历寄一份给他。“让老人家高兴高兴！”那个年头，看见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进入什么大典、名录或者全书，还的确会让入选者兴奋一阵。

车祸发生前的一个小时，姜东像往常那样，下班以后坐在办公室的落地玻璃窗旁，俯瞰着楼下车水马龙的五环。他那张巨大的震旦牌办公桌下面，在最底层的抽屉里，有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里面藏着一架Discoverer探索者双筒屋脊式望远镜，带高清夜视功能。美国佬的产品，质量的确不错。当一个穿灰色职业套装的女人闯入镜头后，姜东一直盯着她的背影。人行道上行走的女人对他的窥视一无所知，她背对着姜东的办公楼，走在亭亭玉立与风情万种之间。姜东发现，那个女人的臀部在望远镜中是那样的好看，丰腴、圆润，充满难以言说的动感，让人想入非非。这些年来，姜东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女人，按他的话说，每个都是女人中的极品，但从来没有哪一个的臀部让他如此着迷，那一天，他一直用望远镜，目送着女人最后消失在大街的拐角。

几年以后，在成都三岔湖边，姜东对我说，他那天下午观看街景时，想起了李安拍摄的电影《色戒》，梁朝伟演的电影，未删节版，里面有三段性爱镜头。当初，姜东不明白易先生为何那样暴力，粗鲁得像个野蛮人，但那天下午，姜东算是突然懂了易先生。

“他的粗暴中有发泄，更有绝望，”姜东说，“背着汉奸的骂名，整天都有人惦记着暗杀他，易先生的压力可想而知。”

还是暂时回到姜东出车祸的那天下午。透过落地玻璃窗，姜东面对着东北方，从那儿，他能够看到五环上大约两公里长的一截路面，在昆泰酒店和昆泰嘉城中心两幢大楼之间。由于是目测，距离也许会更长一些。姜东曾想要用车上的里程表测量一下，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很容易就做到的事情，一直没有实现。楼下车来车往的五环，除了在外地出差，姜东每天都会在这条路上跑个来回。

看着五环上密密麻麻的汽车，姜东突然有些焦躁，甚至，他能感到皮肤上面密布着鸡皮疙瘩。他发现用肉眼观看，五环上的那些汽车比宾馆房间提供的那种火柴大不了多少。是的，除了宾馆里，这个世界似乎再也找不到火柴的踪迹。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姜东看到发生在五环上的车祸。

事发突然，当姜东把望远镜对准车祸现场时，五环已经乱成一团。镜头中，他看见有一辆绿色的公交车撞击在前面那辆洒水车的尾部，力量巨大，隔着好几百米距离，姜东甚至听见巨大的撞击声传来。镜头里，洒水车的水箱被撞得变了形，突然增大的压力把水箱上的罐盖弹飞起来，圆形的罐盖在空中旋转着，砸到了旁边一辆白色轿车的顶部，在那儿弹了一下，轿车顶部突然下陷，像瘪掉的气球，而力量卸去不少的罐盖越过了五环上的护栏，从高桥上飞了下去，消失在望远镜的视觉盲区里。

“你不知道那个画面有多清晰，”姜东后来对我说，“清晰得就像是与生俱来的一样。”

车祸发生后，五环上挤满了车辆。姜东足足在办公室里看了一刻钟，直到交警开着清障车闪着警灯过来，才把拥堵的五环疏通。车祸发生的那天下午，姜东六点才离开办公楼，他后来回想起来，总觉得有一些事情匪夷所思。当时正值下班时间，往常大家都急着挤电梯，每一层楼都有许多人守在电梯口。可那天下午，他从四十八楼下到地下二层停车场，他乘坐的电梯中途竟然没有停过，就像后来发生的一切，有人专门导演的一样。

当时，姜东根本不知道一刻钟以后，会有一个灾难在等着他。从公司所在的四十八楼下到地下二层的停车场，他没有碰到一个人，仿佛那幢能容纳上千人的写字楼里，就只有他一个人。地下停车场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烟尘味，姜东来到泊车的地方，坐上了他那辆大排量的切诺基。

从地下停车场出来，得绕一个弯，穿过数幢高楼之间的马路，才能上五环。此时如果从空中俯瞰北京城，一定会觉得深藏在地下的甲壳虫正在暴动，每一条马路、每一个路口都是车。十来分钟后，姜东驾驶着他的大切诺基转上了五环，从西往东，汇入到了拥挤的车流。就在他重新回到公司附近的五环时，他开始出现幻觉。那时太阳已严重西斜，下班的高峰期，阳光从身后的高楼上空照射过来，从汽车前挡风玻璃看出去，行驶着的汽车似乎都没有动。五环，像一条出了故障的巨大传送带，停了下来。

可是，当姜东拐上五环时，原本凝滞的“血管”突然通畅，密集行驶的汽车逐渐提速，视野的尽头，延伸过去的五环上，那些大小不一的汽车从远处看上去像逃向自由的甲虫，灰色的、黑色的、白色的、蓝色的、紫色的……僵硬、丰肥，脊背上反射着亮光。

眩晕就是这个时候发作了。姜东原本是看着前方行驶的汽车，可他突然想起要用汽车的里程表测一下往常两幢高楼间五环的距离，他偏头看了看马路一侧，想看看他公司所在的高楼，然后定位，寻找他坐在办公室里用望远镜看到的那棵紧靠昆泰酒店的电杆。高大的楼群里，很难一下子就捕捉到自己公司所在的位置，那些大楼看上去像是一座座能量从上到下锐减的高塔，顶部明亮，下部却深埋在暗影之中。突然，姜东感到头皮一阵发麻，继而是头晕、恶心和暂时的失聪。他在慌忙中按下左侧车门的玻璃，头刚伸出车窗，中午在金鼎轩吃的东西从喉咙里一下窜了出来，直接喷在了一旁紧靠着的一辆红色雪佛兰轿车上。失忆前，姜东恍恍惚惚看到一个年轻女人扭曲的脸，她脸上的墨镜，蛤蟆、眼睛凸突的蜻蜓、熊猫、满天翻飞的蝴蝶……

14

两个月后，姜东在亚运村交警大队播放的监控视频中，看到他那辆身型魁梧的大切诺基在车流里横冲直撞。右脚的某根神经在痒，藏得挺深，用手触摸不到，脚掌和大脚拇指接合处一下一下地跳，刹车和油门靠得那么近，眩晕的时候根本分不出彼此，一定是压触到油门了。画面上，五环上巨大的车流井然有序，似乎是以一种均匀的速度向前，突然，姜东驾驶的汽车猛地加速，重重地撞在前面一辆白色的现代牌轿车的尾部，车身一侧，以更快的速度扑向前面一辆黑色丰田越野车，却不可思议地被那辆丰田车巧妙躲过了，姜东深紫色的大切诺基扑了个空，车速却更快，毫无节制，往更前方一辆红色的雪佛兰轿车扑了过去。

记忆彻底黑屏之前，姜東在一片汽车的撞击声中，看到有什么东西飞扑过来，是前面洒水车的水箱盖子，旋转着，像是突然闯入记忆中的飞碟。姜东看到它重重地砸在身边的汽车顶上，仿佛是有意的一个停顿，水箱盖飞过五环的护栏，片刻之后，姜东感到那个大家伙砸在地上的撞击声传了上来，随即，好像有一个五毛的铜币，死死镶嵌在了他后脑的头骨上。

姜东告诉我，当他在亚运村交警支队的监控录像中看到车祸的监控视频时，他的大脑“嗡”的一声，冷汗顺着他的背脊流了下来。原来，他在监控视频中看到的，与他之前在办公室从望远镜中看到的一模一样。场景一样，事故的过程一样，细节也一样。也就是说，在车祸发生前的半个小时，他已经目睹了那场后来让他断了两根肋骨的车祸。这事有点玄，听上去像是杜撰的，但姜东的声音诚恳，听上去又不像是在说假话。

当姜东向我描述车祸过程时，我记起了某个电视画面，斗牛场窄道前面的栅栏突然打开，脾气火暴的褐色公牛冲了出来，在车流里跳跃、旋转和大幅度扭动，牛背上的骑手，像是风中的旗幟，又像是一块被人随意舞动的破抹布，甩来甩去，最后被卷到了牛蹄下面，我清晰地听见了肋骨断裂的咔嚓声。

其实，我一直不相信姜东对车祸事件的描述，但也找不到他虚构这件事的理由。我更愿意相信，那是他在车祸发生后，大脑受伤而留下的臆想，或者幻觉。自证很多时候是困难的。为了让我相信，姜东发了重咒，说如果他之前没有在望远镜中看到后来的车祸，他愿意此生每出一次门，都遭遇不幸。

我仍旧半信半疑。但我后来查阅过相关资料，发现愈发地不能排除有人具备这种“先知”能力。姜东这种视觉前置的现象，医学上叫作错视现象，认为是大脑皮层的瞬间放电导致的结果。这种视觉记忆的混乱，通常是发生在非常熟悉的环境中，而现代物理学也从它们的角度解释过，认为是四维空间发生混乱后的特殊感觉。当然，是否真的提前看到之后的车祸，对于姜东来说也许并不重要了。比车祸更严重的，是此后他随时不期而至的眩晕。天空像是无边的大海倾倒过来，海水涌入口腔和鼻腔，令他难以呼吸，严重的窒息感让他的胃部剧烈地痉挛，就像是要把里面彻底清空，才能接纳涌入的海水……此后他就彻底丧失了知觉，黑屏，记忆断档，当他苏醒过来后，他发现自己的人生就此被彻底改变——他再也不能抬头看高处了，楼梯、大树、高楼、飞鸟、天空……一切比他高的东西，都成为他发病的诱因，会让他眩晕。他只能盯着地下，看低处的东西，才会感到安全。姜东说，发病以后，他觉得，上帝把他的天空给没收了。

15

一个生活在北京的人提出居住的周边不能有高楼，这很搞笑。要知道，除非是在荒野，否则，即便是在现在的成都，上千平方公里的城区，无论你住在哪里，抬起头来，也全是摩肩接踵的大厦。蓝色的玻璃幕墙成为一块块矗立在城市中央的巨大镜面，映照着附近的高楼，也映照着天空、白云和飞鸟。我知道姜东素有住顶层的习惯，就对他说住在城里也不怕，租个顶层不就行了？姜东说除非租在国际金融中心，因为那是成都最高的楼，但也许搬进去不久，又得把家搬到正在建设中的蜀峰大厦。“不过这都不是最要命的，”姜东接着解释说，“从下面坐电梯上楼，感觉就像是从地狱往外爬，却永远也爬不出来。”

这年头，城里的高楼鳞次栉比，这楼望着那楼高，要不，干脆跑远一点，到郊外去，到人迹罕至的地方去，唯一的担心是热闹惯了的姜东受不受得了那份冷清。与姜东通过电话后，确定他是想找个地方过一阵子隐逸遁世的生活，我就开着车到处乱逛，专门往偏僻的地方和狭窄的土路开，终于在三岔湖边的一个无名半岛，找见一处破旧的院子。

砖砌的围墙，墙体用石灰打理过，年深月久，墙体发黄，上面用蓝色的涂料刷了一条标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标语的旁边是院门，锈迹斑斑的铁门，走近一看，原本应该上过褐红色的漆，铁锈从油漆的破损处渗了出来。铁门上，曾经有人用树枝画了几条斜线，细看，上面还有一段话，字迹歪歪扭扭，有些模糊，但认真辨认，还是依稀能够看出来：刘发贵是个强奸犯！

这个院子看上去有些奇怪。不像是平常人家的住房，但也不像是单位的建房，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个院子已经有一段时间没人居住了。墙顶上，有的地方还长着几株狗尾草，我走近把脸贴在门缝上往里看，发现院子里，除了那幢简陋的平房外，还有一块杂草丛生的空地。另外，平房的一侧，搭有一个偏屋，瓦顶上面长着几株随风摇曳的茅草，感觉应该是厨房。而在院子的一角，有两棵杨树，估计树龄不会下二十年，如果仔细看，叶片浓密的树梢，搭建有一个鸟巢，一只乌鸦停歇在旁边的树枝上，看上去像是神情严肃的盖世太保。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个晴天，阳光斜照，树影拉长贴在地上，院子周边的田野里，庄稼已经收割，空下来的田地显得无私而坦荡，也弥漫着几分萧瑟与落寞。我承认，那个院子的安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要是当时就知道那个院子是个凶宅，肯定不会把它租下来。

如果不是因为离城太远，这个地方倒是完全符合姜东的要求，周边不但看不见高楼，甚至看不见村庄。但我担心太偏僻了，以姜东以前的性格，十有八九不会接受。我站在院子外面拍了一段视频，怕他看不清楚，又从不同角度拍了几十张照片发给他。我在微信上告诉姜东，这地方离城远了些，有好几十公里，生活不是很方便。

没想到姜东看到我发过去的视频和照片后非常满意。“路远不是问题，”他在电话里说，“反正也不准备进城去。”姜东只是担心房子太旧，说要打一笔款过来，让我尽快帮他把房子租了，装修一下。

“买也行，”姜东说，“如果他们不租的话。”

那个院子在三岔湖边的桂花村。村子里也的确有几棵比较大的桂花树。我问了当时在田地里劳作的人，才知道我看到的那个院子，是以前村子里的水管站。我问他们具体谁负责出租，他们交头接耳，神神秘秘，说只有阚村长才知道。离开他们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门上的那句话：刘发贵是个强奸犯。

村委会在离这个院子三公里远的地方，半个钟头后，我在村公所的办公室里找到了村民们所说的阚村长。那是个五十左右的中年男人，脸上寡瘦，穿着一件七成新的黑色夹克，说话的时候会露出一口大黄牙。这个男人精明、机警，小眼睛里闪着狡黠的光。得知我打听废弃的水管站，他当即表扬我很有眼力，说那座房子随便处理一下用来住，安逸惨了。他还说，里面的那间平房，修的时候还浇了水泥框架，八级地震来了都不得垮，汶川那么大的地震，它连一丝缝都没得，质量那是没得说。关键是安静，院子的门一关，就是在里面嫖妓，都没得人知道。“还有就是菜地，免费，现在你们城里人吃的蔬菜，哪一种不是农药喷的？也是你们命大，吃多了有了抗药性，你要是住过来，那块地种的菜你根本吃不完，如果需要的话，我还可以让王拐子的老婆来帮你种，工钱嘛，意思一下就行。”他阴险地笑了笑。

那天下午，我与村长还没交涉完，姜东的电话就打了过来。我不想让村长听到我们两人的谈话，就借机走出村委会的办公室。电话中，姜东有些急迫，问情况怎么样？我问他租多长时间，他说十年二十年都可以，听那口气，就像是一个等米下锅的人。

最终，我与村长达成协议，以每年五千块钱的价格，租了二十年。

16

车祸发生后，姜东就再也没开过车了。不是不想开，是不能开。他甚至都不能够坐在汽车的前排，因为那样就免不了要看远方的天空，看道路尽头的高楼，他就会立即眩晕。

医生诊断说，姜东应该是患上了严重的恐低症，不能看高处，也不能上楼梯。但姜东的症状与一般恐低症症状又不太一致，恐低症通常表现在看高处时精神紧张，但他除了紧张外，还伴随着严重的眩晕，乾坤颠倒，天空与大地混为一谈，方位感丧失。在中日友好医院住院的时候，医生给他做过一整套检查，核磁共振、同位素扫描、CT、脑电图、头颅磁共振、颈椎多普勒，可仍然找不到眩晕的原因。为了治疗抬头看高处便会眩晕的毛病，姜东甚至去过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梅奥诊所、麻省总医院，还去过日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和东京医科大学医院，所有的治疗都没什么效果。医生们甚至对他所患的究竟是什么病都存在很大分歧，有的大夫认为姜东的恐低其实是一种心理疾病，催眠治疗对缓解症状没有太大的效果，但却让大夫坚信姜东的病与他的现实处境有关;有的大夫倾向姜东的恐低是种特殊的美尼尔氏综合征，这种病因看高处而发作，让人眩晕。立体式的眩晕，东西南北混为一体，那是因为人脑中的平衡系统被打破了。

通常，一般的美尼尔氏综合征并不那么让人绝望，当病情得到缓解后，只要躺着不左右转动，让脑垂体中的那颗看不见的水银准确移动到大脑中间，原本晃荡的世界就会变得四平八稳。但姜东不行，他的临床表现非常特殊，他不能望高处，当然也就不能仰躺，尤其是不能睁着眼睛看上方的天花板，否则，房间的顶部立即会变成迅速转动的万花筒。

姜东说，自出车祸后，他睡觉的时候，都得戴着密实的眼罩。因为当他仰卧的时候，就会陷入无法排解的忧伤和恐惧之中，哪怕是戴着眼罩，这种感觉也难以自控，他会忍不住想起当年北漂时住的地下室，想起那根传来“吧嗒吧嗒”声响的白色管道，想起成千上万裸露着飘浮在空中正在拉大便的臀部，每当想起这些，他就会脸色潮红，眼角难以自控地渗出泪水，用不了多长时间，戴在头上的眼罩就会被泪水打湿，极不舒服，就像是有一块黏性十足的胶布，贴在臉上，让呼吸都变得有一些困难。

好在后来，姜东发现俯睡能够带来完全相反的感受，他会有隐隐的喜悦，乐观、包容，甚至心旷神怡，这才让姜东觉得对这个世界还残存着一点点留恋。

把脸贴在床单上俯睡，姜东不会眩晕，内心还会渗透出喜悦来。他会感到没来由的高兴、快乐和满足。闭上眼睛，还能够闻到清洗后的床单在晾晒时，阳光在上头留下的暖热的芳香，感觉就像是行走在晚秋的稻田边，灌浆的谷粒日渐饱满，散发出令人愉悦的清香。唯一的缺陷是时间久了，脸部紧贴在床单上，压迫着鼻孔，呼吸不畅。

在来成都之前的那段时间里，很多个夜晚，姜东都是在北京颐宫泊圣洗浴中心度过的。姜东喜欢把脸埋在按摩床上的孔洞里，让那个精干的扬州师傅把他的背部当人皮鼓来敲。按摩床下，是40×40cm的防滑瓷砖。土黄色的瓷砖，上面有类似蚯蚓爬过的纹路。姜东发现，从按摩床的孔洞中凝视地面片刻，会产生一种从高空俯瞰广袤大地的错觉。微观的世界被放大，有限的瓷砖地面被看成是辽阔的原野，空调的声音从屋角传来，像是大风吹拂，气流从林间穿过，远处似乎有大江在激荡。扬州师傅将两个手掌拱起，挥舞双臂，轻轻重重地敲打在姜东的背部，极有节奏感，听上去像是两军交战前擂响的战鼓。

那的确是一个经验老到的敲背师傅，即使姜东的身子躺着一动不动，扬州师傅的手上也有感觉，他能够在短促的接触中，敏锐感知到客人是清醒还是渐入困顿，从而调整手上的力度，让自己的敲打，变成有效的催眠。

“租下屋子后，麻烦再帮我买张按摩床。”姜东特意吩咐。

17

我为姜东租下的地方原来是桂花村的水管站，建在三岔湖边的一个半岛上。三岔湖其实只是一个面积较大的水库，四十年前建成时，有人围着湖边步行丈量过一次，得走一个星期。水库蓄上水，地势低一点的一座古镇——三岔镇被淹没了，周边出现了上百个岛屿和更多的半岛，原来的地貌被改变，许多世代居住的农民不得不迁往他乡。

租房之前，我也曾多次来过三岔湖。每一年初冬，北方越冬的鸟儿飞得精疲力竭，就会在此歇息。迁徙途上的中转站，有的鸟儿继续飞走，有的则停歇在此繁衍生息。如今三岔湖周边的树林里，还能够见到白鹭、大雁以及许多叫不出名字的鸟儿。替姜东租下水管站后，每一次，当我经过桂花村，都能从车旁的树林里听到鸟的叫声。当我的汽车在村尾的毛路拐过最后一个弯后，前方视野里便是姜东租住的小院，而后视镜里，身后的那条土路变得越来越窄，感觉像是我正在与身后的世界告别。眼前的世界，迅速缩小到一片湖水，一座长着稀稀拉拉树木的半岛和一幢被白色围墙围住的低矮平房。

这是一个隐居的好地方。离成都不算远，却非常僻静，周边看不到现代文明的痕迹，不用着意装饰，就是在这儿拍摄古装剧的镜头，也不会穿帮。院子里的那片空地，在装修房子的时候，我就请当地人把上面的荒草铲除了。之前就是菜地，恢复起来很快，我把它划成了许多垄，付了工钱，请桂花村的农民帮种了小白菜、辣椒、茄子什么的，虽然时令不太对，但重要的是，屋子外面的菜地恢复了，院子就会显得有人气，有生机。我还想，即便是姜东以后不住在这儿了，我还可以承租过来，有空就过来住上几天。

院子里的那间平房面积并不大，只有四十来平方米，我用姜东打在卡上的钱，把屋子修葺一新，改造了厨房，配置了冰箱、碗柜、灶台和全套的炊具，我还在房间后门那儿修建了一个宽敞的卫生间，安装了日本产的全自动一体式除臭烘干坐便器、九牧浴缸和网购的整套卫浴用具，完工以后，昔日破旧的平房焕然一新，空间开阔，光线明亮，感觉像是五星级宾馆里品质上佳的客房。

余下的钱，我替姜东配了一套全实木的家具，包括五门柜、沙发、茶几、书桌、电视柜、椅子……还有整套家用电器。他要的按摩床没有，只能单独定做，在八益家具店，接单的姑娘开完票后还在怀疑。“确定床头要有个碗大的洞？”她问，“是不是身上有什么病，要经常请人来按摩？”

“是的，”我说，“不按摩就睡不着觉。”

可姑娘还是不理解，她说：“您订的是大床，按摩师不好按摩啊！”

“主要是踩背！”我敷衍姑娘。不过，最让我难堪的还不是订制床铺，而是安装电视。从苏宁电器商店买来的两台液晶电视，60英寸的那台安装在沙发对面的墙上，另外一台26英寸的，则安装在床底，便于姜东俯卧在床上时，可以从床上那个孔洞中观看。

18

姜东回成都的那天，吩咐我不要告诉任何人，所以我只能独自开车去双流机场接他。他是国航的白金卡会员，在任何一个机场，都能进航空公司特设的贵宾厅休息。我卡着时间去的，只在贵宾厅里等了不到一刻钟，服务生就把他送进来了。之前，贵宾厅里已有两个人，一男一女，三十多岁的年纪，看样子也是来接人的。姜东走进贵宾厅时，我没有认出他来。他当时戴一顶帽舌很大的棒球帽，把脸遮了大半，又戴了一副墨镜，手中还提着一根文明棍，看上去像是一个盲人。他显然看见我了，径直走到我面前，伸手过来。我这才发现过来的是姜东，只是没有想到他会是这番古怪的打扮。

白天的贵宾厅里灯火明亮，看上去脸色苍白的姜东僵硬而古板，与我上一次见到的判若两人。姜东个子不高，一米六五不到，我比他整整高出十厘米。那天我就觉得很奇怪，他在与我握手招呼时，几乎不抬起头来看我，这让我有些不适应。姜东说很抱歉，他不能仰头，一抬头就会眩晕。看上去不像是装的。而之前，我一直怀疑他在电话中所说的恐低症是夸大其词。

过了一会儿，服务生把姜东的行李推了进来，巨大的银灰色行李箱，里面藏一个人都没有问题。也不知道他在箱子里都装了些什么，姜东的行李箱死沉，我推着它到停车场，差不多把腰给挣断，才把它搬到后备厢里。直到坐上了车，姜东才把鸭舌帽从头上取了下来。“恐低症让人苦不堪言哪！”他说。

“以前从没听说过这种病。”我说。

“症状与恐高症恰好相反，不能仰头看高处，什么天空、高山、高楼统统都不行，”姜东说着又把鸭舌帽戴上，“连从车窗前面平看出去也不行，得用帽檐挡着，所以现在我只能整天低着头。”

“你这个病日怪。”我说。

“恐低癥比恐高症可怕多了，”姜东叹了口气，“所有高于你的东西都不能看，这种感觉，比他妈关在监狱里还难受。”

后来，我专门为此上网去查过，还真有恐低症，不是姜东的虚构。我还发现这个世界患各种恐惧症的人都有，有人患恐水症，五十多年没有洗过澡，只要一见到水就会四肢瘫软，日常饮水都只能使用带有吸管的不透明杯子;还有患深海恐惧症、灰尘恐惧症、重力恐惧症、镜子恐惧症，甚至患笑声恐惧症的……而姜东所患的恐低症还不是一般的恐低症，他的症状特殊，仿佛高空一直悬挂着一把达摩克利斯剑，只要一抬头，就会立即掉落下来让人身首异处，不是当事人，的确不知道他的痛苦。

那天从双流机场接了姜东后，我直接把他送去了桂花村。在之前的通话中，我提出约朋友为他接风、逛夜市、泡茶馆，均被他一一否决。就像是地下党秘密接头一样，接到姜东后，我从绕城高速下到321国道，感觉身后那座越来越大的城市，那些高高耸立的水泥建筑，幻化成了一些史前的巨兽，正向我们追来，而我们，正奔逃于一幢幢移动的建筑中。直到我驾驶的汽车过了三岔镇，驶向通往桂花村的公路时，我们才摆脱了追捕。

从车窗望出去，乡村公路的两侧，玉米正在拔节，绿色的叶片在微风中轻摇。“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动这风铃声如天籁……”我打开车载CD，许巍的歌声立即传了出来。摇下车窗，郊外清新的空气灌了进来，我突然觉得当下的生活格外美好。靠近三岔湖桂花村的那段简易公路，每隔几十米就能看到一簇簇盛开的芙蓉花，它们像是节日里花枝招展的少女，大胆、热烈、饱满，散发着自由与青春的芬芳。车身下，传来汽车轮胎碾压过沥青路面的沙沙声。透过车前的挡风玻璃，我还能看到空阔的远方：铺陈到远天的田野，点缀其间的村庄，出现然后消失的乡间土路，流淌的河流以及视野尽头绵延的远山。

一路上，姜东的话不多。很多时候，他闭着眼睛，紧皱的眉头似乎在告诉我他正在顽强地与眩晕搏斗。之前，车子驶到三岔镇时，他就请求我停下来，换到后排坐。否则，他总是会时不时扬起头来看车窗外的远天，导致一阵阵的眩晕。后排好，视野受到限制，哪怕不小心抬起头来，看到的也只是前面的椅背。

姜东换到后排，我们之间很快陷入沉默。自从租下了桂花村的水管站之后，我在这条道上跑了不下十次。我喜欢听汽车轮胎碾过乡间土路发出的沙沙声。从桂花村通往姜东租住的水管站没有水泥路，只有一条两三米宽的狭窄的土路。看得出来，除了我之外，平时几乎没有人开车过来，以至于土路曾经的车辙上面，都已经零星长了将军草。

19

姜东住到桂花村后，我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开车过来。我喜欢与他一道，一边聊天，一边穿过水管站连接湖边的那条窄窄的土埂，去湖边静静地坐上半天。离院子不远的三岔湖边，有块几米见方的青石，坚硬、光滑，旁边是稀稀疏疏的树林。那是半岛的端头，坐在那儿能看见宽阔的水面，以及蜿蜒的湖岸。

如果不是去湖边，姜东就会蹲在屋外的菜地里忙活，他种葱、姜、蒜、芫荽、韭菜，也种四季豆、南瓜、向日葵，为此，他专门让我帮他在城里买了几顶草帽，土黄色的草帽，麦秸编织而成，上面印有一个红色的五角星。面朝黑土，姜东像一个归隐山林的农民。

我曾经在湖边问过姜东，如果有来生，他是否愿意按照此生的轨迹，再走一次。姜东凝视着湖水，缓慢地摇了摇头。自从住到桂花村的水管站后，姜东重新找到了快乐。他对我说，离开北京的时候他没有想到，来到三岔湖边后，上帝会把没收了的天空，又还给了他，为此他心怀感激。原来，姜东发现清澈的三岔湖有如一个巨大的镜面，低着头，就能够从里面看见久违的天空，看远山的倒影。因此白天的绝大多数时间，他都是在湖边度过的。

湖水的颜色其实就是天空的颜色，当天气晴朗，碧空如洗，巨大的湖面也如蓝色的水晶一般。如果有云，湖水相应的地方就会色泽深沉。但要是天气阴沉，湖面也会阴沉，灰色的水面，远处的湖山缺乏层次，水天似乎就连在了一起。

姜东住到桂花村几個月后，冬天便来了。从三岔湖的倒影里，能看到远飞的候鸟排成队列，从高蓝的天空飞过。姜东有极好的耐心，他可以看见候鸟出现在远天，细碎的身影在他的等待中渐渐放大、靠近，鸟鸣声由远及近从上空传来，然后姜东再看着它们从水底的天空远去。他租住的地方，离成都双流机场不远，即使是在屋子里，他也能够听见飞机的轰鸣声。于是姜东就时不时坐在湖边，从水中凝视那些在三岔湖上空攀升的飞机，它们看上去像一尾尾安静的鱼，缓慢地在水底划过。如果没有飞机和飞鸟，他就看飘浮的白云，看它们的聚散与离合。那是姜东一个人的世界，空灵、静寂又甜蜜。

到后来，姜东不仅在白天去湖边看天空，他甚至会在晴朗的夜晚来到湖边，从湖水里看明亮的朗月，看静寂的星空。斑斑点点的星河，在湖水里安静而永恒，仿佛上帝的珠帘撒落在了这里。

一天，我们两个坐在湖边，姜东凝视着湖水告诉我说，你仔细看看，水下面有什么？

“有一米多的能见度，仔细观看，里面有杂草，还有腐烂的落叶。”

“你看不见的，”姜东把头埋在两个膝盖里望着湖水说，“三岔湖的水下，还有一个世界。”

“你说得有点玄。”

“不玄，”姜东说，“四十年前，修三岔河水库的时候，淹没过一个村庄！”

“这没什么奇怪的，”我说，“修三峡电站，还淹没了好几个县城。”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姜东说。

每一年夏天，城里都会有不少人来三岔湖游泳，平时矜持的红男绿女，只有在三岔湖边，才会如此心安理得地当着彼此的面，褪去身上的衣裤，进入水中。但每一年，都会有几个人消失在湖里，他们从一个世界进入另外一个世界，湖水被身体破开又再度合上，看不到任何痕迹。

不知道姜东从哪儿打听来的消息，抑或是他虚构出来的。他对我说，那些溺亡在三岔湖里的人再也不会浮出水面，他们消失在湖水的深处，湖水很深，根本打捞不到，可总有逝者的家属心怀侥幸，出高价请潜水员下到湖底寻找，直到有潜水员也不再上来，这才慢慢打消了他们继续寻找溺亡者的念头。

我突然想起姜东老家的那个水塘，想起他年幼时看到过的那个溺亡者。姜东认为，对于那些溺亡者来说，黑暗的湖底是最好的居所。曾经，他安静地望着平静的湖面，缓慢然而笃定地告诉我，他能够透过湖水看见那些溺水者。

“你的幻觉？”

“不是幻觉，”姜东说，“我看见他们正在重建那个被湖水淹没的村庄。”

“你应该去写小说。”我说。

“你看不见他们，而我能看见，”姜东说，“在那些溺水者中，有建筑师、医生、工匠、学生、农夫……他们正在水下修建自己的世外桃源。”

20

我猜想，也许是姜东知道我替他租下的水管站是个凶宅，才产生幻觉的。

水管站曾是一起凶杀案的现场。我租的时候并不知道，是后来装修好之后，才听桂花村的人说起那桩凶杀案。难怪当初我过来租房时，附近农田里劳作的人会有那种奇怪的眼神。我找阚村长了解过，他告诉我，水管站的确出过命案。两年前，差不多是姜东在北京出车祸的时候，水管站职工刘某，就是铁门上写着是强奸犯的刘发贵，从城里找了个妹儿过来，晚上搞那事，动静太大，那妹儿传来的声音，像杀猪叫。最后价钱谈崩了，吵了起来，不知道怎么就弄出了命案，刘发贵失手把那个妹儿杀了，用编织袋装了藏在床下，准备找机会抛尸。没想那个妹儿来做这单生意时早有了准备，给住在一起的姐妹讲，只要她第二天不回来，就报警。那妹儿还是有心计，从手机上发了个定位给她的姐妹，结果刘发贵拖着编织袋外出抛尸时，正巧碰到接到报警赶来的警察，被当场捉了个现行。

凶案发生后，没有人愿意来水管站值班，村里只好选址另建，原来的水管站就废弃了。房屋一旦没人住，就会透出一种冷清，再加上院子里杂草疯长，村子里的人都觉得水管站阴森恐怖。如果不是因为水管站周边有他们的土地，村民们都不愿意过来。但是姜东没有看见过水管站原先的萧瑟，经过一番装修后，从外面看上去，水管站像是一幢有品质的别墅。墙体保持原有的红砖，屋子里的门窗全换成了实木，厚实的木头古朴又奢华，原本令人畏惧的水管站变得祥和典雅起来，甚至有村民愿意靠近，他们与姜东交往，送他一些新产的蔬菜和水果，同时也接受姜东给他们的馈赠。

我不知道桂花村的人出自于什么样的心理，会把水管站里的凶杀案告诉姜东，但姜东根本不在乎，他说这个世界给人带来灾难的，永远是活人，而不是死人。但村民的传说毕竟在姜东心里留下印象。在他失联前的某一天，我去看望他时，姜东兴致勃勃给我讲了他在水管站的一次艳遇。

他告诉我，就在前几天夜里，他在半梦半醒之间，看到了不远处的三岔湖。姜东说，月光下的湖泊十分宁静，铺陈开去的水面反射着亮光，他看见有一个女人从湖水里冒了出来，女人并不是赤裸着身子出来的，她穿着一袭长裙，乳白色，是月光的颜色。

谈及女人，每个男人都是诗人。姜东说，尽管他也知道自己在睡梦的边缘，却不愿意彻底清醒过来。即便是在梦中，他也感到有些奇怪，女人从水里出来，可她的长裙并不潮湿，否则，裙子会紧紧贴在身体上，让身体的轮廓突现出来。可并没有，女人的衣裙在夜晚的微风下轻轻摆动，她从那条窄窄的路埂上走过来，姿态万千。但姜东看不见她的脸，她侧着头，似乎是在凝视自己快速移动的右脚，就像古代的仕女那样。

好像就是一瞬间的事，土路上长满了红色、黄色和白色的碎花，月光下的女人身轻如燕，土埂上那些柔软的花朵，似乎足以支撑起女人的体重。问题是，大门紧锁，女人是如何进入院子的？姜东觉得大脑有些缺氧，他还没想明白，女人就已经进房间来了。

我注意到，自从姜东悄悄潜回成都之后，他再没看过那些名人自传。他爱上读闲书，《子不语》《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酉阳杂俎》《夜航船》……我怀疑他噩梦变春梦的幻觉，就是那些鬼怪志异的书读多了。

据我所知，去年秋天，姜东在住到三岔湖边的桂花村后，将近一年时间里，他从来没有走出过那个巴掌大的半岛。他住的房子，离三岔湖只有一两百米，自从发现可以从湖水里眺望天空后，每一天，在打理完他的菜园，他不是在湖边，就是在去湖边的路上。我原以为，那种寂寞的隐居生活，过上两个月就会让人崩溃，但直到失联前，我去姜东那儿，发现他越住越安宁。他与我聊他种植的蔬菜，聊三岔湖的美景，也聊他看过的鬼怪故事，兴致勃勃，好像是准备在那个人迹罕见的半岛上度过余生。

突然间就失去联系。好像是姜东突然心血来潮，云游去了，像一个古人，浪迹天涯。此后回想起姜东的失踪，我总是会幻想这样一个画面：成都的早高峰期，姜东从锦城广场挤进了地铁一号线那令人窒息的车厢，就像是一个逐渐下沉在沼泽地里的人，他的身体消失在蠕动着的人群中。但当地铁驶过孵化园、金融城、高新、火车南站、桐梓林，一直到升仙湖终点站，都没有看见他从其中的任何一个地铁口出来，也没有在逐渐空掉的地铁里看到他的踪影。他蒸发掉了，像一滴水一样，消失在成都短暂而忙碌的阳光中，只留下许多似是而非的传闻。

22

每个星期，我都会去水管站住上一两天，打扫屋子，也料理菜园，期待着姜东有一天会突然出现，就像我期待着与过去的某段生活重逢一样。又一年的夏天到来了，一天晚上，我在屋子里听见远方传来的雷声，像是皇陵里的兵马俑复活，驱赶着巨大的战车滚动而来，这让我又想起了姜东。恍惚中，我似乎看到了当年姜东北漂时，住过的那间地下室，狭小的屋子，黑暗中，雨水从头顶巨大的管道里流了下来，传来“哗哗哗”的响声。我还想起了我们共同住过的那间宿舍，想起他在北京租住的床头贴着报纸的平房，想起了那天早晨，他像一只猫那样，轻轻起床，简单地洗漱之后去上班。就像是乡村电影放映前，银幕上闪过的杂乱的画面，二十来年的时光，只留下一些斑驳的记忆。

某一瞬间，我似乎觉得看见了姜东的下落。他离开的那个下午，午睡过后，他掀开被子起床，把午睡前看的《子不语》放在枕头边。那个时候，也正有雷声响起，大雨即将来临，姜东穿好衣服，在门边取下那顶黑色的棒球帽，走出了水管站的院子。通往湖边的小路见不到人影，有风吹拂过来，道路两边的树上，树叶沙沙作响，而前面的湖面，光线暗淡，远处一片迷离。

曾经，姜东告诉过我，他在三岔湖里看见过蔚蓝的天空，看见过飘浮的白云，也看见过星河和飞鸟，但就是没有看到过雨是怎样从湖底的天空落上来的。此外，在他长久的凝视中，被淹没在湖底的那个村庄，是否在他的想象中越来越具体？春天桃花灿烂，菜地返青，沿着铺着石板的窄路，能看见青色的瓦顶、泥红色的土墙、暮归老牛背上的牧童……

我想象着在三岔湖边，姜东坐在那块青石上，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大雨。灰暗的天空，不时被闪电照亮，姜东俯看暗淡的湖面，乌黑的浓云在水底的深处涌动、汇集、碰撞，感觉就像是埋在湖底的电缆突然漏电，闪电切开云层，像速成的珊瑚一样，瞬间从水底升长上来。姜东低着头，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水面，期待着从天而降的大雨。他的头顶上空，传来巨雷令人恐惧的声响。

豆大的雨点终于砸了下来，越来越密集，落在湖边的树林、田野和蹲在水边的姜东身上。那掉落在湖面的雨水，破坏了原来的镜面，姜东在湖边什么也看不清楚，他想用手扒开被雨水砸得坑坑洼洼的水面，想看清雨水如何降落，这时他似乎看见了清水下那个被淹没的村庄，它晃动、模糊，稀薄得像是幻觉。姜东想看得更真切一些，他慢慢将头探进分開的水里……很快，湖水合拢过来，像一块细腻的丝巾，将眼前这个大湖唯一的伤口掩盖了。

冥冥中，我仿佛看到铺陈到远方的湖面突然剥离开水体，拔地而起，如同一面巨大的玻璃幕墙，光滑，反射着蓝光和周边的楼群。姜东就像蜘蛛人那样，从下开始往上攀爬，膝上的吸盘固定在墙面上，一步又一步，沉重且吃力。那样的攀爬耗尽了他所有的体力和心力，在快接近顶端的时候，吸盘却失去了吸附力。姜东身不由己，迅速从玻璃幕墙上滑落下来，不断坠落，坠落，直至消失在深不可触的湖底。

责任编辑.李倩倩

题..图.黄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