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后期《春秋》学发展的原因

时间：2024-04-24

摘要唐朝后期是中国儒学发展的转型期。这一时期，《春秋》学率先转型，出现了快速发展的状况，该情形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原因，不仅在于佛道对《春秋》学的冲击，主要还在于《春秋》经在重振秩序方面的内在价值，同时还有传统社会文化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正因为社会发展对传统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反过来就促进了《春秋》学进一步发展，《春秋》学的这次发展不仅表现在吸取佛学和教学新的因素，还有春秋学本身自身的变革。

关键词唐后期《春秋》学发展尊

作者简介：杨飞鹏，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7.275

一、《春秋》经的自身价值

（一）伦理：拨乱反正

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俱。” 春秋时期，诸侯之间不断发生战争，礼崩乐坏，孔子著《春秋》经，明确当时的君臣关系，“春秋之义，王人虽微者，犹序于诸侯之上，所以尊尊也。” 。孟子阐发了《春秋》大义，这为后世儒者所继承，汉代大儒董仲舒认为《春秋》具有“纲纪天下”的神圣法典的意义，这种“纲纪”不仅体现在对臣民的束缚，还在于明确了君臣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则明确指出：

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

按司马迁的解释，《春秋》经包含有治国之大“义”，对“有国者”、“为人臣者”关系极大，如果他们不通此义，就会出现“君不是君、臣不是臣、父不是父、子不是子”的混乱场面，社会治安将会混乱。太史公将《春秋》大义提到了治理国家的绝对高度，强调了《春秋》在维护传统宗法秩序上具有的特殊地位。

（二）史学：《春秋》笔法的继承

《春秋》对于传统学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书法体例上。首先在书法上，乔福锦先生在《文化视野中的春秋經》认为书法对于后代的意义，影响巨大。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的时候，以政治与军事为主要内容，也有典章、习俗、礼乐等的叙述，与《春秋》极有很多相同。欧阳修作的《新五代史》，其中的事件在原有的传述中也可以找到，最重要的是《新唐书》在观念上继承了《新五代史》的思路，诛、薨、死、杀等科条的确立，继承与仿效了《春秋》书法体例的内容。后代许多著作也是继承了《春秋》的做法。

关于《春秋》经体例的效仿，也不缺少例证。唐代刘知几作的《史通》是我国目前现存最早的史学理论专著，全书内容主要是评论史书体例及转述方法，例如其分类转述方法在《春秋》中早有体现。

（三）政治：大一统理念

作为以治理安邦为最终目标价值的儒家著述，《春秋》经对于先前政治文化的意义也是非常大的，吴海兰先生在《唐代新春秋学与政治》一文中也曾经有过同样的叙述，他认为《春秋》学在政治上表达了尊王室，反对分封，对加强中央集权，对唐朝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有学者也指出“中唐以后，繁盛景象不在，社会动荡，使政治和学术面临危机，变革当时的《春秋》学成为当时思想家重振王纲的武器” 。

后世“百王”之法《春秋》，自汉武帝始。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出一整套“大一统”、“张三世”、“通三世”、“德刑并举”、“谴告说”、“经权说”的理论体系来加强中央集权，其渊源即始自《春秋》公羊学。《春秋》为汉人立法，虽然只是当时经学家的附会，然其部分内容影响了汉代实际的政治，却是不容否认的。用《春秋》经来断狱，是文化影响政治的典型例子，汉朝统治者也用这种方法来镇压民众反抗，维护汉朝统治，源于《春秋》的“德主刑辅”精神，也为此后两千余年的历代统治者所效法。唐代学者用《春秋》来议论当时政治环境，虽然没有前代显现，但是采用《春秋》 “议礼”的形式，与汉人的《春秋》学取向有相同之处。

春秋中的政治思想同样对于后世政治制度以及统治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春秋的政治价值在于它维护以郡县制为主要特征的大一统国家政体，反对分封制，维护中央集权制度，反对分裂割据，注意强调君主的德行、以民为本，它所倡导的改革思想就是实现以上主张的途径之一。而唐代后期藩镇割据地盘到五代时期国家四分分裂，正是需要其价值的改变。

二、唐朝中后期的现实需要

（一）藩镇割据时代的诉求

中晚唐《春秋》学的发展的原因有四点：

其一，由于唐代中后期社会的混乱，人们对当时的官方教学的怀疑，所以首先此学乃出于对“官方教科书”的反动。如对《春秋左传》的怀疑，在唐前期的许多学者就已经对《春秋左传》的怀疑，而这在唐中后期的思想家中更为盛行。

其二，从社会时局来看，安史之乱证明唐玄宗开元“全盛”的虚假”引发了士人对官方经学的怀疑，为适应文化发展的需要和统治的需要，从而催生出新的经学思想。

其三，自王玄感、刘知几以来，当时的学界已经蕴发着“经学更新”的风气，对于《春秋》学的某些观点，更是需要改变。

其四，《春秋》学受到当时统治者推崇，作为其官方思想，来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割据，如唐太宗所说，他最喜欢的，是“尧舜之道”、“ 周孔之教”。首先由啖助、赵匡和陆淳最先开始，后来经过韩愈等人的推动，终于形成潮流，从而促进了《春秋》学的发展。

（二）关注时政的学术风格

葛兆光在《盛世的平庸》中指出，实际思想史的变化，大约绵长了相当长的时间，在新《春秋》学兴起前的《左传》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完全脱离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而只以“事实文采”娱人。然而，关注时政的这种说法起始自啖、赵、陆的新《春秋》学，在推出明确褒贬之义例、确立以君主自己制定法律的说法以及接续传统《公羊》学的微言等方面，表达出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怀。这种现实关怀和致用之处上的差异，截然导致了两者兴衰不同的命运。endprint

关注时政这一学术性格的不同，也是传统《左传》学趋于衰退、新《春秋》学关依着时局而逐渐兴起的重要原因。可以说，儒学之所以在唐朝获得发展，与以加强中央集权为焦点的唐朝政治有密切的关系。安史之乱以后，传统的知识分子已寓意于包括加强中央集权在内的政治秩序重建问题，应时而生的新《春秋》学适应这一需要，成为知识界表达政治见解的重要渠道，因而获得发展。正是这一原因，成为《春秋》学在唐中后期兴起，到宋代继续发展的动力之一。

（三）佛道之学的刺激

安史之乱后，混乱的政局使得诗人们“寄兴于江湖僧寺”，多怀“忧苦流寓之思。” 陆质等人的新《春秋》学，即与当时流行的佛教传统有密切的关系。正如时人所知的那样，隋唐时期佛教形成宗派，有的融合，有的继承。其中与新《春秋》学者最密切接触的是天台宗。很可能新《春秋》学的形成在交游方面及主要思想方面都接受了天台宗的影响。陆淳在《删东集序》中“表现了对老庄思想也有理解和憧憬的一个意外的侧面”。这一论说虽未能涉及早于陆淳的新《春秋》学者与佛道教的关系问题，但八世纪中叶儒家学派运动开始兴起之后，许多鼓吹儒家价值的知识分子在精神生活上依然以佛、道为本，中唐经学革新运动的发起者也不会有大的例外，如啖、赵、陆摒弃繁琐，崇尚简易的解经方式，所持的“大中之道”观以及化人救世的思想，都有佛、道教思想的影子。因此，中晚唐《春秋》学的发展在一定情况下也受佛、道教的影响。

三、结语

可以说，唐代中后期《春秋》的发展异常活跃，不仅涌现了一批专门的《春秋》学者，还产生了关于《春秋》解讀的新思想，比较主要的是对待《春秋》学主要思想的问题、《春秋》学的性质问题和关于《左传》的问题，这时期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啖助、赵匡及陆淳等，他们在这些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既有对前期的继承，又提出了不同于前代的观点。

当然，促使唐后期《春秋》学发展的原因比较复杂，但综合起来，不外乎以下几点：一方面，经过历代学者的阐发，《春秋》学的内在价值，使得《春秋》经不仅仅是一本史书，它还对于统治理念、史书体例以及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唐代中后期，随着现实政治的发展，尤其是安史之乱所带来的秩序混乱状况，藩镇割据等社会环境的一些变化，使得时代对《春秋》学的呼唤愈发迫切，也让学者对《春秋》的认识迈进了新的世界。虽然本人已经从各方面分析了唐代春秋学发展的原因，但是由于个人能力的局限，对于某些问题的研究还比较片面，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注释：

杨伯峻.《孟子译注》卷五《腾王公章句下》.中华书局.196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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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959.3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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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海兰.唐代新春秋学与政治.人文杂志.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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