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编例看“前三史”四夷传的编次及民族观

时间：2024-05-21

段小佳

摘要：本文主要从古书编例的角度，对“前三史”中四夷传的编排体例试做分析，从而以窥见“前三史”四夷传中的民族观。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的四夷传；班固作《汉书》继承司马迁重视民族史撰述的思想；范晔延续了班固的体例，在撰写《后汉书》时更加注重民族资料的搜罗和整理，但又有所不同。其实，这反映了司马迁“次第皆无意义”的民族大一统思想，班固“夷夏有别”“羁糜不绝”“和亲无益”的民族观，以及范晔再次回归民族大一统的思想，进而反映了以其为代表的中原王朝民族观的嬗变过程。

关键词：编例；四夷传；民族观

1 “前三史”所见编例

在古代，编例多称为“凡例”，亦称之为“略例”“叙例”“义例”“总例”“例言”等。晋杜预在《春秋左氏传集解序》中最早对“凡例”一词做出解释，认为“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又言：“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礼经也。”据此可知，此处“凡例”是指孔子据周礼体例来修订《春秋》的通例、章法。后世多沿袭此法，多指体制、章法或内容大要。今天的“凡例”一词承袭古意，指书前说明本书内容或编纂体例的文字。一般而言，从类型来看，古书编列可分为三种不同类型。按著作者分，有自作编例和他作编例；按编例所在位置分，有序文中编例、书表中编例、正文中编例、注文中编例、专文编例；按适用范围分，有古书通例、一类书的编例、几种书之编例；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和班固《汉书·序传》可视为早期编例雏形的典型个案，其文中均反映了全书的写作旨趣和撰述要点，下文将以此为例试做讨论。

纵览史籍，先秦两汉时期的古书编例在创作上还处于初级阶段，作者一般不在书中注明其编例。如吕思勉先生的《史通评·序例第十》所言：“惟古人著书，虽有例，而恒不自言其例。欲评其得失，必先通贯全书，发明其例而后可。”①《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录了从远古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中国古代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共一百三十篇，分为“十二本纪、八书、十表、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虽然“纪、传、表、书”等各种体裁的古书比《史记》出现的更早，但没有人将各种体裁汇集一书，《史记》将人物为中心的新型史学体裁是首次出现。因此，清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对《史记》评价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袋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①

《汉书》，又称《前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主要记录了自汉高祖元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

《汉书》在体例上沿袭《史记》，又有所创新，主要表现为：第一，开创了断代史的编写体例，以一朝完整断代，这种创新被后世史家称赞，成为历代史官的圭臬；第二，完善了《史记》首创的纪传体体例，将“本纪”“列传”改为“纪”“传”，并将“世家”并入“列传”之中，将《史记》中的“八书”改为“十志”，首先在正史中增设了“艺文志”；针对《史记》中专传与合传的顺序混乱，无律可寻，《汉书》开创了以时代先后顺序为主线，先写专传，然后再寫类传，最后是边疆各族传；《史记》各传传名极不统一，以“姓、名、字、官”为传，《汉书》在此板块统一了标目，除诸王传外，都以姓或姓名为标目，统一称谓。自《汉书》以后，历代修史者均以这种“纪、表、志、传”的体例为主要表达方式。《后汉书》也基本上沿袭了《汉书》的体例。故而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对前三史的传的体例进行了评述：“古书凡记事立论及解经者，皆谓之传，非专记一人事迹也。（《陔余丛考》）其专记一人为一传者，则自迁始。又于传之中分公卿将相为列传，其《儒林》《循吏》《酷吏》《刺客》《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等又别立名目，以类相从。自后作史者，各就一朝所有人物传之，固不必尽拘迁《史》旧名也。如《汉书》少《刺客》《滑稽》《日者》《龟策》四传，而增《西域传》，盖无其人不妨缺，有其事不妨增。至《外夷传》则又随各朝之交兵、通贡者而载之，更不能尽同也。惟《货殖》一款本可不立传，而《汉书》所载货殖又多周、秦时人，与汉无涉，殊亦赘设。《后汉书》于列传，《儒林》《循吏》《酷吏》外，又增《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传。”1

2 “前三史”四夷传的结构

如上所述，“前三史”在古书编例中多有创新之处，其中，列传除记述帝王之外的重要人物传记外，还记述了当时周边少数民族的内容。如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四夷传”，正史史籍中首次为“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和“大宛”作传，开启了中国古代史学正式记录中央王朝的周边民族与相邻区域的传统。其编写的顺序和收录的内容有一定的特点。如《匈奴列传》从该民族的族属、习俗，以及历史上与“我族”的交往过程进行详细的记载；《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三传在记述过程中主要突出了周边三个政权的发展与纳入汉帝国的历史；《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两传则更接近于类传，往往依照地理方位之远近进行叙述，其内容详略不一。

又如班固所作《汉书》在编例上承袭《史记》，但将6篇合并为《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3篇。虽然篇数有所减少，但班固将《匈奴传》和《西域传》改为上下两卷进行撰述，并在体例等方面上也进行了统一的布局。对《汉书》四夷传进行考察后，我们不难发现其内容多是基于《史记》而作，或增添史料，或调整内文。不过，其结构上却与《史记》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即按照“先诸传而次四夷”的标准，将域外诸传汇聚在列传之末。这不仅反映了以中央王朝为中心的正史书写的层级延伸，也符合自先秦以来的“五服”观念的思想源流。也就是说，“先诸传而次四夷”的史书结构与“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世界观念相吻合。

再如范晔所撰《后汉书》对于民族史的撰述搜罗繁复，扩大了四夷传的编写范围，著有《东夷列传》《南蛮西南夷列传》《西羌传》《西域传》《南匈奴列传》《乌桓鲜卑列传》。可见，《后汉书》并没有严格依照“九夷、八狄、七戎、六蛮”的标准进行书写，但从东夷、南蛮西南夷、西羌、西域、匈奴、鲜卑、乌桓的编排顺次，可以明显地看出簇拥“中心”的“东—西—南—北”的方位表述法则。

综上，从《史记》首创“四夷传”，到《汉书》形成“四夷”叙事结构，再到《后汉书》补充与完善。“前三史”在结构和修辞中展现了当时史官及其主流民族观念，钱云在其文《从“四夷”到“外国”：正史周边叙事的模式演变》中这样描述：“无论是域内还是境外的蛮夷都被划入‘四夷传’的大框架中；无论是否来自同一族属、政治上是否有其渊源，都被整齐地按照方位区别，使得整体上的史书呈现出‘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格局。当然，真实的历史不可能按照思想与观念的逻辑发展，无论在何时，周边对‘中国’中产生着利害不一的影响，不同的族群也在历史中扮演着不同轻重的角色，可供史家记述的史料丰富程度也就不同，因而成为正史书写不断面对的挑战。”①

3“前三史”四夷传所见民族观

历史上对于《史记》的叙事编例一直存在争论。如唐人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指出“凡诸夷狄，当以类相符，”②对司马迁“四夷传”的编次进行批评。刘知幾在《史通》中表示：“至马迁始错综成篇，区分类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于其间则有统体不一，名目相违，朱紫以之混淆，冠履于焉颠倒，盖可得而言者矣。”③同样不赞同《史记》编次的记述方式。也有赞同的，如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中载：“《史记》列传次序，盖成一篇即编入一篇，不待撰成全书后，重为排比。故《李广传》后忽列《匈奴传》，下又列《卫青、霍去病传》。朝臣与外夷相次，已属不伦，然此犹曰诸臣事皆与匈奴相涉也。《公孙宏传》后忽列《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等传，下又列《司马相如传》，相如之下又列《淮南衡山王传》，《循吏》后忽列《汲黯郑当时传》，《儒林》《酷吏》后又忽入《大宛传》，其次第皆无意义，可知其随得随编也。”①“次第皆无意义”随得随编能够更客观地表述真实的史实。也就是说，《史记》民族史传与其他传记之间不存在内外、主次之分，司马迁按民族的影响轻重排序，南北各三卷，北重南轻，共6卷。这样的编排方式除受司马迁民族大一统的思想外，还与中央王朝看重匈奴和两越的边疆战略地位，以及民族政策的制定有关。

《汉书》记西汉一代之始末，与《史记》时间相交部分有百余年。此段之史事“《汉书》武帝以前纪传多用《史记》原文，惟移换之法别见裁剪。”可以说，《汉书》增补处多是“有用之文”，是《汉书》在保存少数民族史料上优于《史记》的表现。不过，如上所述，《汉书》比之《史记》少了一传，将“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四传合为《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一传，凸显出中央王朝和当时人的不重视。

范晔的《后汉书》为后世修史，史料主要来源于《东观汉记》及诸家《后汉书》，故与《史记》《汉书》相比最大特色是“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史通》称范晔，“乃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繁补略，作《后汉书》，凡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篇”2，《后汉书》少数民族列传的史料，正如方国瑜评《后汉书·西南夷传》史料所说“除诸本《后汉书》外，犹犹采自地志、杂载之书，汇纂成编。其中，载东汉以前事，有《史记》《汉书》所无或歧异，亦有未作考校，故多芜杂之文。”

通过上文对“前三史”四夷传的比较观之，《史记》首创少数民族列传，对后世影响深远，历代正史多从《史记》立民族列传，即所谓二十四史“四夷传”，形成一部完整的中国民族史。《汉书》对民族史的重视与《史记》一脉相承，为各民族立传。《汉书》虽是断代为史，“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3但又并不反对“通古今”，其民族传的断限，不依西汉一代之始终，而是据各传的实际情况断限各不相同。《汉书·序传》述《汉书》立民族列传的标准是“于惟帝典，戎夷猾夏。可知其标准有一是“备其变理，为世典式”；二是“种别域殊”；三是“修奉朝贡”，与《史记》的立传标准相比并无实质的区别，《汉书》中主要记录汉王朝对少数民族的征戰与治理的成败及少数民族的内附与叛乱之历史，深刻反映了班固撰写《汉书》为“察一代之兴衰成败”的目的。《史记》之后，史料的搜集与整理越来越受到重视，在此基础上《汉书》尽可能地采集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新资料，大大地扩充了民族史传的内容。在编排上，《汉书》将民族列传编排于“华夏之后，书次之末”为后出正史的模板。《后汉书》在基本继承班固《汉书》少数民族传体例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其记述的地理范围扩大了。《后汉书》的论赞，除继承《史记》《汉书》的传统外，也受到魏晋以降重史论的影响。

综上，“前三史”奠定了四夷传的书写格局，代表了中国古代的民族观念。四夷传的创建，使先秦时期建构的“五方之民”格局理想变成了现实，通过四夷传的撰写，使四夷中的南方、北方的区域观念逐渐突显出来，区域的概念逐渐清晰。中央王朝在民族政策和心态上，明显的“北重南轻”在“前三史”四夷传中已有很好的体现。“前三史”四夷传对后世正史民族传的撰写奠定了基础和范式，四夷传的体例是相对恒定的，这种恒定每个时代都在变，如具体构成、内容、前后顺序的变化，主要动因是不同时代四夷力量消长的变化，同一件事不同时期的人有不同的认识，这些因素建构了中国古代的民族观、边疆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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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4][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清嘉庆五年湛贻堂刻本

[5][清]赵翼.廿二史劄记校正[M].王树民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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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吕思勉.史学四种[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8]马刘风，曹之.中国古书编例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

[9]黎小龙.《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三传合一体例与两汉边疆民族思想[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2期

注释：

[1]吕思勉.史学四种[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