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萧红八百米

没有鸽子，没有云，也没有飞机、飞艇或热气球刮起一丝风。天空只是空白无物的拟象。可以猜测蚁群的呓语或城市下水道的呜咽，但千万人口及鸟木走兽的声响都只来自于想象。从几万米的高空直坠，道路、河流与房屋高倍扩大，从色块变成高清像素颗粒。比例尺拉回1∶1000千米，又瞬间跃升太空，大天使或超级英雄的飞翔也不过如此。

魏是昀输入不同地名，免费在城市上空玩飞行游戏。

比例拉到最大时，地球变成一颗可以握在手心的蓝色球体，熠熠生辉。而跌到最低时，他清晰看见所住小区天台上的花盆。按照电子地图的更新时效，花盆下正对的601室的客厅里应该坐着一年前的他，他总是在电脑前的。

他所住的小区在城市北面，城里地势最高处。往南一路下坡二十公里，去到最低处就是珠江边。今天他没有往南边去，鼠标在自己家附近逡巡摇摆。再往北些，往城外围去些，3万一平方米的价格是不是就能降到2万？可银河园横亘在公路对面，截断了北去的风景。银河园是墓园，再往北一片荒凉。

他走进厨房时，隔壁邻居也走进了厨房。他只好关上窗。找房子时，他和鲍琳琳一起在地铁沿线东奔西走，但公寓楼里的小户型，往往朝向、布局、视野都最劣。想要朝南、视野开阔、安静私密，只需要把他们的房租预算上调两千，而他们承担不起。

这是他和鲍琳琳一起住的第四套房子，之前的房子各有优劣。邻居嘛，有过一位疑似性工作者的年轻女人，不同男人来敲门，很快响起叫床声。某个周六下午，他和鲍琳琳正好在家。琳琳听见叫声，从沙发翻坐到他腿上，抬手脱掉上衣。琳琳那时不到90斤，胸部在纤细的身体上像风中的花一样轻微颤动。他们没关窗，也没有拉上窗帘。

鸡翅在锅里收汁，皮已焦黄。贝壳在水龙头下冲着，他双手揉搓。手一触上去，白贝个个紧闭。做菜能让他纾解压力。这半年，他每天上午照例登录报社内部的通讯软件，可就像电影里等活儿的苦力，在码头上排成几排任由雇主点名，却总也点不到他。不到一年，部门走了十几个人。走了的人在外面酒桌上吹牛，说留下来不走的都是老弱病残。过年回家时，他跟父亲一盅盅白酒灌下去后也会吹牛，领导喜欢他，大活儿都派给他。而现在，跟他同批进报社的人，像迎来第二春的中年人，急着让记者身份这个前妻下堂。留下来也不是不可以，你得找文字记者、找公关、找企业，他学会了一个新词：甲方。部门同事老陈提醒他，跟紧几个文字佬，不愁没饭吃。在这座城市，文字记者又叫文字佬，他们这样的摄影记者是图片佬，菜市场里卖猪肉的是猪肉佬，卖菜的是菜佬。他才刚过三十岁生日，不确定余生要做什么佬。

他还是给梅芬发去了信息。

八年前刚进报社时他就认识梅芬了。这个行业里最不缺聪明能干的年轻女性，他以为梅芬也是其中之一。两人一起去一个叫归宁的县城出差，那里发生了轰动全国的命案。归宁县和所有县城一样，瓷砖外墙的小楼里人在搓麻将，流着鼻涕的小孩在桌子间拍皮球。他在县城四处蹲点，风物、人脸和疑点一张张在相机的显示屏上成型。

被打之前，只剩他们和北方一家报纸的记者还在坚守。对方也是一摄影、一文字。四人一起喝酒，把啤酒盖抛起，打赌三天之内就会“来票大的”。挨打确实也算“大的”，啤酒瓶盖并没有捣乱。只是镜头摔坏了，储存卡也被抢走。推搡时梅芬摔倒，无大碍，手肘破了皮。北方记者连夜离开。

他坐在床上，听梅芬在电话里跟领导争吵。梅芬不肯走，领导吼叫的声音冲破了手机话筒：“你他妈都不知道谁打了你还跟我犟什么犟！给我回来！”手机摔在床上，梅芬把衣物直接往箱子里揽。魏是昀坐在电脑前查看机票，来不及了，他们只能到最近的地级市，最快要明早才能飞回广州。两人决定先离开县城。

机场附近安顿下来后，他打包炒粉带回宾馆，梅芬盘腿坐在床上吃了几口就要啤酒。他用牙咬开瓶盖，瓶身上寫着“勇闯天涯”。梅芬又要第二瓶。

他是买了三瓶，但不想再让她喝了，“别喝了。明天一早赶飞机。”“那你买来干吗？不是还有一瓶吗？”“那瓶是给我自己买的。”梅芬一把抢过瓶子：“别那么小气。”喝了一大口，又把瓶子塞回他手里。他拿不准要不要继续喝。

“那司机一直在听我们说话。”梅芬说。

“你意思他是眼线？”

“哪有那么巧，我们站在路边就来了辆黑车？巴掌大个县城，哪来这么多黑车？”

梅芬又把酒瓶拽了过去。他抬手看了眼时间，八点四十分。也许像梅芬一样灌醉自己并不是件坏事，可以让剩下的时间没那么难熬。不自觉地，他举起瓶子喝了口酒。

“你知道讽刺的是什么吗？我们只能上那辆车。”梅芬说。

梅芬闹起来，是一小时后。这之前，她打开手机的K歌软件唱了几首歌，《传奇》《小情歌》《爱情买卖》。唱完像是来了力气，囫囵吞下已经冷掉的炒粉和烤串。食物缓解了梅芬的焦躁，她仰在窗边沙发上，安静了十几分钟，只淡淡说，回去就辞职，没意思，干不下去了。

他把餐盒、竹签、酒瓶收拾进塑料袋里，捆扎起来放在门边，准备离开时带走。梅芬突然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老女人？他回转身，沙发旁的落地灯从梅芬头顶打下一束光，她的轮廓甚至呼吸都一览无余。

“你跟我差不多大吧？”他说。梅芬笑了。房间里的空气变得有些局促，两人像暴雨前的鱼，争相将头探出水面吸取氧气。

他想起某次一起出差，他敲开门，梅芬头上包着毛巾，湿漉漉的头发还在滴水。等她换衣服的两分钟里，他用手指挑起床上一条黑色的蕾丝吊带睡裙。布料轻得像不存在，裙子从他手指上滑落。

如今他俩只是两条落水狗。他没有走回去，只拎起塑料袋说，休息吧，明早七点大堂见。梅芬从椅子上跳起来，光脚蹿到门前堵住去处：“不要走。”

他低头不看她。

“不许走”，她的语调含混，像命令又像请求。

钉在墙上的穿衣镜映出他们俩的样子。他左边眉骨瘀青，拎着塑料袋的右手指关节全部破损、涂着红药水。梅芬只到他胸口高，双手攥着拳。

“不能白挨打。”说完他拉开门。

梅芬从调查记者转岗去跑娱乐新闻时，报社一阵鼓噪。有人说，她跟男朋友分了手，准确说是男友劈腿，梅芬受了刺激。也有人说，这一年梅芬的稿子要么发不出，要么就被删来改去，稿费少得可怜，人嘛总要吃饭。

无论哪种说法，同事们一面同情梅芬、感慨行业江河日下，一面带着轻微的嘲讽觉得最好的记者当了“狗仔”实在可惜。

梅芬像不知道这些，跟风餐露宿的日子相比，她终于有了点时间收拾自己。头发不再挽成髻，用一根皮筋绑在脑后，衣服也不再是万年不变的T恤衬衫牛仔裤。娱乐部女人多、嘴杂，但她似乎迅速融入，常站在格子间跟同事讲明星八卦、名牌包包。她被压制多年的女性荷尔蒙集中爆发，男同事们嗅出了梅芬的变化，加入追求者队伍。

很快，局势变幻，他回去上班需拨开聚集在报社门口的层层人头和保安。从一楼坐电梯到摄影部所在的十二楼，轻微的失重让不真实感加剧。

办公室里鸦雀无声，同事们都在刷微博，似乎网上的信息才能拼凑出真相，让大家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

后来有人说，梅芬才是聪明人，早早去了安全的水域。说这话的人，果然很快辞职投至马云麾下。只是杭州不可能是广州。

他跟梅芬再没搭档过。外地不让监督，本地民生新闻变成新出口。路网如毛细血管般铺开，镜头像一叶舢板载着他在城里游弋。民生新闻是柴米油盐，是车祸、纵火、情杀、拐卖之外升斗小民的日常哀喜。最大的事不过是诈骗，几乎天天都有老人、男人、女人、孩子上当。愿意出镜的，在他相机前缩变为吴先生、周女士、陈同学。更多的是物证、街道、房屋这些不会移动的物件，托举起慢慢缩小的视野。这样的新闻跑久了，他的愤怒被磨成一层厚茧，让他开始计较稿费的个位数。终究不过各人自扫门前雪。路过五星级酒店或大剧院时，看见门口装扮精致的人在抽烟，他会想起梅芬。跑娱乐口的同事老吴，经常带回这些高档场所的礼盒。他送不起的。

那时他跟鲍琳琳已经在一起三年了。三年里，琳琳迅速从清瘦的女学生，长成了明艳的女人。躺在床上时，琳琳的身体已经能填满他的臂弯。可两人像棋盘格里僵住的棋子。再往前，他应该买房、跟琳琳求婚。不然就是分手。男女之间还有什么出路呢？琳琳比他更敏感于关系的僵滞，生活的锈爬上她的脸。她的五官并未移位，只微微显出苦相，曾经的甜美和灵动被锈层覆盖，像不知为何扔在小区草丛里的一口铁锅，被雨水与暴晒过早做旧。两人有时吵架，吵完后困在出租屋的夜里，隔壁的叫床声响起，他们刻意避开对方目光，似乎一旦交接就会引爆什么，而这样的躲避和无能里，简直就要彼此憎恨。

母亲忌日时，他决定回趟老家。意外的是，琳琳说要跟他一起回去。他在山脚的花店买了束花，琳琳捧着，两人就往山上走。

盛夏草木深，母亲的坟头爬满新草。他拧开矿泉水瓶，冲洗着墓碑。墓碑上抬头是“爱妻”二字，父亲的口吻，但这并不妨碍他又娶了新人。他俯身给母亲磕头，琳琳竟也跟着跪下，磕了三个头。山并不高，他们攀上最顶处，看着山脚下铺开的这座城。他在这里出生，长至十八岁。

继母留他们多住几天，父亲并不言语。多住几天，也只能住宾馆，家里并没有安置他们的房间。他于是按原计划当晚离开。父亲开车送他们去高铁站，他坚持让父亲在进站口把他们放下就走，父亲却想开去停车场。两人争执起来，父亲终于训斥他，白养你这么大，有什么用。他更生气了。终究父亲没有犟过他。摔上父亲的车门时，他用力得几乎夹住自己手指。

列车以每小时300公里的速度奔向广州，窗外风景被拉成长长的画片，长得让人无法将之卷起、摊平、回到起点。

琳琳泡好杯面递给他时，几乎像母亲了。他不确定，是杯面的雾气让琳琳的脸化成了虚线，还是自己竟然流了泪，又或者是他看到了未来老去的琳琳。

回到广州，他去银行查了自己几张卡上的余額。当晚，他跟琳琳商量，再攒两年钱，他们应该在郊区给首付买个小房子。琳琳笑了，问他，你这算是求婚吗？他也笑了，鲍琳琳，你愿意吗？“愿意什么？”“你愿意嫁给我吗？”“我不愿意嫁给你妈，我愿意嫁给你。”

如今两年的期限已经过去，卡里的钱却停在一个数字上不肯再增加。

他给梅芬发信息，如果有活儿老吴跑不过来的，可以随时叫他。老吴是梅芬现在的搭档。半小时后，梅芬才给他回了个表情包：“没问题。”

夜里11点，梅芬发来信息：“明晚有个小活儿你去吧，签我的名字。我跟老吴有另外的采访。”第二条是签到时间地点、联系人手机号。他仔细看了几遍，是个话剧演出。

他走进卧室，琳琳正拿着手机打游戏。“明天有话剧看，想去吗？”“什么话剧？”他看了眼手机。“《生死场》。”“哪来的票？”“我拿采访证，到时你拿票进去看。”“帮谁顶活儿啊？”“还不是老吴那小子。”

琳琳没有想象中的兴奋。她大学是剧团的骨干。他第一次见到她，就是帮人顶活儿，去采访大学生戏剧节，她在台上演《白玫瑰与白玫瑰》。追光灯打在琳琳清秀的脸上，她明明还是白玫瑰，却裹着浴袍念红玫瑰的台词。

后来琳琳说起过，为什么要去银行工作：“每天数那么多钱，就算不是自己的，也让人心安。”她还告诉他，女明星郑裕玲的业余爱好，就是用熨斗把一张张港币熨平整。“红杉鱼，齐齐整整。”他的粤语不如琳琳，但也知道，百元港币全红，是红杉鱼。千元港币全金，是金牛。那时翡翠台怎么都看不腻，从东站坐一个多小时火车出来就是红磡，九龙和港岛的高楼鳞次栉比，海面在薄薄的云层下闪耀金光，他们心中的美丽新世界。

他提前半小时到了剧场。说是剧场，其实是军区礼堂。老苏联式建筑，黄铜把手镶在玻璃推拉门上，水磨石地板铺着几张通向检票口的红色地毯。玻璃推拉门前，一个男人正跟人派名片，嘴里重复着对场地的不满，以及这个城市对戏剧的容纳是多么有限，改来改去最后给安排了这么一个“剧院”。男人高大、北方口音，嘴皮子几乎没停过。但他身边胖墩墩不说话的那位似乎更吸引人注意。沉默了许久，胖墩墩对围着她的一个女孩说：“这么一场演出，你们最多也就写个八百字，咱们就不聊那么多了吧。”

他掏出手机，反复看了几遍梅芬昨晚发给他的信息，然后起身走去媒体签到处签下“梅芬”两字，领回装着车马费的信封。几个女记者开始跟胖墩墩闲聊，“陈导”“陈导”喊个没完。他把装着相机的背包夹在两腿之间，可就算背包隐形了，行内人仍能一眼看出他摄影记者的身份：黝黑的肤色、结实的上臂、不合时令的登山鞋。他从信封里掏出那三张一百块的纸币塞进钱包，信封折叠再折叠，直至在手里揉个稀巴烂。梅芬当然知道这活儿把通稿改改就能发，让他来不过是施舍。但这算不得什么，跟网上的谩骂和酒桌上的羞辱相比，信封里的三百块钱实在文明。

琳琳带着吃的来了，在便利店里买的促销装面包豆奶组合。他一个人吃完三个抹茶面包，两盒豆奶。琳琳喝了一盒豆奶，掏出粉饼检查有没有掉妆。梅芬来了。还远远的，他就一眼看见了她。她径直朝他们走来，几乎是跃上台阶，却从他们身边擦了过去，对着胖墩墩喊：“陈导！”

琳琳转过脸问他：“怎么样？”他突然有了耐心，仔细看那张脸：“口红再浓些。”

剧场再破也是剧场，戏一开场，舞台上北方的旷野、深冬的寒意就裹挟住他们往另一个世界去了。

深红色丝绒幕布拉开，舞台上飘散着雪花。几乎是全黑。只一个火盆燃亮红光。四个男人猫着身子烤火。

风声呼啸，妇人紧了紧衣裳，比火盆大的肚子高高凸起：“哥！这东西要出来……”

妇人哭了起来。

男人走向妇人：“使劲儿！”

男人拖拽妇人双腿，众男人拥上，将妇人推来搡去。

妇人挣扎着。

男人们将妇人扛起，脸上是快活的。

“生老病死……吃饭穿衣……”

婴儿啼哭声破开暗沉沉的舞台，引出一束光。

舞台右边巨大、拙朴的木雕显出“生死场”三字，舞台灯光渐隐。

他端着相机弓着身子前后走动。中场休息前，相机显示屏上提示他已经拍了100多张。中场休息15分钟。女洗手间排队的长龙蔓延到大厅，琳琳也夹在里面。

他靠着卖饮料的吧台休息，梅芬走过来：“请我喝点东西呗。”他给梅芬选的椰子水埋单。

他舔了舔嘴唇，并没有给自己买饮料，只问梅芬怎么来了。“这导演也拍电视剧的，马上有部大剧要上了。”她说。他一如既往地话少，于是她又说起娱乐行业的浮沉，人人是势利眼，只因傻×遍地。

“我考虑辞职了。”他突然说。

“去哪儿？”她仍旧不看他。

“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就先别动。”

“你呢？”

“我什么？”

“会走吗？”

“哈，”她捏扁椰子水的纸盒，“我还能干什么？”

他停顿了几秒说：“你不该干现在的活儿。”

“你不也签到领了红包吗？”她终于看了他一眼，却是嘲讽。

“是，谢谢你。”

她笑了：“要不你也来跑娱乐好了。”

“我想想吧。不行就去拍婚纱照。”

“别整天苦大仇深的，累。”

“你开心就好。”

“开心？我很开心呀。”梅芬把纸盒扔进垃圾桶。

琳琳走了过来。他给两人介绍，梅芬冲琳琳笑了笑：“这戏太好了，我都看哭了。”琳琳没笑，也没回话。

下半场，日本人第二次进村。

军车声、鸡鸣犬吠、日本话……声响混杂，闹哄哄压在舞台上方，又蔓延至观众席中。

王婆自杀又复活、她女儿金枝生下个闺女、她丈夫赵三摔死私生的婴孩。

人和牲畜一起生养、衰败、挣扎求存。

“生老病死！没啥大不了！”

“鬼子进了村，吃你、用你、打死你……”

“今天咱亲自去送死。为了什么？”

“活着！”

“我去敢死队……你，好好活着！”

写着“生死场”的巨型浮雕在众人身后断裂。

散场格外有秩序，人多低着头默默走自己的路。他牵着琳琳往车站去。

这城市从不因夜的到来就睡去，今夜却是静的。两人在公车站前默默拥抱了一会儿，并不说话。

回到家，出租屋仍是40平方米的一室一厅，吸饱了血的蚊子还是蠢得动弹不得，但他突然想起了些什么。

他打开电脑导照片。

琳琳躺在沙发上玩手機，过了一会儿说：“萧红的墓就在广州。”

“萧红是谁？”

“这个戏，《生死场》，原著小说就是她写的。”

“戏里说的不是北方的事吗？”

“她在香港病死了，后来把骨灰移来广州埋了。”

“香港？”

“那时不是在打仗嘛，日本人。”

“可香港也沦陷了啊。”

“在广州的只是一半骨灰，还有一半埋在香港一棵树下，找不到了。”

“瘆人。”

“香港被日本人占领了，她丈夫担心墓被破坏。”

“可一半骨灰算什么啊。”

“离我们也太近了，在银河园。”

“银河园？”

“我看看啊，喏，地图提示，直线距离八百米。”琳琳的脚丫在空气中蹬了两下，翻身朝向他，“我们离萧红八百米。”

他凑近，看着琳琳手机屏幕上的照片。谈不上美，但也不难看，女作家美一点自然更惹人遐想。

“写这小说时她才二十四岁。跟我一样大。”琳琳嘟囔着，“三十一岁就死了，太可惜了。”

他站起身来，走到窗边望了望。他们住得低，楼宇阻断视线，银河园虽在高处但也并不可见。

他去过两次银河园，参加朋友和同事妻子的葬礼。两次都是大热天，衣服的黑色布料吸收着过多的热量炙烤着他，直至灵堂里低温的空调风将一切冷却。两次，他都带了花上去。其中一次在花店时，老板娘说也要送花上去，于是喊住他说一起走去，说都不想送上去的，客人又不加钱。他回了回神，这个叫萧红的人竟安睡在不远处。半个萧红睡在不远处。

手机震动，一条信息进来：“你好，我是胡来贵的妹妹。我哥给你打电话了。打不出去。让我给你发条信息。谢谢你这些年对他的帮助。现在没人说他是杀人犯了。我们不打算回去了。今天八月十五中秋节，祝全家人身体健康。”

他给梅芬回：“什么时候发给你的？”

梅芬回：“去年。”

“怎么不跟我说？”

“他妹妹前几年给我也发过信息，我删了。”

“说什么？”

“咒凶手去死。還胡来贵清白。”

“对不起。”

“你没有对不起谁。”

“我不知道他们跟你还有联系。”发出去他又连着发，“你应该告诉我。”“告诉我是没什么用，至少你没这么大心理负担。”“我知道这样说很扯淡，但这事在我心里从没有过去过。”

梅芬不回，他又发：“还在吗？”“你还好吗？”

“正在输入”了很久后，梅芬发来：“我觉得做错了很多事。但没有后悔药可以吃。×他妈，现在我觉得这些都是狗屎。只要收到这样的信息，我都想死。他们真心实意感谢你。你呢？我甚至都把他的手机号屏蔽了。我知道我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写稿子是了不得的天大的事。现在看全是狗屎。”

“不要这么说自己。你是个好记者，你尽力了，这背后的错不是你的错。”犹豫了一会儿，他又发了一条，“你在哪？”

第二天，快中午时琳琳打来电话，说自己走不开，让他去火车站接琳琳的姑姑。人头攒动的出站口，他一眼就认出了姑姑。虽然比琳琳发来的照片里的人老了些，但挺拔的身形在她的年龄段仍然醒目，就像芭蕾演员老去后仍有天鹅般的颈项。一会儿琳琳打来电话，他汇报说正带姑姑在家楼下吃饭，吃完饭让姑姑回家先休息，他安排好了再去报社。琳琳问吃的什么，他说湖南菜，琳琳才放心了。

放下行李，他跟姑姑讲解房子里的设施，像外人一样检视自己的家。一室一厅四十来平方米，卫生间是阳台改建的，马桶坐下来膝盖就会顶着洗衣机。邻居的身影从厨房窗户的空隙里闪过，他拉上窗。他示范电视遥控器的操作、拿出茶叶水壶杯子。母亲如果要休息一下午，需要的也就是这些了吧？他想了想，拉开衣柜取出干净的浴巾，再拎起琳琳的拖鞋摆在沙发边。钥匙也留给了姑姑。他于是背起相机，装作出门去上班了。

这屋子是寒碜了点。但搬家时琳琳坚持说，他们要攒钱买房，能省一点就省一点。结果，他们的东西搬进这40多平方米的屋子时，根本放不下。只能买了几个塑料箱，把东西强塞进去，再把箱子叠罗汉一样堆在卧室一角。

琳琳是认真的。似乎并不觉得是跟着他在吃苦。至少她从不抱怨。他不明白琳琳为什么要这样。其实他愿意她花钱多买几件衣服，可她不。有时候想起这些，窒息感会稍微缓解，两人一室三餐四季不那么折磨人了。他觉得自己并不了解女性，就像不明白父亲常年在外出差时，母亲如何带大他。男人就算在墓碑上刻下“爱妻”两字，又有什么用呢。

琳琳姑姑并没有说什么，还像女主人一样给他也泡了杯茶，过了会儿摆摆手让他快去上班：“没得事，你去吧。”

他跟梅芬约在一家小咖啡馆。六运小区曾入时，但如今走在洋紫荆树下，店面的装修、招牌的字体都有点土了。这家开了多年的咖啡馆，连沙发布都变硬变黄了。除了他们俩，只有两个服务员在懒洋洋擦桌面。地方是他选的。还是搭档的时候，梅芬曾跟他一起来过这家。这家的装修毫无特点，只在天花板上镶了大块的镜子，客人抬头就能看见自己，也能同时看见屋子里的其他人。

梅芬没有化妆。衣服也只是黑T恤、牛仔裤。他轻微地失落，确认自己早已在梅芬心里降级了。昨晚他问梅芬“在哪”后，梅芬回：“你女朋友很漂亮。”他没法再说什么。但今天上午，他一登录报社内部通讯软件，就看到梅芬发来的信息。发送时间显示是午夜1点。

县城里只有一条主要街道。水泥路面，宽阔平直。商店、洗头房，全部的繁华和娱乐都聚集于此。本地方言里，“上街”一词可代指购物、遛狗、会友、宴饮。有一家电影院，但年轻人更喜欢网吧。跟这条唯一的街道相对应的，是蛛网一样细密的小巷和随处可见的麻将馆。有出租车，但男女老少更习惯骑摩托，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五分钟就能跑遍全城。

他当然记得，这是他跟梅芬去归宁县出差那次梅芬写的稿子。只是后来被删删减减，稿子只登了部分出来。

2009年的归宁县，高一女学生死在河里。尸体被打捞起来时，少女双目圆睁、脸上有伤痕。少女去世前，最后见到她的是给中学看大门的胡来贵。胡来贵口供说，少女跟两个校外的男生一起“往街上去了”。一个偏远县城少女的死，并不具备轰动全国的新闻要素，虽然其中暗含了强奸这样潜在的色情因素。真正让网民、记者都兴奋起来的，是第二次尸检后引发的县城暴动。

第一次尸检结果显示，少女是溺水身亡。家属开始上访、与公安反复交涉，要求再度尸检。死者父母都是农民，育有一儿一女，儿子比女儿大三岁，已考上省城的一本大学。女儿如不出意外，也应该考学、“争气”。调解中，经济补偿方案被提出，死者家属中一位“说得上话”的远房亲戚提出：“我们要30万，让他们两家出。”

在这个县城，30万等于三套120平方米的住房，等于供10个农家子弟读完大学。参与打捞死者尸体的好心人，此时跑去找死者家属，“我没功劳也有苦劳，给我五千”。案发现场周围开始聚集起十里八乡的游民，矿难里吃亏的家属、拆迁安置里失地的农民、伺机而动的混混和黑社会，还有几十上百无所事事的年轻人——他们的父母多在广东打工，无人管教。看热闹的人群很快变成了失败者的阵营。

第二次尸检结果显示，少女处女膜完整。当天夜里，聚集多天的乡民围攻县公安局。照片在网上传开后，魏是昀和梅芬先飞机后包车连夜赶到县城。他们准备大干一场。但很快，县城贫瘠的表层土壤下露出犬牙交错的历史。

梅芬在笔记本上记：前年，副县长带队去发生移民纠纷的乡镇做群众工作，可交涉过程中人越来越多，把干部们团团包围动弹不得。公安去解围，双方僵持中发生肢体冲突，几个移民受伤。当天就有六十几个移民冲去把乡政府砸了。这样的事情发生频密，除了移民、拆迁，本地还有矿，只要警力出动，乡民就冲击执法机关。

被冲击的不只是公安。一次矿难后，死者家族组织了两百多亲族劫持矿主，要求给说法，政府调停也僵持不下，最后本地一位“和事佬”出马，在几方之间斡旋赔偿25万，息事宁人。

梅芬、魏是昀表现出了专业性，到归宁的第二天，他们已经采访了二十多个人。那时他相信，新闻就像折纸，只要你老老实实折对每一条虚线，纸青蛙就能跳起来。直到被打。并不是挨打本身，而是挨打后，他开始没法确定自己在局面中的位置。在他们被打前，死者家属也曾被不明身份的五六個男子围殴。归宁的黑社会在邻县也名声震天，只这年上半年，他们就在归宁弄了四次小型爆炸。三次在楼梯间、一次在荒僻的小路上。没有人员伤亡，但巴掌大的县城全听见了。他们要让人怕。

池水越搅越浑。

如果事情就停止在他们逃离、开庭、结案，似乎这只是千篇一律的县城叙事。但就在他们飞回广州的那个早晨，第二次尸检报告公布后的第八天，犯罪嫌疑人之一、与女死者一起去河边的少年小罗趁看守睡着时咬舌自尽。这之前，小罗曾被传言是县长的亲戚、父亲是开矿的。梅芬看过他的照片，跟一般农家子弟不同，小罗生得白，有一对大眼睛。他寄居在归宁的姨妈家，母亲早已去世，父亲在福建茶场做季节工。正逢采秋茶的季节，梅芬见到他父亲时，他手指上有深色的茶渍。胡来贵这个看大门的开始被人说是“杀人犯”，谁知道他跟公安说了什么？他不是唯一一个看见死者跟小罗去上街的证人吗？不就是他害死了小罗？

梅芬的旧稿激起魏是昀的记忆，他给梅芬发信息：留言我看到了。我们应该谈一谈。

现在，似乎事情都淡成了烟，魏是昀和梅芬之间只剩两杯咖啡。窗外是浓绿树影，这个城市的树和花四季不停歇，似不知悲喜。他静静听梅芬说话。他说不出那些分析和道理，就像他没法像梅芬那样用文字表达自己，又或许他没有一个那么需要表达的自己。在归宁时，他看到想到的，跟梅芬也许并不一样。

梅芬说在吃药，抗抑郁的药一吃上了就不能停。

停了会怎么样？他问。

睡不着觉。一直睡不着。梅芬说。

你不能这样下去了。

不然呢？我换个工作？回老家？还是嫁人？梅芬笑了。

他觉得自己说任何建议都很可笑，他才是更懦弱的那个人。梅芬已经三十多了，想到这点，他惊觉自己对这个算不上了解的女人有某种责任感。责任感，比喜欢更可怕，或者说，更危险。

那药能长期吃吗？不会有副作用吧？他问。

我成天犯困，昏昏沉沉。

医生怎么说？

坚持吃药，药不能停。

你心太重了。干这行，不能这样。

天生的，没办法。

跑娱乐怎么样？

我喜欢娱乐新闻，虚假又肤浅。人需要肤浅的东西，不然分分钟会发疯。

他犹豫了一会儿说，梅芬应该换个手机号，不要再陷在过去的记忆里。那些人是可怜人，但他们的生死，本质上跟梅芬无关。

“新闻是冷血者的事业。对吧？”梅芬像自问自答。

“我不想劝你什么，更不是想改变你的想法。但如果你身体垮了，什么也做不了了。”

“魏是昀，你从来都这么现实吗？这么理性？”梅芬笑了。

他说起昨晚看的戏，说不知道为什么，看完后就想起了归宁，然后翻出了当年的文件夹和照片。

梅芬眼神迷糊，像是没听见他说的话，只说某次在地铁上，到站了，她该挤出去，可是腿不听使唤，怎么也完成不了这么一个最简单的动作。她只能蹲在地上，像农民工那样抱住自己的头。她知道自己应该是病得很厉害了。

“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谁是凶手，不是吗？我们太可笑了。”梅芬说。

他觉得胸口堵得慌：“我们出去走走吧。”

“走，走去哪？”

“去哪呢？”

“跟我走吧。”

街景在车窗外迅速闪退，梅芬在往北开，也就是往魏是昀和琳琳的住处方向开。但他可以确定，梅芬并不知道他住在哪儿，就任由她开下去。半个多小时后，车到银河园门口，她方向盘往右一打转进辅道。他终于开口：“去银河园？”

“对啊。”梅芬看着后视镜倒车。

“干什么？”

“看个人。”

两人往山上爬。梅芬带路。爬到最高处，成排的木棉亭亭玉立。虽才初夏，但满目深翠。从高处俯瞰，坟茔消隐，只剩一整座山的岑寂。梅芬往低处走，没走几步左拐进一排阔落的墓道，又往前过了十来米才站定。

母亲过世后，他常常往山上去。一般人眼里的生死结界，也许都会因为至亲的离开而被动摇。那时他还是个高中生，只身上山逗留半日却并不曾害怕。也许他认定，母亲在庇佑他。此刻他有些恍惚，似乎又一次在追索母亲的痕迹。

梅芬扬扬手，让他看。他看过去。那个叫萧红的女作家的瓷照片贴在墓碑上。碑上还用红漆描了一朵阳刻的花，托举着女作家的脸庞。傍晚的太阳在迅速偏移，金线般的阳光散射在墓园，空气里浮着细微的粉色颗粒。他掏出相机来，相机的咔嚓声像最轻的剪刀，裁剪着此时此刻的时空及其他。

梅芬点燃一支烟，放在墓碑前。又给自己点了一支，坐在墓前台阶上抽起来。他不抽烟，但也陪梅芬抽着。

“昨晚我采访了几个观众，问他们看了戏什么感觉。你猜说什么？”

“人命太贱？”

“××日本人！”

两人一起笑。

“该带花上来的。不知道她喜欢什么花。”梅芬说。

“红玫瑰。”

“你俗不俗？土不土？！”

“真正的玫瑰一点也不俗。”

“鲁迅倒是说过她，穿红上衣，就要配红裙子，不然就黑裙子，不能配咖啡色的裙子。”

“鲁迅跟她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梅芬重复。

“什么关系？”他又问。

“你和我什么关系？”

他不知道该接什么话，把烟头戳灭了。

“我喜欢她。”

“谁？”

梅芬扬起下巴点了点萧红的方向。

“喜欢她什么？”

“想做的事都做了，又早早死了。”

“三十一岁，人生还没开始呢。”

“那是现在。那时的人开始得早。”

“我没读过她写的东西。我没读过几本书。”

“所以你才不会抑郁。”

“你要天天这么损我，也不会抑郁。”

梅芬转过脸，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不再说话。

他告诉梅芬，自己租的房子離这里直线距离只有八百米。小区外就是个城中村，一到傍晚，小贩的推车就把唯一的道路堵得密不透风。泡在糖水里的青芒果和木瓜，烤面筋和炒米粉，还有炒瓜子炒花生和烤红薯。各种味道，各方口音，全在这条不足两百米的小路上。小路两边是密密匝匝的“握手楼”，穷学生、打工仔，一个月一千包网费水电。上班时他有什么烦心事，下了班在这条路上走两趟，就都冲淡了。他再没用，一张图片最低也能赚两百块。这些推车叫卖的小贩，没有城管的日子也只能赚几十块钱。那得卖出几十个芒果或木瓜，或者炒几十上百碗炒粉。人才会把钱从兜里掏出来给你。

“忙着生，忙着死。”他念昨晚的台词。

“你还挺有深度。”梅芬嗤一声笑了。

“没想到吧，银河园边上也这么热气腾腾，都是活气。”

“是哪边？”梅芬指指不远处贴着瓷砖外墙的矮房子。跟所有县城一样，城中村的房子外墙都贴着瓷砖。

“那边……下去就越来越热闹，越来越热闹了。”

“你还记得那个冰棺吗？发电机很吵。那女孩被放进去，被拖出来，被割几刀，又缝回去。她家里人让法医每次都切一点。”

“那是取证和解剖需要。你不要往坏处想。”

“我觉得自己也是个残废。你呢，是不是残废？”

“什么意思？”

“你说昨晚戏里，王婆为什么要自杀？”

“她女儿丢人，她男人窝囊？”

“为什么女儿丢人、男人窝囊，这个娘、这个老婆就想死？”

“人活一口气？”

“他们不是像牲口一样活着吗？”

“我应该是个残废。”

“小时候我抓周，抓了两样，一盒胭脂、一面镜子。你说怎么一点都不准啊？”

“哪里不准了，你还不够好看啊。”

“应该是我妈骗我，我肯定抓了别的。”梅芬回身，拔着墓脚的杂草。

“我也抓过。我抓了印章，这才不准吧。”

“如果人生重来，你要做什么？”

“其实随时都可以重来，不用如果。”

“是吗？”

他喊了声“梅芬”。梅芬拧头看他，橙红色夕阳中的脸定格在他相机里。

他给梅芬看照片：“昨晚我看了很久归宁的照片。我很吃惊，那个地方看起来那么穷，那么小，那么普通。跟我记得的一点也不一样。我记得的，那是个不一样的地方。但事实上它没有一点不一样。有几张相片里还有你。那时的你跟现在倒是不一样。不是说你现在好，还是不好。就那是另一个你。如果你总是从取景框里看世界，就会排除很多杂音和干扰，只剩下画面里的信息是有效的。然后我发现，只有瞬间是真实的。比如现在，是真实的。刚才我给你拍的这张照片，是真实的，但在我说话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沉默了一会儿，梅芬说：“我努力了，你知道吗？我正在努力，一点点把我自己缝好。不然心上都是破洞，像纸糊的房子，一有点风吹草动就呼呼响。我必须缝好，不然就不完整。没人在乎这个，可是我在乎，我必须完整。”

“你必须忘记。”

“怎么忘记？你还记得小罗他爸那双手吗？全被茶渍染黑了。我他妈还问他，你儿子现在有很大杀人嫌疑，你怎么打算？”

“小罗也许并不是无辜的。”

“这重要吗？他死了。死了！”

他沉默了。他们未尝没有死过。完整是什么。他们身后的萧红并不曾完整。

一阵大风刮过山顶，他们的头发胡乱飞舞，拍打着脸颊。梅芬的长发打在他脸上，他并不伸手去拨开。

他去拍过戒毒人员。现在他们俩的精神痉挛，跟戒断反应时的身体痉挛并无二致。虽然痛如百蛇啮身，但他仍拔下了针头，对梅芬说：“新闻是毒品。”

琳琳让他从衣柜顶上拿被褥、枕头。姑姑跟琳琳睡大床，他睡客厅沙发。就一晚上，琳琳悄声说。

客厅只贴着玻璃窗纸，即使是深夜，外面还是很亮。他伸手推开窗，躺着看天。光污染的夜空是淡蓝色的。他把手伸到窗户外面。只有一丝风。许多张脸在他脑子里走马灯一般闪过。如果归宁的女孩没有死在河里，今年她就二十四岁了，跟琳琳一个年纪。

如果没有十六岁就死掉，那女孩现在还跟小罗在一起吗？那小罗也不能死。他们或许像父母一样，来广东打工，不过不是在流水线而是做白领。或许去了省城，运气好的话，考上公务员，改变了家族的身份底牌。他们不会留在归宁那个烂泥塘里。

或许又像梅芬说的那样，他们太蠢了，到现在也不知道谁是凶手。照片和文字固定住了什么，又或者流失了更多。他们夺走了人的什么，又或者他们自己一次次被暴力夺取。

他拍了很多张河边的灵棚。少女的亲戚中有人出钱租了冰棺，尸体冻在里面。红白蓝塑料布铺在竹竿上，支起简易的棚子。梅芬采访法医时他在。第二次尸检时，尸体冻得太硬没法完成下体检查。法医让亲属把冰棺断电、放置，再送回来。这个少女一共被解剖了三次。最后一次汇集了省城来的著名法医。尸检过程中，每动一个地方，医生都要跟家属确认。“看清楚了？”至于化验结果，用法医的话来说，家属指望着那些“割下来的东西”能给他们点希望。

小罗自杀后，30万没人再提了。他上网搜过，案发五年时，有记者去回访。归宁县还是只有一条主街，人们继续骑摩托打麻将。没有死去的年轻人长大了，生儿育女，为每月人情往来的份子钱焦虑。在归宁，二十四五岁的人看起来都像三十四五岁。他拍下的那些人，脸被时间加速揉碎。

第二天一早，琳琳和他一起送姑姑去高铁站。回到市区，两人去吃茶餐厅。他问琳琳，你姑姑怎么不姓鲍？琳琳埋头吃她的餐蛋公仔面，只“唔”了一声。他又说，刚给她取票，身份证上的名字是刘丽丽。

“她是我爷爷的干女儿。”

“噢。”

琳琳突然放下筷子：“也是我爸以前的女朋友。他们谈过很久。但这事太复杂了，几句话说不清楚。”

“姑姑对你挺好的。那么多东西真不知道她一个人怎么带来的。”

“我很喜欢她。”

“嗯，我也是。”

“我想过如果她跟我爸在一起会怎么样。”

“你怎么会这么想？”

“我爸一辈子都爱她。”

“你怎么知道？”

“我妈说的。我妈什么都知道。也知道他俩就是不能在一起。”

“她年轻时一定很好看。”

“不知道。是他们老了吗？还是有比在一起更重要的决定？”

“人都有没法解释的部分吧。”

他和琳琳抄近路，从城中村不足两百米的小路回家。周末，还大白天小贩们就统统出动，小推车把路堵得密不透风。呛人的油烟、高音喇叭的促销广告、人冒着油光的额头，声响与颜色如潮流拍打又退落。在这个城市，小贩被叫作走鬼。他突然觉得，做个什么佬可能不是太重要。他牵着琳琳的手，两人紧挨着往前挪。他知道头顶很远的地方，卫星正摄录他们的影像，不久后更新的电子地图上，他和琳琳的头顶也许能幸运地成为两颗黑色圆斑。而更多的黑色圆斑和他们的气味、体温、心跳，只有现在的他知道。未来他可以一次次在地图里飞行跳跃，但比不上此时此刻一步一步往前挪时无声的快乐。

“你知道吗，我开始喜欢萧红了。”琳琳说。

责任编辑 杜小烨

郭爽，出生于贵州，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小说、随笔发表于《收获》《当代》《作家》《山花》《上海文学》等刊物。出版作品《正午时踏进光焰》《我愿意学习发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