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的结果

时间：2024-05-20

蒋方舟

时间有无数序列，背离的、汇合的和平行的时间织成一张不断增长、错综复杂的网。由互相靠拢、分歧、交错，或者永远互不干扰的时间织成的网络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我们并不存在;在某些时间，有你而没有我;在另一些时间，有我而没有你;再有一些时间，你我都存在。

——博尔赫斯

一

“你看！那个人被关进时间里了！”我身边的小男孩指着一旁巨大的时钟对我说。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墙上高悬着巨大的时钟，时钟里有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人拿着红色的水桶和抹布，在跟着时针的脚步清理时钟，画上新的时针与分针。

“那只是一段录像。”我说。

小男孩撇撇嘴，转而向他的爸爸宣布他的发现。

他的爸爸正不断刷新手机软件上的航空软件查看飞机的延误情况，长时间的等待把他折磨得疲惫不堪。

男孩看他的父亲没有反应，又把注意力转向我，询问我的职业。

我正准备回答，裤袋里的手机发出微小的震动，屏幕上蹦出一行很短的字，但我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消化完，就像是我的大脑不愿意接受它传递的信息，所以不断把这些字重新组合排列，希望解读出别的意思来。

大脑的抵抗失败了，字里行间传递的信息不容置喙。放下手机之后，我恍惚觉得它还在震动，过了一会儿才发现震颤的是我的身体。我不像是在阿姆斯丹机场的候机厅里，而是被独自留在了一个空荡荡的房间，房门被重重地摔上，我被留在了余响里。

“……暴雪。”有声音从现实世界传来。

“北京有暴雪。”男孩的爸爸对我说，“所以飞机才延误了这么久。”此时他终于放下了手机，颓然地望向窗外。

我机械地随他一起望向窗外，停机坪上的飞机飞进北欧晴朗的蓝天中。

“叔叔，你是做什么的？”男孩又问了我一遍。

我犹豫了一下，说：“我是研究时间的。”

“时间怎么研究？”男孩继续问。

我依然因为刚刚的信息无法回神，但喧嚣的大脑告诉我，我应该回答他的问题，回答它能够为我的灵魂在现实中凿开一个小小的隧道，让我能在另一个世界待一会儿，这个小世界由数字、公式组成，这个小世界可靠、理性、冰冷，能让我翻腾的心得到小小的安宁。

“比如说，我们发现过去、现在、未来可能同时存在。”我说。

“不可能。”男孩的爸爸说，“过去的就是已经过去的，现在就是现在，未来还没有发生，怎么可能同时存在呢？”

“比如说现在。”我抬头望了一眼挂在墙上巨大的时钟，时钟里的人正在涂上一根新的分针，“现在是下午三点四十五分二十秒。如果这时候你妈妈给你打电话，问你：‘现在怎么样？你会怎么说？”

男孩环顾了一下四周，说：“现在天气很好，有一架飞机刚刚起飞，我饿了，爸爸心情不好，有个姐姐在看梵高的画册。”

我说：“对，你妈妈的声音传到你这儿只需要几毫秒，所以你回答的是几毫秒之前的情况，差别并不明显。现在假设你妈妈在很远的地方，比如在另一个星上，光从她那儿到你这儿就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当她要用望远镜看你，她看到的就不是现在的你。现在假设你的妈妈驾驶宇宙飞船远离地球，她问你：‘现在怎么样？她的‘现在对应的就是我们的过去，那时候你也许刚出生，甚至那梵高刚出生。而如果这个她往相反的方向运动，朝着地球运动，她问你：‘现在怎么样？她的现在对应的就是未来，也许那时候人们已经了登陆了火星。无论是她的现在，还是我们的过去和未来都同样真实存在。”

“你这是科幻小说的情节吧。”男孩的爸爸说。

“不，这是相对论告诉我们的。唯一的解释，就是过去、现在、未来是同时存在的。或者说，过去、现在、未来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在宇宙里，一个相同时刻——就是我们所有的一个‘现在，根本不存在。”

“可是我去年八岁，现在九岁，难道我同时是八岁、九岁、十八岁、十九岁吗？”小男孩不解地说。

还没等我回答，传来登机的广播。男孩的爸爸明显松了一口气，不知道是因为终于可以回家，还是因为可以逃离这场对话，他快步向登机口走去。

我也站起身，却忽然丧失了方向感，站在原地不能动弹。

“叔叔，你不登机吗？”小男孩拉了我的衣袖。

我摇了摇头。

“你不回家吗？”男孩问。

我摇了摇头。

“可你的爸爸妈妈在等你啊。”男孩说。

我没有父母了，刚刚手机上的信息就是告诉我这个。

收到信息的那一分钟，时钟里的男人正在涂一条指向“八”的分针，一个穿着黑色大衣的男人拖着银灰色的行李箱从我身边匆匆走过，那一秒，登机口的地勤偷偷打了个哈欠，我像剥洋葱一样一点点缩小时间的刻度，在一个普朗克时间——短得无法再分割的时间间隔，生命从我父亲的呼吸中消失了。

父亲死去一周之后，我收到了从北京寄来的他生前的照片，背景是一片水，远处隐约有白塔。他戴着毛线帽，穿着灰色的衬衣站在柳树下，挎着一个藏蓝色的布包，有些羞涩地朝着镜头笑，像是刚刚被批评过，自知理亏的小孩。

照片里的他，是我记忆里不熟悉的样子——毕竟我已经接近二十年没有见过他了。

可说到底，记忆究竟是什么呢？记忆是个体意象的群集。我从实验室走回家的路上会经过一家中餐馆，深夜打烊之后，餐厅铁门的缝隙里流出店主一家三口晚飯的味道，稀饭和蒜薹炒肉的味道把我的记忆带回过去，楼道里孩子放学吵闹的声音、餐桌上方灯罩破了一角的灯、我伸手去偷吃菜被妈妈拍打手背：“等你爸回来再说。”——她的声音总是从我的左上方传来。

每个意象都对应着具体的神经元，当我闻到别人家庭晚饭的味道，一个“楼道里吵闹的神经元”、一个“破了的灯罩的神经元”、一个“疼痛神经元”同时被激活，同时被点亮。

那么，关于我父亲的记忆，是哪些神经元的合集呢？

——紧紧皱着的眉头、在母亲的葬礼上试图拥抱我却又缩回去的手、接到我告知决定出国的电话之后的漠然？

这些记忆都变得模糊了，就像是餐桌上越来越黯淡的灯，我能记住的只有自己的沮丧。当我不再回忆和父亲有关的细节，记忆所对应的神经元之间的树状联结也会变弱，渐渐地，它们无法再激活。

在我小时候，我以为记忆像是储存在寄存行李的地方，它们井井有条、安全地放在柜子里，后来我才发现，自己早就丢弃了可以取出行李的票据。

我原以为母亲的死让我更痛苦，因为我更爱她，但是我却发现父亲的死让我更难接受，因为他的死不仅意味着个人的死，还意味着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亲人了，我曾经拥有的父母的过去、我童年住过的房子、所有那些连接过去之我与今日之我的东西同时坍塌。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我将用新的记忆覆盖旧的，华夫饼上的奶油覆盖甜豆浆的味觉记忆，超市轻快的背景音乐覆盖童谣的旋律，新的雪花覆盖在旧的雪花上，新的零件更换老朽的，终于旧的记忆都消失，我将成为一个新的人。

一个没有过去的人。唯一能证明我活过的就是面前白板上的一行行公式，指向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穿越时间的可能性。我是一个用了半辈子的时间研究相对论的平庸的科学家，深知自己所做的工作无法给后来者任何启发。除此之外证明我存在过的东西，就是我在心理医生那里留下的一本本记录：“家庭作为一个系统，任何事件都会在每一个人身上留下痕迹，以至于改变了人的生命感觉，该患者在家庭的集体无意识中留下的阴影导致了对亲密关系的恐惧。”——冰冷的诊断将伴随我长眠，对他人解释为什么我始终孑然一身，我深知对此感兴趣的人寥寥无几。

“我可能活错了。”有个小小的声音，我努力驱赶这个想法，却无法欺骗自己——如果结果错了，那么就意味着运算一定错了。

对于活着的人，人生尚有修改的机会。但是对于死了的人呢？我又想起我的父亲。

“现在他从这个奇怪的世界离开了，比我先走一步，但这没什么……”我在纸上无意识地写下这句话，写完才想起这是爱因斯坦给去世挚友的家人写的信。

后半句是什么？我继续写下记忆里的句子：“像我们这样相信物理的人都知道，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持久而顽固的幻觉。”

“持久而顽固的幻觉。”我默念爱因斯坦这句经典名言。

也许我一直研究时间穿越的方向也错了，我一直试图用虫洞理论研究时光穿越的可能性，但这也许都是错的。

——对人生的怀疑如同开始倒塌的多米诺骨牌，当你推倒第一块骨牌，对生命中其他一切的否定就变得如此简单。

也许时间这条河并非真实地流动，而仅仅在我们的脑海中流动。如果这个结论成立的话……我给D打电话，我知道D是唯一能帮我找出答案的人，我的手有点抖。

二

我梦到自己十岁那年，得了腮腺炎，一连好几个星期，我躺在床上，想象自己是《海底两万里》的主角，沿着海底的秘密通道通向一个神秘的世界，墙上斑驳的污渍是大怪兽，我用手影做成枪击败了它。爸爸的首钢工程师制服挂在床边，它现在是一个神秘的胖船长，赞美我的勇敢并要带着我出行。窗外的树影在被子上游动，像是一条条小鱼，我嘴唇相碰发出“噗噗”的声音与它们讲我的秘密。

有脚步声响起，人影由远至近，小鱼四散逃开，我匆匆与船长告别，闭上眼睛假装一切没有发生。有一双手轻轻地触摸我的额头，那种温存我只在一个人身上感受过。

我睁开眼睛。我看着眼前的女人，脑海中闪过无数个她的样子：她在病床上双颊凹陷的样子，遗像上的她抿着嘴勉强挤出笑容的样子——遗像是她确诊癌症当天下午拍的，她在讲台上神采飞扬的样子，她在照片里抱着还是婴儿的我指着镜头的样子，无数个形象坍塌成我眼前的样子：她尚未老去，眼底的一些俏皮从镜片后透出来，头发梳成低马尾，用白底带波点的小丝巾系住。

“已经不烧了啊。”她低声说。

我愣住，就像是身处那种连环的梦境里——你以为自己醒了，结果只是另一个梦。

“妈妈？”我叫她，“现在是什么时候？”

她抬起手腕看了一眼手表：“晚上六点了。我下午不放心，让林老师帮我代了一节课，我回来看了一眼，当时你还烧着，睡得可怜巴巴，现在烧倒是退了。”

“我是说……现在是哪一年？”我问。

“你是烧糊涂了还是装糊涂？”妈妈说，“快起来吧，你爸回来看到你还赖床又要生气了。”

我下床，像梦游一样在家里游荡。木床、三屉柜、12寸的黑白电视里的济公像浸泡在水中。

我到厕所，踮起脚在缺了一角的镜子中看到了自己：一个十岁的孩子，穿着白色的大背心，头发被汗浸得一缕一缕贴在额头上。我打开厕所的窗户，爸爸们刚下班，穿着类似的制服，自行车铃声如流水，笑声像流水里的石子在碰撞一样。

我在蓝制服里辨认着爸爸——我要准确地辨认他，在他进楼道的时候赶紧坐在书桌前打开作业本，可好几个高高瘦瘦的男人都像是他，我紧张得出了一身汗，我的恐惧已经发生过无数遍，像是属于一个我身体里比我更沧桑的人。

爸爸回来了，他疲惫而沉默地吃饭。

妈妈说：“你也不问问孩子身体怎么样了。”

爸爸看向我，拧着的眉头像个问号。

我嘬着筷子，对着他迟疑地说：“我做了个很长的梦。梦到我是个科学家。”

媽妈笑道：“那你可要从现在开始好好学习。

我对着父亲说：“我在机场，有人问我关于时间的事情。我已经跟你一样老了，我在国外，你死了……”我看向妈妈，说：“你也死了。”

爸爸重重地用中指关节敲了我的头，我痛得跳了起来，灯罩被我碰坏了一角，影子倾斜而出，屋子像是船在大浪间摇摆。我大哭起来，妈妈匆忙哄我上床，让我再睡一觉。

我在床上依然大哭，大脑缺氧让我意识中的画面变得模糊，我尝试向妈妈解释那个梦，爱因斯坦，相对论，我给D打的电话，可D又是谁？

记忆是鲶鱼，当我想要抓住它，它就从我手中滑脱。我不再哭了，我的意识触到某种巨大而可怕的可能性，我匆匆把它藏起，就像穴中的沙龟。

“梦都是反的。”妈妈安慰我。妈妈说完脸色忽然煞白，她用手摁住肚子。我心里一紧，想到在我那个漫长的梦里，在一个总也等不来天亮的漫长的夜，她疼得睡不着，一下下敲着墙，“咚”“咚”，声音固执而绝望，像锁在沉船里的人在求救。

“妈妈你要明天去检查身体。”我说。

“我知道了。”她笑着说。

“一定，拉钩。”

“妈妈，我陪你去医院！”第二天的早上，我还没有完全清醒，就在懵懂中喊了起来。

有点不对劲，是我的声音因为发烧开始嘶哑，还是被子因为潮湿增加了些许的重量？

我在屋里寻找妈妈的踪影，在厕所缺了一角的镜子中看到了自己：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

我怎么一夜之间从十岁变成了十六岁？十岁的我是前一夜的梦？还是现在的我是十岁时做的梦？

我到了书房，从父亲的身后打量他，书桌上放着“先进生产者”的奖状。透过他的臂弯我看到他在制图，钢铁、高炉，一个冷硬的世界。

“妈妈呢？”我在他背后轻声问。

父亲转回头看我，我惊讶于他的老，他的脸如同蒙了一层土，眉毛像破土而出的野草一样又乱又长。

“你又发什么疯？”父亲冷声说。

我又问了一遍，父亲猛然站起，推着我去客厅，猛然松手，我差点撞到墙上，抬眼一看，黑白照片里是妈妈带着苦笑看着我。我躲避照片里她的视线，下意识地往后退一步，装上餐桌上放的灯罩，把它撞碎了一个角。

“不对！不对！”我大声喊着。一切都不对，灯罩已经被我撞碎过;照片里的妈妈和我见过的妈妈的遗像不一样;她如果听我的话去医院检查过，就不会癌症三期才发现。一切都不会，而每个错误都像存在于一个独立的现实中。到底什么是发生过的？什么是当下？什么是现实？

“可是我去年八岁，现在九岁，难道我同时是八岁、九岁、十八岁、十九岁吗？”一个陌生小男孩的声音突然在我脑海涌现。他又是谁？

“你志愿填好了没？”父亲在餐桌上问我。

“我要出国。”我说。

他“啪”地把筷子重重地放下，我知道他希望我留在国内，继承他的衣钵成为首钢的工程师，但我不愿意顺着他的意思——我忽然获得了反对他的勇气，或许是因为我确信自己此刻正在梦中。我一股脑地说出自己累积多年的对他的怨恨，他如何借由冷漠与暴力去行使权威，他如何把我和母亲变成了耻于谈论伤痛暴露情感的人。有一瞬间，我像是看到了他的眼泪——就像是火车行经一片闪亮的湖水，水面反射的光刺痛了我。

“只是在做梦。”我对我自己说，梦中的他不会被我伤害。

身处梦境真好，因为即便是出现棘手的事物，也有力量替你做决定。我像是一艘没有船员的船，被波浪与涟漪带去远方漂流。当船被卷入漩涡，我在幽深之处醒来，醒在另一个梦里。

第三天，当我醒来的时候，我三十岁，醒在美国的实验室，挣扎完成自己的博士毕业项目。

第四天，当我醒来的时候，我依然三十岁，身边躺著一个陌生的女人：“今天过节餐馆不好订，要不还是我做吧。你们单位发的超市券还没用完吧？你爸说要自己来，但你还是开车去接他吧，免得他又要发脾气。”她在半睡半醒间思路清晰得像个将军，她是我的妻子？

那一天我都懵懵懂懂的，我和妻子开车去了我童年的家，被父亲留下吃晚饭，我的妻子是个健谈的女人，她逗得父亲很开心，我从他们的对话中得知我此时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成为首钢新的工程师。

这是一种奇妙的感受，我能听到，能看到，但一切事物都没有真实感。我手托着下巴做出专心的样子，另一只手在餐桌下探索，在交错的挡板和金属线中摸到小小的圆柱形凹槽，里面藏着我小时候留在那里已经干了的口香糖。

“还是一副痴呆的样子。”父亲看着我说。

“他是选择性不在乎，这是他的生存之道。”妻子笑着替我解围。

她的脸在灯光下很美，眼睛亮亮的，里面仿佛有一个五彩琉璃般的世界。

“你盯着我干吗？”她脸一红，别过头去。

我该如何向她解释，我想让她在我的目光中多停留一会儿，因为在下一个梦里，她将消失不见。

我确认自己身处一个连环的梦境里，这如何开始的？

应该是在我开始怀疑时间的本质，给D打电话那一天，因为在那之前，我的人生是线性且清晰的：我的父亲是首钢工程师，母亲是首钢子弟学校的老师，我十三岁那一年母亲去世，十八岁我出国学习物理，三十五岁成为物理系的助理教授……

从给D打电话那一天之后，我便掉入了无垠的连环梦境。

可是我该如何醒来？

D又是谁？

在说不清多长时间之后，我在梦里见到了D。

D是个脑神经专家，在我进入他实验室的一刻，我就想了起来。而他显然认识我，甚至和我很熟。

“坐。”他头也不抬地让我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

D的实验室静悄悄的，只有窸窸窣窣的摩擦声，声音来自于桌面上的透明盒子，盒子里有一只在跑步机上不断奔跑的小白鼠。小白鼠正对盒子的一面是屏幕，屏幕不断变化着道路或墙壁的图案。

“你在研究什么？”我问D。

D指着电脑屏幕，屏幕里是不同区域连续发光的大脑，他说：“这是小白鼠大脑的活动，它的意识决定了下一个瞬间出现的是墙壁还是通畅的道路。”

我立刻理解了：“它以为自己在一个无穷无尽的迷宫中奔跑，其实它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鞋盒子大小的空间。”

D说：“这个迷宫其实是它自己的意识所创造的。”

“我们人类的时空也可能是幻觉。”我小声说。

D立刻望向我，他的眼神告诉我他完全理解我的意思，并且早就考虑过我这句话背后的可能性，只是没有机会去验证他的想法。

“我想知道大脑是如何感知时间的？”我小心翼翼地问。

D说：“这一直是个谜。我的理论是当我们周围发生一些事情时，会触发我们的感觉神经元——比如嗅觉、听觉，然后通过大脑里的拉普拉斯变换，把这些细胞活动按照时间顺序储存起来。但你要知道，我们脑中的世界远远小于真实世界，这个世界的复杂是超越我们理解的，也超过我们能想象的程度。比如这个世界上的颜色远远多过我们能看到的这些。”

“这也是我一直在想的。”我说，我把桌面上的一张废纸揉成团，闭着眼睛，把纸团向前一扔，纸团落在桌子的正中央，我说：“在我没睁开眼睛之前，纸团可能落在任何一个位置，而我睁开眼睛，所有位置的可能性就坍缩成一个位置。只是一种猜想，也许这个纸团落在任何一个位置的现实都是真实存在的，但我们的理智处理不了如此多的信息，所以是我们的意识选择了可能性最大的一种，选择让它成为现实。”

D有些激动，他终于找到了另一个和他想法一样的疯狂科学家：“好比世界上的事物是无穷多五光十色的珠子，我们找了一根线，选择了其中几个珠子，把它们命名为‘过去‘现在和‘未来，按照顺序穿在一根线上，这一串简单的珠子就构成了我们所理解的世界，我们把这根线命名为‘时间。但实际上，时间是不存在的，线是不存在的，珠子是无限散乱着的。”

我问：“可是，人是如何选择这些‘珠子的？意识是怎么选择事件，把它们排列起来的？”

D笑了，他把桌上的纸团扔向我，我下意识地接住了它。D说：“你看，你凭借过去的印象就判断物体飞来的位置。我们的大脑会根据过去发生的事情预测下一件，比如有了乌云就会下雨，吸烟会致癌，有了投入就会有回报。我们把这种选择称为‘因果。”

我说：“物理的世界里没有因果。因果只是一种最无伤大雅的人为法则，就像是民主。”

D说：“我们用这种机制来保护自己，来把我们的世界编织成可以理解的样子。”

我说：“如果我们改变了时间在意识中的存在，我们就可以改变时间，甚至可以回到过去？”

D说：“理论上，如果我们关掉大脑里的拉普拉斯之妖……我是说关掉了意识对于现实的选择，关掉了对时间编码的开关，就可以回到过去。但这个理论无法被证实。”

我说：“但它确实是可行的？”

D说：“我确实在大脑里找到了这个地方。”他用笔戳着桌上的大脑模型，被触碰的区域亮起一小片微弱的红光，“就藏在这个皮层之中。但我还没有试验过，因为不知道去除之后会不会影响其他的神经元。”

“能不能……”我还没说完，忽然感到大脑在模型上所对应的区域开始发麻，如同被电击，电流一直贯穿全身。

我不可抑制地开始颤抖，我意识到自己说过同样的话。

“能不能在我身上试试。”我对D曾这样说。

他用手术去掉了我大脑里对时间的编码。在手术前，D曾经对我说：“当你醒来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自己在做梦。”

“我如何知道自己不在做梦？”

“你无法知道。”D曾这样说。

我以为自己是掉入了一個又一个的梦境之中，其实我每一天都醒在真实的世界中。这才是真实的世界：无序、复杂，像一张错综复杂的网。每当我做出选择，这个网就开始蔓延增长。

我以为我总会有醒来的一天，其实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醒来的人，而其他人所处的线性时间下的生活才是梦境。

我以为时间跳跃者是获得了某种超能力，其实恰恰相反，我永远丧失了理解时间的能力。

三

我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我记下我每天从醒来到入睡经历的人生。

“1983年3月6日晴

第135天，今天我六岁，我闹着要学皮划艇。我的父亲把制图室的灯全部关上，然后在房间的各个角落放着手电筒，光清凉如水，他带着我在光上漫游，就像是在水面上滑行。”

“1992年10月15日阴

第221天，今天去了医院去看妈妈，爸爸有工作，没有跟我一起。

她的两个学生也来了，带着花，她的两个学生跟她开玩笑，妈妈很孩子气地跟他们打趣，不知道为什么，我很生气，我不爱她在别人面前强作乐观的样子，我不要她这么辛苦。

学生走后，她很累，闭着眼睛休息。我以为她睡着了，结果她很轻地说让我不要埋怨父亲工作忙，她说我是个好儿子。

我是个好儿子吗？那为什么在所有的命运里，我都没有留住你。”

这一天我惊醒在一声巨响里，我发现自己在童年的家中，我奔出卧室，发现父亲摔倒在厕所，满脸困惑，血浸染了他的白发。

我慌忙让他坐在椅子上，给他包扎，他大力推开我的手，反复几次，他才驯服地让我碰他的头，他嘴里嘟嘟囔囔抱怨着：“你回国一周只在家里待一天，还不如不回……”

我迅速地拼凑信息，发现此时的我所处的人生和我做手术前的人生在同一轨道上：四十岁在美国的物理学家。

我好不容易给父亲包扎好，他摇摇晃晃地起身，说：“我要回家！”

“回老家？”我问。

“我要回家！”他再次重申，然后走入厨房开始做早饭。

吃早饭的时候，父亲再次大声说：“我要回家！”

“你要干什么？”

“我要……”父亲的话说了一半，就愣愣地看着空气，仿佛空气抢走了他剩下的句子。

“爸，你没事吧？”我问。

“你妈妈去医院检查了没有？”他问。

我愣住了，因为他目光正对的就是我的妈妈挂在墙上的黑白遗照。我意识到他大脑生病了，阿尔兹海默症——一种常见的老年疾病。

“我今天带你出去逛逛吧！”我几乎脱口而出，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我第一次对他说这句话——在所有的人生里。

“我还要去看看高炉建得怎么样了。”他说。他不记得自己早就退休了。

“我帮你请假。”

我们去了北海，在冰面走着，阳光为远处的白塔镀了一层薄薄的金属。

“我给你照张相吧。”我对父亲说。

他慌忙扶正自己的毛线帽，把藏蓝色的布包挎起来，朝着镜头羞涩地笑，像个理亏的孩子。

“来不及了。”在照完相之后，父亲忽然一撇嘴，流下眼泪。他哭得越来越厉害，就像是孩子一样。

我尝试着和他对话，却感觉到他的话语颠三倒四，他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身处何时，各种活着的人，已经死了的人环绕着他，他想依次向他们道歉，却感到来不及了。

这一天，父亲说了很多，我从来没有听过寡言的父亲说那么多的话，他说首钢马上要买比利时的钢厂，没有意识到那是1986年的事情。他说要和母亲一起去美国看我，没有意识到他的儿子就在他的面前。他开始编造一个快乐的童年以及和他父母的逸事，没有意识到他的童年贫瘠而艰苦。

到后来，我放弃纠正他。我意识到他头脑中存在着一些虚幻的世界，就像是一个个迷人的岔路，他一不小心就踏进这些岔路，他需要借助幻想和不合逻辑的理智才能绕回到现实。

某种意义上，他生病的大脑和我一样，我们都踏入了一个又一个矛盾的现实。无论他说什么，我都点头，他也笑着点点头，因为他脑中的现实得到了我的确认而满足。

在回家的公车上，父亲忽然转过头，脱下毛线帽，认真地对我说：“谢谢你。”

夕阳从他的背后照射过来，一片晕乎的白光，我看不清他的脸，于是他的脸成了无数种我记忆中存在过的样子：年轻的父亲、老了的父亲、乞求原谅的父亲。

在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了自己为什么要不断进行时间跳跃，我过去以为自己是想回到过去，等待父亲的原谅，从而终于和自己的人生和解。

但我此刻才发现，我回到过去，是想乞求他的原谅，弥补自己犯下的错误。而错误是弥补不了的，因为当我返回到过去的时候，那一点之后的日子就幻化成了无边无际的波函数的海洋，无数种非实在化的可能重新叠加在一起。我无法选择一种完美的人生——我一直陪伴着父亲的完美人生，我只能选择完美的一瞬——在所有我依然有自主性的瞬间，试图理解他，并且试图让他理解。

“到家了。”父亲看到远处熟悉的房子，笑了起来。

我忽然明白为什么他一直说“要回家”，因为疾病让他不舒服，觉得所处的环境难挨且陌生，家对他来说象征着安全。

“到家了。”我说。我是返家的奥德赛，而几个小时之后，我将继续在时间里漂流。

我繼续在时空中漂泊，数千次，数万次，数百万次。在某次漂泊中，我在某个餐厅再次见到了D，那时的D还没有成为优秀的脑神经专家，他还是个博士生，正为了某个关于记忆的课题愁眉不展。

我在他的桌子上悄悄放下一张纸，上面写着几句诗：

“有一行魏尔伦的诗句，我再也不能记起，

有一条毗邻的街道，我再也不能迈进。

有一面镜子，我照了最后一次，

有一扇门，我将它关闭，直到世界末日降临。”

“你是谁？”他问我。

我是谁？

我是时空中跳跃的旅者，我是时间的醉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