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小说中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初探

◆摘  要：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主要表现为在一定的环境中，在特定条件下受害者对施害者的盲目感激、崇拜以及疯狂维护。美国黑人小说中，有很多关于黑人生存的心理状态描写非常契合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因此，本文尝试运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相关理论对具有代表性的黑人小说，即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和威廉姆·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中黑人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进行分析，以便更好地理解在白人与黑人不平等的种族关系下，黑人的生存危机和心理困境。

◆关键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黑人小说;黑人;白人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词是由瑞典精神病学家和犯罪学家尼尔斯·贝杰罗根据发生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起银行抢劫案提出来的。在这个案子中，被劫持者对劫持者的恐惧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为对施害者盲目的感激和崇拜以及对施害者的积极维护，这些心理现象被社会学家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特别是当人的生存权被一个国家、一个群体或个人剥夺时，他们努力捍卫自己应有权利的正规途径就会受到阻碍。如果他们胆敢反抗权威体，就会受到权威体惩罚、迫害甚至杀害。因此，受害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生存目的，最大程度地捍卫自己的利益，往往会选择牺牲自己的个性或一定的利益，以避免可能受到的来自施害者的惩罚。在与权威体相处的过程中，很多人失去了人格，甚至失去了自我，从受害者的角色逐渐变成了权威体的支持者，进而使他们陷入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一心理困境。

美国黑人小说中，有很多关于黑人生存的心理状态描写非常契合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因此，本文尝试运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相关理论对具有代表性的黑人小说，即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和威廉姆·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中黑人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进行分析，以便更好地理解黑人的生存危机和心理困境。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

一、受害者对施害者的盲目感激和忠诚

在这一部分中，主要论述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的一种表现形式，即受害者对施害者的盲目感激和忠诚。它发生在受害人将从施害者那里得到一定的好处，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回报施害者，甚至沦为帮凶。在《土生子》中，有两位黑人女性属于这一类型。一个是他的妈妈，托马斯太太，另一个是他的妹妹薇拉。同样，可以在威廉姆·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的黑人女仆迪尔西身上也找到类似的形象。

托马斯夫人代表着美国传统黑人母亲形象。在《土生子》第一部分，她把白人救济署分配的食物视为上帝的恩赐，对白人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盡管她意识到了白人与黑人之间关系不平等的事实、社会的不公正，她还是选择心甘情愿地接受黑人所处的劣势社会地位。比起比格不寻常的情绪和举动，她更关心世俗的事情。为了从白人那里得到救济以维持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她尽最大努力说服比格接受救济机构提供的工作。在比格去道尔顿家之前，她要求比格在道尔顿家要保持礼貌而温顺。去了道尔顿家之后，比格突然想起母亲曾多次告诉他和白人说话要注意礼貌。她对白人的忠诚或感激只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表现之一。她是受害者，因为白人给她带来的好处而感激白人世界。她接受了白人所灌输的价值观卑微而低下，逐渐失去了自己，并把对白人的忠诚作为一种生存手段。她竭尽全力去讨好白人，所以她积极帮助说服她的儿子比格去为白人服务，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她把自己从受害者变成了施害者的帮凶去说服其他受害者，比如她的儿子比格去服务白人。根据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当个体的意识和行为之间存在差距时，就会产生认知失调。个体通常寻求三种自我：一致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的自我感知、能力的自我感知和道德善良的自我感知。一个人如果做了或经历了一些令人吃惊的、愚蠢的、邪恶的事情，就会经历认知失调。然而，在比格被捕后，她遭受了巨大的心理打击，感到非常羞愧。为了减少这种认知失调和保护她的儿子，当她在监狱遇到道尔顿太太，她把道尔顿太太置于很高的位置，跪在道尔顿太太面前求她原谅比格的罪过，但道尔顿太太无情拒绝她的哀求。可以预见的是她将在无尽的耻辱中度过余生，使自己深深陷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困境中。比格的妹妹薇拉可以说是他母亲的复制品。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她也切身体验了认知上的失调，她不得不辍学，因为比格意外犯罪让她感到羞耻。

《喧哗与骚动》中的黑人女仆迪尔西亦是如此。不可否认的是她为人诚实、勇敢、正直且善良。但是，她的另外一面是牺牲一切做一名卑微而忠诚的奴仆。在小说中，她坚决阻止自己孩子对白人主子有任何僭越举动，而且和对自己的孩子相比，她把更多精力与爱献给白人康普生家的小主子们。她依附于白人康普生一家，在白人的微薄的恩惠下，默默忍受着一切，又不顾一切维护白人主子的利益。她完全失去了自我，也失去了对自由与平等的向往、追求。所有的这一切可以归结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效应。

二、受害者追求自我保护

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受害者没有机会逃脱危险的。那些想逃跑的受害者通常被抓住后遭受处决，这进一步使受害者认识到，他们的生命掌握在施害者手中。这些俘虏意识到逃跑的尝试是危险的，可能会导致他们受伤甚至被杀，所以他们开始害怕并反对解救他们的努力。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生存和提高捍卫自己的利益。黑人和白人是有界限的，如果黑人胆敢越界，就会受到惩罚。一开始，黑人痛恨这种界限，但他们逐渐适应它，并最终依赖它，这种情况通常被称作制度化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因此，黑人会自然地把白人的处境和当作自己的处境，站在白人的立场去思考，极力维护自身的生存和利益。

在《土生子》的第一部分中，赖特塑造的比格和他的三个朋友杰克， G·H和格斯处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困境而对白人缺乏反抗精神的典型形象。比格和他的同伴经常抢劫黑人同胞，但白人和他们的法律并不关心黑人之间的抢劫行为。这一次，抢劫老布鲁姆的店铺的想法不仅吸引了他们，又让他们非常害怕，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将跨越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界限。当格斯揭露了比格的内心恐惧时，比格愤怒地与格斯发生了争执，然后他把这个计划的失败归咎于格斯的迟到。这一事件既体现了比格对白人的反叛意识，又表明他对白人和白人法律的恐惧。

另一个受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困扰追求自我保护的代表人物是贝茜。在《土生子》中，贝西经常通过酗酒来使自己麻木。她很开心地花比格从玛丽那里得到的钱。然而，她不想卷入比格的意外犯罪事件中。她清楚地知道跨越界线的结果，意味着将受到来自白人世界的严厉惩罚。本质上，贝茜也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直接受害者。她害怕白人世界可能的惩罚，贝西和比格属于同一个种族—黑人，他们都面临着来自白人世界的剥削和压迫。

三、受害者对施害者的积极维护

从社会认同的角度来看，在特殊的环境下，受害者倾向于将施害者者和自己视为同一群体的成员，而且对这个群体做出了较高的评价。它们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当第三方介入到他们的关系去营救受害者，施害者知道第三方将结束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会尽最大努力控制或威胁的受害者。同样，受害者也清楚地知道，作恶者掌握着他们的命运或人生。因此，“如果第三方介入到他们的关系中，打破了之前的平衡，受害者就会把第三方当作敌人。”《土生子》中，在逃亡的路上，比格无意中听到黑人杰克和黑人吉姆的对话。“当他经过一个房间时，杰克，你的意思是你要把那个黑鬼交给白人...但是杰克，假如他是无罪的呢？听我说，吉姆，如果他不是有罪，那么他应该留下来，如果我知道，黑鬼，我会把他交给这些白人...杰克，我不会...，你疯了，你难道不想要一个家，妻子和孩子吗”。

显然，杰克对比格的逃跑有不同的看法，杰克恨比格的犯罪使他失去了工作，并威胁他的生存，如果他知道比格在哪里他会出卖比格。相反，吉姆表现出对比格的同情，他站在比格的一边，理解比格所处的困境，即使他知道比格在哪里，他也不愿说，不愿让白人知道比格在哪里。作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受害者，杰克一旦接受了黑人和白人之间不平等的关系，会为了生存等方面的利益与白人和谐相处。然而因为比格的意外犯罪他失去了他的工作。进而比格成为了他和白人的共同敌人。

总而言之，文学源于现实，又以其特定的形式高于现实。美国黑人小说中的黑人遭遇反映了在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的社会环境中一代又一代黑人群体遭受生活的自卑感、无助感和绝望感。又在特定的社会机制下将自己整个民族置于白人的掌控之中，陷入无尽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困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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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新亮（1990—），男，汉族，河南信阳人，信阳农林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主要从事英语教学、英美文学等方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