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父亲

聂松青

今年9月4日是父亲聂云挺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日。父亲已经远去12个年头了，在老人家离开的四千多个日子里，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他。

父亲出生在山西忻州庄磨镇连寺沟村一户农民家庭里，家里祖祖辈辈靠种地为生，有十几亩土地，勉强糊口。父亲兄弟四个，他排行老二，很小就开始帮助家里放牛干农活。少时刻苦好学的父亲常利用其中的空余时间如饥似渴地看书学习，就连放牛的来回路途都不放过，骑在牛背上也要看书。父亲骑牛的本事不小，坐着骑、蹲着骑、倒坐着骑、站着骑都很娴熟。父亲自幼天资聪颖，早慧好学。能写会画的祖父对父亲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加之上学后美术老师的启蒙教育，使父亲对美术尤其喜爱。父亲无论是毛笔字还是硬笔字都写得非常漂亮，小小年纪就能逢时过节给村里的乡亲们写对子。为了供父亲上学，家里省吃俭用，至今村里还流传着祖父母连烧火热饭都舍不得，为了节省柴禾晒窝窝吃的故事。

父亲家乡的村中有一座古老的泰山庙，古色古香，很有气势。父亲出生的老宅子就在庙宇的西边，紧挨着庙。民间传说，庙西面的宅子是出才子的地方，数十年后父亲成了著名画家，村里人把这事传得更神了。殊不知，这主要是党和人民的培养以及父亲自己勤奋刻苦努力的结果。

抗日战争爆发后，贺龙率领八路军120师师部辖359旅东渡黄河，开赴晋西北抗日前线，部队驻扎在忻州一带。120师师部就在邻居的大院里，贺龙住在大院的西房。刚刚年满17岁的父亲深受革命影响，毅然参加八路军，成为120师359旅717团的一名抗日战士。

从1937年到1940年，父亲随军转战晋绥、晋察冀、平西等地，从文书、文化教员、宣传队员，到宣传队分队长、旅奋斗剧社一分社分队长、战火剧团排长、旅警备剧团宣传股长，写标语，画壁画、漫画、宣传画，散发传单，开展各种宣传活动，鼓舞群众，打击敌人。三年多血与火的考验洗礼，使父亲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八路军战士。1939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幼聪明伶俐的父亲，学什么，会什么；专什么，通什么，且能做得非常好。三年的战斗生活使父亲练就了一手好枪法，枪打得很准。后来进城到山西省文联工作后还担任了机关民兵指导员，时常指导机关民兵训练和打靶。1965年参加省委在晋南进行的“四清”工作时，父亲经常带着工作队的同事高鲁（著名作家）、周彦杰（山西省文联《火花》编辑部编辑）打鸟，改善生活。他们分工明确，父亲枪打得准，一枪一个，只管打；周彦杰年轻跑得快，只管往回捡；高鲁是四川人会做，弄点这个叶子那个根子，做的鸟味道很香，就只管做。在那个肉食匮乏，仅凭供应的年代，如此还真享了不少口福。父亲从战争年代走过来，对枪非常熟悉。我上小学时，学校学军要求每个同学做一支步枪。父亲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做了一支木头步枪。父亲手很巧，又是搞木刻的，再加上对枪的熟悉，做的步枪像真的似的，拿到学校后，老师同学交口称赞，羡慕不已，这支枪自然也成为大家“造”枪的标本。

1965年聂云挺与山西省文联民兵在天龙山打靶。

转战到陕北的父亲，于1941年初春被推荐考入延安鲁艺四届美术系学习，受教于王式廓、王曼硕等画家。2017年我去刚开放的延安鲁艺纪念馆参观时，意外发现一张父亲当年在鲁艺上王式廓速写写生课的珍贵照片。照片中的父亲，青春，阳光，浑身散发着那个时代革命艺术青年的蓬勃朝气。以前从未听父亲提起过这张照片，想必他也不知道这张照片的存在。感谢这位不知名的摄影者，为我们留下了父亲青春的身影，更为革命的延安文艺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延安时的父亲，有着很多精彩经历，例如1942年，父亲在延安鲁艺的大操场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同志为鲁艺师生讲解文艺座谈会的精神。从那时起，父亲在思想上牢固树立起文艺创作的正确方向。父亲一生始终都受到党的信任，三年鲁艺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分管全校的伙食。这个时期父亲需经常带人去延安城里采购，从鲁艺的所在地桥儿沟到延安城路途很远，从小连自行车都没见过的父亲，这个时候学会了骑自行车，车技相当不错，以至于72岁时还能兴奋地骑上自行车到路途不近的医院去看刚刚出生的孙子。父亲响应毛主席对鲁艺师生的号召，由“小鲁艺”到“大鲁艺”去，到火热的生活斗争中去，于1945年奔赴晋东南太岳区，担任太岳《新华日报》美术编辑。那时著名作家赵树理常去报社，父亲由此结识了赵树理，为赵树理小说《传家宝》绘制插图四幅，是最早为赵树理小说插图的画家。

1942年聂云挺（站立者）在延安鲁艺上王式廓的速写写生课。

建国初期，父亲参加了筹办山西省美协与创办《山西画报》的工作，任山西美协筹委会委员，《山西画报》和《天龙画刊》编委，为新中国山西美术事业做了大量奠基性的工作。在这个时期，几乎每一期的《山西画报》和《天龙画刊》上都有父亲创作或与人合作的连环画。父亲一生始终把自己交给党，一切服从组织的需要，党叫干啥就干啥。1957年9月新婚不久的父亲勇于当先，告别母亲，奉命调赴大同参加大同市文联和晋北文联的组建工作，创办《云岗文艺》，并任主要领导，主持工作，为大同和晋北文艺事业的起步、发展、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此，父亲牺牲自己，与母亲分居近三年，以至于在我出生时，父亲都没能在母亲身边。

几年后父亲调回省城筹建创办山西《群众画报》，担任副社长兼副主编，并同时兼任山西美术家协会秘书长，负责山西美协的日常行政事务工作。父亲与山西美协的同仁创办、并实际主持负责的山西《群众画报》具有鲜明的时代地域特征，以通俗普及面向农村且接地气见长。这个时期的山西《群众画报》对山西美术创作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使山西美术事业走在了全国前列。当年山西文联的老同仁们都说：“《火花》编辑部的陈志铭和画报社的聂云挺是文联的两位实干家！”父亲负责山西《群众画报》时，有一期刊发的一幅画中有“翻身不忘共产党”的字样。当时画报社的美编在编辑印刷过程中不慎把前三个字剪裁掉了。这在当时可算一个重大的政治责任事故。父亲得知后，立即上报并同时采取紧急措施，迅速追回正在发行中的全部画报。后来上级追查责任时，父亲勇于担当，冒着风险毅然承担了责任。父亲考虑到这个美编当时还戴着右派的帽子，这件事可能会给他带来更加严重的政治后果。为此，父亲承受了许多委屈，上上下下做过多次检查才算过关。这就是父亲的为人。

1969年，随山西省直机关在北京中办学习班学习、后因战备转至石家庄的父亲，被中途调回，赴大寨负责展览工作。直至今日，大寨展览馆还保留着父亲当年许多的展览版面设计和画幅。

1971年8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之际，山西省革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准备举办全省大型美术作品展览。为此，专门组织了一个筹备美展的领导班子，由父亲负责。在我的记忆里，这个时期是父亲“权力”最大、荣辉最高的时期，同时也是压力最大、担子最重、对山西美术事业恢复的责任最重要的时期，当然也是父亲对山西美术事业贡献最大的时期。当时正值“文革”，山西美术机构遭到破坏，美术专业人员被下放，各项工作困难重重。在此期间，父亲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地努力工作。那时，母亲带着妹妹在忻州充实基层，父亲带着我和弟弟留在省城。父亲每天既要做饭照顾我和弟弟，又要上班去做繁多的工作，经常来去匆匆，有时连饭都吃不上。同住文联宿舍的院邻、著名作家孙谦见到父亲说：“老聂，你咋这么狼狈呀！”父亲听了只能一笑了之。在当时艰难的政治环境中，父亲费了很大劲，下了很多工夫，不仅把下放乡下的力群、苏光以及董其中、姚天沐等原美协的同志抽调回来，还从全省各地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矿山等单位抽调上来一大批新生的美术力量，组成80多人庞大的重点作者专业美术队伍，集中举办学习班，深入生活进行创作；同时，还以省城为中心，组织全省各地市600多名画家在同一时间内、同一目标下百花齐放，各自发挥特长，进行创作。在那个思想禁锢的年代里，能组织全省美术工作者形成这样一个空前高涨的美术创作局面，的确不易，其结果也是上级领导始料不及的。这期间创作出的美术作品不仅参加了全省美展，更有40余件优秀作品被选送参加全国美展，《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红太阳光辉暖万代》《煤海盛开大庆花》和木刻组画《一滴水》等就是这个时期创作出来的。

在纪念《讲话》全省大型美展和全国美展圆满结束后，父亲便紧锣密鼓地开始奔波自己早已筹划于心的一件重要事情———组建长期的山西美术创作班子，恢复美术队伍。乘着这次美展大举成功的东风，父亲周密筹划，多次向上级申请，终于被批准组建“山西美术创作组”，调入山西美术的优秀专业人才，组成了一支创作力很强的专业美术队伍。这就是后来恢复山西美协，成立山西美术院的前身组织和基本队伍。这期间正式调入的人员中，有三个人的调动遇到了不小的困难，前两个是杨力舟和王迎春夫妻俩，后一个是苏光。杨力舟和王迎春二人是西安美院的高才生，毕业后都被分配到太原印刷厂工作。正式调动时，印刷厂不肯放人。那时刚成立的美术创作组没有车，父亲就骑着自行车多次奔跑，软磨硬泡，颇费周折，终于把他们调了上来。数十年后，已是成就丰硕、并担任中国美协副主席和中国美术馆馆长的杨立舟来山西美协和山西美术院指导工作时，在一个会上这样讲:“没有老聂，就没有我的今天！”苏光在“文革”前是省美协主席，调他回来和一般美术工作人员不同，他从下放的农村调上来工作，就意味着得到了“解放”，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存在种种阻力。筹办美展的后期，父亲就有意让苏光负责业务组，将创作工作交给他领导，为他的“解放”铺垫道路。在此基础上，父亲又向上级反复说明，多次做工作，终于得到了同意，成功调回苏光。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部下和同仁都劝说父亲——论资历你比苏光老；论学历都是鲁艺出身；论作品你比他多。既然上级领导信任你，大家拥护你，你领着我们干就是了，何必要让位呢！可父亲不这样想，他和苏光是鲁艺同学，又在一起工作多年，知晓苏光的领导能力，只要对发展山西美术事业有利，父亲甘心当一名助手。这就是父亲的人品和胸怀！

黑白木刻《收南瓜》，1942年于延安。

后来山西美术事业大繁荣时，不断取得丰硕成果的李延生、赵益超、张明堂、武尚功、杜玉曦、亢佐田等画家都是父亲那时从下面抽调和调上来的。

“文革”后，父亲担任山西省美协副主席并兼山西省美工室副主任等职。几十年来父亲从来没有间断过行政领导工作，大量的组织建设和协调服务占用了他许多时间和精力，耗费了大量心血和劳动。但长期身为美术部门领导的父亲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本职是一名文艺工作者，时刻记着自己手中的画笔，他抢时间、挤时间创作出大量的作品，创作发表的美术作品有近千件。他经常说，不能忘记自己的本职。自己之所以在工作中能立得住，在同仁中有威信，主要就是自己有不少好作品，若忘记了本职，没有自己的作品，就不好工作了。延安时期，父亲创作的连环画《张木匠》发表在《三边报》上，《收南瓜》《小憩》《毛毛匠》等作品参加了延安鲁艺美术系举办的“七七美术画展”。抗战胜利后创作了《领回土地证》《新光景》《敌情》《埋地雷》《学校的暑假》等，画风朴实有力，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激昂奋进的真挚情感。后来父亲一直坚持年画、黑白木刻、套色木刻的创作，《丰收》《好家具》《晋北小景》《瓜叶莲》《矿山的早晨》《水力采煤》《新农具保管员》《勤工俭学》《六月天》等佳作参加了多次全省和全国性美展。作品到过苏联、阿尔巴尼亚、日本等国家展出，并发表于《人民日报》《人民美术》和苏联《星火》大型画报。这时正值山西年画、版画创作的繁荣期，无疑，父亲的成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父亲开始传统国画的研究与学习，中华文化的诱惑力和凝聚力，使父亲沉醉在翰墨中，收获甚丰。父亲很喜欢画鱼，他抓住了画鱼的要领，将鱼画得活泼灵动，立体丰满，浮沉荡漾，悠悠其乐，既肖其状又得其神，有如画他自己胸中理正气清的心性和舒畅恬淡的境况。这是父亲老骥伏枥的真实体现。

20世纪九十年代末，山西省委宣传部拨专款为父亲出版画册，对一个为革命工作尽职一辈子的老文艺工作者的贡献进行总结并传之于世，使父亲非常欣慰。著名版画家力群和著名画家、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杨力舟分别为画册撰写了序一和序二。杨力舟先生称赞父亲是“新中国山西美术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对父亲给予了高度评价。

中央美院版画系教授李晓林是我要好的战友，父亲在赠送他画册时，写了“李晓林同志……”的字样。我说，李晓林是我的战友，跟我是同辈，用同志称呼不对吧？父亲却用浓重的忻州口音说，“对的咧！”后来我理解，这是父亲对美术事业的深情热爱，是对同行的褒赏和尊重。

父亲是这样的平凡和伟大，出于对父亲的思念和敬仰，老人家走后的第二年，我们兄妹们在母亲的带领下，自己出资，在故乡老宅为父亲修缮扩建了故居，故居内树有父亲的纪念碑和塑像。著名书法家、山西省文联原副主席赵望进在碑文中这样写道：“献身革命，忠诚事业，魂系艺术，奋斗不渝。”这是父亲一生最鲜明、最准确的写照和总结！

新年画《好家具》，1954年于太原。

永远的父亲，永远的怀念，永远的骄傲和自豪……

2020年8月29日于太原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