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在东京的最后岁月

□ 陆林森

聂耳当年去日本，怀揣着学习音乐、报效祖国的理想，还有留学苏联的打算。他曾制订3个“三月计划”，把每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谁也不曾想到，他刚到日本三个月，就殒命大海中。

从上海到东京

1935 年4 月15 日，日本邮轮“长崎”号停靠在上海汇山码头，迎候着前往日本的旅客。这天早上，23 岁的聂耳提着皮箱来到码头，看了看四周，然后登上“长崎”号。

聂耳正值音乐创作的巅峰期，此刻就要离开上海去日本了。何时才能踏上回国路呢？他不知道。为了安全，他没有让朋友们送行。但郑君里、袁牧之、赵丹等演艺界朋友，还是悄悄来到了汇山码头，远远站着，目送聂耳登上“长崎”号。

聂耳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到日本去？前些日子，他在霞飞路寓所通宵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初稿，第二天清晨去许幸之（“左联”发起人之一、左联“美联”主席）家，试唱给他听。许幸之听得热泪盈眶，对聂耳说，自己对音乐是外行，建议将“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改为“冒着敌人的炮火”，将“前进、前进、前进”改为“前进、前进、进”，这样一改，节奏感更强。聂耳当即作了修改，但没有形成最终稿。

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了，聂耳的处境十分危险，上海地下党指示，赶紧转移，绕道欧洲前往苏联。他花了十多天时间准备，放出风声称，自己是去日本大阪，看望做皮货生意的三哥聂叙伦。实际上，聂叙伦早在几年前就回到第二故乡昆明了。行前，聂耳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也没有告诉母亲离开上海的原因，而是安慰母亲：“亲爱的妈妈，生活变迁之快，实在给人想不到，我将在最近两三天内要动身到日本去。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到欧洲去游历。但是先要到日本考察一次，视成绩的优劣再定，所以我这次非努力一下不可了!所考察的是电影与音乐、舞台戏与音乐、歌舞剧等，一切旅费及在日的生活费当然是由公家负担，自己不花一个钱的，大概在日本有四五个月的耽搁，从上海到日本不过两天工夫。旅费只消十几块，又不要什么护照，日金仅值国币七八毛，这样看来简直是再便当没有了。妈妈：您别以为我现在是到外国去，更远的离开您了，实际上等于到南京、北平一样。何况这是一种千载难逢的机会。家里如需什么费用，可寄航空信给我……”

8 点，“长崎”号缓缓驶离汇山码头。一会儿，船上的检察官来检查了。从上海去日本长崎，按照日方规定，无须签证，船上检查是例行公事。聂耳出示了在昆明读书的有关证件，轻松过关。谁也不知道，他的皮箱里，有衣服，有日常用品，还藏有一份《义勇军进行曲》初稿，到了日本，他要进一步修改，最终完成《义勇军进行曲》。

“长崎”号航行了一天一夜，第二天进了长崎港。接着聂耳上了另一艘船，经一天一夜到达神户。他在神户逗留了几个小时，换乘快车前往东京。18 日上午，东京到了。他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神田区神保町，好朋友张天虚就住在神保町一幢三层楼房里。

“每天的时间总是在音乐会中”

张天虚和聂耳是同乡，又是同龄，都是左翼作家联盟成员。更巧的是，张天虚和聂耳同一年离开昆明到了上海。张天虚也是躲避反动当局迫害，早于聂耳一个月从上海到达东京。在神田区神保町，聂耳找到张天虚寓所，房东太太将他引上二楼一个房间，面积六七个平方米，这里就是聂耳在东京的寓所。两个好朋友重逢在异国他乡，简直高兴坏了，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上海情。

第二天，聂耳就忙开了，看歌剧、听演唱会、游览市容、赶海捡海货，还看了曹禺编剧的中国话剧《雷雨》，几乎天天忙个不停。在上海，他为自己订了到东京后四个“三月计划”，要求第一个“三月计划”多学习日文、提高读写能力、突破语言关、广泛接触日本社会、结识日本文化界人士、参加社会活动、提高音乐涵养。

1935 年5 月11 日，他写信给友人，讲了近一个月在日本的大致情况：“到此将近一月，每天大部分的时间总是在音乐会中。日本乐坛的活跃真是有些惊人（当然是比较中国而言），尤其是在这春天，几乎无日没有演奏会，有时每日竟有两三个以上……在‘东亚日语补习学校’上课，每日四小时，因为我是在住贷间（即聂耳住的租屋），练习会话的机会也比较多。”

7 月7 日，他在写给孙师毅（中国著名电影编剧、歌词作家）的信中，也讲了自己在东京为音乐艺术而不停奔忙的情况：“近一月来忙于‘艺术座谈会’的事，我是负音乐方面的责任，此外还参加戏剧和诗歌座谈……本来我是预备三个月的计划将日本话学个大概，结果，仅仅两月工夫便全部实现……看了几次日本话剧，‘新协’和‘新筑地’是比较有劲的……”

这两封信反映了初到日本的聂耳，为了音乐创作，一刻也没有停止奔走，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说，“仅仅两个月就将日本话学了个大概”，“每天大部分的时间总是在音乐会中”。

“左联”在日本有日本“左联”东京支盟，聂耳和张天虚都加入了“左联”东京支盟，用激昂的音符和文学的利剑，从事创作活动。研究音乐创作，提高艺术修养，成了聂耳在日本期间的主要内容。在东京寓所，他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了修改。将曲谱寄回上海，唱响了银幕。

鹄沼海滨遇难

1935 年7 月10 日，聂耳来到藤泽市的鹄沼海滨，第一次亲吻日本海水。13 日、14 日，他又去了海滨，自感“跳浪运动”比较进步，竟然接连“下水三次”!按照行程，他将在7 月16 日返回东京。16 日是他第二个“三月计划”的开始，他要“培养读书能力”“加紧音乐技术修养”。做完这些事情，他就要去意大利、法国、苏联等国家了。7 月15 日。他收拾好了行李，打算第二天离开藤泽。朋友挽留他，碍于情面，他改变了行程，决定在藤泽再耽搁一天。不料，就在“再耽搁一天”中，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日本朋友滨田在其《聂耳遭难时之情形》一文中披露：

17 日下午二时半左右，聂耳又一次来到鹄沼海滨。就要离开藤泽了，他要再洗一次海水浴。和他一起来到海滨的有三个人：一个是滨田的姐姐，一个是滨田的外孙，还有一个是朝鲜人李相南。李相南先下海，随后，聂耳也下海了。他们游了一会儿，李相南等人上了岸，他想与聂耳打个招呼，却不见聂耳在岸上。于是下海去找，还是不见聂耳。大家急了，分头寻找，仍然不见聂耳踪影。一直寻找到夜里十一点，始终不见聂耳。第二天一早，再去寻找，仍然没有结果。回到滨田家，大家接到了警察报告，说是聂耳的尸体已经打捞上来了，嘴里有血，头上也有血。他的尸体，沉在了离下水大约三十米开外的海底。

聂耳再没有回到东京，他的遗体火化后，张天虚等人通过日本东京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将聂耳的骨灰送回上海，寄存在友人处。第二年，聂叙伦从昆明来到上海，接回聂耳骨灰，将他安葬在昆明西山的一个小山坡。西山，是聂耳生前最喜欢的昆明景区之一，读书时曾经有过隐居在这里的念头。冥冥中，他真的回到了这里，静静地、永久地安卧在这个小山坡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