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聊斋志异·阿宝》中“离魂”疾病的书写

张腾

一、前言

《聊斋志异》中涉及大量的生死、疾病、医药内容，据相关学者统计，491篇作品中涉病作品有188篇，占全书的38%。福斯特曾说：“人生中主要事件有五：出生、饮食、睡眠、爱情、死亡”。文本中通过人物的疾病体验与疾病表达，能推进情节的演进，窥探人物丰满的立体形象，进而揭示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阿宝>一篇中通过中医学范畴的“离魂”疾病书写，富含深刻的隐喻意义。

学界对<阿宝>一篇的研究往往将“离魂”作为一种沿袭传统的特定书写策略，但往往忽略了特定病症——“离魂症”这一疾病角度对其切入探讨。对《聊斋志异》中专门进行的疾病研究，有从作者蒲松龄出发，如郑怀林的《蒲松龄及其<伤寒药性赋>》，论述蒲松龄的《伤寒药性赋》医学价值与医学思想，展现其丰富的医学知识和高超的写作艺术才能，专事研究作家与作品之关系，但对文本中具体疾病类型如孙子楚的死因“消渴症”特定的文学意象发掘力度不大。还有张梦杰的<《聊斋志异》涉病作品研究>一文，以《聊斋志异》文本为中心，总结各类疾病名称，探究其发病机制、患者疾病体验、医者医事活动、思想内涵等方面。此类论文的研究对象往往为《聊斋志异》全书中的全部或具体的某一类疾病，关注的焦点是疾病客体在不同文本中的表现，探求该疾病在蒲松龄笔下书写是的一般规律。

<阿宝>是《聊斋志异》中描写离魂的名篇，本文拟以小说中的孙子楚的“三次离魂”为研究对象，采用“医、史、文互证”的研究方法，探讨蒲松龄在<阿宝>一文中描写的——“离魂症”的隐喻意义。“在文学中， 疾病是一种象征， 一种隐喻， 一种审美手段和叙述策略。其功能依作家的不同而表现出巨大的差异”。

二、由医入文的“离魂”病症

蒲松龄因创作《聊斋志异》闻名于世，同时他深入民间，精通医理，是一位中医药学家。其67岁时著有《药崇书》，今虽不传此书，但《蒲松龄文集》中尚存《药崇书·序》，可一窥其丰富的医理知识与殷切的人文关怀：

疾病，人之所时有也。山村之中，不惟无处可以问医，并无钱可以市药。思集偏方，以备向邻之急，志之不已，又取《本草纲目》缮写之，不取长方，不录贵药，检方后立谴村童，可以携取;但病有百端，而仅为四十部，殊觉荒率，而较之在《纲目》者，则差有涯岸可寻矣。偶有所苦，则开卷觅之，如某日病者，何鬼何崇，以黄白财送之云尔。

据此可见，蒲松龄为解决民间百姓疾病之苦，博览医书并结合自身医药知识重新组方，“以备向邻之急”。面对疾病，其主张药崇并举。<阿宝>篇中“离魂症”之运用，既与传统离魂故事创作一脉相承，又与医家眼中之离魂病症息息相关，文人与医者身份的多重性促发了蒲松龄《聊斋志异》书写内容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离魂症之名称及相关症状散见于各医家著作之中：

有人卧则身外有身，一样无别，但不语，盖人卧则魂归于肝，此由肝虚邪袭，魂不归舍，病名离魂。

——《本草纲目》

有神气不宁，每卧则魂魄飞扬，觉身在床而神魂离体，惊悸多魇，通夕不寐者，此名离魂症。

——《杂病源流犀烛》

一旦觉自己之身分而为两，他人未见，而己独见之，人以为离魂之症也……能知户外之人，口中骂詈，嫌家人不出户迎入，人亦为离魂之病。

——《辨证录》

根据中医相关解释，临床表现为神志意识的失常，造成身体不受主观意识的控制之症称“离魂症”。中医将其原因归咎于“肝魂的病变”，透过深究离魂症的发病机制与临床表现，可知熟悉医药知识的蒲松龄选取离魂病症用于<阿宝>篇中加以书写，更重要的是要揭示离魂症之隐喻义，“疾病，具有被当做隐喻使用的最广泛的可能性，它们被用来描绘那些从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感到不正确的事物”。

三、作为隐喻的“离魂症”

小说中孙子楚共计三次离魂。前两次皆为主动的离魂行为。第三次是孙子楚死后入冥，阴司感其妻之节义，为之还魂，这则属于死离魂之范畴。

首先，孙子楚爱慕阿宝之情而导致离魂症发作。这与一般意义上的相思成疾，魂不守舍的书写模式大不相同，一般的相思病仅表现为茶饭不思、日思夜想后的“消得人憔悴”，至多直接引发重症濒临死亡。而孙子楚两次都以“离魂”的特殊方式表现出其对阿宝一见倾心，固与其本身性痴的个性特点相关。文本中的孙子楚是一位具有明显缺陷之人，因其痴而具有不知如何表达爱意的人格及道德缺陷，于人际交往而言，痴致使其不善交流;于爱情追求而言，痴致使其不善表达。对爱情大胆追寻固然值得肯定，但若一方对另一方的渴慕过甚，且对方不得知的情况下，对身、心、靈的伤害是强烈巨大的。蒲松龄以孙子楚离魂寻爱，展现了一位丰满而具明显人格缺陷的孙子楚形象，借离魂病发的方式，作了对在爱情追求过程中过于痴迷会祸及自身及他人的道德评价。

四、结语

所谓“迹者，足之自出而非足也;‘书者，圣人之所作而非圣也”。《聊斋志异》中蒲松龄选取大量的疾病作为素材加以书写，一则广大百姓日常生活中广受疾病所累，小说中亦常常用疾构境;二则蒲松龄本人医药知识丰富，小说中亦常常疗疾脱困，藉以宣扬特定的道理。

<阿宝>一篇中对孙子楚情“痴”的表现直至发展成为“离魂症”的发作，既展现了人物丰满的个性，又借病发与病愈的多次反复，推进故事情节之演进，最终展现作者蒲松龄深寓其文、其人、其病深刻的道德意味。弗洛伊德认为：“一个幸福的人绝不会幻想，只有一个愿望未满足的人才会”，“每一次幻想就是一个愿望的履行，它与使人不能感到满足的现实有关联”。孙子楚对阿宝的痴情，是基于每一人内心皆存的男女之渴慕的朴素情感，而传统中医范畴的“离魂症”的书写，既有对情痴过甚的反思，又安排三次疾愈，将爱情纳入鬼神与人间双重世界的道德伦理范畴之中，获得大圆满之结局，道德隐喻的规劝世人意味浓厚。

参考文献

[1]张梦杰.《聊斋志异》涉病作品研究综述.载于保山学院学报，2018（37）：76-80.

[2]（英）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38.

[3]作为母题之离魂故事，六朝时期，离魂文学尚处萌芽阶段，其用意唯于“及其著述， 亦足以发神明之不巫也……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 此为其第一阶段;唐宋时期， 诸传奇作品“始有意为小说”，离魂作品亦属其内， 以爱情为媒介， 真正触及封建礼教及世俗婚姻等社会问题， 始于此期， 遂至成熟时期， 故为第二发展演变阶段;元杂剧繁盛之期， 离魂主题亦引入戏剧，其文体于此期得以扩展，以致离魂主题“盛传不辍， 且成词曲典实”，主题有创新及推进， 即反映门第观念及科举弊端， 此为第三阶段;至《聊斋志异》时期， 离魂文学已具先作诸采， 且艺术特色颇丰，男女间生死不渝之情爱， 得以借离魂故事宣扬， 离魂文学遂至顶峰， 此为第四阶段。由此可见， 离魂文学以其独特之故事情节， 颇具艺术感染力， 各时文坛之上， 皆能彰显其特定艺术魅力及社会内涵。虽“借神怪以言情， 以情胜”， 或“借神怪以言志， 以理胜”，离魂文学于不同时代之不同历史环境中，体现相异之艺术表现，且呈历史继承关系， 成辩证发展之轨迹，离魂故事之巨大艺术包容性、再造性，得以深刻展现。参见：魏刚，梅山瑛：<论离魂文学的发展及其巅峰时期的代表作<阿宝>>，《新余学院学报》，2014（19）：94-96.

[4]郑怀林.蒲松龄及其<伤寒药性赋>.载于陕西中医杂志，1985（11）.

[5]陈晓兰.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阐释.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69.

[6]汪玢玲.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5：324.原文出自路大荒整理：《蒲松龄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李时珍.本草纲目.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8：305.

[8]沈金鳌.杂兵源流犀烛.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4：90.

[9]陈士铎.辨证奇闻.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32.

[10]蒋涛、王宇其.探幽中医“离魂症”.湖南中医杂志，2019（1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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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蒲松龄着、丁如明，等.译：聊斋志异全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243-244.

[14]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322.

[15]程正民.文艺心理学新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76.

[16]从司马相如始，消渴病开始具有隱喻色彩，而且这种隐喻逐渐指向了分离的两个方面：一是男女性事，一是怀才不遇，前者主要流行于俗文化，后者主要流行于雅文化。见杨东方：<消渴病的文化隐喻>《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11-15.

[17]张梦杰.<《聊斋志异》涉病作品研究>（重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