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家

淡豹

1. 真相

我驻外那一年很忙，同时按北京时间和布鲁塞尔时间工作，与太太关系时好时坏。有一次，我请父母从国内过来散心，住我这里。没打算告诉太太，然而在他们到达的当天，她就猜到了。

电话中我解释：“本来准备等他们安定下来再告诉你，我只是不想多事。怕你又认为我对双方父母厚此薄彼。”

她说：“但我有权利知道真相。”

用的是英文，right to the truth。是性别差异，年龄差距，还是生活经历差异？我对真相不那么在乎，我更在意平静。我常感到自己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不该花在真相上。

人到中年后我愈发感到婚姻是一项智力任务。一周后，我将父母送去了前往瑞士参观雪山和钟表店的旅游团，我只是不想多事。

过了大约半年，我发现公寓客厅一个转换插座上安有摄像头，那是太太来探亲时留给我的插座，此前我一直以为那闪烁的红色光点是它自带的开关。扔掉它时我为自己庆幸。

2.换位

中午从旧金山飞纽约的航班通常都满舱，当年我三十七八岁时就是这样。那是我一段举棋不定的光阴，21世纪刚开始不久，“千禧年”还是区别新与旧的标识，两三年间我始终无法决定是继续留在纽约工作还是回国，坚持逗留在青年时代还是向中年过渡。当年的“千禧一代”现在快要四十岁了。那时我常常出差去西岸，冬天返回纽约深重的雪中会产生奇异而熟悉的超现实感，坐在靠窗座位等待飞机在颤抖中降落是我最喜爱的时刻，看着舷窗外的云团进化成雪会令我有一些微微的激动。

一次飞行中，一个年轻男人从后方走过来，问坐在走道边的我：“先生，您愿意和我换座位吗？第18排靠窗。”

我当然说：“可以。”

身边是个相当漂亮的年轻女孩，眼睛里有泪光。她和她的那位棕红头发的男友——未婚夫？——上飞机时我就注意到了，她握着一束玫瑰，手指亮闪闪的。我意识到起飞前我间断听到的来自后方的小骚动准是来自于他们二人。

“这个男人跟着我，请帮我换个座位。” （她對空乘说？）

“不，抱歉，我们刚订婚，这是场任性的争吵。”（他对空乘说？）

“你可以吵架，可以分开坐，但说我跟踪你会让我遭到逮捕！”（大概是他在告诉她？）

“对不起。”（是对空乘还是他道歉？）

送餐时女孩只要了冷盘。她似乎很想聊天，对我来说是一场艰难的谈话，并没有什么话题。我怀着想象中绅士应有的善意以杂乱无章的漫谈抚慰她，她不显得难过，有些好斗，谈话也漫无边际。印象深的是她毫无预兆地提起托马斯·曼的《魔山》，那是我不会翻看的书，这两个专有名词是属于印刷品的，我不觉得它们会出现在由嘴巴讲出的对话之中。我回答，我不太会滑雪，但喜爱雪山，觉得仿佛有魔力。确实是这样，那是能让人平静下来的东西，雪山，大海，沙漠，雨林，办公室外的自然。

有一阵子，飞机在气流中颠簸，程度并不夸张。

她说：“如果现在飞机失事会怎么样？”

我说：“我38岁了，不年轻了但也不老。我不愿意想关于死的事。”

我担心这可能会让我听起来太像老人，但我还是对她说，20世纪初，在福特公司生产出Model汽车之前，路易·威登就已经先造出了能够放在未来旅行汽车的备用轮胎中的防水旅行袋，后来又推出了能浮在水面的旅行箱，空难与海难中你都能保全你珍贵的皮箱，并借助它保全你或许珍贵的生命，这是我在商学院读过的案例。我真心相信我们生活在一个防范多于意外，保险早于危险的年代。老实说“9·11”事件发生之后半年我的生活就和原本一模一样了。我们都会活下去的，我告诉她。

我和女孩子结婚了。她现在是我的太太。

3. 仪式

在上海的一场小型拍卖会上我买了9幅素人艺术家的画。价格都低，也不会升值的，他们有的相当老了，有的年轻一些，但都会默默无名地去世。如果你预算不高，我的朋友W说，与其买这样的画，还不如买著名画家的遗孀的作品，总会有人说，那是某某的某某某，愿意拿去送礼或者挂在客厅墙面。性价比更好的选择是著名画家的著名小妾或女学生，艳闻能保值。但我喜欢这些通常看来连学徒或民间艺术家都算不上的爱画画的普通人的作品，其中一位画家是个疯子，另一位是年事已高的农民，用类似于我小时候看的连环画的笔法记录六七十年代跳广播操、秋收、开会的场面。他像是怕自己会遗忘掉什么似的，在画的背面用指甲大的密排小字写下对画面的长篇说明。

拍卖会近半时，我有近乎窒息的感觉，冲去洗手间的路上不得不两次停下，扶住椅背和墙壁。年过五十后，血压不稳定，我有时会突然胸闷，感到空气沉滞，越来越清晰地听到自己耳道深处的声音。

我站在内侧。新走进来的年轻男人走到中间那个小便池前，解开裤子。当有三个空位时，大家通常都会下意识选择两侧的，无论为卫生还是为隐私还是为了避免某种有共识的不适，不是吗？到洗手时他仍然选择了中间的盥洗池，水溅到我衣袖上，我看了他一眼，我认识他。

他撞了我一下，我咳嗽一声。他抬眼一瞥，嘟哝着说，哦，不好意思。我说，不是，我可能认识你。

“请问，你是不是姓刘？我可能认识你父亲或者你叔叔。” 我说。

他说他正是刘盛的儿子。五官确实是像的，但更让我联想起我的老领导的是他身上那一种几乎是和盘托出一般的无知无觉的霸道与天真的气势。

我问他父亲的近况。刘盛只比我年长几岁，当年是体制内的冒险家，让人担心会捅出娄子但又相信他总能弥补上的那种人。大领导喜欢他。我出国后几年，他也离开银行，听说过他在一家同业机构，后来逐渐没有消息了。

他说，他父亲去年在一场清查前自杀了。

我说，我不知道这件事。一时震荡中险些说成“要是我早些知道就好了”，一句尴尬的话。在我的年纪，认识过的人消失越来越常见。有的人已经在你的生活中消失十几二十年了，也没什么机会真正想起，对方去世的消息，反而好像令他在你的生命中又复活了。也有不算少的人入狱，或者在看守所里避免了入狱，判几缓几，或者无人知道其消息。

我说：“我记得你父亲年轻时容易出汗。” 有次一起出差，刘盛说，在家要每晚换床单，老婆常抱怨。那时出差都是两个人分一个标间，和现在不同，这大概也是国力发展的证明之一。

我问：“你母亲现在怎么样？”

小刘说她成了手机安全的理论家。刘盛出事后她一直觉得国家在监控她，不敢接电话或者发文字，只允许他打网络电话。她怕刘盛的事连累儿子，小刘有时发消息给她，会按照懂行的人的教导，把涉及案情和人名的文字先处理成图片，再划一道道红蓝线条，不仔细辨别就看不清。她转发给别人，还是担心，打来网络电话问：“别人看到图片，能倒追出来是你发给我的吗？”

其实刘盛的事，我还记得的很少。他好开玩笑，激越而不算精明，容易喝醉，喜欢书法，那也是大领导欣赏他的原因。我们银行有个“书法室”，是大领导的爱好，他在那里布茶、下棋，招待贵客，常找刘盛在午休时去切磋书法。刘盛跟我们说，多数时候并不写，只是谈谈，谈诗论道，谈古论今。现在我年纪大了，渐渐懂得写字是一种养生方式。刘盛还能背杜诗。如今看到人们辩论下雨天是考虑外卖员的安全更为善意，还是更应当叫外卖，为外卖员提供收入更为道德时，我会想起刘盛有一次颇怅然地说，“心忧炭贱愿天寒”。有一次接近春节时聚餐，忘了是什么话头，他有点喝多了，强调中国人最重视的是家和死，生可以随意，死要死得妥当，斩钉截铁，说20世纪以来关于家庭的改革政策里，实际计划生育不是大问题，而丧葬改革则是剧烈的改变，取消了“如仪”，不成话，对不起祖先。一位女同事接话说，她觉得婚姻也需要仪式感，有西方男性会每天给妻子送一束花，几十年不懈怠。对此大家无话可讲，沉默下来。话题岔过去了，不知道刘盛为什么那样说。

20年来，我一直想听他接下来要说什么。

4. 继承

曾以为离开体制内出国再回国是我能够作的最大决定，为此俱犹豫经年，现在看来稀松平常。我常常踏晚一步。现在我51岁，创业又太老了。我留恋国外的唯一一点是，我希望voicemail能取代微信，让人别随时随地找到我。

今天，我用转机前的一个钟头，在东京成田机场的礼品店给女儿买了生日礼物。逛了一阵子，无从下手，在书、芭比娃娃、耳机、项链之间作选择，最终选了珍珠项链。我意识到这往往是给成年女性的，她才12岁，但我弄不清以她的年龄该送些什么，她想要什么。

简单地讲，她和我不一样。和她妈妈也不太一样，但更类似一些。有时她和她妈妈看起来像双胞胎，两个人会因为我不能分享的某个小秘密一起笑起来，也一起自拍。在合照中，我太太往往躲在后侧，收起下巴露齿而笑，法令纹成为一对扣住酒窝的括号，两个人的五官轮廓一模一样。有时我也给她们拍照，我觉得漂亮，太太通常不满意。她说，别重拍了，删掉，受不了。又说，还是全发给我，我来挑。她就是这样。你不知道她想要什么，她恐怕也不知道，但她知道她不要什么。

我爱我太太，我喜欢我女儿，我们像三位室友，其中两位更友好一些。我太太有过不大快乐的人生阶段，女人是怒气的将领，情绪说来就来又工于表面的心计。到这几年，看起来，我太太如今应该是大体愉快的，矫健，比她的年龄显得年轻一些，一家人走在一起时，路边橱窗中的我像她必须承受的损失。我女儿身上有一种顽强的东西，她擅长好几种球类运动，比赛中会拼命。我相信她以后会是某个人的好女友，寂静时才会獨自脆弱的那种。我但愿我不是她身上的错误。

每次出差时间没有以前那么长了，还是不少，短暂，密。有时回家过一夜也不需要打开电脑包或登机箱。太太和我之间也有仪式感，不是每天一束花的那一种，她说她对花已经看够了。以前她会打开我的箱子，取出脏内衣和衬衫，换进干净的。后来我把脏衬衫都交给酒店洗。上个月我在酒店健身房总共跑了110公里。我们形成了生活节奏，每次出差不超过10天;不能连续误过两个周末陪女儿的“家庭时间”。

大多数时候我觉得生活是幸福的。不过年纪大一点后我难以忍受的东西越来越多，比如会议中不及时作结的发言、金属勺子碰撞到马克杯、并线太晚的人。我们有一户年轻邻居，有时放音乐到午夜，我想去敲门制止他们，太太制止我。我向她抱怨，如果是古典乐，响亮一些似乎也说得过去，然而他们放的那种吵嚷的流行音乐，半夜听来实在难受，隔墙微细也有如噪声。

她说：“问题不在音乐类型，在于年龄——辈分。” 她比我小13岁，我原本觉得我们是同辈。

5. 疼痛

我另一次换座位的经历是在高铁上。一个围蓝绿色丝巾的女人临近开车时走过来，有对黏腻的情侣已经坐了她的座位，她换座坐到我身边。我正在帮助她把旅行箱放上行李架，车就开了，我踉跄一下，险些抓住她肩膀。现在想来，她的年龄和外表不好形容，换我的朋友W也许会说她看起来像那种对生活有渴望的成熟女性。我想《新龙门客栈》的老板娘穿上套装走进CBD的话就会带有一张经历过风霜的创业者的脸，女律师和知识分子有时会具备美国人眼中女招待式的身材，人就是这样，能与环境达成新的协调与新的格格不入。

我的经验是，有一些钱的女人常有一点愁怨。而男性比较简单，不穷困就没那么苦恼。

应该是一种默契，要屏蔽或是对抗走道另一侧那对情侣的亲热情话和调笑声音，我和她逐渐开始聊天。她说她到上海去办事。那么，不是出差或者探亲了。我想象了一下艳遇的可能性。从洗手间走回来时，我发现那对年轻情侣接吻时，鼻子和下巴会碰到一起，凑成个倒三角形，嘴巴双双努起来像小鸟。这青春的光晕，这肉体的合金！或许我应当不好意思看，但这场景真是奇特，我不禁再瞟一眼。没错。这样鼻子不会疼吗？

我告诉她我的观察，希望和她进入话题暧昧一些的水域。但她顿了一下，转而问我，你有没有过那种非常疼又需要忍住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其他人的成功令我最痛苦。不过我回答她，我还是小男孩时，放学后发现父亲已经把我的小火车送给了他同事的孩子，这是我曾必须忍耐的痛苦中印象最深的一次。

“你呢？”我问。

她告诉我她还不知道，她猜想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生孩子是最疼痛的，她没有生育过。“不过我很快就会知道了。”她说。她此行是去上海做乳房切除手术，她34岁，在活检发现恶性肿瘤前，她的乳房从来不疼，看到报告后的这些天来她开始感受到明确的无法遏止的疼痛，就在左侧乳房的两点钟方位，恶性肿瘤的位置，越到晚上越明显。医生告诉她这可能是焦虑而不是病灶所致，如果疼得厉害，可以在安排手术前这些天里吃止痛片，冰敷乳房。冰敷乳房让我想象了一阵子，不过这时我对艳遇的设想已经全部结束了。我想她知道此前我在尝试某种口头的挑逗，尴尬中我责怪自己，只是此刻不可能再换座位了。

她说她不得不尽快手术，但她决定坐高铁去，让这个过程略慢一些。

后来那对小情侣也安静下来，睡得像昏迷过去，依旧握着手。绿叶和青春都刺痛我的生命，有时我觉得这个国度的青春太多了。

偶尔我在旅行中看电影。北美电影经常有郊区家庭主妇或中年女性与水管工、园丁、雇来割草的年轻人之间轶事的桥段，水管工敲門，主妇走出厨房，配乐都情色起来。我现在明白，与其说那是女人的幻想，不如说那是男人的。男人幻想自己年轻力壮，轻易取得一切，男人想在水管工身上看到自己，仅凭借纯粹的自身，就既得到成熟的女人（而且是由她们主动自窗内窥视和追求！），也得到年轻女人（毫无疑问又缺乏难度而没必要呈现其过程）。

这是不现实的。在飞机上的屏幕中，我看男人的梦。

6. W

我的朋友W在一所大学教艺术史。他喜欢在飞机上改文章。他反对如今高空也有wi-fi的做法，说少了最后一块清静之地。他也不喜欢公务舱，更愿意连续几个小时挺直后背面对笔记本电脑，他说这像读书时待在图书馆。

我们一起长大。W是我的小学和中学同学，我们还是孩子时，大家都喜欢吃奶糖和酥糖，有一种叫“大虾酥”，家里有人去北方出差时才会带回来，上海本地是没有的。它表面的酥皮是橙色的，形状接近大白兔奶糖的长圆筒形，上面划着一道一道的深红宽斜线。我是到长大以后才意识到它是因为颜色像红焖大虾，甚至像龙虾，才起了这个名字。这种糖有馅，比我们平时吃的酥糖要甜，几乎像水果糖一样甜了。当时W说：“这个糖，甜度很高。”他不会说“这个很甜”，他说，“甜度很高”。

我早就知道他会成为学者，以归纳与表达概念为生。那时我没有看出来的是W会成为愤世嫉俗者。他说他的手稿不会被国家图书馆收藏，他的研究没有什么价值，并不会擦亮什么东西，他本以为自己能为学问的金字塔垒起一块新的石头，逐渐发现连擦干净一块石头都颇为困难。受折磨已经够了，职称也够了，现在他不申请基金课题，写一写中意的题目，偶尔参加会议和老朋友见面。他说，有些学科是团体作业，你没办法，要养活别人也得申请课题，幸亏他不是生物学家。他还说，改文章是最愉快的，改第二稿比第一稿舒适，改到第三稿更舒适一些，他情愿永远都改文章，但那样的话，什么时候去写呢？这可能是一种存在的困境。

退役数学家原本是W的朋友，在国外时他们在同一所大学，因为W的关系做过我两个星期的室友。我和他中断过联系，最近几年又重新认识。他有三个孩子，英文名都以“T”开头，Tommy，Teddy，Tiffany，最小的T和我女儿在同一所小学，我们曾经试着相约一起出游，不过后来发现那更需要两位太太之间建立友谊。于是还是回归到W、数学家、我一起吃饭，加上其他不固定的朋友，通常由W带来。

我和W太熟了。其实我想讲的是数学家。他离开学术界后和我是广义同行，我们有时会聊聊行业里的事，也有双方不合作项目的默契。他比我成功，比我年轻，一度是超级交易员，我喜欢听他讲故事。他常看关于中国历史的书，赵高与李斯合谋篡改秦始皇遗诏，扶苏之死，苏武的谋略，王安石，袁世凯登基过程中的秘闻，谈的最多的大概是明代、清代历史，红顶商人和洋务运动的故事，可能他也多少有要以什么什么改良什么什么的雄图，不过这里的什么是什么，我说不上来。

退役数学家一度拥有的雄图是在数学界。别人觉得他是十足的成功者，在他自己的故事里，他则是个受挫转行的不足者。道路原本简单，一条直线，数学系，硕士，博士，博士后，看起来相当顺利，直到他没能找到教职。有些人会再试一年或者两年，或者三年或者四年，去差一些的学校教书，带着某种坚持一定要继续做研究，做出些东西来。他则放弃了，认为这是他并没有数学方面真正的才能的一种本质上的证明，他说，在那之前几年他已经慢慢意识到这一点，始终不愿、不敢承认，他说到这时他必须要承认了。他去了华尔街，后来回国，一直做金融，跑半程马拉松，T大和T二每年回到美国参加数学和科学的天才营。不过他坚持认为孩子不如自己小时候聪明，自己在30岁前无需在电话本里保存任何电话号码。

他说话时夹带短短的英文词，比如他说自己离开学界时是scared，害怕了，恐惧于自己缺少才能，逐渐决定接受自己是个普通人。到如今，我和数学家重新认识以后，他与他未竟的梦想之间有一种奇特的缱绻，他说他度假时会在一个数学家群体内部的网站读其他人尚未发表的论文草稿，平时他有时也读，可惜事情太杂，难以专心思考。我想可惜现在没有苏武了，天选者历经磨难，被放逐到荒漠草原，在某个时刻令人意外地再次归来的故事属于古典时代。况且谁能说自己是天选者呢？你真正经历的只有放逐，并且是你自己主动走上马车。

W和数学家在读书时结下了友谊。他们都不能忍受当助教时的义务之一，接待学生答疑的office hours。W是因为认为自己英文不够好，这种时刻往往觉得自己笨。他说他摸索出了让本科生满意的诀窍，“探究式学习”，不给出答案，用小棍子戳他们。你感恩节假期过得好吗，你觉得这门课有什么需要改进之处吗，你写作业时遇到了什么困难？然后，对于这个困难，你觉得该如何解决？告诉我你在这篇论述中看到的不足。学生带着更多问题离开，感到自己彷徨在学问的大门以外。数学家则相反，他不能忍受笨蛋。美国的本科生有一些太笨了，当面算给他们看也不理解，office hours让他仰天长叹。W说，你这样说是种族歧视，幸亏你没有再在美国教书。数学家说，没办法，我对笨人敏感。他对健康也敏感，频繁造访医院，好几次怀疑自己得了绝症，有时去一家男性美容沙龙保养前列腺。

数学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要自由，还不如去送比萨饼，不占用精力，你可以赚一点钱，同时思考。他用英文说，Its okay to do something you dont quite care about，“人可以去做自己不在乎的事”，就像去健身。送比萨饼和健身一样是放松的方式，而炒股和德扑比赛后，你会累，身心俱疲，你需要再去嫖妓或者健身，让自己放松下来。之后就没有数学了。

他自己在作出转行的决定时，I was scared too，“我也害怕”，并非害怕穷，而是害怕如果继续在学界滞留下去，失败后不得不照旧去华尔街工作。倘若那样，不如早去。他害怕的是数学不行。虽然别人认为他过得不错，但他认为自己是选择了容易一些的道路，逃避了和有才能的人继续竞争下去的压力，是失败者。

数学家喜欢用英语思考，即便在如今回到国内生活，创立了自己的基金、几乎只和同胞打交道之后。他说用外语作决定能减少情绪化，最大化效益。我对此很怀疑，我觉得他恐怕本来也没有太多情绪可言。不过他说2008年金融危机时他真的陷于深重的恐慌之中，担心失掉工作，会一辈子失业。那时他已经有了T大和T二，妻子正怀着第三个孩子，雷曼兄弟破产时，他们夫妻刚知道T三会是个女儿。他当时的计划是去送比萨饼。

我如今不常需要面对选择，大部分事有顺理成章的解决机制，我没有精力再去把时间花在盘算和选择上了。年轻的时候我有时需要面对艰难的选择，例如，那时经济舱的服务人员会问飞机餐是要鸡肉还是面条。实际上二者是鸡肉米饭，以及蔬菜意大利面。世界在变化。在商学院我学过“决策科学”课程，如今这类课已经与大数据以及机器学习相联合，不过我当时最感兴趣的是人真实的决策机制受到哪些因素影响，比如信息、时间、计算能力。我的猜测是，如果问“牛肉米饭，还是蔬菜意面？”，人的反应时间会加长，会问“有牛肉意面吗？”或者“有蔬菜米饭吗？”。空中小姐不希望在工作中面对更多问题，尤其是来自经济舱旅客的。而结果就是人面临对完全不同范畴的两项食物的比较：牛肉，还是面条。这像一种专制主义的分类重组，打散你现有的概念范畴体系，让你在配料和主食间作选择。我尽量做一个亲和的人，但面对这种问题，我最自然的回答会是，我要牛肉面。

现在飞机上有水煮牛肉与煎鳕鱼的双拼饭了，询问的方式缺乏内在的变化，她们依然不希望你指向菜单上的水煮牛肉或煎鳕鱼，力图避免你说：“我不吃鳕鱼，可不可以只要牛肉？”她们想听到，“双拼”。

听过德扑故事后的两三天，我经过一家新派葱油饼店，年轻人喜欢去拍照，兼卖咖啡的那种。正好是堵车中长久的红灯，我看着店外广告牌选印的食客评价：“外卖盒子像比萨饼一样，真棒！”跷大拇指的符号。自自然然，让人来不及思考就觉得，真棒。

堵车中的人想要知道，为什么那种包装就更好？放在通常包装比萨饼的大方盒里，这能说明葱油饼具有什么样的品质？

8. 教训

我想要告诉女儿我曾经历什么。粮票，说实话我不记得它的细节，但与欧洲人交谈时总可以谈食物配给制，那联系到他们二战后的记忆。其实，当你是小孩子，不掌管家庭经济时，货币机制不太重要。我自己曾真正经历的回到历史的变化是2001年阿根廷银行系统瘫痪，比索崩盤，那时我去阿根廷和巴西出差，阿根廷人无法拿出现金，让我感到自己回到已经淡忘的七十年代。

我也经历过没有互联网的生活。女儿读一年级时，班级请家长轮流去学校演讲，每周一次分享，特别鼓励父亲参加，也许老师想要培养孩子的阳刚之气。在整个学期的安排表格上，我看到一位家长讲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从清朝的历史出发，有一位妈妈是心理咨询师，讲如何对待冲突和困难，还有一位父亲在薯片公司研发部门工作，他讲了两次，一次是“味道之谜”，另一次是“日常生活中的化学”，据我女儿说，受到最热烈的欢迎，不像我讲欧盟的那一次那么冷场。他们都比我年轻很多。还有一位父亲讲互联网的发明过程，对于从小使用iPad的孩子，这就像是骇人听闻的考古学，最重大的历史分水岭。我倒觉得，人类社会有网络的前后，区别说来大，想想又未必。有车轮之前和之后的生活，真的不同吗？

我倒是想到，像网络那样，从发明到繁荣到成为泡沫，到无声无息变成人习以为常的依赖对象，到成为矿山，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我创造机制、生产出非现实的财富，并随时有可能破灭，这简直是男人的一生。人们所说的大佬无一不是如此。

回顾往事我很少震惊。我会想的是一些正在实现中的东西，也许不算伟大，但让我觉得怪诞，激动。北极圈上也有了wi-fi，星际旅行中可以喝香槟了，泡沫形态的。也就是说人可以用纯泡沫来替代大家激赏其泡沫的液体，而评论者说，“但那不是真香槟”。这是我最近这段时间最喜欢的笑话。

W说如今的学生让人很难理解。有学生买鲨鱼毛绒玩具，很大一条，占掉整个宿舍床位，拍合影照片发到网络上说那是他的女朋友。有学生3D打印出一只红色蜥蜴，起了名字，带去各个地方，期末考试时一定要摆在桌子上，说不然会冒虚汗。很多学生有抑郁症或者焦虑症。请假条经常写明是由于情绪原因或恋爱分手而无法上课，无法发言，无法交论文。W说学生写在朋友圈里的话都莫名其妙，有些邮件行文用词也怪。不过他在学生中受欢迎，他说是因为他和他们一起抱怨制度，不试图教他们什么。他不准备做一名教师。

我想不教人道理也是我不多的优点之一。就像我会去跑步。我对跑步没有爱好，我只是不想太像老人。

到处是人生哲学。公司里的年轻人写博客谈论生活智慧和识人术。菜单首页以格言开始。咖啡馆的墙壁海报和茶馆墙上的字画以不同的方式想要让你突然开始思考人生。连在空中时也是，飞机上充满鸡汤和训诫，有些听起来像禅宗的指示。

——“让自己清爽一下”，句号。“这款湿巾是无需香皂和水就能擦拭自己的最完美的方式。”（Refresh yourself.  This moist towelette is the perfect way to refresh yourself without soap & water.）

——“享受吧”，两个感叹号，一个祈使句。（Enjoy！！）

——你必须先帮助自己再帮助别人。（Before You Help Others，You Must First Help Yourself.）

——必要时要求协助。（Ask for assistance.）

——离开是联系的前提。（The first step towards connection is departure.）

——系好安全带。（Secure your seatbelt.）

——遵守规则。聆听指令。（Comply with rules. Listen to instructions.）

——别抽烟。（No smoking.）

还有你不得不注意到的类似于讽喻的事实。比如，不同舱位的急救设施位置不同。比如你逐渐会意识到肚子不要太大，不然系上安全带时会不舒服，我自己在46岁时意识到这一点。比如，一架飞机会在广播中宣布，它在“坚持爬升”（keep climbing）。我会想，这对于一架机器来说是什么意思？听起来像书名，职场励志书Lean In（《向前一步》）的续集。

还有一些发现与指示像幼儿园里的生存指南。比如记住不要弄坏烟雾探测器，至少别被抓到。比如向你提供服务的人也掌握你的生命线。比如你要对问题给出语言回答，Yes，我知道自己坐在紧急出口旁的座位，我可以在紧急时刻协助他人。然后你就可以吃午餐，睡一会儿。与幼儿园的区别是在飞机上你不需要表现好就能分配到更好的食物作为奖赏，只要付钱，戳破了平等的谎言。幼儿园只分大中小班，没有快班和慢班，也没有考试，那是几年虚伪的日子。

航空杂志上还登载我母校的广告，商学院如今在大力推广在线课程：“在哪里学习都可以，想成为任何人都可以。”（Study anywhere， become anyone.）这么多年过去了，谎言如故。

9. 悬空

我工作上的辉煌点是一场内幕交易，那是我刚离开纽约回国不久的时候。行业在飞速生长，整个事情我做得比较谨慎，也担心会有不测之灾，因此又离开国内，去布鲁塞尔驻外一年多，女儿出生后再回来。交易的细节不值得细说。打了多种擦边球，我也不擅长讲关于自己的故事，我更喜欢讲自己的遭遇。况且，有真正关于自己、属于自己的故事吗？我们不生活在故事里，我们生活在模式里。厌倦的，改换方向的，冒险的。

多年间我在篮球场大的地方来回徘徊，换办公室，换有窗户的办公室，换转角办公室。每个人转行和晋升的故事都类似开放式办公环境或是独立办公室，只是不同的公司处在不同的篮球场。

我不是因犬儒主义而硬不肯承认时代变迁。比如，现在咖啡店开始有奶泡勾勒出松树花纹的巨大杯卡布奇诺了，我发现自己端起来费劲，至少难以在单手端着它时还保持杯子不会晃动、咖啡不会洒出来的自信。我的手容易发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卡布奇诺呢？喝到嘴里的那一秒花纹就会变形。人们越来越迷恋易消逝的事物，短暂一刻的美和愉快。这是我父母那一代人难以接受的。公司里的年轻人都喜欢貓。W告诉我，在古代，在亚历山大帝国，人们也是喜欢猫和享乐，这两样事物总是齐头并进。猫是一种时代标记。

前两年，一个偶然遇到的年轻女孩对我说，以金融为职业意味着这个人是西方人、台湾人、相对年轻的大陆人，至少不太老。没有太老的做金融的男人，它在中国大陆是个新的技术职业。我想对她这样的自认为识人的年轻人来说，我年轻时工作的国有银行大概不属于金融业，刘盛大概不属于人。而我自己，老实说，也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技术。事件驱动算是技术吗？

我曾经的老板P，大概在这样的小姑娘眼里也不属于金融业。他如今年近七十，当年是中国大陆最早在华尔街工作的人之一。在他因为一场风波短暂入狱，释放后不得不去美国之前，80年代在北京时，也是在一家改革开放初期就成立的做金融业务的集团工作，参与过起草开发海南的一系列相关政策，此前担任过一位目前不能再提名字的国家领导人的秘书。他一直后悔自己做了金融而不是实业。他说，到末了，金融都是在找机会做人的生意，从根本上讲是在桌子底下谈成交易，慢慢地成就感越来越少，年纪大之后尤其如此，都是数字，他宁愿自己经营一个马场而不是投资。我常常想到他这些话，不过他是最近这些年才跟我讲这些的，我自己的年纪已经大到不可能也丝毫不想改行了，虽然我考虑过，如果我在26岁时认识他，尊敬他，信服他，听到这些后是否还会走我后来所选择的人生道路，或者，在我选择走的人生道路上能否享受到我曾经享受过的那些愉快，是否会多一些迟疑和质疑。

我和P现在也常见面。他关心中国史，实际上是关心政治理论，有时转发给我一位年轻的野狐禅历史学家的文章，那个人对中国的历史循环和近代变革有一些宏观看法，如今在美国政治避难。我不大喜欢那些文章。我曾经试着把数学家介绍给P，觉得他们有共同爱好，然而他们两个不投缘，坐在茶馆里有一种相当尴尬的气场，后来也就算了。人一生中只有很有限的几项真正有意义的决定，会决定你的日子是否有意思，P曾经告诉我。我不知道P眼中哪些决定算是有意义的;他有过三次婚姻，第一任太太是大陆七八十年代的风云人物，第二任是一位女企业家，最近的这一位高中毕业。有一次我去找P吃饭，他说不便走远，约我在他家楼下的咖啡馆见面。我们谈了一两个小时后，他冲咖啡馆门外招了招手。门外一位穿长裙、戴墨镜的女士走过，看到我回头，装作没有看见P和我，继续向前走去。P说那是他太太。“大概是去买菜。”他说。我当然知道她是来查验他是否真的在这里，究竟和谁在一起。

在工作中我习惯了人对困难、对业绩、对潜力、对我的言过其实，P大概也是。近半年来，我得到的最真心实意的夸奖来自牙医。上次洗牙时，那个戴眼镜的年轻牙医从口罩中说我是他在这家私人诊所工作以来遇到的口腔清洁保持得最好的人。

10. 女儿

我太太周末例必去做美容。这可能类似于男人的雪茄俱乐部，是无伤大雅的爱好，由同性共享，一起打发时间，同时也是一种轻微的毒瘾。她的美容顾问E也兼代理香港保险业务。我不能理解，保险属于投资，为什么比起我，她更信赖一个给她除皱纹的年轻女人的意见？总之，这个周末她从美容院回来后，说E告诉她，内地和香港本地买保险的风格不同，内地客人常常是买给孩子，香港和海外的习惯则是用重疾险来保障大人，覆盖家里赚钱的人万一出事后家里正常生活所需的收入。内地父母在这点上是非理性的，自己更可能生病，却更害怕孩子生病，并且准备好倘若孩子出事，更需要用保险来保障家庭的“正常生活”——多半会再生一个替代品。太太对这种文化差异感兴趣，我不知道这其中有多少是E告诉她的事实，有多少是她自己的解释。这块土地向来具有某种让她牵挂在意，又让她恨得牙痒痒的特殊性。

我父母那一辈会觉得我太太的讶异莫名其妙。对于老辈人来说，子女出事是巨大的打击，但生活当然必须要过下去。实际上他们经历过相当多的打击和变革，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子女出事可能对于生活在大致平顺的年代里的人才是最大的、不可逾越的痛苦。对于我呢？我不知道。

在我女儿小时候，保姆曾经问她，你最喜欢谁？我不赞成问孩子这种问题，但对她的回答好奇。女儿说，妈妈，还有一个动画人物。具体是哪个我已经忘记了。当时她也问我太太，妈妈最喜欢谁？我太太回答，你爸爸。为什么？他是我丈夫，他是你爸爸。

其实我从未感受到我是我太太最喜爱的人。我会觉得我是她选择忍受的人，她选择去折磨或者她选择被其折磨的人。或许我和她对“喜欢”的看法不同。我太太是多种矛盾的集合体，她喜欢做公益，但人生观消极，对任何事物都有解释。比如，她说她人生观消极是因为她是个斯多葛主义者。我想这样的解释说明她丝毫不想变得积极一些，“××主义者”，等于在说她就是这样的人，她自愿选择成为这样的人。

女儿长大之后，我问过她最希望认识谁，最想见谁。她当时说，Lady Gaga和Francisco。哪个Francisco？她说，巴西人。我没反应过来，后来才明白她说的是教皇方济各。她语言的世界和头脑里的世界都与我不同，不过我很高兴她没有选择更危险的宗教领袖。

你呢？她问。

好像没有，我说。

那你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呢，最想见到谁？她问。

周总理，我说。

我并不是总关注她。连续一两个月很忙，或者出差多，她妈妈带她去旅游，回外婆家，我再见到她时就会觉得有点陌生。有时她成熟很多，有时是自以为成熟的幼稚和刁钻。她经常挑剔食物，每一个阶段有坚决不肯吃的东西，我想这是小姑娘群体中的一种时髦。她走过不吃猪肉、吃猪肉但不吃牛羊肉、只吃素食和鱼类、只吃素食并且连蛋奶也不吃的不同阶段。她不同阶段哲学和人生观的变幻体现在对衣服、食物、朋友、明星的选择上。她原本喜欢玩极限冒险类的设施，去年突然开始恐高，告诉我她感到有强迫症，要求去看心理医生。过一阵子又自愈了。

去年她去美国上夏令营，发现有的女孩早餐只吃冷食，例如一把葡萄和酸奶。她说，只吃凉的东西，so much cooler。我觉得有点好笑。但对她来说这相当重要。她说在这些夏令营和冬令营没有人问她“为什么穿这么少？”“为什么吃素？”。在家里，即使是在她去的国际学校，当她说她不吃猪肉时，老师也问她：“你是回民吗？”

“不是，”之后老师问，“那为什么不吃？”

我告诉她，这已经非常尊重她了，如果是在我小时候，老师和家长都会为了你好，逼你吃肉。

在一次去佛蒙特州滑雪的训练营上，营地提供好几种炸肉饼，有牛肉饼，有用素食材料做的仿肉饼，有不加鸡蛋和奶酪配料的肉饼。回来后女儿对此津津乐道。我想她奶奶会认为这些花样都属于虚妄，小孩需要吃鸡蛋，喝牛奶长高个子，需要吃肉，而且，无论换几种肉饼和几种不同质地的面包，不都是汉堡吗？奶奶会心疼她，一定要做出四种小菜和汤才不算单调。她奶奶还有一种笃信的宗教，就是小孩都爱吃甜的，粥里也要加红糖。我已经学会了不逼她吃肉，但我多少和她奶奶站在同样的立场，需要说服自己特意抱持宽容的态度才能接受她的“饮食偏好”。我太太则像个女烈士一样捍卫她眼中的多元文化主义，认为用素食做成炸肉饼不是虚伪或者无谓的工作量，是尊重人的个体选择。

我可能不讲政治正确，但我有效率。12岁的小学女生真的懂什么是饮食偏好吗？她的任性背后有医学的必要性吗，退一步说，有什么她真正的理念或者性格作为基础吗，还是只是突如其来的赶时髦，看了手机上流传的一篇文章，明星和大几岁的女生这样做，她跟上去，称之为保护动物的哲学？而如果有饮食偏好，为什么不是自己准备，为什么要影响别人？加重厨师的工作负荷，你们这些支持自由的人就不在乎了吗？实际上权利基于学费，为那些她心血来潮的幼稚的多元选择提供保障的，并不是什么尊重差异的社会文化态度，是我们交的钱。太太像看怪物一样看我，非常恼怒，我认为她夸张了她的情绪反应。

“牛肉，鸡肉，还是素食汉堡？”“素食汉堡。”“来，给你。” 在这样的小小对话中，女儿迅速选择她的站位，标准简单且个人化，她是否感到舒服，她是否觉得受了冒犯。这些小事让我有时觉得她积极天真，有时觉得她愚蠢浪费，有时觉得她正在离我而去。

女儿和太太有一些她们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和笑话。我会希望再有一个孩子，而太太一直拒绝。我问女儿，你想有个小弟弟或者妹妹吗？女兒用英文说：“我不介意要个弟弟。”太太在旁边接着用英文说：“不，你不想要。不要受意识形态的骗。”女儿说：“我只想折磨他。”两个人笑起来。她们喜欢这样。

很多生活里的事都忘记了，又倏忽想起来。我越来越像年老的金鱼，或者是金鱼和远古恐龙的结合体，只记得最近和最远的事。太太告诉我，女儿班级里有同学家长每周都在朋友圈贴出来该周育儿纪事，还有家庭年终总结与新年计划，“本年度预计家庭旅行四次，学会单板滑雪”。非凡的责任感、事业心、进取心，自己为自己布置下无穷尽的任务：从育儿纪事，到对纪事的纪事，就像上班时你大量的工作一定是关于工作的工作。

今天下飞机时，开舱门就冷得惊人，雪化了，要坐摆渡车。你最讨厌的是什么？女儿在幼儿园时回答，巫婆、黑夜、猕猴桃。当时她也问我这个问题，我回答，摆渡车与蛇。她说，三样，第三样是什么？我说，没有了，其他都不怕。为此，她曾经崇拜我。

11. 洞穴

如果再有一个孩子，我确实希望是儿子。不是重男轻女，也不是为了性别平衡的儿女双全，而是我从来没有真正习惯过家里只有我一个男性和太太女儿在一起，紫色的卧室，各种颜色的杯子，餐桌上往往有花，儿童台灯上挂着珠帘，回家就是轻轻的欢笑，不吵闹，总会有个女人持续在说话，我也总试图避免惹到大的或小的不高兴。

我自己和两个哥哥一起长大，少有我现在熟悉的这种女儿含着眼泪不说话，或者和妈妈你一句我一句来往、论理、争执、倾诉的那种时刻，比较多的是打架和教训。如今二哥还在，大哥去世十多年了。去世时他在地方办公厅担任副职，他年轻时从戏剧学院毕业，在宣传系统工作，笔头好，时任书记看上了，调任文字秘书10年，关系比较亲近。这种情况里，倘若领导高升，他大概也会跟着走，不过书记是老人了，没有再向中央移动，回嘉兴颐养天年后，又受牵连查出在任时的问题。没有被追究，不过大哥就始终是写材料，不大有仕途的机会了。

大哥去世后，秘书打开两只上锁的书桌抽屉，发现一本厚手稿，是他的字迹，钢笔誊写在顶头印有“市委办公厅”的红格原稿纸上。那是一部电视剧本，他写到第38集，已经完成的部分应该是定稿了，只有少数圈圈点点的改动。这么厚的稿子，想必写了很久。我们没一个人在他生前曾听说过他在写剧本这件事。同一只抽屉里还有一把瑞士军刀，三篇打印出来、没有署名的小说，一篇读起来像片段杂记，另外两篇比较完整。我上网搜索，没有搜到相近的文章，应该也是他写的。

保险柜里倒没什么，也没有日记，没有那些通常被认为是秘密的东西。

大哥去世时是48岁，正是本命年的年初，还没来得及在艰险来临之际系上红腰带辟邪，就遇上了一生最大的艰险。胰腺癌这种东西，用大夫的话说，“很恶”，来了就要死人，坏处是疼，人走得快，好处也是走得快。他常有疼痛感，但他总加班，时常住在单位办公室，慢性病也多，头痛胃痛之类的话，我父母都听得习惯。直到单位体检，查出胰腺癌晚期，4个月即告去世。我母亲多年为疏忽而自责，他去世后，她不再染黑头发，说，“越染越多”，像一个崭新的科学发现，又迷信又笃定。

他的死巩固了他的母亲最爱的孩子的地位，她也因此怨恨我大嫂，大嫂是学医的，难道会看不出来他脸色有问题，是真正在一步步走向绝症吗？我大嫂在病房里对我大哥的朋友说过，做医生的反而对日常的头疼脑热没那么注意，不大关注家人的身体，更不关注自己的，何况她是眼科。那次家人也在场，我母亲更觉得她是在借机推诿，但我觉得她的辩白是真的，我很难想象医生因为家人说肠胃不适而大惊小怪。生前，他业余偶去钓鱼，更多时间是和早年弄堂里一起长大的两位朋友下围棋，都是安静的爱好。他和我大嫂没有孩子，感情也比较冷淡。他去世时，我太太刚和我在一起不久，还是小姑娘，没经过什么世事，偷偷问我：“他们是自由恋爱吗？”她以为只有指腹为婚或者相亲的夫妻才会不亲密。现在她应该明白了。

有些人说上海男人常常是这样，有自得其乐的爱好，修钟表，找老电影，收藏唱片，跳国标，现在还有爱好自己写程序的老头，也算与时俱进。当年把大哥的电视剧本和小说读下来，我父母为他骄傲，我父亲说，“他是有精神世界的人”，深恨在他身前不够了解他，仿佛一直以来是太疏远或是看轻了他，一种错待。我母亲说：“他心里藏了多少话啊！”

我则忍不住为他哭。那剧本和小说写得太差了。不是不熟练，是平庸俗气。剧本写的不知道是否是他自己的故事，一位官员，在繁重的工作外，认识了一位下属单位招待他的女性，又在活动中遇见一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电视台主持人，产生了情感纠葛。读起来我觉得有现实的痕迹，不过没有和父母交流过，当然也没问过大嫂。他写剧本说明，××露出酥胸，皮肤雪白，还有政府由于土地出让而起的一场明争暗斗，开会，出游，钻营的疲惫感与成就感。小说中那两篇长一些的也是官场故事，那篇片段杂记是写下围棋的几个人物，中间提到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境界的向往，但读起来还是百舸争流，下棋的人都像在参加锦标赛。

我父母和大嫂各自去给他烧纸。我母亲仔细，不仅担心他在那边寒冷、缺钱，给他烧衣服，烧纸币，烧纸狗作为宠物，烧了纸叠的汽车，还想象他依然在写报告。她可能觉得这是他的职业和生活习惯，我倒觉得，他到了那边，应当无需再写报告了。总之她带了钢笔、他生前常用的棕色皮面小笔记本、办公厅抬头的原稿纸到殡仪馆去，放在装他骨灰盒的小隔间里。

一年后买了墓地。给全家都留了位置，我自己和太太未来也会以碎裂的形态躺在这里。大嫂告诉我，她去扫墓时发现我父母在大哥墓前摆了一只太阳能念经机，橙色叶片的莲花形状，中间是电池板，连续不断播放阿弥陀佛。她去的那天下雨，机器仍旧念经不止，估计功能强大，储能兼防水。她很气愤，说大哥是党员，信的不是这套，但也不好意思把念经机拿走，担心我母亲有意见。我给她出的主意是，如果我父母问她，就说从来没见过。老人会以为念经机是被别人偷走的，我父母总觉得别人会偷拿东西，不允许快递员把包裹放在家门口的脚垫上。

大哥去世后，有一段时间我常夢到死亡。就在第二年，我做了那个交易，多了一点钱和行业里的名气，也做好了兴许日后某天会坐牢的准备，但这不像高血压那样令我害怕，血压更像头顶上真正随时可能到来的威胁。

到目前为止，女儿与我，与我大哥一样，人生平顺，无甚艰难之处也缺乏杰出的才能。她说话早，在幼儿园时就擅长编故事，仙女星上住有19位不同的公主，每一位有独特的性格和家谱，星球上的宠物加起来构成一个完整而超乎寻常的奇幻动物园，其中一位公主，我记得，拥有贝壳形状的洗手间，马桶是一颗洁白无瑕的珍珠。当时她计划未来成为动物园饲养员，我则揣测她可能会成为戏剧家。

随着换牙，她的这些爱好一并消失了。一年级时，她在学校的跳绳测验上遭受了重创，拼命训练，后来始终专心体育。这就是我的女儿。

12. 命名

W有一对双胞胎，和他前妻生活在一起。他离婚比较早，当时他说如果不离婚，自己就会是僵尸一般的生存状态，那种生活与他心目中的伴侣状态距离太远了。我认识他前妻，从他们谈恋爱时就认识。离婚时他前妻说W是懦夫，不敢面对真正的生活，真正的生活中人应当放松下来，吃苦耐劳，脚踏实地不虚浮，学习平衡，获得抗压能力。他说他不离婚才是懦夫。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后悔过。

他和我讨论过自己是否应当争取一个孩子。但后来都交给前妻抚养了，那大概既是她的意愿，也是两个孩子的意愿。不过他前妻因为他的这个决定而更认定他没良心：“一个也不要。”

我想双胞胎的问题在于你先是不容易区分他们，后来又不容易分开他们。如果长幼有序，还有可能父母双方各抚养一个孩子。当时W深思熟虑地说，双胞胎表面上是两个孩子，实际是一个孩子。和数学家熟悉起来后，概念、表里之别在我们三个人聚会的饭桌上变得重要，数学家很计较概念。有一次，就是数学家告诉我2+3=3+2才是数学之后，我想起W谈孩子的话。

如今W更喜欢猫。他外出开会时有研究生去给他喂猫。他也像猫一样越来越具有神秘的禀赋，认为自己能看穿一切，他说这是长期做研究之后人必定拥有的特质，“我借解剖跳蚤，向你证明神的存在”。在我刚刚见到他的这次，他说飞机上他等洗手间位置，十几分钟后一位老先生走出来：“抱歉用了这么久，我在刷牙。”他想，别扯了，当然是消化道问题，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当人到了某一个年纪，我猜想，刷牙可能不得不成为消化道问题的委婉语。这不是谎言，而正表达了命名的关键性，有些事情，你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这是2+3=5的意思。

可能我在胡思乱想。我越来越常为语言胡思乱想。昨天陪女儿在日式快餐厅吃亲子丼时，我想到英语世界里也有类似亲子丼的餐点，chicken sausage with eggs，煎鸡肉香肠和炒鸡蛋，那是比鸡肉与煎蛋更惨烈的亲子关系，双双打碎到无葬身之地。中餐也一样，有时把莲藕、莲子和排骨炖在一起，汉语中不介意这些，喝汤时，你不需要想到这些配料生前有什么关联。

13. 太太

有一种说法是，屠格涅夫始终没有结婚的原因是他只爱过一次，而那是个已婚女人。波琳·维亚尔多夫人是一位美丽、有才华的夫人，在屠格涅夫认识她前就早已经是位太太。更要命的是，她婚姻幸福。沿着这种思路下去，屠格涅夫就是一个心中怀着盼望而毫无指望的人，充满奉献精神，受折磨，高尚，可怜，忠实——像妻子想要拥有而无法拥有的丈夫，比现实中会背叛、会杳无音信、会欺骗的丈夫要好一些。

很多人也是这样考虑金岳霖的，他与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比邻而居。人们会认为，这种无望的高尚让屠格涅夫拥有创造力，擅长写让爱情走向悲剧性结局的小说，让金岳霖成为不凡的哲学家，由于在现实中缺乏直接的慰藉而在文学或逻辑学中建筑出私人的天堂。

然而有另一种说法是，屠格涅夫在24岁时就爱上了女佣并有了私生女。屠格涅夫生长在俄国贵族家庭，这样的儿子常常与女佣私通，也常常有私生子女，其中一部分私通也许和爱情有关，同时也不免与性和权力有关。屠格涅夫暴怒的贵族母亲驱逐了女佣，孤零零的女孩子独身去了莫斯科，赁屋，大着肚子当裁缝，生下女儿别拉盖雅。有权力的人往往想要占有可以属于自己的一切，又同时隔绝那些会玷污自己的东西。因此屠格涅夫的母亲派人前往莫斯科，以一些赡养费掠走了女婴别拉盖娅，在自己的庄园内把她抚养长大。

而屠格涅夫自己在几十年中始终住在波琳·维亚尔多夫人家附近。女儿5岁时，他把女儿送去她家，请维亚尔多夫人代为抚养，直到女儿成年，出嫁。当维亚尔多夫人自己的两个女儿出嫁时，屠格涅夫也送上了嫁妆。他仿佛在她们的帮助下扮演一位更好的父亲，并让维亚尔多夫人扮演一位比女佣更好的母亲。

这些听起来既残忍得令人惊讶又慷慨大度。可能残忍、令人惊奇、慷慨这三样都是爱情的本质，是另一种变形的不离不弃，是一夫一妻制、鞭打出轨者、颂扬“一生真爱”、向往青梅竹马、要求已婚者一生一世未曾斜觑过路上行人的世界所不太能接受的。

第三种说法是，屠格涅夫的小说《初恋》来自于真实，他还是个孩子时爱上了一位比他年长的贵族公主，她对他的亲热与冷淡让男孩子饱受折磨，后来他发现这位公主是他父亲的情妇。这种故事是如今读者容易接受的——权力、金钱、交换、野心、无知、进化论、丛林法则、純洁的恋慕由现实打败。

而第四种说法是屠格涅夫在晚年深深地爱慕一位年轻的女演员，她在他的剧作里扮演少女韦罗奇卡。他60岁，她25岁，二人曾在同一节火车车厢里旅行过30公里，这是他们一生中仅有的独处。他写热烈的信给她：“我不会改变我的爱慕之情——我对你的爱至死不渝。” 他迅速去世了。没有人知道她是否回报过，或者以何种方式回报过这位将死之人的爱情，她嫁给了一位轻骑兵军官，这是她一生三次婚姻中的第二次。

凡人的爱情形态多样，有的样子难看，有的是难解的谜团，有的是一再重复，有的是变了形的医院看护与病人之间的关系，凸透镜下倒立成像的不离不弃。凡人在不断重复的生活中寻找爱情，在爱情中寻找突破生活的希望，而故事往往是这样：

你与一个轻骑兵结婚，分手，又与另一个轻骑兵军官结婚。

你热烈地喜欢一个乐队，又热烈地喜欢另一个明星。

你在律师中挑选你的伴侣，失败了，你选择了一位基金经理。

你的丈夫是一个农民，你和他一起打工，他是瓦工，你和电工偷情。

你嫁给一个公务员，他和你都觉得此生漫漫无绝期也缺乏希望。有一年他决定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复习司法考试，你更累了，也有些惊喜，你以为将会是和另一种丈夫过的另一种生活了。第一年他失败了，差得不多，第二年他成功了，不过你们讨论之后决定还是不辞职的好，在这座小城，律师收入不稳定，另外他的年纪也多少有些大了。他感到自己在单位里有升迁的希望，你想一想后意识到一旦他成为律师，可能会频繁出差，你会更累。两年后他没有升迁，不过有了新爱好，种美人蕉、多肉植物、蒜苗，家变得浓密深绿。生活多少算是不一样了。

有一次太太给我发来这篇文章，Word版的，不知道是她从哪里存下来的。她确实选择了一位基金经理，但她应该没有和电工偷情。我想她大概是发错了人。

许多年前当我认识她时，我告诉她，我的生活在“9·11”之后很快就彻底恢复原状。我以此抚慰她。她说生活不可能和原本一模一样，一定有什么你看不见的东西在改变，或者表面上看起来相同的那些要素于眼睛所看不见之处重组，就像海浪潮汐之下大海在深处发生变化。那时我认为，restructure，她是建筑师，她为结构着迷，她总想改变。或许现在她的看法有所不同。

14. 忍耐

上周我刚刚因为女儿和太太吵了一架。或者说，我和太太作了一场关于伦理的讨论，在女儿在场的情况下。

出租车到达雅加达机场时已经有些迟了。她们在我身后出关，海关官员认为女儿的入境章有问题，把她和我太太带去海关办公室盘桓了近一个小时，几位官员来来回回，最后是一位职级大概高一些的警员解决了问题，道了歉，把她们亲自带来登机口。这时女儿跑去咖啡店，排了相当久的队，买了热可可回来，递给警员，说感谢他。

女儿在那里排队时我相当无奈。快要登机了，印尼的效率已经被证实是个笑话，更何況警员没什么好感谢的，是他们自己犯错耽误我们的时间。她和警员以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告别后，我教育女儿：“马上要登机了，你不应该去。这样做有礼貌但不负责任。”

“现在是5点25分，5点45分才登机啊。”她指指登机牌，受了冤枉似的。

“什么都可能发生，登机口可能会提前关闭。”

“Dont lie to her！”太太焦急地吼起来。

着急或生气时我太太喜欢讲英文，我听起来会觉得不如同样意思的中文那么愤怒，好像隔一层过滤网。是文化差异吗，还是年龄代沟，用她的话说，“辈分”？也许我有夸张和吓唬女儿的成分，但我也确实觉得什么都可能发生。既然入境时可能会无由盖错章，登机时间当然可能无由提前，世界与命运的不确定性是我们必须接受的现实主义，尤其在刚刚由海关带来一场教训之后。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学习能力，不是吗？太太说，thats a lie。按照这种逻辑你同样可以告诉女儿说机场有可能会爆炸，我们一家人需要待在一起，永远别走开。那当然也有亿万分之一的概率。当你为夸张和吓唬而设定出微妙的界限和目标时，当你敢于说登机可能会提前，而不敢说机场可能爆炸，那前一个说法就是谎言。简简单单，一个为了让她尽快回来的谎言，还顺便归咎于她，把海关的错误转变成好像她做了什么错事似的，硬要让她担心、恐慌、负疚。你根本不是因为担心赶不上飞机，而是因为你觉得那个在努力又礼貌地弥补不知谁人错误的警员，这个犯了错误的海关，配不上一杯热可可，配不上让你在登机口等待。你不愿意等她，撒了一个登机口的谎。

我太太有适当剂量的愤世嫉俗，我有适当的笃定，只要她不太尖锐，不把怒气变成怨气。有李宗盛在，我生活中的愤世嫉俗已经够了。

我认识她时她刚从建筑学院毕业，找到第一份工作，经常加班和旅行，喜欢音乐、小说、“各种有结构的东西”，没有宗教信仰，关心已经死去几百年的外国人胜过身边的人。回国后，尤其在女儿上小学后，她热心公益，最近在为一家全球教育机构设计幼儿园。这种机构该叫作学校吗？可能更像公司，多数分支机构设在CBD写字楼里或者酒店式公寓底层，正与它的学生家庭——客户，顾客，购买者——活动的地点相符。它拉到了C轮风险投资，其中有两位娱乐明星投资人，他们的脸出现在电梯里的幼儿园广告上，让人感到发型才是教育的关键环节。这家机构也为偏远山村捐献了两座公益幼儿园。她耐心研究该在村庄什么位置摆放“触摸式游戏平台”。我问她，谁会去教呢？那些支教大学生第二年就会离开，而所谓的触摸式游戏可能更适合于有家长、阳光、咖啡厅和双语教学的地方，在村庄里孩子的身边本来也都是大自然。谁为你的游戏平台除尘？我们因此有了另一场关于伦理的争论，不过那次女儿不在场。太太指出我没去过那些地方，自然不再自然，周围的农田已经改造成工业园，小溪如今是漂着塑料袋的水沟。她说，你其实又是认为人家不配。这时我想起大伯以前告诉我，村子里的人并不喜欢树、植物、自然这些东西，以前还没有下发造林补贴的时候，山上的树是要卖钱的，院子里的树是要砍掉，开辟成菜园的。而我们为什么为我们不了解的人争辩？

把女儿送去国际学校是孩子出生时太太就有的主意，那时我不知道她对此这样认真坚决，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和她有愈来愈多关于她称为“教育理念”方面的争执。老实说，那时我没太想过女儿的未来。长成健康、快乐的小孩，对，当然，但怎样做到呢？

从女儿四五岁时起，我才开始真正喜爱她，之前觉得像小动物，不太知道怎样和她交流，在逃避之中常常感到自己无用无能，甚至不招她喜欢。

太太说她读过《柏拉图对话集》后无法再忍受中国公立学校的课堂。学校不应该是那样的，背诵，拷问，她“had enough”。对于她来说回国是为我作的牺牲。在这里，她总想把女儿从周围的环境中拔出去，英文、国际学校、对陌生人要充满爱、在早餐店与服务员主动打招呼。如今女儿12岁了，基本按太太的设计成长起来，但有了自己的性格，比如她有她妈妈所没有的坚韧。这一点在她小时候就显露出来：她本来是个身体不太协调也不爱运动的小孩，但在一年级时为通过测验，眼睛里含着泪，两个月里成为跳绳专家，1分钟160次。这种坚韧，老实说，似乎也并不继承于我。发现她的这个特点后，我更相信自己忍住不去告诫刚入职的年轻同事的道理：意志力和责性感是一种天赋。

每一年我都变老一点，更想要在女儿身上辨认出来自于我的东西。但那不容易。以前我没有想到生活在中国与生活在美国会遇到同一种困难：让孩子保持足够的中文水平。似乎只有我觉得这是个问题。我看到网络转载的文章说在美国生活的华裔大学教授曾用一个假期让孩子爱上中文，方式是塞给孩子一套金庸小说，保证着迷。我也尝试了，失败了。她读它，也许像我读《柏拉图对话集》或《道德经》的感受一样，久远，晦涩，过时。

有女儿后，我开始接触此前与我无关或者早已淡忘的知识。杂乱的细节重新有了顺序。现在我知道孩子五六岁开始换牙，到十二三岁，乳牙全部脱落。我想我十二三岁时一定了解这些，是后来忘记了。一生中我始终没有长出智齿，我很想看看这个特点有朝一日是否能够体现在她身上。

不过她目前已经体现出来的性格特点似乎没有哪一项明确来自我的遗传。经常户外运动，喜欢讲逻辑性很强的复杂故事，苛求食物，爱好素食，坚韧。最近喜欢烤无麸质饼干，用指甲上闪着金粉和圣诞树的手揉面团，我私以为这并不太健康。在学习的科目上，她没有显露出什么特别的爱好，虽然这家学校在校训中强调“让每一个学生找到内心的热情”，和她年龄相仿的同学有些已经在研究机器人和无人机。她的兴趣是花样滑冰，准确地说，是观赏花样滑冰。我们送她去学过滑冰，她速滑还可以，花样动作，据我太太说，没有入门。如今她自己不大滑了，把周末的大部分时间花在看网络上的花样滑冰比赛和训练上，在英文论坛追踪自己喜欢的运动员的近况，最大的梦想是追逐喜欢的运动员到世界各处表演。去年有一场锦标赛在上海举办，据我太太说，现场有我女儿的几位网友，但因为妈妈在旁邊，她不愿上去打招呼。最近她开始做滑冰视频的字幕翻译，写选手生平履历的故事，在网络上和他人论辩，我想这对她学英语和写作文有帮助。我太太说，这应了许多年前的那句话，你上网时不知道对面坐的是一个小学生。对我来说她越来越神秘，背后有一个完整的，我不曾涉足也不可能涉足、若非因为她就不知道其存在的彻底的世界。

15. 宁静

在一段和另一段悬空之间，我回当年三十多岁时在纽约住的公寓看了看。也是一时兴起，这次出差换了一家酒店，离它只有9个街区。当年我住在那里时，前一半时间无休止地加班，经常在拐角处买苹果或者杏仁可颂当早餐，一直好奇为什么带馅的起酥面包叫丹麦面包，从未弄明白过。后一小半时间频繁出差，在飞机上遇到了我太太，后来一起回国。

我从酒店走过去，路上下起雨，这是纽约这个季节的常态，昨天像春天，今天就有小冰雹自天而降，但街上的人不像为凄风苦雨而苦恼的样子，而总像是为能生活在这里而自豪，自豪的幸存者。走过9个街区，经过室内动感单车连锁店，犹太人开的熟食店，还有一整个街区都是花店，兰花美丽的白色叶片在雨水滴落的绿遮阳篷下有一种脆弱坚决的质地。13年了，公寓大楼必定经过装修，但从外表上看不出太大变化。一楼侧面有一间公寓改装成了医疗美容诊所，大楼前厅的大门和台阶应当都重修过，大门金灿灿的，拼接了一些蓝色圆弧状的装饰，不像往日那样朴素，有种奇怪的中东风格。

我告诉韩裔门房我是这里的旧住户，想来看看。我在来访者册子上作了登记，出示了一直放在钱包里的过期纽约州身份证。当年这里的门房、管理员、维修工和水电工都是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人，在前南战争之后作为难民陆续来到美国。离开纽约后，我曾想，如今是否会多一些科索沃维修工。没想到换成了韩国人，这位Henry Park，姓朴的中年人告诉我，是一家韩国地产公司在管理这幢大楼。

我下到地下室。和以前一样，公寓共用的洗衣房设在这里，还有台球厅和桌上足球室，以及一个公共影音室，此刻空荡荡的。那时会在周末的“电影夜”来这里参加活动的都是老人，恐怕现在也一样。

洗衣房像过去一样嗡嗡作响，气息潮湿刺鼻。公共留言板上贴的广告海报比十几年前让人沮丧一些：

我是一名哈佛毕业生，过去3年里我辅导的学生在标准化考试中的分数平均提高了8分。我可以辅导SAT和ACT。我拥有哈佛的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本科获得哥伦比亚大学荣誉学位。请拨打我的电话。

我开设三种工作坊项目，四周课程收费200—250美元。“战争和电影”“获得解读图像的能力与审美”“如何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写成小说？”。

本楼有一室一厅转租，月租金4495美元。上一位租客售卖自己的家具，转椅20美元，书架25美元。

还有一个人可以做普通话辅导，回答关于中国的市场咨询问题，或者总结中国各领域的商业信息。他来自新泽西，曾去中国担任富布莱特访问学者一年。“中国正在变得不同，你想去中国做生意吗？或者想成为一名间谍？来联系我。”

当天下午我飞回上海。在机场坐在吧台旁吃了一碗拉面，旁边的登机口，有个年轻人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脑屏幕，没有打字，不像在工作的样子。他有种懵懵懂懂的神情，戴灰棒球帽，T恤宽松，像个退伍兵，从我的角度，能看到他面前的网页右侧有字，左侧是白色的图片，我日渐衰退并且无药可救的视力捕捉不到更多信息。吃完拉面，我走到他身后坐下。他在看购房网站，布鲁克林一座带院子的独栋房屋，位于那条街的103号，邮编11229。白色的单层小房子，两个卧室，一个洗手间，600sqft，大概相当于五十多平方米。价格便宜，应该是在布鲁克林比较萧条的街区。随时联系路易斯·克莱门汀。

他自己一个人在机场，没有戴结婚戒指。那座房子没有任何甜美的东西，不含草坪，毫无装饰的白，不受限制的宁静自足，前面有个篮球架。它不需要把工具房设在院子里的什么位置，大概院子里也没有空间。工具放在家里就可以。我想象这个年轻人是水管工，下班后自己在家看电视，喝啤酒，舒适地独自一人，或者有几位来自中学时代的朋友，有时叫邻居一起在院里打球。我想象他不需要家庭，这座房子也不是为家庭而设的，它与求婚没有关系。我想象他的哥哥或弟弟或者姐妹的孩子起了他的名字，他成为教父，并且一生舒适地独自一人。

2018年10月写

2019年8月8日定稿

责任编辑.陈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