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房子画家

王莫之

我的书房里原先挂着一幅油画，就在我和前妻的婚纱照下面。那是好些年前，我的一位实习生临别时的馈赠。他为我绘制的这件布面作品没有名字，我的前妻称之为“红房子画家”，因为画面的中央站了一个手握画笔的背影，对着一片暗黄的麦田写生，天空乌云密布，像是暴雨将至，而他的画作里只有一栋鲜红色的房子。感觉上，红房子画家应该是位男性，当然，如果有人看了那幅油画，说是女性也没有关系。画家只留给观者一个暧昧的背影，落寞、孤寂、晦暗，如梦似幻。这幅画的用色深沉，弥漫着一股超现实主义的况味，但是它又是写实的，非常写实。你找不到一丝违背情理、颠覆逻辑的线索。我想，如果你觉得它荒诞，那多半是你的问题。

没有线索。你不会找到的。

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我对这幅画的喜爱。我把它挂在书房的墙上，离我的办公桌很近。我的前妻似乎对它更有感情，甚至可以说是情有独钟。离婚析产迫使我向它说再见。这不是我愿意面对的场景，可我别无选择，愚蠢地认为这是一种自救的可能。诀别之际，我用手机拍下了这张照片，算是留个念想。

那日天气晴好，我在愚园路的一家画廊，翻出“红房子画家”请赵女士指正。女士的拇指和食指搭在手机屏幕上，指尖的罅隙犹如眼镜蛇的口腔剧烈扩张。

“这画挺好的，”她点评道，“就是太老派了一点……谁画的？”

我告诉她，画的作者早已改行，现在是沪上颇具影响力的记者，专门报道本城的突发事件。

“你就只有这一幅啊？”她说。她没说错，只有这一幅，随后的交谈让她更为惊讶：

“这行你干了十三年？”

我向她解释，是媒体从业十三年：出道之初专跑文化口，后来跳槽去做特稿记者，中间还赋闲过一阵，很长的空窗期，最近才重操旧业。

“那你也实在是太失败了。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认识很多搞传媒的，当然，具体的名字我不方便透露。反正他们和你一样，因为工作关系进到这个圈子，很多人都在买画啊，因为买得早，现在全都发了。”她啧啧叹道，用一种匪夷所思的眼神估量我，估量我的整个人生，“十三年啊，那你是二○○三年进来的。”

为了不让自己显得太失败，我隐瞒了入行的具体时间，只说当时香格纳画廊刚从复兴公园撤离，M50还是一片废墟。

“我的天啊……”她止不住地叹息，发出许多很微妙的声音。我试着为自己申辩。这里面有资金的局限，我作为一个记者，收入寒微;这里面有审美的问题，我出入过那么多的画廊，并不觉得多数挂售的东西搬回家里会让我舒心。还有一些原因，我就不展开了，我可不想因为自己的真诚而激怒女士。我来这里是为了工作。让我为难的是，眼下采访和受访的角色严重倒错，而我说的理由在赵女士的面前不堪一击。她的嘴，她穿的霓裳，还有身上浓郁的香水味，都在叙述一个关于意识形态的真理，或者说，人类赖以生存的常识，比方讲天降暴雨，与其相信雨具，还不如找个地方避一避。

我的内心何尝没有挣扎。

我听到了手机铃响。我向赵女士、余经理挥手告退，走到画廊外面的小花园接电话。我一面观赏躺在草坪上的粉红色半透明水管，一面聆听领导向我宣布的人事通知，寻求一个插话的缝隙。我起码说了十几声“理解”，因为老戴在电话那头反复念叨这个词。再明白不过了，有人要整我，不留余地。这又不是第一回。我安慰老戴，再三强调，如果不是他，自己连今天这个透气的机会都没有。要说抱歉的应该是我，是我给他添麻烦了。

挂了手机，轮到我叹气了。说实话，我还没有坚强到如我说的那样心平气和。眼下，我该怎么和受访对象以及帮忙牵线的物业经理解释呢？直接告诉他们，刚接到上级通知，我被解雇了，所以，这次采访已经失去了意义。我还真就这样说了，异常坦荡。再次步出画廊，我向余经理致谢，向他道别。他的下巴轻轻扬起，向我使眼色道：“走，吃饭去。”见我迟疑，声音响了一些，“不是后面还有一家餐厅没采嘛，我都帮你约好了，走，吃饭去。”说着，就过来拉我，“没事的，交个朋友也好啊——走，吃饭去。”

我丢了饭碗，现在有人要请我吃饭，而困扰、折磨我的是职业的良知与操守。我随了他走在幽雅的愚园路上，一路尽是名人故居，包括那些未被官方认可的住过汉奸的老洋房。我确实饿了，无比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媒体生涯彻底完了。彻底完了。不再抱有任何幻想。怎么说呢，吸引我去吃饭的另一理由是余经理这个人。他与我印象中的公关行业，某种让人作呕的形象相去甚远。这或许归结于他曾经的画家身份，他还在上海的画廊工作过。我们之间有一些共通的话题。坐在餐厅的角落里，他仍旧敬我如宾。但他并不喜欢上海，我平静地听他批评上海人的某些特质，俨然已是好友，而这份友谊正如一串礼花，会在短暂的绚烂过后归为寂灭。

餐厅的老板过来打招呼，捧着一杯喝了过半的冰咖啡。他向余经理致歉，为自己的姗姗来迟。他说昨晚一宿没睡，守在医院里，朋友出车祸，又问我们想吃点什么。

正是午饭时间，食客主要是工作、居住在附近的老外和高级白领。没多久，餐厅已经吵得连伪装的采访都没法继续。我们转而聊起老板的朋友，正躺在医院里的那位，昨晚开着哈雷在外地的高速公路上飞驰，有一路段，陷入了两部重型卡车的夹围。在那个中间地带，气流具有某种不动声色的吸力，避免车毁人亡的唯一办法是急速超车，越快越好。

最好別在中国开摩托车，这是我的总结陈词。我花了一些时间，复述以前写的一篇调查报道，关于上海最早的那批摩托党，全都挂了。还有别的一些特稿，他们都没看过。我似乎把唾沫全说干了，对于无声未来的眺望，诱使我把前半生的丰盈、奇诡、暴戾压缩在半部电影的时长。作为回报，餐厅老板分享了他的私房记忆：高三那年去酒吧当Boy，他在上海最骚的夜店学调古典鸡尾酒，下海单干，近十年的餐饮业八卦。不知不觉，上海似乎趋于透明，却又愈加神秘，而这正是记者这份职业的魅力。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并没有全盘否定我，我可以被孤立、放逐，但是和外界的交流没有中断，这种感觉极其微妙。

我还记得，待到餐厅老板因故外出，我和余经理仍在闲扯。他不必回去上班的状态让我着迷。“我不是正在上班嘛。”他申辩道，还问我要不要尝尝这里的鸡尾酒。也许是酒精的缘故，我后来和他解释了自己沦落至此的一部分原因，还提及了“鹦鹉”。这是两个无法分割的话题，如果不是因为我，她也不会遭人陷害;如果不是为了她，我也不会离婚。

“什么罪名啊？”余经理疑惑地瞪着我，“抱歉哦，我是不是好奇心太重了一点。”

这也不是什么秘密。“鹦鹉”是因为受贿罪进去的，判了四年，这些事情，圈子里大都知道，只是渐渐被人遗忘了。

等待的时光总是煎熬。我还在适应这种生活，没有“鹦鹉”的日子。每个月的中旬，我获准去泗泾镇的女子监狱探视她。九号线到泗泾站，再换松江四十七路。这是一班风趣的环镇车，永远在绕圈子，执行一次使命将近两个小时，很漫长，多达四十五站，但是作为起点与终点的泗泾汽车站距离最远的官泾路，那条直线不足六公里。这或许是对我去探监这件事的某种隐喻。我从虹口区出发，一个来回就是一下午，实际上，我与“鹦鹉”对视的时间只有十五分钟。刨去各类环节，我开口说的内容整理成中文不会超过一千五百字，这份文稿，我每次都要耗费一个月的生命去期许、雕琢。

“放心好咧，我蛮好的，没啥问题。”这是“鹦鹉”的标准答案。她总是安慰我，鼓励我，如同她的着装和笑容一样单调，仿佛身陷囹圄的是我。她这样耍赖，连发言稿都懒得准备，不由得让我多了一些心眼。作为一名退役的记者，一个耿直的人，我也会选择性地失明，尤其是在审视自己的时候。最糟糕的情形就是相互欺骗。但是有一点，我想她并没有编谎。她说里面的囚犯都在争取减刑，然而相关的名额是一个比较固定的比例，于是，难免会有争斗，相互揭发更是家常便饭。

每次探监，她都会笑着告诉我，新学了什么技能：剪纸、刺绣、缝纫……她说选学一门，通过考试就能换取五个积分，凑满一百八十分可以减刑。她说自己学这些，倒不是为了减刑，那离她过于遥远，吸引她的是一些更务实、更功利的原因。

“鹦鹉”从不过问国家大事，我每月一次的探视意味着她与亲友的通讯渠道重新开启。这次过来，我给她带了一些新鲜素材，这些素材即便对于我来说也是难得的恩赐。昨晚，我拿着老戴送的音乐厅票子，没想到在剧场偶遇X。

“哦，就是侬老早带过的那个实习生呀，”她想起来了，“学油画的那个。他现在还画吗？”

这个问题把我难倒了，也许连X自己都无法回答。我只知道他现在是上海最好的突发新闻记者之一。我告诉“鹦鹉”，几天前的美国，有人持枪冲到酒吧里扫射。所以当X出现在音乐厅，出现在我面前，确实让我遐想了一番。该死的家伙，还跟我开玩笑，他说师父，等下出什么事情，记得通知我啊。还比画打电话的手势，冲我笑。

这样说或许有点丢脸。在X称呼我师父的时候，我的表现如同养老院的孤老遇到有人探视，那笑容现在想来，倒是蛮尴尬的。

“师父，我们加个微信吧。”在音乐厅的边门，临别之际，他再次温暖了我。我开心地从裤兜里掏出手机。他早就准备好了，说：“我来扫吧。”就这样，我们恢复了联系，回到了MSN的年代。

这样说或许不太合适。我与X的初次会面，他的表现如同一個福利院的自闭症儿童，被强行安置在一个陌生的公共场所。

“卢老师——”

我还记得当初是如何拒绝他，非常粗暴，建议他叫我的真名。

“不合适吧。”他和我对话也有一阵了，这样一个大个子，到现在还是颔首低眉。最后的折中办法是叫笔名。往后的一年多光景，他一直管我叫卢恪。我后来陆续又带过一些实习生，综合条件远胜于他，最短的几周，最长的半年。随着年龄与资历的增长，我不再抗拒别人叫我“卢老师”。我对X的印象也在改观。他只是过于羞涩了，性格缺陷，应该还跟他的脱发有关系。他一年四季戴着一顶鸭舌帽，不爱说话。待到我们熟稔了，他通常是我夸夸其谈时的听众，一个无比冷漠的听众，常见的反应是努嘴咂舌，或者调整一下帽檐。

他日后所取得的成绩让我始料未及。当年他跑来找我，羞涩地宣布他找到工作了，那情形，仿佛刚毕业的女大学生通知导师，她要结婚了。临别之际，他送了我一份礼物。我还了他一个拥抱，一声祝福，请他去编辑部楼下的星巴克喝了一杯热饮。那是二〇〇六年的三月，出门还裹着轻羽绒，不久，我也换了东家，忠于初心。

X的那份工作是在一家新创的网站担任文化条线的记者。网站虽然是国有大报办的，不过比起当时的门户网站太过迷你，不受待见。他熬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后来是内容改革，大领导把相当一部分资源转投对本城突发事件的采编，网站由此找到了市场定位，X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的两部手机随时待命，一有情况就背上相机，钻进出租车，如同一阵黑色的飓风。他一直喜欢美国的摄影师Weegee，如今，他也成了那样冷酷的午夜猎手，和大都市的悲剧较上了劲。别人的不幸成就了他，哪里有人跳楼，哪里突发火灾，哪里浮现一具尸体，哪里就有他的相机。为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X有许多绝招。首先是线人，也就是随机的线索提供者，有的是刚巧路过，有的是事发地的居民。有一阶段，上海有那么几个职业线人，靠一条线索可以换取五十至三百元不等的报酬。他们惯常一稿多投，手握多家报社、电视台的相关热线。这个小群体如今已经消失了。消防员也很重要，火警出动之前，关系铁的会给你递情报。消防员有任期，岗位调动频繁，他们不像线人，用钱买得通，搞好关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当然，如果你的人脉深至派出所，那就绝了。总之，能在这行干出名堂的，都有门路。

我就是在那几年留意到了X。他的名字时常出现在一些突发新闻的末尾，在社交网络上疯转。最辉煌的时候，网站为他配备了警用的通信设备，电视台独有的实况转播车，平媒网媒里可能只有他把玩过。可我总有一个疑问。这几年，电视台之外的突发新闻报道在锐减，包括X的声音，似乎被新媒体这个全民记者的时代淹没了。这不是一个适合在微信上聊的话题，所以我对他说，找机会碰头吧，请你喝一杯。他推说自己很忙。连着好几个周末，我想约他，他婉拒的理由都是加班，晚上忙着接私活。于是，见面的事宜就被搁置了。

那是六月下旬的某个工作日，我和X约好在八佰伴碰面。他夜里要去那附近拍一个明星活动。接头之后，X娴熟地穿梭在若干商业设施之间，我就跟着他。后来，我们上到某百货公司的二楼，一家特别幽静的星巴克，找了靠落地玻璃的桌子坐下。我环顾四周，不见点单的吧台。他说那在楼下。他把背包卸在闲置的椅子上，使劲拦阻我：

“师父，别争了，还是我来买吧。”

我没再坚持，目送他离开，虽然答应了帮他看护器材，还是忍不住飞飞野眼。才晚上八点，百货公司却是冷冷清清。二楼是女装部，兼卖珠宝，营业员多为妇女，懒散地趴在柜台上等下班。

X回来之后立即脱了鸭舌帽，一个锃亮的大光头暴露在我的凝视之下。他手里的那杯冰摩卡，因为麦管的吮吸，冰激凌和巧克力酱混合的雪顶随之减少，露出挂在胸前的员工证。他出入单位，过闸机免不了刷这张卡。

他现在已经不画了，但是每年会给儿子创作一幅肖像。我没想到他已经当爸爸了。

“两岁半了，”他冲我笑，“师父，我的朋友圈你肯定没看全，你的业务水平退步了。”

我抱怨他一天发十几条，差点想把他拉黑。

“你要翻到两年前的内容才看得到。”说完，他低头刷手机，翻出一张他和儿子在产房里的合影，递给我看。

我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继续，喝着咖啡，后来，像个傻瓜一样呢喃，说他应该坚持画下去，不画太可惜了。可他光顾着笑。

“师父，你想了解点什么？”

我说，随便啊，瞎聊聊。

“如果你要写什么的话，记得把我的名字隐掉。”

我强调只是聊天，放轻松。

“师父，别开玩笑了，你我还不了解嘛。”

我答应了他，却又辩称自己确实没想好写什么。再说，我也不觉得写了什么还能正常发表。我没有骗他。我只是本能地觉得他很有趣，他从事的那份工作以及背后的生态环境很吸引我。我太闲了，太无聊了，太寂寞了，我只是想要和他坐在一张桌子的两边，让他陪我喝一杯咖啡。

X太抬举我了。我都快忘了，这个世界上还有调查记者一说，现在都改叫特稿记者了吧。媒体也改了，改叫公关公司。

“公关公司也改了，”X说，“现在公关都管自己叫媒介。”

我没听说过这个词。

“对啊，他们现在都管自己叫媒介，我经常接到各种骚扰电话，接通了就说：‘喂，你好，我是某某公司的媒介——”

我被他的模仿逗樂了，笑得像个傻子。我问他，干这行也快十年了吧，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这些年物价涨得很厉害啊。”他的目光、口吻、神情如果不是那么真诚，我会误以为他在表演节目。

我打听他的收入情况。他说不接私活还不至于饿死，到手七八千的样子。他现在帮各种演艺公司和机构拍照片，一个月忙里忙外，能给家里再添个四五千块。这样，一家三口的生活质量足以保障。

X还否定了我的观点。在他看来，全民记者对于突发新闻的专业采编影响有限。要说影响，就是人心浮躁，图快，拍点现场照片，配点文字就敷衍了事。没有前因后果的报道就是夹生饭，不过这是大势所趋。在上海，他们这个群体最多的时候也就二三十人，现在萎缩到个位数，还在坚持的终究也要扪心自问——你的努力该如何套现？赚不到名，赚不到钱，很多同行选择跳槽，到机构当公关，过轻松安逸的日子。至于X目前的瓶颈，原因非常复杂。

新媒体时代，谣言的传播从未像今天这样恐怖。谣言是社会心态的某种缩影。X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就在半个月前，世纪大道上有一名男子趴倒在路边，地上一摊血迹。有个路过的，没有赶紧拨打报警或急救电话，而是传了几张照片到社交网络，配文出现“割喉”字样，因为散布谣言，他被行政拘留了十五天。至于那具“尸体”，其实是摔跟头磕掉门牙导致晕厥的路人。

“我们现在就是专业辟谣的，今天一个指示，明天一个指示。我自己都觉得没劲了。”他喝口咖啡，神色中流露出几分疲倦。

如梦之梦。当晚，我又失眠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全是无序的文字，就像移动中的弹幕。我放弃了对睡神的单恋，爬起来抽烟。自从“鹦鹉”出事以来，我已经很久没像今天这样兴奋了。我居然开始憧憬未来。这一切，源于一个大胆的设想。我想成为X的实习生。

我的意思还没有表达清楚，X已经忙着拒绝。我说你出勤的时候可以带着我，帮忙打杂，扛个设备，整理录音，什么都行啊。

“不行，那太委屈你了。”

我继续向他传递诚意和正能量。

“师父，你这样让我很为难。”

我懂他的意思。我当然还没有自私到完全不顾及亲友的感受。只是这一次很特别，因为我不计报酬，也就不需要任何的登记或报备，如同一个隐形人。我觉得命运还没有残忍到剥夺我的全部自由。

我说，等你有活了，给我打个电话，告知地址，然后我也赶过去。

“师父，你这样让我很为难。”

我没有再说什么，而是把剩余的已经凉了的咖啡喝完。我用沉默逼视对方，最后换取了周六清晨的一通电话。X给了我市区某栋老式公房的地址。我到的时候，火势已经控制，二、三、四楼的外墙面熏成焦炭色，挂着水珠。从X拍摄的特写照片来看，幸存下来的窗玻璃因为高温和水柱，呈现出了一些怪异的裂纹。黄梅雨季，天空飘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受灾的居民大多披盖夏被，穿着拖鞋，躲在伞下面。我在这些惊恐、痛苦、焦躁的受害者里发现了一张熟悉的脸。她是“鹦鹉”的远亲，“鹦鹉”管她叫云姨。我和这位年过六旬的女士在某个躺满了老人的护理医院有过几面之缘。云姨的母亲因为中风，全身瘫痪，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完全是在那家医院里苦熬。那位老人，在二十世纪据说是个雷厉风行的大人物，担任要职，可我见到的她，只是一个浮肿卧床、丧失了语言能力的病人。她只会哭和笑，遇到有人探视，通常是笑，然后大哭，越是至亲之人，笑得越欢，哭得越是凄惨。

我和“鹦鹉”叫她姑婆。

除了云姨，贴身照料姑婆的还有一个苏北籍的护工。去年年底，姑婆故世了，我还代“鹦鹉”参加了她的告别大礼。没想到，再次相遇，境况还是这样的悲伤。

“哎呀，都怪我，都怪我。”

我把自责的云姨扶到她位于一楼的另一套房子。她是那么真诚、善良，完全可以编一套理由，掩饰自己的愚蠢和过错，起码能在邻居的追责声中得到一些最基本的同情。姑婆过世之后，云姨一直没有整理母亲的遗物。开春的时候，她想到重新装修三楼的房子，好给女儿一家搬过来住。装修的过程中，很多信笺、材料引起了她的警惕。这些纸质品都是姑婆当年经手过的文件，被云姨认定为机密。她选择了一个极端的销毁方式。那个火盆，不断有新的文件进入，她一直守到深夜，后来也是实在困乏了，才想到去睡。

从前，我就听“鹦鹉”悄悄说起过，云姨有精神病，全靠药物控制，这是唯有至亲才清楚的秘密。出于信任，我把我了解的情况私下与X沟通了一下。我知会他，不是为了辅助完成一篇立体的突发报道，相反，我希望他停止采访，把真相隐瞒下去，避免邻居对肇事者的其他伤害。

“师父，你的心情我懂，但是，这好像不是你的风格啊。”

不是赔偿金的问题，我说，然后拍了一下X的肩膀，叮嘱他三思。我说，下不为例。我的意思是，从今往后，我会在他

的面前消失。

此后的半个多月，我一直在帮云姨和她的邻居谈判赔偿的具体金额。一场博弈。这件事情我没有隐瞒“鹦鹉”，但我同时为她带去了好消息：何童的老婆快生了。

“喔唷，那么我就要当干娘了喽，嗲的，嗲的，”她笑道，“除了侬，还有别的干爹吗？”

干爹就一个，不过另有一位教父，是何童在教会里的朋友。

“那么侬有啥表示啦？”

我说替小家伙买了个纯金的十字架，再备了一千块的红包。我算了算，数目跟当年写第一篇特稿领的稿费差不多。

“你都备好了？”

我告诉“鹦鹉”，全部备好了。

“嗲的呀。”她喟叹道，淡淡地，抒发着轻柔之美。我被她陶醉的神色打动了，许久之后，才想起四个字——我很想你。

“怎么个想法？”她问我，又一个标准答案。

和我预想的一样。何童得了一个儿子。我收到他群发的微信，错开高峰，隔了一天再去探视。幸福的三口之家就住在病房里。我到的时候已是夜里七点，天气闷热，气压极低。我在眉州路口的水果賣场等何童，他硬要下来接我，回病房的路上尽是牢骚——四个床位一间的普通病房环境太差，二人的套房订满了，剩下每天三千八百元的VIP单间。“条件确实很好，反正就住两天，咬咬牙算了。”何童在电梯里对我说。

去病房里看新生儿，经验的缺失让我有点紧张，进去之后，赶紧补做消毒措施。我在卫生间里冲洗，水流激起的还有何童老婆的嬉笑声：“小牧尔刚才放了一个很臭的屁，哎呀，臭死了。”

我很少显得那么自卑，却又满是期待。

何童把儿子抱在怀里，像抱一件玩具，摇来晃去，还拿腔拿调地模仿童声：“这是谁啊，是谁啊，干爸，干爸，干爸。”羞得我头皮发麻。我把红包和金饰交给孩子他妈，审慎地把屁股填到沙发上。他们轮番怂恿我，撺掇我，希望我能够抱抱小牧尔。

我在病房里坐了将近一个小时，主要是在陪他们看电视，对节目发表评论。房间里弥漫着怪异的气氛，双方都没有对彼此的近况深入过问，所有的对话，只有一个主题，就像是从一张育婴影碟上剥离的音频文件。后来，我听到产妇打哈欠，就再也坐不住了。何童坚持要送我，他对产妇说顺道下去吃个夜宵，问她要不要打包一份小馄饨。

我们刚出电梯，楼外惊雷骤起。等到我率先拨开底楼大门的塑料软帘，带了湿气、略含灰尘的狂风吹鼻子上脸地扑过来。转瞬之间，雨幕倾斜，伴有闪电。我包里虽然有伞，预感不用走到公交车站，整个人就已经湿透了。

何童建议我还是先避一避。

“接着你有什么打算？”

我说还没想好，接过他递来的烟，含上，低头凑向他手里的打火机。外焰烤焦了烟丝。我吸了一口，旋即，又从鼻孔喷了出去。现状还没糟到活不下去，让人欣慰的是房价见涨。

“你把房子卖了住哪儿啊？”他顿时激动起来。

借房子住啊——我用肘子戳他，问他是否还在为机关做宣传册。

“还在做，”他对着雨雾喷出一口烟，“我和几个朋友做了一个家政App，如果做得好，我打算再开一家主题养老院。”

我给了他一些真诚的鼓励。

“养老院这块绝对是潜力股啊，现在上海严重老龄化，老年人在养老院里完全就是活受罪啊，”他说，“还记得我们做的那篇特稿吗？”

我当然记得。

“这鬼地方，正常人进去都不会乐意啊，孤独，落寞，所以我觉得可以搞一些主题养老院。比方说你喜欢足球，那么喜欢足球的全都住这个楼面——”他显然已经想清楚了，这是一个中长期的目标，又改口说：“其实也谈不上什么目标，我还能有什么目标啊，我的人生也就只剩下赚钱带孩子了。”

我说，他其实没必要那么拼，不是还有我这个干爸嘛。

“拉倒吧你，你照顾好自己就不错了，别到时候老了还要我们家牧尔来养。”

我说刚才抱过牧尔了，一抱，他就不哭了，还说赌五毛钱，他以后会养我。我正说着，左肩挨了他一拳。他痴笑着，随手勾住我的脖子，仿佛恋人。

“老卢，”他的语调不觉严肃了起来，“你知道我最怕的是什么？”

我光顾着看他。

“我就怕以后走在马路上，路过什么店面，小牧尔对我说：‘爸爸，我想要这个。”他顿了一下，说：“但是我却买不起。”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左手下意识地扬起，拍打他的肩膀，拍的时候，感觉我们像一对连体人。

“还有三年对吗？”他问。

我假装听不懂。

“‘鹦鹉出来啊。”

确切地说还有三十五个月。随后，我跟他说了些前日探监的情况。他对“鹦鹉”还是很关心的，说等她出来可能找工作会有问题。

这确实是个问题。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我和她全都失业。

“那你还要和她复婚？”他显得过于激动了。

我明确表达了复婚的态度。

“你想清楚了？”他质问我，“老卢，我这么说有点残酷，我们是哥们，照理说应该站在你这边，但是，你真的想清楚了吗？她因为你都坐牢了，你觉得你们再复婚，会不会还有别的——”

那你让我怎么办？我说，等到她出狱那天，去接她，然后告诉她，我们完了，分手吧。

“你们没必要非去登记啊，”他有点气急败坏，“结不结婚就是一个形式，一张纸，你懂吗？”

何童不会懂的。我猛吸一口烟，建议他和我绝交，因为照他的逻辑，现在站在这里和我说话也是很危险的。

“你个傻×，我他妈的在帮你，你轴个屁啊，我又没有硬逼你们分手。”

我心想何童把事情简化了。如果真是那样，我和“鹦鹉”当初离婚还会是今天这个局面吗？他被我戗得无语，手里的烟蒂丢向不远处的水洼。雨似乎小了一些。

“如果实在不行，等养老院开了，你们过来冒充义工吧，赚点生活费。”

我也没有完全拒绝他。我知道，如果真有那天，自己绝对不会去连累他。

“等她出来，你有什么打算？”

我說打算先去领证结婚，然后应该会去英国度蜜月。

“你倒是够奢侈的。还度蜜月。你索性再摆一次酒席，再收一轮红包算了。”

我说我和“鹦鹉”没度过蜜月。

“你们没度过蜜月？”

其实我们基本上就没怎么出过远门。去过一次宁波，回老家拍婚纱照。后来还去过一次香港，为了某个采访，她算是请了几天假一起过去，但那不是度蜜月。“鹦鹉”想去英国度蜜月，我告诉何童，自己答应过她的。

一道闪电斜着划破黑夜，接着是雷声引爆，空气似乎在颤动。何童又给我递了一支烟，帮忙点上，而暴雨仍旧不见罢休的迹象。我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还没到非得打车的地步。我像个百无聊赖的民工，选播了一首老歌，把音量调到最大，握在手里听。雨声，雾气，电闪雷鸣，一首歌就在这种背景之下走到了尽头。时至今日，我的脑海里还是会响起那些歌词。那个来自三藩市的声音，慵懒、苦闷，一而再再而三地逼问：“你是否忘了，该怎么爱你自己？”

责任编辑 杜小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