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点评：“我城”的儿女们

何平

2018年10月26日—27日，我和复旦大学金理共同发起的“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以“被观看和展示的城市”为主题讨论原生城市的青年作家和艺术家的中国当代城市表达，小说家笛安、周嘉宁、陈楸帆、张怡微、朱婧、王占黑、糖匪、唐睿、陈思安、焦窈瑶等参加。这些小说家有的加入到我们这一辑“八城记”。在工作坊开始的引言里，我这样说：

从上海开埠算起，现代城市，这个文学“观看和展示”的对象在中国近现代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也不是说到最近，“城市”才成为一个话题。从“五四”新文学开始，现代城市就成为作家的目的地和栖居地，也自然成为他们观看和展示的对象。作家和艺术家，创造出他们所理解的城市文学和城市艺术。我们今天在这个背景下再来讨论城市文学，更多的是关心青年人如何回应当下的城市。在近现代城市的被观看和展示的谱系上，什么是当今青年一代的“我城”？又如何书写每个人不同的，属于自己性别、代际、阶层的“我城”？基于中国城市在21世纪开始的近二十年城与人的剧变，这种剧变既是新的城乡关系方式，也是城市自身外部和内部的变化。从城市自身观察：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小传统，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诸种影响下的城市布局和城市功能又形成当代新的城市传统和城市的“地方性”。这些有着不同传统和地方经验的中国当代城市进入新的世纪，外在的城市景观和空间结构，人和城市的关系，城市里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在城市中的生存境遇，等等，都在发生空前的变化。其引动文学艺术的变化在20世纪末就已经发生，以文学为例，“70后”作家，以及随后的“80后”“90后”作家的文學创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写作经验。以“被观看和展示的城市”为切片，能够看到新一代中国作家和既有现代文学传统的差异性，而他们自身的文学艺术创造也是有差异的。新城市、新人类、新经验，合于逻辑的新文学究竟是什么样子？我的一个基本判断：中国当代文学新变革理所当然地应该发生在这些人中间。

读这组小说，我们发现事实也确乎如此，变化亦已然发生。新城市，新人，新经验，是否自然而然地有新文学？这是我们这个专辑想象的前提。以中国内地为例，世纪之交以酒吧、咖啡馆、高档宾馆、商场、社区等城市地景所展开的奇观化城市，书写到了笛安、朱婧、郭爽、班宇、王占黑、杨则纬的小说中铺张到北京四环外的小区、大学，和城中村及公墓毗邻的城边公寓、小旅店、大润发等等，即便咖啡馆这样的城市地景，也不是刻意强调城市时尚飞地的标签意义。城市的叛逆青年、小资青年、边缘人蜕变成了“我城”的世俗儿女们，“反常”的城市书写转向对这些世俗儿女们的命运关切。

“我城”的概念出现甚早。1975年刘以鬯编辑的《快报》副刊开始连载西西的《我城》。之所以重提和挪用“我城”这个旧概念，是意识到“我城”之“我”可以矫正我的城市书写——从无差别、复数的“我们的城”到有差异性的、单数的“我城”。无差别、复数的“我们的城”可以是所谓和牧歌乡村相对的现代文明的“恶之花”，是所谓声光电的“魔都”，所谓怀旧风的“上海摩登”，所谓“世纪末的华丽”，如此等等。直截了当地说，新世纪中国文学有所谓的“城市文学”这个名目，但这个名目之下的城市，往往并不是我们的作家对他们日日厮守、休戚与共的城市有多少的了解和思考之后的“文学”想象和建构，而是按照某些预设的观念定制出来、拼凑出来的。新世纪文学的中国城市文学千人一面，千人一腔比比皆是。

我曾经在上海2011年第4期的《探索与争鸣》发表过《何为“我城”，如何文学》，现在七八年过去了，重读这篇短文，当时谈论的问题依然有着现实意义。

如果我们细致地梳理一下新世纪中国的城市文学，就会发现这些“文学”的“筑城术”包括：沿袭传统和现代、城市和乡村对抗性思维的现代城市想象。这是当下城市想象中最为老派的一路，翻的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老谱。在这里城市成为文人想象中的“异邦”和“他者”，是他们逃避现实的跳板。城市是过去的、消逝的、美好的乡村田园的敌人和一切罪恶的渊薮。新世纪许多所谓的城市文学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的、简单城乡对峙中去书写城市之罪和人性之恶;城市、人和家庭的命运与日常生活被生硬地楔入中国近现代史，文学的城市志成为近现代政治事件史的简单复写;城市是寻欢作乐的城市，或者城市简化为时尚的符号，由时尚元素堆积起来的文学城市营造了一种海市蜃楼式的幻觉;既有审美惯例，尤其是西方现代主义的城市想象成为中国当下的城市想象;等等。和活生生的中国城市比较起来，文学想象的中国城市沦为被种种观念覆盖着的“看不见的城市”。极端言之，我认为，新世纪城市文学的写作正在成为另一种意识形态正确的翻版。我将这样的城市文学命名为一种非“我城”的写作。所谓的非“我城”，就是说作家和他们书写的城市之间没有原发性、原创性的个体、单数、精神意义上的“我”的体验、经验、反思和想象。那么，何为“我城”？从大的方面，思考的是一日千里的全球化时代存在不存在差异性的“中国城市”。在这个方面，如果仅仅看中国城市的某些中心商务区建筑景观、大商场奢侈品消费和流行生活方式，也许真的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但是问题的另一面是，在这些城市的表象和浮沫之下沉潜着的暗流和幽影恰恰是各个不同的。中国城市在“现代”之前的“前史”，中国城市在“现代”之后的城城差异，这些使得中国城市必然成为与世界不同，自身亦迥异的“异形”之“我城”。

现代中国城市是传统和现代遭遇的产物。相对传统的乡土中国而言，现代都市是一个真正的“异者”。它的独特性在于：它既不是古典时代的“一个政治中心”或者“以官僚地主和富有士绅为基础的社区”（费孝通：《中国士绅》），又不单是西方殖民化进程中异邦的新城市。中国现代城市成长史有着自身的历史和现实，有着自身的问题和经验。这些历史和现实、问题和经验必然会被带入到中国现代城市品格生成之中。再有，就中国内部来看，城市与城市之间而言，每个城市又有着自身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和经验，中国城市的差异性大得令人难以想象。比如南京和上海这两座相距数百里，高铁一小时抵达的城市，从精神气质上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从历史看，上海就没有南京旧都颓废的底子，南京当然也没有上海那么多近代殖民记忆。从现实看，今天的上海俨然国际大都市，而南京作为城市仍然是不旧不新不城不乡的没落相。这一点你只要看艺术和城市生态构成就可以看出来。南京在艺术展览、演出的规格、艺术沙龙活跃程度乃至场馆设施等方面明显落后上海很多。因此，一定意义上，“上海宝贝”只能是时髦“上海”的“宝贝”。朱婧以《先生，先生》命题也是为小说命意，做着旧学问的宁先生，也许只有在南京这样的古都才毫无违和，而在北京和南京旅行的双城记，“先生”和“古都”只能是一阕挽歌，唯有旧日子值得珍惜，而旧日子正在流逝。

像朱婧这样，同一座城市新与旧成为对照的“双城记”，“萧红”是郭爽小说的广州往事，萧红的颠沛流离成为郭爽小说中当今城市生活的潜文本。笛安的《我认识过一个比我善良的人》中，新“北京人”章志童、洪澄，只是北京和他们出生的“小地方”之间无根的漂泊者。而笛安自己也有着这样的北京和太原的“双城记”。这种“双城记”的旅行也发生在王占黑的上海和嘉兴之间。但“双城记”和传统的由乡入城不同，它们不一定隐现着乡愁，写作者如此，小说的人物也是如此。可能当今世界上，很少有一个国家可以同时并置也可能并峙这么多城市的样态。不只是城市的“地方性”，而且有不同的文学传统和文学谱系。从大的文学史方面来说，台湾和香港的城市文学是内地的先声。中国城市文学的小传统值得珍视，陈苑珊《站在天秤上》的香港，和林秀赫《蕉叶覆鹿》的台湾都隐约着各自城市文学的小传统，比如台湾城市文学的奇幻瑰丽，因而《蕉叶覆鹿》的扑朔迷离自有来处。中国内地亦可能如斯，朱婧的《先生，先生》由一个江南作家写出，自然不会意外，而且朱婧的出生地是扬州，她的双城旅行是在同一张江南文化地图上。

但即便如此，郭爽的《离萧红八百米》、杨则纬的《并不是则味咖啡馆》，甚至笛安的《我认识过一个比我善良的人》、王占黑的《去大润发》里，城市的地方性已经被侵蚀得很淡，就像林秀赫的《蕉叶覆鹿》中，举凡网红作家、粉丝、畅销书、手游、直播、LINE……发生在中国的一个小城，也是整个中国的青年亚文化的现场。城与城趋近，但更隐秘的差异性也被年轻的作家打捞出来，有我之城——城市，一切皆着我之形色和情感。

所以说，一城有一城个性，成就“我城”。这种个性可以是城市地理空间上的，也可以是地域文化、政治、经济范式上的。甚至阶层、种族等也影响着城市的个性。“我城”之“我”还不只在内外、内内之间具有城与城的差异性。城市之于一个个体的人，它所提供的不只是工作、生活的空间，更是精神和心理的媾合。因而，就当下中国而言，个体之“我”与差异之“城”之间的关系必然是大相徑庭的“我”的“城”。这样，所谓“我城”强调的不仅是现代中国城市在城市样态、精神气质，或者说在城市空间意义上存在的地理、文化、心理之上的古与今、东与西、城与乡的差异性。而且对一个作家而言，追问何为“我城”，其实意味着思考他们笔下的“城市”是按照怎样的肌理想象和建构出来的，它怎样地浸透了作家的个人经验，能够为中国文学，乃至为世界文学提供怎样的新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我”和城市之“我城”不是简单地置换成“我”和想象的观念的城市地方性，比如说到沈阳就是老工业区，因此，班宇和几个青年作家的写作被框定到“铁西区”。班宇已经成为“铁西三剑客”，班宇的《羽翅》可以理解成一次气息微弱的呼救，反抗被规训和被掩埋，因为沈阳之于班宇，他的个人记忆可能是铁西区，也可能是少年时代几个人隐秘的音乐社区。当然，这样的隐秘还可以更多。不只是班宇，读我们这个专辑中的笛安、郭爽、王占黑、朱婧，都可以发现他们反抗被框定，重建“我”和“我生息的城市”之间秘密关系的努力。

据此，我有理由对“非我”“无我”之中国城市文学提出质疑和批评。既然我们对当下文学由着既成的观念和惯例建构着自己的文学城市想象提出批评和质疑，可以进一步追问的是，“我城”如何“文学”？从当下作家构成看，新世纪之前成名，现在正值创作盛年的这些作家大多都有着由“乡”入“城”的经历。应该看到，用“乡下人”的眼光打量城市具体到文学中是洞见与盲视共存的。洞见的是城乡之差异，盲视的则可能是此城与彼城的不同。新世纪中国文学“筑乡”有术，“筑城”无力，问题的关键是在他们的视野里，每一个城市都是一样的，每一个村庄却是不同的。因为，新世纪文学的乡村想象往往是作家悲欣交集荣辱与共的“我乡”。而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杂交之后的现代中国城市是什么？新世纪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城市又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中国作家并不像对现代中国乡村一样理解得那么透彻和清楚。这就要求，如果这些作家进行城市文学的创作，在城与乡尖锐对峙的心理震颤和阵痛之后，必须将一个观念的城市调整到有着自己尖锐痛感的“我城”。

“我城”如何“文学”？思考这个问题，像对“乡”一样将自己的灵魂灌注进“城”，现代中国作家的乡村想象其实是可以借鉴的。不是时刻准备着做一个逃离城市的过客，爱也好恨也罢，必须和“城”纠缠、厮守，才有可能视城市为“我城”。但应该意识到的是，新世纪文学“我城”想象远较“我乡”复杂。这是前无古人的城市。现代都市的崛起对中国地理空间、文化版图和人们的情感、心理、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写是革命性的。“混乱”“混搭”“混蛋”“混沌”杂糅并置的当下中国城市却是人类城市史上空前的“异形”。面对这样的“异形”之“城”，已有的文学经验、单一的文学类型根本无力完成对“我城”的想象性建构。应该意识到，即使承认已有的城市文学经验可以部分地体现在当下的城市文学书写中，但当下中国城市的“问题”和“经验”的“空前性”决定了“文学”之于“我城”也是“空前性”的。首先是城市新阶层的出现。但从新世纪中国文学现实看，这些所谓的城市新阶层还往往主要集中在城市弱势群体或者边缘人之上，对于更广阔复杂的城市新阶层，我们的作家表现得并不充分。除了城市新阶层在文学中崛起，中国城市的历史和现实的新旧杂糅，古与今、东与西、城与乡的不同地域差异性和复杂性也正被作家尊重。摈弃“除了北京即为地方，除了上海即是乡下”的惯常城市经验模式。中国小城市经验同样应该是中国城市想象的一部分。

文学的“我城”想象和书写所着力的还不应该仅仅在城市的地理空间和阶层界别上开疆拓土。文学之“我城”最后被兑现，应该是灌注了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和经验的“文学”城市地标的涌现。这些文学中的城市地标，应该烙上作家个人印记的体验、经验、修辞、结构、语体，如狄更斯之于伦敦、波德莱尔之于巴黎、卡夫卡之于布拉格、乔伊斯之于都柏林、帕慕克之于伊斯坦布尔等等。我们有理由期待置身世界格局中的“异形”之“我城”的中国作家，为世界文学提供一座座文学之“异形”之“我城”。“花城关注”做到现在，三年十八期，我们基本上在想象中国当下文学的版图上努力，在2017年第一期开栏语中，我曾经这样写道：

想象《花城》的开放性和可能性，众声喧哗，杂花生树，也是我们想象的“花城关注”栏目未来的样子。“花城关注”该给中国文学做点什么呢？今天的文学形势，只要不是妄想症，就不会自以为是地臆想自己可以创造出一个轰轰烈烈的文学时代。那就做点自己能做的事，就做点《花城》一直在做的事情吧，哪怕只是尽可能地打开当下中国文学的写作现场，尽可能看到单数的独立的写作者在做什么，哪怕只是敞开和澄明一点。我们置身的现实世界，不说最好和最坏的，确实是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从不同的路径和时代相互遭遇，被伤害，也可能被成就。作为写作者，理所应当贡献的应该是不同的想象和现实感受、不同的文学经验、不同的文学形式，我们的栏目就是要让这些“不同”的可能性、多样性和差异性一起浮出地表。

但需要自省的是文学边界的拓殖并不必然通向文学的“经典性”。记得小时候《中国地理》上有一句“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对于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之“中国”，一个写作者的生活和文学表达是具体而微的。今天的世界，一边是交通和信息便捷的全球化时代，一边是被分割出的无数空间、阶层和群落，中国也是，更大的世界也是，我们的个人生活和内心世界也是，某一个单数的人在浩大辽阔的世界里和中国退守到“最原始”部落化的渺小存在。渺小到像这个专辑里的某一篇小说，在城市里的一间大润发、一个咖啡馆、一座出租屋、一所大学，甚至综合体楼宇的一小片室外平台，都可以承载所有人间的悲欢离合和人性的细微幽暗。因此，一定意义上，以今天之世界、中国和人之浩大辽阔，文学反而更应该是从一己的狭小通向浩大辽阔。至今犹记，当时和朱燕玲主编对这个栏目的想象：青年作家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回应中国问题和中国现实？

那么，就从这里开始吧，从一己之微小和微小的中国部分相遇、遭逢，诚实的现实感以及对世界的爱与痛将在这种相遇与遭逢中发生。因此，如果要真的定义出未来的“花城关注”，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希望汉语文学经典的可能性在这个方向被发现，也被我们声援和庇护。

2019年12月18日，南京

责任编辑 杜小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