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好像不在，但又无处不在

莫言 温晨

最初的文学尝试

导演：关于《花城》这部纪录片，我们讲述的不仅仅局限于作品。还包括一个作家，他在文学创作道路上是如何开始的，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描述的初始状态，也是我们所追述的。

今天，我们的话题想从您最初的创作开始，因为无论是世界著名作家，还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最初走上文坛的路，可能都是从发表第一篇文章开始的，这也代表了他的初心。我们就从这个最初开始。

莫言：任何一个作家，在成为作家之前，首先是一个读者，而且是一个痴迷的读者。我小的时候在乡村，尽管那个时候图书比较少，能够借到的书加起来也就十来本，还是千方百计借到读的。我们班主任老师是个文学爱好者，他的床头上有十几部长篇小说，这些我都读了。我有一个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的大哥，他在家里留了一箱他中学的课本。我就看他的语文课本，以及他买的一些文学刊物，我记得有几本《萌芽》，上面的文章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文革”末期的时候，我的文学梦想开始迸发了，这也跟周围的环境有关，我是一个非常痴迷的读者，读多了自然就想写。我有一个邻居，他是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学生，上学期间即被错划为右派。“文革”期间他被遣返回故乡当农民。他灌输给我一些文学上的知识。他讲济南有一个作家，一天三顿吃饺子，这对我们当时的农村来说，是一个高不可及的梦想。由此我知道，如果当上作家就可以改变命运。

我记得最早拿起笔来尝试写作，是1973年的时候，我十八岁。县里抽调民工去挖胶莱河，寒冬腊月，过了正月十五就出发，到离家两百里的渤海边上去，这是我第一次到离家这么远的地方。大家都住在地窖里面，每天十二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披星出，戴月归。两个月之内，都没看到村庄是什么样子，工程完了以后，突然发现树上已经长满了叶子。在那样的环境下，我躺在窝棚里面，开始构思小说《胶莱河畔》。主要故事是一对青年男女因为水利工程相遇，这是一条线索;另一条线索，老地主蓄意破坏，夜里偷偷地铲伤拉车的马和骡子的腿。那个时候大多数的作品基本上是这个模式，当时的文学环境就是这样。

真正开始写作是当兵以后。1976年2月份，我参加了人民解放军，那个时候我已二十一周岁，年龄比我们的排长都大。我一个战友的未婚妻是当时黄县图书馆的管理员，战友每星期去县里和未婚妻见面，都会带回一提包的书。我如鱼得水，读到了很多书，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雨果的《悲惨世界》，高尔基的小说《在人间》和《童年》，还有郭沫若、曹禺、莎士比亚的剧本。在黄县三年半的时间，阅读开阔了我的眼界，也提高了我的文学审美和鉴赏力。当时，每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是一个重要的事件，一个青年作者如果获得了这个奖，就会一举成名天下知。我记得《作品》刊发了一篇作品《我该怎么办》，是陈国凯的，刊物由战士传到干部，由干部传给家属，大家看了后还议论，影响太大了。那个时候，我动笔写了一个短篇小说《母亲》，说母亲参加了革命，为了革命和自己的父母刀枪相见，这样的小说现在看起来非常简单。但在当时，如能发表，也会引起轰动。

在黄县时，我还写过一个话剧。当时，上海的一个话剧《于无声处》非常轰动。我基本上模仿了这个故事结构，写了一个四幕话剧，寄给很多刊物。有个编辑用钢笔写了回信，说我们刊物版面有限，你这个话剧不能发表，请你投到剧团或者出版社试试。我们的教导员看了这个信以后，说：哎，小伙子行啊，折腾得出版社编辑都给你写信了。

1979年，我调到河北保定，在原总参谋部的训练大队担任新兵班长，训练新兵。我们招的是军校学生，大专学历，学制两年。新兵训练结束后，训练大队留下我，让我担任保密员，这是个干部编制，让我担任，是为了将我提干。大队因为是军校性质的单位，有一个图书馆，有三千多本图书，因为无人管理长期关闭，我自告奋勇担任了管理员，带着几个学员登記造册，然后每周三个晚上开放。大部分图书是哲学类的、经济类的，当然也有部分文学类的，这让我有了一个疯狂阅读的机会。后来，我兼任了政治教员，还同时兼任保密员，有一个自己的独立房间，这就为读书和创作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熬夜到凌晨两点也不会干扰别人休息。终于在1981年第五期《莲池》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随后在《莲池》上又发表了四篇小说，由此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1984年，我考入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发表了《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小说，成为受关注的青年作家，毕业以后到了部队创作室工作，开始专业搞创作。

导演：虽然此前从资料上看到过您的信息，但面对面听您这么一说，还是让我感触良多。您开始走向文学道路时，怀揣梦想，且一开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但您自己始终有一颗热爱文学与生活的心。刚才您提到，在部队里，模仿《于无声处》，您也写了一个话剧，这反映了您的敏锐。因为在那个时代，正好拨乱反正，“文革”结束，一个新的时代来临。想问问您为什么要模仿这部话剧呢？您的话剧第一次投稿后，没有投中，那时的心情又是怎样的？

莫言：我那时在山东黄县，我们单位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我们单位是搞技术工作的，机房每天都发射强烈的信号，干扰很大，电视画面不断地抖，画面里的人像飞舞的布条，但声音没被干扰，我就是利用这样一个非常劣质的电视机听了这个话剧，很震撼。这是我第一次看话剧，这种艺术形式非常有感染力。我想如果能写出一个剧本，也可以把我多年的想法说出来，对未来生活的向往，以及面对社会各方面巨大变化的强烈兴奋感。然后，屡投不中也让我慢慢地失望起来，这个稿子我一直背到了保定训练大队，当时也没有什么箱子，就放在一个小纸箱里。后来感觉到应该和过去决裂，就把在黄县期间写的稿子，包括这部话剧烧掉了，现在想来有点可惜，如果留着也是一个纪念。

导演：那还挺可惜。这实际上表达了您当时的一种决心，决心尝试另外一种文学样式。

莫言：要把过去的那些东西彻底摆脱掉，回头一看，它们是那么地幼稚，那么地图解政治，有强烈的模仿性，自己不满意。

导演：这其实就是您在创作上已经有了理性的思考，更加成熟了，而且是新的出发。

莫言：1979年到1982年，在保定训练大队，我读了大量文学、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方面的书。我给学员们开两门课程，一门是政治经济学，一门是哲学，这是当时大专院校的必修课，用的是通用的大学教材，而我只有小学五年级学历，这些知识从没接触过。为了能在部队多干几年，我硬着头皮上，现学现卖。由此也可以看到当时部队领导敢于用人，打破常规，让一个战士做了干部的工作，也为我的提干创造了条件。说穿了，当时农村青年当兵，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就是提干，只要提了干，命运一下子就改变了，即便转业以后也可以安排工作。

导演：生活便有了出路。

莫言：于是努力地学习，熬夜备课，那可真是费尽了精力。学生们都是高中毕业，他们在中学学过初级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我什么都没学过。我利用图书馆的资料，日夜地备课。讲了大概一年以后，基本上可以脱稿讲课了，这个时候才拿出精力重新开始学习写作。这时前面学的一些哲学、政治经济学知识就发挥了作用，它培养了我的理论思维能力和大胆的怀疑精神。我后来的写作就是在这个新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之所以很快就能够发表作品，跟前面的这个阶段涉猎了多种学科的学习密切相关。

导演：您前面提到了处女作《春夜雨霏霏》，这个作品主要表达了什么内容？

莫言：《春夜雨霏霏》原题叫《雨夜情思》，后来编辑给改了名。我在黄县当兵的时候，去过龙口附近的屺.岛，但我并没在海岛上当过兵。因为我们单位归蓬莱要塞区代管，所以对驻扎海岛的部队的状况还是有所了解的。小说写了在春雨霏霏之夜，一个新婚的少妇怀念她在海岛上当兵的丈夫，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

导演：您当时有没有想过给《花城》《十月》这些大刊物投稿？

莫言：在黄县的时候我自费订阅了《人民文学》，一直坚持订了好多年。后来到了保定训练大队，我们大队部的一个干事也是文学爱好者，他用公款订阅了很多刊物。他看完了，我看。我看完了就放到图书馆里外借。我印象最深的是看到了《十月》上的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这是引起了巨大轰动的小说。然后看过《当代》，也有《花城》，但我不敢给这些大刊物投，觉得还是给小刊物投被选中的可能性大一些。

一红一白：《红高粱》和《白棉花》

导演：您开始发表作品的时候，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一个新历史时期，文化、文学艺术也开始进入繁荣时期，现在回顾起来，八九十年代是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那您在《花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什么？

莫言：在《花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父亲在民伕连里》，1990年第1期。这个小说里有一些生活中的真实事件。曾经有人攻击我，说我父亲当过国民党兵，其实，1948年淮海战役的时候，我父亲推着一辆小车，给解放军送军粮，用独轮车推着二百斤小米，从山东推到安徽。我爷爷年纪大了，但也推着一小车军粮，从高密推到了临沂。

当时山东大约有三百万民工为解放军运输物资。我父亲当时二十五岁，身强力壮，必须去。出伕是非常艰苦的，也有生命危险。解放前夕，我父亲跟随区里的征粮队工作。因为他上过几年私塾，会珠算，会记账，区里的领导劝他脱产，但我爷爷不同意。他担任了三十多年的大队会计，直到1985年才退休。这个小说叫《父亲在民伕连里》，就是从我父亲这样一个角度来讲述高密數万民工、民伕参与淮海战役的事情。

导演：我去过淮海战役纪念馆，纪念馆里有许多民工牺牲的照片，有独轮车、担架，人到了哪儿，扁担上就写个地名，还有征粮时的后勤部门当时写的文件，有大量的生活史料。

莫言：是啊，那时动员的力量之大是超出想象的，面之广也是超出想象的。因为光有粮食不行，还要把粮食磨成面粉，这都要靠后方的妇女。那个时候没有机器，全靠着石磨来加工，艰难地推着小车、抬着担架运输。每家分了几百斤粮食，拉着磨，把小麦、玉米磨成粉。

我听村子里面很多长辈讲述过。当时推着两百斤小米，两百斤并不多，但并不是胶轮车，而是木轮车，木轮车推起来吱吱响，而且是二月份，泛浆路。那个时候没有现在的水泥路、柏油路，泥巴路泛浆之后，车轮陷到泥里，有二三十公分深，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刚开始用驴拉，但很快就把驴累死了。太累了，汗都流光了，流出像胶水一样黏稠的汗，累到那种程度，感觉到人完全站不住了。我爷爷跟我讲的，我感慨特别深。自己带的干粮吃完了，车子推的军粮一粒也不能动，必须运到前线去。它是一站一站运的，听说第一站从高密运到临沂，那是解放军军粮集中的地方，另一些民工接过去，再往南推。

导演：这个路线图我看过，画的那些村庄、集镇的名字密密麻麻。

莫言：太不容易了，所以陈毅元帅讲，淮海战役是山东人民，当然不仅仅是山东人民，还有安徽、江苏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他们的这些故事，就变成了我写《父亲在民伕连里》的素材和依据。

导演：那实际上，这个小说的原型不仅仅来源于你们家和您的父亲？

莫言：是的，这里面有我的亲人和乡亲的影子。当然，后来这个小说也变成了“红高粱家族”的一个部分。“红高粱家族”写爷爷、奶奶的故事，我本来想把它写成一个非常长的小说。第一部写爷爷、奶奶这一代，第二部写父亲这一代，第三部写“我”这一代。在《父亲在民伕连里》中，父亲成长了，变成了一个民伕，给解放军送军粮。在护送粮食的路上发生了许多的故事，危急关头，他挺身而出，以他独特的方式，一种半是恶作剧、半是流氓、半是英雄的方式，把队伍带到了指定的地点，军粮一粒没有缺少，完成了任务。这本来是“红高粱家族”第二部的开篇之作，后来因各式各样别的题材的进入，就没有完成这个初衷。现实生活当中因重大事件触发灵感引发其他的故事，导致“红高粱家族”的创作中断了。当然这部分的素材后来在其他的小说里也得到了实现。

导演：我看您紧接着第二年在《花城》又发表了作品《白棉花》，这是一个怎样的小说呢？

莫言：我的小说基本上都有扎实的生活经验，1973年秋至1976年春，我在高密县的棉花加工厂工作，当合同工，其实就是农民工。男工一天最高1.4元或者1.35元，一半上交生产队，自己留一半，生产队再给你记一个“工”，这是一件美差，人人都想去。我是因为叔叔在厂里当会计，沾了光。

《白棉花》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写成的。本来我也没打算写这段生活，因为张艺谋拍完了《红高粱》之后，有一次跟我见面，希望我写一个发生在和平年代、有宏大场景的小说。我就说，我给你写加工棉花吧，他很感兴趣。全县几百个村庄的棉花汇集在一起，垒起了四五十米高的棉花大垛。在车间里面，原始的皮辊轧花机用135马力的柴油机拉着，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每个人的身上黏满了棉花的绒毛，女工的眼睫毛都被沾上了白色的绒毛。加工劣质棉花，整个车间尘土飞扬，对面不见人影。也发生过一些悲惨的事故。有女工不慎把辫子从帽子里脱落出来，然后搅进机器里去了，这后果是非常惨痛的。三百多个年轻人在一起，自然也会发生爱情故事。可惜张艺谋没拍。我替他想得很好，红高粱之后是白棉花，形成强烈的对比。

导演：那《白棉花》要表达的思想是什么？

莫言：红高粱、白棉花嘛，刚拍完的《红高粱》是红的，再给你来个白的——《白棉花》，两种色彩强烈对比。这个小说的背景是“文革”，写的是最熟悉的时代。但张艺谋说“文革”背景影视不好表现。我就跟他说，这个没有问题，可以改成抗日战争背景，棉花加工厂是日本鬼子控制的，国军想来把这些棉花烧了，八路军要来抢这批棉花做军衣、做棉袄，这样故事就复杂好看了，当然最后是八路军把鬼子灭了，把棉花也弄到了手。

关于诺奖：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

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

导演：“一红一白”的概括太好了。您作为一个作家，一个著名的、国际化的作家，最耀眼的还是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一天。那个时候，其实诺贝尔文学奖还是每个中国人心目中遥不可及的梦想，获奖也体现了您本人的写作水平与穿透力。获奖之后，再回头看看当初的文学历程与境遇，有过坎坷或辛酸之感么？

莫言：通过一个作家的作品可以看到这个作家成长的过程，包括他的心路历程。关于诺贝尔文学奖，得奖当然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但是我一直强调，得了奖并不能说明他就是最优秀的作家。有很多作家完全有资格获得这个奖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一定能获得茅盾文学奖，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不一定能获得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或者其他的奖。因为评委不一样，标准也在发生变化。总之，文学和科学是不一样的。前几年，我和杨振宁先生在一块聊过。我说，如果得了物理奖、化学奖，我会很高调，因为我证明了一个原理，我发现了一种元素，就摆在那个地方，谁都得承认，对不对。很多人承认自己不懂数学、不懂物理、不懂化学，而几乎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自己不懂文学。所以我跟杨先生说，如果我获得物理奖，我会高调的。

导演：这是您的谦虚和睿智。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无论是哪种内容都可能变化，但高度是不可能变化的。您获奖时的演讲特别触动我，我感觉您对母亲那种情结特别深厚，然后又提到了一些沉重甚至受到屈辱的艰难生活阶段，这些是不是您创作的一个动力所在，或者说母爱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莫言：在短短的演讲时间之内，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就某一方面来展开。我想这次演讲可以用五个字来概括：讲的是真话。

导演：为什么要讲这个真话？

莫言：我获奖后最先想的，是把这件事情向我的母亲报告，告诉她，您的儿子做出了一点成绩。

导演：这就透露出您的感恩，对母亲的那种爱，这是朴实的，非常感人的。

莫言：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感动，可能感动的是跟我有共同想法的人，有的人也未必觉得感人。

导演：您感觉这种压在心底最深厚、最有力量的母爱，对于您的创作、对于您对生活的把握和主题的表达有什么幫助？

莫言：在小说《丰乳肥臀》中，我集中表达了对于“母亲”的一些思考，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读一下。当然我特别强调一点，小说中的母亲并不能也不应该和作家的母亲画等号。之前我在《红高粱》里写的爷爷、奶奶，也绝对不能和我的爷爷、奶奶画等号一样，这是文学中的人物。现在有一种非常令人遗撼的解读方式，在攻击作家的时候，往往会把他小说里头写的母亲、父亲、爷爷这样的一些人物，直接就变成了作家的亲人，这是对文学的无知，要么就是别有用心，我是反对的。

导演：您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里还说过：“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觉得这句话特别真理，特别平实。

莫言：这个也是一种说法而已，我想尽量地少说，但是也不能不说，今天还是要说，而且今天说的立刻就会变成文字。所以说话是必须的一种表达方式——我指的是文学创作。当然还是要沉下心来，防止发表一些空泛的、没有价值的臆断，不要被热点事件过分吸引，还是应该努力地撇开、扒开生活的泡沫，看到生活的本质。文学还是要牢牢记住事件是短暂的，人性是永恒的，所以用语言的方式来写人，表达人的情感，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命运，由此来提高人们情感的广度、深度，我想这是必须永远记住的。

文学是时代的侧影

导演：一个作家的思想深度就是他作品的深度，他对生活的那种敏锐度也是他作品的温度和给别人带来的质感。我在了解您作品的过程中，又看到了您1990年在《花城》发表作品以后，时隔九年发表了《我们的七叔》，我想了解一下，这个时候写的是什么，在创作上有什么新的收获？

莫言：这部小说其实是延续了革命历史题材的写作，写的是在战争年代，出过伕的一个农民形象。因为文学是写人的，所有政治事件实际上都是背景，小说里面写政治最好的方法是让人看不到政治，那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写呢？写人，我塑造了七叔这么一个独特的人物形象。他的独特就在于他跟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人的性格是那么的相似，他是诸多的典型人物当中的这一个，或者说是诸多同类人的一种集合。是一个可爱的人，也是一个可怜的人。

导演：其实您是想结合这种人的现实软弱，表现对人类性格的一种判处，对人的一种关心。

莫言：对啊，这个人他有可敬的一面，有可爱的一面，确实也有他可怜的一面，我为什么不说他有可恨的一面，因为我觉得人多数是可怜的，而不是可恨。可恨是因为他做的一些事，因为有的人做了可恨的事，他自己并不认为他做错了，他认为做得很对，所以这其实让他可怜了，而不是可恨，所以我们应该恨他做了某件事，但这个人并不认为他做的是可恨的事。

导演：时隔将近二十年，2018年您在《花城》又发表了小说《诗人金希普》《表弟宁赛叶》以及诗歌《雨中漫步的猛虎（外一首）》，这几个作品是想表达什么样的思想？

莫言：金希普、宁赛叶这两个名字大家一看就知道来处，这两个人是乡村里的文学发烧友，文学爱好者。他们从20世纪90年代就狂热地热爱文学，当然最后限于才华没有获得成功。他们痴迷了半生，也是两个可怜的人，他们身上有可爱之处，就是对文学的这种痴迷。总之是写了两个在文坛边缘上混的有性格的小人物。至于诗歌，惭愧。我借你们的平台，再一次声明，我的诗不算诗，就是一些分行的白话，请诗歌界的人原谅。为什么我要做这样一种尝试呢，因为我是一个诗歌的阅读者，我读不懂、看不懂诗，但是我通过学习写诗，现在进步了，能够读懂别人的诗，所以我写诗是为了读别人的诗。

导演：其实一个优秀的作家，他本身就是个诗人，他的诗意体现在他的小说、散文或者随笔中。能就您第一次去《花城》的印象，来谈谈广州这个城市么？

莫言：少年时期读了《三家巷》后，脑海里就有了关于广州的印象。广州是一个多雨的、潮湿的、植物茂盛的、四季花开的美丽城市。街道上湿漉漉的，很多女人穿着木拖鞋在街上奔跑，发出清脆的声响。后来去了广州，很多通过阅读得到的印象得到了印证。广州确实是花城，由此感到《花城》这个刊物的名字起得太好了。

导演：我一直有个疑问，在1981年就有文学期刊“四大名旦”这个说法，当时中国文学的重点在北京、上海，为什么在广州创办才两年的《花城》也名列其中呢？

莫言：一般说的是《收获》《十月》《当代》《花城》。几大名旦的说法，名单上不是太一样。但是，《花城》毫无疑问在80年代、90年代乃至现在都是令人瞩目、成绩斐然的优秀刊物，这是肯定的。它为什么能够跻身于名刊行列，就是因为它有很高的文学鉴赏力，而且有一批敬业的编辑。当年深圳只是一个小渔村，几十年后变成了国际化大都市。南方开风气之先，《花城》在广州做事情，往往能够打破常规，南方人的思维跟北方的思维是有区别的，他们没那么保守，敢干，敢试，敢担当。

导演：您本人就是富有历史感和实验精神的作家，那么先锋在您看来，是内容上的还是形式上的呢？

莫言：先锋很难定义，但先锋就是少数。我是当过兵的，先鋒就是尖刀部队，少数的，大部队前面的最锐利的部分，可以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可以突破重围，最先到达某一个新的区域，这是我理解的先锋。当然在历史循环的大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你看到的前进，实际上在倒退，有的时候你看见的撤退，实际上在向另一个方向前进。所以先锋的定义也是随着时代在发生变化。当初很多所谓的先锋，回头一看，一点也不先锋，而很多当时认为很普通很现实的作品，它恰恰具备了强烈的现代性。

导演：说到现在，我想问问今天的文学同八九十年代辉煌时期的文学状况相比，它又是怎样的状态呢？

莫言：今天的文学是大家都看到的一个状态，刊物很多，网络文学发达。作家队伍更壮大，像30后、40后、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00后都在写作，而且每一个时代的作家，都在写有他们自己独特风貌的小说。再一个，文学的类型化，职场小说、科幻小说、青春小说、穿越小说，各式各样的小说，确实是琳琅满目，这相比八九十年代有非常大的变化。前天在我的文集发布会上，有人问我文学的未来，我说文学的未来很可能是需要刘慈欣来回答。科幻文学这几年，在中国也好，在世界上也好，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我觉得现在科幻文学的发展前景无比广阔。我想文学会越来越好，越来越丰富，不像过去那样单调。

导演：80年代，一篇文章可以一夜成名。您觉得现在文学对我们生活的重要程度，以及我们广大读者跟文学的关系是更疏离了还是更密切了，作用力更大了还是减弱了？

莫言：这个问题我想用晏殊的两句词来回答：“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如今，文学确实没有80年代那般万众瞩目的辉煌，各种各样的信息铺天盖地，一个人的时间就是个常数，你捧着手机看两个小时朋友圈，今天你就不可能再有两个小时来读文学。但是我想，无论是网络上的文学，朋友圈里的文字，都是跟文学密切相关的。编一个段子，写一篇幽默的微信，还是需要调动一个人的文学素养的。所以文学好像是不在，但是文学无处不在。

所以，我觉得文学永远不会退场，因为文字之美、语言之美是别的任何一种艺术之美无法替代的，这也是我们能够反复地阅读一部经典著作的最重要的理由。鲁迅的小说，我们读了一遍，故事很清楚了，但是我们再读，依然能够得到新的领悟，为什么？因为文字之美，文字之美是文学存在的最重要的根据。

导演：《花城》创刊四十年了，能够走过四十年的时间非常不容易。《花城》的发端是广东，而中国改革开放也是从广东、深圳开始，它们好像一路相伴而行，一个是文化，一个是中国的历史进程。通过一个杂志，我们似乎能够看到一个时代前行留下的脚印。

莫言：如果把四十年来所有的《花城》杂志排列起来，应该是一个很长的行列，如果有人把这四十年的两百多期刊物都通读一遍的话，那么，也是用文学的方式，了解了中国四十年的发展过程，以及在经济和社会进步发展的过程当中“人”的变化，这一点是功不可没的。《花城》和中国其他著名的文学刊物一起，共同推动了中国的进步发展。

导演：是的，文学是时代的侧影，谢谢您了。

责任编辑.李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