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陈雁著《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

摘 要 陈雁教授的《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是一部资料详实、论证严谨的著作，每章以具体的人物或事件作为切入点，探讨事件背后的社会背景，并阐释性别与战争之间的联系与隐喻。在问题意识与创新之处上，该书没有继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女性战争史的写作套路，而是从性别的角度对民族和民族主义展开新的分析。在理论方法上，运用了社会性别理论，展现上海女性在战争中记忆与体验。在资料上，使用档案、报刊、图片、专著等多种资料，其中口述资料的运用是一亮点。战争并没让女性走开，女性也是战争中的一份子，从性别的角度出发去反思其行为，可以提供一个重新关照生命的契机。当今我们安宁生活來之不易，应当珍惜。

关键词 战争 性别 女性

作者简介：武小力，河北大学历史学院2014级历史学专业，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6.416

人们常说“战争让女性走开”，但是战争真的让女性走开吗？古往今来，“烽火戏诸侯”、“特洛伊战争”、“冲冠一怒为红颜”等等诸多历史典故里，女性往往被视为战争的导火索，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在“他者”眼里并不受欢迎。但是，战争对于女性自己而言，提供了一个战争的体验记忆、与“民族国家”对质关联的平台。复旦大学历史系陈雁教授的著作《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以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女性为例，探究战争与妇女解放所包含的复杂历史脉络与多样的社会面向，重新审视战争中的女性，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和典范意义。本文试图从基本内容、问题意识与创新之处、理论方法、资料运用等方面对《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 1945》作一评述，最后阐述该书对自己的启发与思考。

一、基本内容

《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一书，是陈雁教授在其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战争与性别”结项成果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于2014年5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并被列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近代中国研究青年学者书系”之一。其作者现为复旦—密歇根大学社会性别研究所中方所长、国际妇女史学会（IFRWH）理事。

全书总共分为十一章节，分别是导论、“‘筑长城：从<孟姜女>到雀战”、“<女声>（1932）、<女声>（1942）、<女声>（1945）”、“职业女性的困境：由上海邮政局不招女性职员和拒用已婚女职员谈起”、“‘灰钿之争：张爱玲与平襟亚的性别之战”、“‘秋海棠与梅兰芳：困守上海的男人”、“‘倾城之恋与‘抗战夫人”、“姑侄的抗战：养荫榆与杨绛”、“女汉奸”、“口述、性别与上海抗战史”、结语。每章都是以具体人物或事件作为切入点，以小见大，探讨事件背后的上海乃至社会的大背景，并阐释性别与战争之间的联系与隐喻。

二、问题意识与创新之处

“学术研究首先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也就是提出有价值的学术课题。但能否找到这样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取决于学者对以往研究的梳理和判断”。《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是关于上海的战争与性别的著作，作者通过对相关研究梳理表明，近些年来关于上海史的研究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的热点之一，但是研究的上限往往到1937年戛然而止，而对上海抗日战争时的研究下限也常常到“八一三”淞沪战争结束而止。

作者在书中谈到，抗战时期妇女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着重女性对抗日战争贡献的探讨，秉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宏大叙事。相关的研究有丁为平教授的《中国妇女抗战史研究1937-1945》，还有一些各地、各级妇联完成的成果有《抗日战争时期广州妇女运动概况》、《抗日战争时期的广东妇女运动》、《鲁中南妇女运动史·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妇女革命史》、《抗日烽火中的摇篮——纪念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文选》、《烽火巾帼》等。另一领域是关于战争中女性受害者的问题，尤其是慰安妇的问题。这些著作对战争中女性受害者进行了扎实严谨的研究，推动了抗战时期妇女史研究的不断深化，但是所得出的仍然是控诉式的结论，这难免给战争中的女性涂抹了单一的灰色面相，不利于读者看到女性本身在战争中的所扮演的角色，这一类的研究有苏智良教授的《慰安妇研究》、《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经盛鸿教授的《慰安妇血铸的史实——对南京侵华日军慰安所的调查》等。

以上列举的著作丰富了战争与性别的研究成果。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之上，近些年来性别与战争的研究在不断地拓展，而且在选题和视野上都有了一定的深化，对战争中的乡村妇女、婚姻关系、性别关系、妇女形象、女性与大众文化、民族国家与女性等方面的研究也出现一批新的成果。比如：张志永教授的《边缘到主流：抗战时期华北农村妇女特殊亚群体的演化》、丛小平教授的《左润诉王银锁：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婚姻与国家建构》、侯杰教授的《媒体·性别·抗战动员——以20世纪30年代<世界日报>副刊<妇女界>为中心》、宋少鹏教授的《民族国家观念的构建与女性个体国民身份确立之间的关系》等。

陈雁教授对于上述的研究成果予以了反思。传统的战争史属于政治史的范畴，聚焦于外交、军事，但是将性别、娱乐、婚姻、消费、家庭等排除在战争领域之外，像郑苹如或王佳芝这一类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她们无法完全置入民族国家抗日战争英雄史叙事。陈雁教授重新审视了这种简单化、脸谱化、标签化的战争中的社会性别关系，力图避免以往抗战史写作中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叙事套路，让女性自己说话，努力展现上海女性在战争中记忆与体验，同时关注抗战时期上海普通女性的生活，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对民族和民族主义展开新的分析与理解，这是《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的问题意识与创新之处所在。

三、理论方法

贯穿《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全书的是社会性别的理论研究方法。作者称，“笔者一直把本书的写作看作一次女权主义史学研究的实践……从性别视角出发，将性别关系与国家、民族等范畴紧密结合，对抗战时期的中国社会重新解读的过程，的确举步维艰，但斯科特吹响的‘不仅仅是在撰写新的妇女史，也是在撰写全新的历史的战斗号角，却又格外地鼓舞人心，激励笔者不自量力地完成本书的写作。”

关于社会性别的理论，已经有了很多的研究，将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切入，亦不乏有影响力的著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罗久蓉先生的《她的审判——近代中国国族与性别意义之下的忠奸之辨》也运用了社会性别理论。社会性别强调性别的社会性构建，与人的自然性别相区别。美国历史学家琼·W·斯科特（Joan W. Scott）给社会性别下的定义是：基于可见的社会性别差异之上的社会关系的构成要素，是表示权力关系的一种方式。一些社会性别理论著作指出，性别差异是由文化机制来构建的，而传统价值观念中的性别观念、性别等级等因素形成了特定的文化机制，深刻地形塑着人们对性别的认识。

由此，社会性别理論是评定男女社会地位、职业角色、行为规范的一重要指标。通常来说，女性在社会、历史、文化中居于从属地位。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里指出，妇女是被社会构建成的他者的人，妇女在男女性别权利中处于劣势地位，这是父权制下的产物。以《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为例，陈雁教授对上海女性在战争中的位置与身份进行了探讨，她们的身份变化而尴尬。《申报》的文章使用“英雌”一词来形容那时上海的太太们，虽然没有流传至今，但是所表述的正是现代国家民族解放发展的诉求，也体现了当时女性解放诉求，同时隐喻了两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张力。

斯科特在《社会性别：一种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里指出，国家政治本身便是一种社会性别化的概念，它的权力运行、拥有权威等都建立在排斥女性的前提上。在这一点上，《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第九章“女汉奸”可以看到战争对女性议题的影响。作者论述了战后国家审判“女汉奸”的相关议题，这一章节主要涉及到的人物有红色“汉奸”关露、“女汉奸”李青萍以及对陈公博的情人莫国康的审判。值得注意的是，关露背负着党的使命“潜入76号魔窟”，但是在战后受到社会的非议；李青萍追求艺术人生，在抗战期间多次举行画展，如此表现与大众抗战的形势不容，在战后也遭到了审判与逮捕。但是换做男性，在战争年代他们这样的做法也会受到审判与怀疑，不同的是，对女性的审判往往加上了道德伦理上的抨击。“女性的容貌在这种时候最容易被拿来攻击，容貌的败坏似乎也象征着女人身体、贞节被玷污”，与之相关的桃色新闻被肆意地书写，她们在审判过程中的一举一动、表情容貌被无限地放大，群众的评议也就更加苛刻。

“战争给女性对大限度的自由与解放，但在政治变动频仍的中国，这种自由与解放可能随时被收回，甚至转眼化为钳制与束缚，任何性别议题都有被泛政治化的可能。”这是罗久蓉先生在《战争与妇女：从李青萍汉奸案看抗战前后的两性关系》里强调的内容之一。性别议题政治化也许是战争年代的普遍现象，男性女性皆是如此。陈雁教授的《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并未限于考察战争中上海的女性，第六章“‘秋海棠与梅兰芳：困守上海的男人”便是对沦陷在上海的男性进行了探讨。“秋海棠”讲述了中国男性追求阳刚气质的艰难旅程，当时风靡上海；梅兰芳“蓄须明志”，成为男性艺人抗战的象征。这些都表现了战争年代社会性别议题的政治化现象，彰显了时人对性别与国家的认同。

用社会性别的理论方法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社会上的性别现象。传统的社会性别视角多集中于研究婚姻、家庭、缠足等与妇女相关的领域，当涉及战争、国族、忠奸问题等宏大议题时，它们被认为是属于男性的历史，往往较少提及女性，“战争让女性走开”或许是一种不自觉的现象。但是，当我们以社会性别的视角重新审视譬如战争对社会的影响时，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发现，《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便是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视角，无疑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

四、资料运用

《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运用了多种资料，参考了多种文献，它们大致可分为报刊资料、中文论著、外文论著。此外，书中还运用了口述资料，可以说，这是该书在资料运用上的一个亮点。

口述历史的研究在近现代史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们展示了生命的个体体验，同时也在回忆与述说中勾勒出时代的背景脉络。作为事件的亲历的个体，他们所口述的历史具有惟一性和不可替代性。抗战胜利如今已有七十二周年，当年抗战的亲历者皆已非常年长，因此对战争口述资料的整理具有时间上的紧迫性和意义上的重要性。可喜的是，近些年来无论是学术界、一般性的组织，还是教育性机构，对抗日战争口述历史的资料整理与访谈越来越予以重视。遗憾的是，对于抗战女性口述资料的整理研究仍然不多，有待进一步深入发展。在学术研究上，《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提到，有关女性与战争的成果引用最多的口述资料是李小江主编的《让女性自己说话：亲历战争》，也有一些零散的口述成果见载于各地的文史资料中。

第十章“口述、性别与上海抗战史”着重采用了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作者在写作的计划设计中完成了对潘咸芳、刁作伊、黄新珍、张明江、翁保勋、杨独青、程雨民、史玉泉这几位上海人的深度访谈。在文章的最后，陈雁教授对访谈口述资料的运用和处理进行了反思：“在口述历史实践中，对于访谈者重构历史的野心一定要有充分的警惕。我们必须承认，‘历史记载中有太多的静默无声，有太多的无法解决的含糊和暧昧，因此我们对能动性事例的阐释最终仍会受到根本的制约。”但是也因此，口述的实践也就更有挑战力和吸引力。这也是作者“尝试构建普通人的上海抗战史、社会性别化的上海抗战史的努力之一”。

口述历史夹杂着个人记忆，同时也在形塑着集体记忆、地方性的历史记忆。运用口述资料，可以展现历史中多采而鲜活的声音，能够打破单一面相的“官史”和精英史。因此，在近现代史的研究中应重视对这一资料的整理和运用。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年代的久远，再加上口述具有主观的能动性，口述者在述说过程中难免夹杂着个人情感、偏见喜好，也许记忆上会出现偏差，因此在具体运用中应当仔细甄别与考察。但是，口述的主观性以及口述者着重提及也许时间上发生错乱的事件这一现象，从侧面也可以看出这一事件对当时人所产生的影响。从这点来看，陈雁教授在《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里针对口述者对抗战的记忆出现“耐人寻味的时间分叉”问题，指出“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口述者耄耋之年的记忆混乱，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抗日对中国人的民族认同、集体记忆的营建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一点上，‘抗战对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民族主义的激发总用至今仍然深刻。”

除上述的文本资料、口述资料之外，作者在有些页面还插入了很多图片资料，它们多选自上海抗战时期的报纸，比如广告、商标、人物、漫画以及老照片。这使得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至于枯燥无味，图片与文字相结合，相得益彰，知识性与画面感并存。

五、启发与思考

通过以上对《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基本内容、问题意识与创新之处、理论方法、资料运用的梳理，可以看出，陈雁教授不仅对1932-1945年抗战时期的上海大众女性的生活状况进行了生动细致的描述，剖析当时女性生活的多元面相，而且也向我们展现了战争对男性的影响，对于研究战争对男性、女性的日常生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是一部资料翔实、论证严谨、富有创见的著作，读后收获颇丰。笔者依昔记得，买来《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后打开包装，首先看到的是书背后的封面文字，第一句写着“人们常说‘战争让女性走开”，当时就记住了这句话。同时也带着“战争让女性走开？”这个疑问，对全书进行了阅读。读毕，深深吸了一口气，对于这个疑问也有了答案：战争并没有让女性走开，女性也是战争中的一份子，她们不应该处于失语的地位。

之所以有这样的阅读体验，一方面，笔者潜意识里并不赞同“战争让女性走开”这句话；另一方面，陈雁教授将社会性别理论作为全书论述的理论框架，使得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可以体会到，战争并不仅仅关乎男性，在它的阴霾之下还有广大的女性，她们不应成为失语的主体。从性别的角度出发来考察1932-1945年战争期间的上海女性，探究她们与周边的关系，正视她们的处境，可以展现出多元的战争笼罩下的社会面相。

这样的手法，在《她的審判：近代中国国族与性别意义下的忠奸之辨》的前言里有所提及：“从女性书写的叙事方式可以形成一个由边缘向中心渗透的意义网络，它们的各个细节对于整体的观点呈现具有关键作用，有助于以更宽的角度掌握事情多元复杂的本质。面对错综的伦理问题、社会问题，站在个人的角度，将生命书写置于更大的叙述脉络，审视自我与社会、记忆与历史、个体与群体的复杂关系，脱离主观对立的叙事框架，故而可以容纳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不同位置、不同立场发声，从而提供一个重新关照生命的契机。”比如：战争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松动，给女性职业发展提供了契机，但是“战时上海邮政局不招女职员和拒用已婚女职员事件”而引发的讨论，展示出职业女性挑战传统性别角色引发男性世界的焦虑。

笔者不禁想象，在那战争动乱的年代，炮弹连绵，满目是断壁残垣，不知在仲秋严冬时节，多少人会在落日余晖的那一刻，黯生悲凉，百般无奈？战争带给人们的是痛苦的想象，对于经历者来说更是悲惨的回忆。今日的幸福安宁生活与当时的动荡不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应当爱之、惜之、敬之！

参考文献：

[1]陈雁.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2]罗久蓉.她的审判：近代中国国族与性别意义下的忠奸之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发行室.2013.

[3][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著.郑克鲁译.第二性.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4]白玫.社会性别理论初探.内蒙古大学2006年5月硕士学位论文.

[5]李向平、魏扬波.口述史研究方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6]徐志民.《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出版.抗日战争研究.2014（2）.

[7]李金铮.小历史与大历史的对话：王笛《茶馆》之方法论.近代史研究.20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