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谦的农民情结

杨占平

作家燕治国1992年为《太原日报》撰写“作家访谈”专栏时，有一篇写孙谦的，名为《南华门里一老农》，描述了孙谦的外表形象：“脸上纹路略多了一些，身上衣衫略散了一些。行走无铿锵之音韵，腰却是弯了，头发却是落了。闲暇时巷口一站，人以为乡间一老农，田头一大爷。”如此描述，的确是把孙谦活脱脱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其实，孙谦不光外表形象是农民，多年的生活习惯也是农民式的，譬如爱吃家乡粗米粗面，爱穿随意宽松衣服；更主要的是他的心里只想着农民、农村、农业；他一生所写的200多万字的作品，绝大多数是农村题材。可以说，孙谦的农民情结伴随了他的一生。

一

同“山药蛋派”几位骨干作家马烽、西戎、李束为、胡正一样，孙谦也是从一名抗日游击队战士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战争年代，他主要在晋绥根据地从事新闻宣传和文艺创作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孙谦成为专业作家。他始终恪守现实主义创作原则，选择民族化、大众化文艺道路，站在时代主潮的前面，以作家的责任感，把握生活的脉搏，用自己的作品表达他对社会生活的认识与理解。他不懈地深入生活，努力反映现实社会的本质，一直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肉联系。虽然他的生活方式、衣着打扮、说话习惯，给人的印象从来就是个地道的农民，但他却阅读过大量的古今中外文学、艺术和其它社科著作，从中吸取到很深的理论素养，不断进行新的艺术追求。几十年中，他勤奋笔耕，创作出数百万字的小说、电影文学剧本、散文、报告文学。从他的作品中，不但可以闻到农村生活浓烈的泥土芳香，而且可以看到中国农业鲜明的历史轨迹，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时代精神，深为广大读者和观众所喜爱，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和电影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获得过国家及山西省的多种奖项。1992年5月，中共山西省委和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孙谦“人民作家”称号。

孙谦特别关注农村的生产和农民的生活，发现农业政策上出了偏差，感觉到农村工作中有了失误，他敢于直言不讳向有关领导部门上书，反映真实情况。由于特定时期极左路线严重，他几次因为讲真话或用作品真实地反映问题，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身处逆境，但他忠贞不渝，信仰弥坚。他在晚年曾自我评价说：“回顾我所走过的路，又宽阔，又坎坷。说它宽阔是：在党的培养下，我这个粗通文字的人，居然会成为作家，还多少给人民做了点有益的事；说它坎坷是：建国以来，从批判教条主义、概念化、无冲突论、干预生活、写个人命运到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大否定，哪一次运动我都是对象……但我不灰心，也不想算旧账。”事实证明，他一贯坚持的看法是正确的，历次运动对他的批评或批判是不公正的。因此，他的人品和文品都受到文艺界人士的称赞。

孙谦不光自己一生写农民、为农民写，而且总是呼吁文艺工作者要为农民创作好作品。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在接受《山西日报》记者展舒等人采访时，集中表达出了这个态度：

中国10亿人口，就有8亿农民，这是个大头哩！可是，我们送给农民的精神食粮实在少得可怜。全国的文艺刊物越办越多，但真正是为农民办、给农民看的刊物有几家呢？我们的作家群中，又有几位是真心实意为农民写作呢？我们的一些电影工作者拍农村题材的影片，却是在城市里拍，找个公园，在绿树和假山的地方拍外景，吃住在高级宾馆里。他们嫌农村艰苦，怕农村脏，吃不好，睡不好。因此，他们拍出的片子很难有农村的味道。你听农民们怎么说：“这哪像咱农村的事儿呢？”再比如有些农村题材的小说，不考虑农民的接受程度，搞什么“意识流”；有的还通篇没个标点，语言不是洋里洋气，就是古里古气；内容情节是作者随意编造出来的，加上一点“三角恋爱”的调味品。这样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从结构到文字，都是令农民无法卒读的。不妨做个调查，看看有哪些文艺刊物在农村拥有较大的发行量，为数恐怕是寥寥无几的。

外国一些著名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在本国的乡村里很是畅销，我们的一些作家为什么不去学习人家这一点呢？我们不能为创作而创作。衡量一个作家的成就和影响大与小，不是看他写了多少大部头作品，而是看他写的作品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如何，也就是社会效果如何。我热切希望一些有作为的中青年作家，不妨拿出一定的时间，拿出一些精力，扎到农村好好体验一下生活，写出一批农民打心眼儿里爱看的作品来。那么，我首先要向这些同志致敬哩！”（展舒：《作家与农民——在孙谦家中做客》，见山西作协编《孙谦纪念集》）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创作进入辉煌时期，写小说、写诗、写剧本的青年人很多，是当时整个社会中的一大特点。不少农村青年作者常常慕名拿着作品去请教孙谦，孙谦总是热情、认真地接待他们，阅读作品，诚恳地谈自己的看法。他反复叮嘱农村青年作者起码要做到三点：一是写作要有主见，不要人云亦云，更不能依葫芦画瓢；二是要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对生活要不断认识，不断思索，经过沉淀，经过孕育；三是要广泛交朋友，交各行各业的朋友是为了了解各行各业的人，交本行的朋友是为了互相切磋，提意见，找毛病。他从不向青年作者推销某种写作模式，更不做作导师式的训导。事实上，他自己就曾有过失败的教训。

七十年代末，山西省委希望省文联组织作家，写一个反映煤矿工人生活的电影剧本，因为山西是全国最大的煤炭基地，有几百万煤矿工人，用电影艺术表现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孙谦有写电影剧本的经验，这个任务落实到了他的头上。本来，他是写农村题材的作家，对煤矿工人的生活非常陌生，想推掉。可经不住领导的相劝，同时他也想熟悉一下煤矿，于是，拖了些日子还是答应下来。此时他已是60岁的老人，却不顾年迈，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走了三个煤矿，阅读了许多资料，访问了不少矿工、技术员、领导干部，并且坚持跟着工人下井，到采掘第一线体验。然而，结束了采访回到家里，孙谦坐在写字台前望着一堆文字材料，想着煤矿的一件件事，可怎么也形不成真实可亲的人物形象，凑合着编造不是他的创作准则。苦恼了一段时间，他还是写不出满意的人物、故事。终于打了退堂鼓，不去干违心的创作。

二

孙谦是在抗日根据地开始文学创作的。抗战胜利前后，他作为晋绥文联的创作科长，主要任务是下乡采访写稿。他背着简单的行李，走过了晋绥边区的许多地方，在小小的山村里，在宽阔的平川上，他访问过很多农民，跟其中的一些人交为朋友；他实实在在地帮助基层干部做工作，比如在宁武山区与民兵进行“挤敌人”活动；在晋中平川与群众开展“反奸反霸”斗争；在原平、忻县搞土地改革试点工作等等。这些生活虽然紧张、艰苦，但他特别充实，总是满腔热情，精力旺盛，不知疲倦地奔波，与农民群众的感情水乳交融，亲密无间，对他以后的创作思想与创作风格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此期间，孙谦在创作形式上，没有拘于某一种，而是多样探索。他配合工作，写了一大批通讯报道；写了好几部大型多幕秧歌剧本，其中《红手帕》是独立完成的，《保管粮》和《打勾子》是与别人合作的；写了好几个短篇小说，有《老资格》《胜利之夜》《村东十亩地》等；还写了一些散文、随笔。总体来看，这些作品内容上都是贴近现实，真切地表述当时农村状态，有明显的教育意义。但是，孙谦此前曾经在延安鲁艺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和延安部队艺术学校学习过两年，具备了一定的文艺理论知识，打下了创作基础，明白文学作品不能过于肤浅地展示生活，应当有一定的认识深度。所以，他的每一篇小说或剧本，都要提出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用人物与故事阐释问题的尖锐复杂。这样的创作思想，由此时基本形成，进入上世纪五十年代趋于成熟，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进一步深化，是他一生创作恪守的准则。他的艺术表现方法，此时还难用一种风格评价，属于摸索阶段。不过，可以大致概括为：追求浓郁的地方色彩，使用通俗易懂的叙述语言，注意设置矛盾冲突和较强的故事情节。他之所以这样写，目的就是为了让农民群众能读懂，喜欢读。

孙谦一生写出过20多部电影剧本（包括与马烽合作7部，与成荫合作2部，与林杉合作1部），除《未完的旅程》《万水千山》《谁是被抛弃的人》之外，都是表现农村生活的，都曾受到农民群众的喜爱。然而，他走上电影创作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47年冬天，刚刚解放了的东北地区，筹建起即将成立的共和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人员一部分来自国统区的电影、戏剧界人士，一部分来自全国各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或许是因为孙谦编过好几部大型秧歌剧、道情剧的缘故，他被抽调去做电影编剧。此前，他一共看过两三部电影，对电影剧本的写作常识了解很少，对电影的拍摄制作程序，更是一窍不通。接到任命，他很吃惊，心里没有一点准备。但那时他作为一名军人出身的文艺工作者，服从命令是天职。同时，他冷静地考虑，任何事情都是从不会到熟练，只要努力学习，勤奋实践，就一定能够胜任。于是，他只身离开生活、战斗、工作多年的山西老家，冒着冬寒，长途跋涉，于1948年初到了陌生的东北解放区，干起了陌生的电影编剧工作。马烽在回忆文章中谈到了孙谦初到电影厂时的情况：

他初到东影的时候，有些人瞧不起解放区来的作家，认为都是些土头土脑的人。当着他的面说：“什么阿猫阿狗也能当编剧？”这些话给了他很深的刺激。他承认自己是外行，一生中只是在延安时候看过几部苏联电影，其它就不懂了。不过，他认为电影文学剧本只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要掌握它当然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但绝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那时候，他每天起来不是看电影就是看书，看各种电影文学剧本，有关论述电影的书籍他都看。另外就是不断地自己捉摸着写。他坚信“熟能生巧”这句格言。他又凭那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性格，终于有两个剧本拍成影片上映了。（马烽：《怀念孙谦》，见1997年4月3日《文艺报》）

孙谦克服了种种困难，顶住了冷嘲热讽，以坚韧不拔的精神认真学习，努力探索，勤奋试写；同时，主动要求参加一系列实际工作，诸如到长春前线与围城的解放军战士共同战斗，到当地农村组织民兵支前队伍，等等，获取了创作素材。终于，在1948年底写出了平生的第一个电影文学剧本《盐》。剧本讲述的是辽沈战役中民兵群众支援前线的故事。经上级批准，《盐》列入拍摄计划，东北电影制片厂组织起了摄制组开始操作。孙谦对自己的第一个剧本比较顺利地获得批准，很快就要拍成影片，特别兴奋。付出的艰辛将得到回报，证明他已经初步进入电影创作领域，用事实表明他能够做一名电影编剧。然而，随着整个解放战争的迅速推进，国家的中心工作开始转向接管城市，《盐》的摄制被搁置起来，以后也再没有机会重新完成，给孙谦留下了不小的遗憾。他只能慎重地保存好剧本，留下纪念。不料，到了“文革”中却被造反派抄走，至今不知下落。

《盐》未能拍成影片的遗憾没有让孙谦气馁灰心，他下决心要写出更多好剧本来，他相信自己总会成功的。1949年夏天，中央电影局在刚解放后的北京，成立起艺委会剧本创作所，调来一批电影编剧，专事写剧本，孙谦也是其中之一。有了《盐》的经验与教训，他更增加了信心，到京郊农村生活一段后，写出新中国第一部反映农村生活的电影文学剧本《农家乐》，交给上海电影制片厂。不久，孙谦第一次看到根据自己的剧本拍成的影片进入电影院，与广大观众见面了，他终于以自己的能力走进了电影队伍中。继《农家乐》之后，他又一鼓作气写出《光荣人家》（剧本原名《全家光荣》，影片改为《光荣人家》，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影片）、《陕北牧歌》（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上映）。

宣传奖励植棉政策的《农家乐》，赞颂支援前线模范的《光荣人家》和讲述陕北放羊娃走上革命道路的《陕北牧歌》，现在看来，都程度不同地有着配合政治任务的痕迹，时代色彩明显。孙谦作为一名在根据地成长起来的作家，创作时，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配合中心工作，甚至图解政策。但是，他尽可能地让影片的故事性强一些，让人物形象鲜明一些，让生活气息浓厚一些，做到寓教于乐，形象生动，还是颇受观众喜爱的。

1950年秋天，孙谦接受了写一个关于农村供销合作社应当如何办的电影剧本的任务。这是一个他从未涉猎过的题材，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一个全新事物。为了较为准确地把握住剧本的思想原则，他首先找来一大堆材料阅读，又在北京走访了好多有关部门和人员；然后回到他的故乡——山西中部平川深入生活。这是他离开数年后第一次重新踏上生他养他的土地。正值1951年春暖花开的季节，看到那些熟悉的村庄、熟悉的土地、熟悉的乡亲，他的心情格外激动。刚刚获得解放的农民群众，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对未来寄予了厚望，辛勤劳动，努力生产，此情此景感染了孙谦。他如鱼得水，跟乡亲们融为一体，了解到了农村生活的真实状况和农民的真情实感；了解到了供销合作社创办的积极意义和运作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了解到了农民对这项新事物由不认可到主动参与的过程和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这些素材充实了他的剧本大纲，人物和故事浮现了出来。

带着丰富的素材，孙谦回到北京，埋头写作，将剧本命名为《葡萄熟了的时候》。写完初稿，他广泛征求各方人员的意见，反复修改达五次之多才定稿。《人民文学》杂志在拍成影片前先行发表（这是该刊首次刊登电影文学剧本），获得了读者好评；随后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与观众见面。对《葡萄熟了的时候》这部影片，有赞扬者，也有批评者，并引发了一场文艺界的讨论。剧本讲述的故事是这样的：盛产葡萄的南沙村，农民们在供销社的支持下，使葡萄产量大增，但供销社负责人丁老贵出于小集体利益，怕担风险，不愿意推销农民的葡萄，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矛盾冲突。最终矛盾获得解决，熟了的葡萄找到了出路。

著名文艺评论家王朝闻在看了影片后撰文说：

还在电影摄制以前，《葡萄熟了的时候》的文学剧本就已经得到了一些读者的赞扬和刊物的好评。影片放映以后，各地报刊又继续发表了一些推荐性的影评。这部作品之所以受到这些欢迎，我想，主要是由于它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人民的要求，描写我们今天的新生活以及新的农村气象。人民除了要看描写自己过去的痛苦生活和斗争历史的影片以外，他们渴望着要通过艺术形象，看看今天的新社会、新气象、人民的愉快的新生活。剧作者把自己的眼光和歌颂的热情，放在人民切身利益的主题和飞跃前进的新事物上，是值得欢迎和鼓励的。影片提出了农村生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农产品的市场问题，并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中，显示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对于农民的保护，以及对于不法商人的斗争。影片中的农民，特别是农村青年男女表现出蓬蓬勃勃的朝气和在劳动中的愉快。剧本的结构，主要是前半部，有相当的戏剧性。由于这一切，观众对影片的欢迎，是有道理的。（王朝闻：《评电影〈葡萄熟了的时候〉》，见1953年第7期《文艺报》）

王朝闻对《葡萄熟了的时候》存在的缺点也没有掩饰，指出了影片在主题设置、人物塑造和矛盾冲突等方面，还不够准确。此外，《大众电影》等报刊，也发表文章，批评《葡萄熟了的时候》缺乏真实感，人物塑造有概念化倾向。这些意见，对于从事电影文学剧本创作没几年的孙谦，无疑是重要的。他觉得应该认真反思一下前一段的创作，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他说：“自己创作上的毛病，简单地来说就是：习惯于用作品来解释某一个具体政策。”（《我在创作电影剧本中的一点体会》）

其实，这样的毛病是当时整个文艺创作中普遍性的问题，尤其是从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作家，很少有避免了这种毛病者。然而，只有像孙谦这样真诚的作家，才有勇气坦然表达出自己的思想，进行严格的自审，为的是能够在以后的创作中不断进步。

三

1957年，已经由一个门外汉成为多产电影剧作家的孙谦，意识到过去的生活积累已经差不多写完了，总住在北京，写农村题材毕竟不是优势，最好还是回到故乡，重新积累生活素材，重新找到创作感觉。当时，与他一块在晋绥边区起步搞创作的马烽、西戎、胡正，都先后从北京、四川等地回到了山西，写出了不少优秀作品。这对他也是一个影响。他在中国作协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曾这样说过：

这些年，住在北京写反映农村题材的电影剧本。任务，总算完成了，凭得是过去的一点生活积累。可是脑子里积累下的那些人物，早已变成“人干”了，只能是拿水泡涨了使用。这就不可能写出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于是，孙谦在这一年的夏天，拖家带口回到了山西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与马烽、西戎、束为、胡正重新聚到一起，使山西的文学创作进入全盛时期。

孙谦与马烽结伴先去了他们曾经生活、战斗过多年的晋西北访问。晋西北的交通状况跟他们当年在的时候差不多，县与县之间没有公共汽车连接，县里也很少有小汽车。他们或者搭乘供销社拉货的卡车，或者坐上乡村的马车，有时还得骑上拉脚的毛驴。俩人虽然都在北京生活了好些年，但他们并没有对老区不习惯。他们走访老房东、老民兵、老模范，结识新朋友、新干部、新农民，吃莜面、吃山药蛋，睡土炕、睡大通铺，感觉非常亲切。老区的新文化让他们欣慰，老区人民仍然艰苦的生活让他们心急。他们觉得只能用手中的笔去鼓与呼。转了一圈回到机关，俩人分别写出几篇散文，谈下乡感受。随即开始酝酿写小说、写电影剧本。

为了充实生活素材，更为了保持同农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俩人又分头下到县里蹲点。孙谦选择了平遥、交城、文水等地。他仍然一如即往，走家串户，与农民吃在一起，睡在一块。田间地头、茅屋土炕，他跟老汉们说村事国事，跟妇女们拉家常琐闻；农闲时参加青年人的文体活动，农忙时同干部们研究解决生产、工作中的问题。他朴素真诚，从不摆作家的架子，与农民建立了真挚的感情。农民把他当作自己人，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问题，都愿意说给他听。如此，他对农村中各类人物，尤其是青年农民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情趣爱好、思想觉悟，都非常熟悉了。这一段生活体验，使他获取了大量创作素材，写出了《新麦》《伤疤的故事》《大门开了》《大红旗与小黑旗的故事》等十余篇短篇小说；写出了《春山春雨》《通天路》等电影文学剧本。紧张的创作，使他的身体几乎吃不消了。他在后来曾谈到，在赶写《通天路》时，由于疲劳过度，竟昏厥在写字台上。苏醒后，天旋地转，头晕耳鸣，浑身无力，有一段时间连读书看报都不行。可见他是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中，表现出一位作家强烈的责任感。

1963年冬天，病情还没有痊愈的孙谦，从广播里听到昔阳县大寨大队干部社员苦干实干事迹的报道，深受感动。他意识到，用报告文学的形式宣传大寨人、大寨精神，会比新闻更有影响力，对于鼓励全国农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建设农村，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当时的大寨还不像后来那样声名显赫，仅仅是一般的先进大队。于是，他不是受谁的指派，纯属自己主动带病去了大寨，在那个不足百户人家的山村，蹲了七十多个日日夜夜，真正是跟大寨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以一个作家的眼光看待大寨村的历史、现状和大寨人的情感、希冀、苦干精神，尤其对陈永贵、贾进才、郭凤莲等十几位有代表性的人物作了深入采访，获取到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他用文学的笔调写这些朴实的农民，字里行间充满真挚的感情，把以陈永贵为代表的一群大寨人栩栩如生又真实可信地描述出来。这就是影响广泛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寨英雄谱》。1964年1月中旬完稿后，先在《火花》杂志刊载，随后有四家出版社分别出版，《文艺报》等报刊发表了评论，高度赞扬这部作品的深远意义，较有代表性的是刘白羽的评论《英雄之歌》。文章中说：

读了孙谦同志的《大寨英雄谱》，禁不住想把自己激动喜悦的心情写下来。这是充满时代精神、革命精神的文学作品。这是我们殷切期待着的作品，它以强大的现实生活内容感染着你，它也以与这生活相适应的豪迈的艺术力量感染着你。你读着它，就觉得浓郁的时代气息扑面而来，你就看着一个个亮堂堂的人在大踏步行进。我们很久以来注视着、寻找着，总没有能从文学作品中发现陈永贵这样高大的社会主义时代新型的农民形象。现在它做出了革命文学所应该做的：为英雄的时代，谱出了英雄之歌。（刘白羽：《英雄之歌》，见1964年第5期《文艺报》）

四

最能体现孙谦农民情结的，是从1982年到1987年的5年中间，他跟马烽共合作写出了四部电影文学剧本，即：《几度风雪几度春》《咱们的退伍兵》《山村锣鼓》《黄土坡的婆姨们》。除《几度风雪几度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拍成影片外，其余三部拍摄成影片上映后，都引起过强烈反响，获得不少专家和广大观众的好评，也多次捧回了“金鸡奖”“百花奖”、文化部奖、“解放军文艺奖”、民政部扶贫奖、山西省文艺创作奖等等国家级、部门及省内奖项。这些奖项，是对他们辛勤笔耕的回报。

这里首先要特别说一下孙谦跟马烽的合作。文人相轻之风是文艺界的通病，而像孙谦、马烽两位已是成就卓著的作家，能够多年合作愉快，写出那么多优秀作品的事例，在文艺界是少见的，也是人们乐于谈论的佳话。这中间，一方面是他们俩人的生活经历基本相似：差不多前后参加抗日部队，同时走上文艺创作道路；在北京工作几年后又都回到山西，经常一起下乡，讨论问题。另一方面，是他们的文艺创作观点基本相同：他们都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以写农村题材为主，着重用作品揭示生活中存在的现实矛盾，注重结构故事情节，注重人物描写。当然，他们在创作中有时为了某个问题也会争论，但从不在意，马烽在谈到这些时曾说：

孙谦有个特点：一件事不干便罢，只要他答应了干，总是全身心地投入，决不后退。我们俩虽然观点基本一致，但在具体讨论提纲时，对一些人物的设置、重要情节的安排，总不免各有各的想法，有时也难免各持己见，争论不休，甚至有时他会大发脾气骂人。我的对策是不理睬。我知道他是一堆麦秸火，燃得旺，灭得也快。过不了多久，连灰烬都被风吹散了，一切照旧，和好如初，从来不伤感情。（马烽：《怀念孙谦》，见1997年4月3日《文艺报》）

在上述四部剧本中，孙谦和马烽最满意、最看重的恰恰是没有拍成影片的《几度风雪几度春》。好在《电影创作》杂志和群众出版社予以发表和出版，能让读者阅读到作品。《几度风雪几度春》真实、深刻地揭示了从1958年“大跃进”起到80年代初，中国农村走过了的风风雨雨坎坷路的根本原因，全面、生动地描述了发展农业生产的兴衰史，可以说是倾吐了千百万农民的心声。剧本的主角云务本是一位很有代表性的村干部，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他的思想、他的工作几起几落。他努力为父老乡亲办实事，却左右不了大的政治气候。在他身上，倾注了两位作家对农村干部多年的理解，使用了表现人物的种种艺术手段。同时围绕着云务本的其他一些人物，也各有鲜明的性格，代表着农村社会不同人的喜怒哀乐。作品总的格调是沉重中不乏情趣，让人们在一连串跌宕起伏的故事中，思考中国农村走过的一段坎坷之路。

孙谦和马烽把《咱们的退伍兵》《山村锣鼓》《黄土坡的婆姨们》是当作农村三部曲写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各项生产责任制和家庭承包政策的推行，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俩感到很兴奋，计划把省内大部分县都跑一遍，熟悉新的农村、新的农民。在乡下，他们确实看到过去粗粮都不够吃的困难户，如今白面大米吃不完；过去只能在破窑旧房度日的，如今都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房，一部分人真的富起来了。但是，他们也看到，大多数缺乏劳力，或者虽有劳力却没有致富门路的农民，在解决了口粮问题以后，仍处于贫困状态。他们忘不了1984年在晋中一个村里时的见闻。那天，他们在一些县乡干部的陪同下，去访问一家承包果树专业户。刚进村口，前面带路的汽车开过去时，路旁蹲着的一个老乡站起身来，朝汽车唾了一口，并愤怒地说：“麻雀尽往闹处飞！”坐在后面汽车里的孙谦、马烽真切地看到了这一幕，心头为之一震。到村里一了解，村民们反映说，过去上面下来的人是访贫问苦，如今只找拔尖富裕户，根本不过问那些找不到门路挣钱的贫困户。这个问题引起了他们深深的思索。他们认为，中央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于打破大锅饭体制，是确实需要的，然而这本身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最终目的还是要让所有农民都富起来。

如何才能让无劳力和有劳力却没有门路的农民致富呢？俩人思考着，觉得需要提倡一种为了大家致富而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他们在下乡时，也见到过这样的人和事，但从哪个角度表现呢？在晋东南下冯庄，他们遇到一个当过5年兵的大队支书。这个支书退伍后办起了砖厂，帮助村里的军烈属和困难户摆脱了困境。他们意识到，用退伍兵带领大家致富的角度，既新颖又有代表性。于是，他们基于这些真实的生活素材，经过综合提炼，写出了《咱们的退伍兵》。

《咱们的退伍兵》写的是退伍战士方二虎回到家乡“乱石沟”，面对家乡的贫困户与闲散劳力，他放弃当个体运输户挣大钱的机会，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坚定地与大伙儿一起办成了土法炼焦场，经过种种磨难，终于使大家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表现了农村退伍战士带领大家致富的精神。他们选择退伍兵作主角，正像孙谦所说的：“我们俩人都是当兵出身，了解军人，感到解放军军营确实是个大学校，集体主义和勇于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较强；同时，近几年部队培养了不少军地两用人才，应该让他们发挥作用。”（杨占平：《老作家马烽、孙谦十几年始终保持和农村生活的血肉联系》，见1986年9月《文汇电影时报》）

《山村锣鼓》则延续了《咱们的退伍兵》的创作思想，讲述的是知识青年费成树被群众选为“红土沟”的村主任，接手的是“一张桌子、一个戳子”和3万元外债的烂摊子。但他在群众的支持下，因地制宜创办了集体企业，给“红土沟”带来了新的希望。孙谦在接受一家报社记者采访时，谈了这个剧本的写作目的：“农村要想发展，只靠搞农业是不够的。这是因为一来耕地逐年缩小，二来土地肥力逐年削减。农业的欠缺，必须依靠工副业来补。但要搞工副业，单靠一家一户的力量是远不够的，必须依靠集体。为此，我们在该影片中塑造了一个高中毕业的年轻人形象。他宁愿放弃升学就业机会，在本村当起了村委主任，领导人们搞副业，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们通过主人公歌颂了一种服务精神和献身精神。”（《人间重晚情———访著名电影作家孙谦》，见1986年9月18日《山西青年报》）

《黄土坡的婆姨们》是继续了《咱们的退伍兵》和《山村锣鼓》的创作思想，描写一个叫“黄土坡”的村子里的汉子们都拉着牲口外出挣钱去了，村里的土地因无劳力、无牲畜不能耕种。青年妇女常绿叶挺身而出，用准备盖新院子的钱买了拖拉机，帮乡亲们耕种；又与几户老弱妇孺组织起来成立联合体，搞集体承包。她们为“黄土坡”开创了一个新天地。在创作这部作品的过程中，孙谦曾对采访他的《山西日报》记者展舒谈了自己的思考：“农村繁荣了，并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农村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在改革中解决。比如粮食生产问题，好些农民开始不愿种庄稼了，觉得打下几颗粮食卖了挣不回几个钱，不如搞别的，像经商、跑运输、贩牲口什么的，跑跑跳跳就行了。这个问题需要处理好。我认为，农村发展商品经济，主渠道还应当是发展土地上面的商品经济，也就是种植业和养殖业。农村农村，不生产粮食，恐怕无论如何是讲不通的。这是个农业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如不处理，是要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

1995年，孙谦病重住院，被确诊为肝癌。癌变的部位不能做手术，只好进行介入治疗。他得知自己的病况后，读了不少医学书籍，开头对治疗还抱有一线希望，除了在山西的医院治疗外，还去北京的权威医院住过，还是找不到根治办法。他也不再抱任何幻想了，以乐观的态度对待病魔。在病床上，他仍然惦记着农民。天旱少雨他着急，化肥、农药涨价他也着急。他经常说：农业太重要了，粮食太重要了，没有粮食什么事也干不成啊！省委书记去看他，他拉住书记的手说：引黄河水进山西的工程一定要做成，咱们山西太缺水了，特别要解决农民浇地用水的问题。

孙谦从发现癌变到去逝拖了十个多月，据有关专家讲，能拖这么长时间很不容易。然而，他还是没有能抗过病魔，于1996年3月5日走完了76年的人生路，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让他放心不下的农民和农村。遵照孙谦的生前遗愿，他的骨灰一部分保存在太原双塔革命烈士陵园，一部分安放在他为之倾情的昔阳县大寨村虎头山上。他的农民情结在九泉之下延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