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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灯火

时间:2024-05-21

到了冬日,东北的天黑得特别快。太阳刚刚落山,按照当地的土语说:一会儿就“黑咕隆咚”了。这个形容词极具形象和意蕴,而我更愿意把它当成象声词。夜色仿佛是汹涌的大潮,一浪高过一浪。而村庄“咚”地一声就掉进大水里,像块寂静的石头。

和小伙伴们玩累了,出了一身汗,恋恋不舍往家跑。村路上断断续续地响起几声咳嗽,一个小红点向队部飘去,明明灭灭,像守护夜色和梦境的眼睛。我知道,这是大姨父开始“巡夜”。他走路也不忘叼着一尺多长的烟袋锅。他既是生产队的更夫,也是保管员。

走进屋里,我带进来的冷风,吹得煤油灯灯火摇晃了几下,像饱满的黄豆荚渐渐干瘪下去。我家的煤油灯是买的那种,制作工艺极其简单,就是一个半尺多高的绿色瓶子,上面是筷子一般粗、几厘米长的小铁管,管里是棉花绳做的灯芯。没有玻璃外罩,也没有调节亮度的旋钮。要是煤油灯亮度不够了,就得用针慢挑灯花。还是高高挂在小队部院里的那盏马灯气派,不怕风雨,铮明瓦亮,让人羡慕。

母亲照例是唠叨我回家晚,太贪玩了。那时候我在读小学,家长是不管孩子写不写作业的。身在农村,家长对孩子没有那么多的期望。换句话说,当年人们的欲望没有现在这般遮天蔽日气势汹汹。

不一会儿,灯火就起死回生,欢快地跳跃着。灯火顶端,冒出的一缕细细的黑烟,为白天都黑黑的土坯屋里添上更加浓重的一笔。母亲和父亲坐在炕沿边扒麻杆。改革开放前,我老家逯家沟的人们穿的都是自己家做的鞋子,因此生产队都种麻。冬天里,母亲白天做完家务后,要用麻绳纳鞋底,晚上就和父亲做些扒麻杆的粗活。偶尔为了赶活,也做些棉袄和棉裤之类的细活。我至今仍然纳闷,那时候,农村家庭主妇,就是在那样光线微弱的环境里,也少有近视的。不像现在身处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五色令人盲目,人们的视线都早早地模糊了。

屋子的地上放着两捆麻杆,有一人多高。我拿着扒光的麻杆玩,把麻杆泡到水里,几分钟后拿出来,就可以把柔软的麻杆编成手枪的模样。麻杆散发的清香气息沦肌浃髓,这种气息,我觉得比煤油灯还要明亮,一缕缕的,像无孔不入的光线。

外面刮风了,吹得光秃秃的树枝呜呜响。犬吠稀稀落落,守护着村庄的寂寥。寒风从墙缝和窄小的窗子里钻进来,灯火摇晃着,光影斑驳,映在糊满报纸的墙上,若有若无,像遁入深邃而幽暗的世界。

屋子越来越冷,然后家人就睡了。

冬夜是漫长而枯寂的。当时别说电视,整个逯家沟就是连收音机都没有一台。如果没有什么活计了,晚上母亲就会领着我去大姨父家。大姨是我母亲认的干姐妹,比我母亲小六七岁。他们家人非常善良和朴实。

我是最喜欢去他家的。每次去,大姨总是要炒爆米花。她炒的爆米花是一绝,吃起来又香又酥脆,在那个困苦的年代,是难得的小食品。喜欢去他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大姨夫不但心灵手巧,也是我父辈里的“文化人”。他早年为公社修水库的时候,左胳膊骨折了,留下了后遗症,不能吃力。队里为照顾他,也是由于他认识几个字,就让他做了仓库保管员,好能记账。他家孩子多,都小,为了多挣点工分,还兼任队里的更夫。大姨夫在队里口碑极佳,不仅为人善良、耿直,而且公私分明、不差毫厘。

在大姨夫家,他没有巡夜的时候,我就央求他拉京胡,曲目有《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之类的。他是我见识的第一位“音乐家”。现在想来,仍然对他很是佩服,尽管他的基本功和乐感一般。他出去巡夜,我就会在他家墙壁上悬挂的镜子后面,掏出几本旧书看,有不少建国初期出版的地方戏曲小唱本。尽管有的繁体字不认识,但我还是乐此不疲。

拿起书,油灯就是我的了。煤油烟在热气腾腾的屋子里袅袅升起,人影在墙上晃动,浸润着人间烟火气息和浓浓的乡情。时间长了,我的鼻孔和眉毛就会被煤油烟熏得黑黑的。有时候不注意,头发也会被灯火燎焦,常常引得大人们哈哈大笑。边吃着爆米花,边翻看这些小书,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到了文字的趣味和光亮。因为喜欢看书,也因为喜欢文字,我和小伙伴们后来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煤油灯对我是功不可没。

有一天晚上,在我们还没从他家走的时候,大姨夫回到家里暖暖身子。他的胡子上挂了一层白霜,也顾不得擦。进屋后他就坐在我身边,盯着煤油灯发呆。他家的煤油灯和我家的一模一样,没什么新鲜的,我们都感到纳闷。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们的灯不亮,就是因为灯芯太小。我准备自己做一个。”他是能人,会编炕席、编筐。不少乡亲们家里用的,都出自他手。

没过几天,再次去他家时,看到他家的煤油灯果真换了,并且也为我家做了一个。其实材料很简单,就是个罐头瓶子,灯芯也是用罐头瓶盖做的,扁扁的,长长的。棉花灯芯面积大,像马灯的那种,点起来亮了很多。在我童年的眼里,简直是灯火辉煌。

他说,灯亮了,但费煤油了。为了孩子的眼睛,多花点钱,也值得。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家庭都是用煤油灯。供销社里当然有蜡烛,但太贵,村里人逢年过节或者办红白喜事才能可怜巴巴地买上几根,平时根本用不起。即便是煤油,也得省着用,不仅需要花钱买,还得凭票供应。好在,我家煤油票比别人家多,那是我老叔给的。我老叔和我老婶没有儿女,基本不用煤油灯,到了夜晚就早早地睡觉了。

记得那时候煤油是八分钱一斤,这些开销都是用自己家舍不得吃一口的鸡蛋换来的。

我看过历史学家何兹全写的一篇文章,内容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城市职工的月薪平均在四十元左右,而农民收入到了“非人”的地步。有的山区农民更穷,经年手里连一角钱都没有,无钱买火柴,无钱买煤油。

我是六十年代出生的,我的老家与何兹全叙述的农村生活窘境相比,已经有了改观。但人口多的家庭,劳动一年,扣除粮食等款项,还得欠生产队的。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只能借粮。在队里,我家生活水平还算不错的,但每年春节的时候,也只能买上十斤左右猪肉而已。

我们老家有句“点灯熬油”的俗语,从一个“熬”字可以看出,老百姓对煤油也是相当珍惜的。因此很多家庭,晚上睡不着,宁肯不点灯就那样枯坐着。

也有人为了夜晚点灯“铤而走险”。煤油可以用柴油替代,有人就打起了柴油的主意。这个人叫王七,他出事那年也就是三十八岁左右。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大队有了拖拉机,春耕时节,到各个生产队轮流作业,柴油桶就放到生产队的院子里。

王七老婆常年吃药,家庭生活非常困难。事情的动因就出在他的女儿身上。他女儿上初二了,学习非常好,也用功,晚上总是主动看书、写作业,这都需要油灯啊。为买药,王七把亲朋好友的钱都借遍了。看着孩子渴望学习的样子,这个胆小如鼠、老实巴交的人,决定铤而走险。

月黑风高,稠密的星星像幽冷的眼睛注视着暗夜。王七蹑手蹑脚地走向队部,生怕引起犬吠,也怕惊动巡夜的大姨夫。在油桶旁,他的手抖动着,拧着油桶上面的“螺旋盖”。他的心仿佛被一根无形的线牵着,一丝风就能把这根线吹断。

那晚的结果是,没等王七往盆子里倒油,就被尾随而来的大姨夫制止住。王七的身子抖动得像寒风中的枯草。如果这件事情让大队或者公社知道,后果不堪设想。盗窃集体财产,面临的将是牢狱之灾。这些,王七心知肚明。

我大姨夫轻描淡写地说,你快回家吧,这个事儿就当我没看见。王七一溜烟地跑回家了。第二天晚上,我大姨父把自己家仅有的二斤煤油送给了王七。

及至我大姨夫和王七都去世后,有次回老家逯家沟,大姨才对我说起这件事。大姨说:“当时我家没有煤油了,就向你家借了一斤。”大姨夫生前对此事向其他外人只字不提,可见他做事既有原则,又有分寸,是个内心有温度和光亮的人。

煤油灯是在清末引入中国的,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才传入到逯家沟。此前,父老乡亲用的都是豆油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通电后,煤油灯也没“退休”。因为电要满足城市生产和生活,所以在晚间农村用电高峰的时候,电灯也往往是摆设。

时代在发展,现在电力敞开供应,煤油灯早就“寿终正寝”了。但豆油灯每年还是要用一次的。那就是正月十五“灯节”的时候给先人的墓地“送灯”。

豆油灯必须用和好的面捏成碟子形状,等在屋外冻好定型后,往里倒进豆油,再放进棉花做的“捻子”,就算大功告成了。

每家每户宁可费事,也必须要用豆油灯。多年如此,显得非常执拗。至于为什么不用柴油灯(现在煤油已经绝迹了)和蜡烛,我没有问过长辈。我想,面、豆油和棉花这些材料都来自于庄稼的果实,来自于土地,来自于阳光的照耀和雨露的滋润,用豆油灯不仅仅是风俗,更是对那些灵魂的缅怀与安慰。

去年正月十五,适逢我在老家,晚上我和父老乡亲一起,去给各自的长辈“送灯”。墓地在村南两公里处,每家的坟头都挨得很近。仿佛逝去的长辈们,仍然聚在一起,用我们听不到的语言交谈。那天下着小雪,我在父母墓前厚厚的雪地里挖个二尺多高的洞,用以防风。豆油灯相继亮起来了,灯火在微风中摇晃着,像庄稼长出的嫩芽,羸弱、恍惚,甚至有着不可道破的宿命。抬头看,是深邃的星空。往北看,逯家沟灯火通明,一盏盏高挂的鲜艳的大红灯笼竞相辉映。此时此景,恍如隔世。

从豆油灯到煤油灯,从煤油灯到电灯,脚下的这片土地发生了巨变,时代赋予了我和长辈的不同命运。但有一点我和他们是相同的,那就是,我们像植物一样,生生不息,听从土地的召唤。

低下头,如豆的灯火仍在摇晃着。“人死如灯灭。”我和我的父老乡亲本身就是一束灯火,穿过岁月的风霜雨雪和命运的景深。明亮也好,微弱也好,扎根于泥土的人性始终带着暖意和光泽,抚慰苍茫的人世和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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