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联名信“改写”中国音乐史

□ 宋学军 王小夕

2007 年12 月9 日，中央音乐学院庆祝邓小平同志对“扩招”批示30 周年庆祝大会后，邓启元、潘一飞、杨峻、左因（左起）合影留念

1977 年10 月，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教育部出台《关于1977 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因“文革”而停止了十年之久的高考重新恢复。是年11 月9 日，文化部下发《关于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招生问题的通知》（文发[1977]122 号），其中附有《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一九七七年招生简章》（“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是中央音乐学院在“文革”时期的名称，学校于1977 年12 月恢复原名）。

“简章”规定，大学招收作曲、声乐、管弦、民乐专业。要求表演专业考生年龄在22 岁以下，作曲专业考生25 岁以下（最终放宽到30 岁），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文化程度。中专招收八年制的钢琴、管弦专业和五年制的民乐专业，招生对象为在校中、小学生。

老师们发现，经过“文革”十年的积压，音乐素质好、艺术才华高的可塑之才，不是一个、两个或几个，而是成批涌现。4 个考点的初试、复试结束后，1 万7千多名考生还剩下400 多人，他们都非常优秀，让求才若渴的老师们难以割舍。如果只按原有名额（105 人）招生，势必造成人才的流失，甚为可惜（录取比例仅为0.6%）。情急之下，6 名青年教师联名上书邓小平同志，反映学校招生考试盛况，建议增加录取名额。

自发集合在一起，联名给中央高层领导写信的李春光、杨峻、储望华、崔静媛、潘一飞、左因6名青年教师，当时并没有直接参与招生工作，但从师生们热议的话题中，他们感受到了这次招考的特殊意义。

一次，时在管弦系任教的左因老师（20 世纪90 年代中叶调到中国交响乐团担任领导职务），遇到刚从上海招生回来的作曲系青年教师李西安（后曾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党组书记）。李对她说，好苗子实在太多了，但可惜的是，作曲系总共只有10 个名额，其中还包括4 个视唱练耳专业，这个名额连上海都不够用，更别说全国了。深知音乐人才的发现和培养都非常不易的左老师，听到此言后甚是着急，考虑到学校领导也有难处（财政、校舍、师资等），便与爱人杨峻，以及储望华、潘一飞等几位平时关系要好的青年教师一起，商量怎么能够留下这些宝贵人才。正当大家为此事一筹莫展时，他们的一位共同的朋友——邓启元先生，提出可以帮助他们。

邓启元早年也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因家住学校附近，经常过来串门。从几位“央音”朋友紧张而兴奋的商谈中，他感觉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于是便把事情告诉叔叔邓力群。

邓力群同志时任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之一，主管文教等工作。他建议老师们最好写一份书面材料，直接呈给邓小平同志。为了能够真实、具体、客观地反映学校招生情况，几位青年教师进行了分工，有人负责搜集材料，有人负责起草、执笔，花了大概三四天的时间。最后，又请来另一位青年教师、时为北京市人大代表的李春光进行修改。信件誊抄完，已是1977 年12 月9 日的深夜，储望华迅速骑自行车送到邓启元位于大六部口的家中，邓接过信后顾不得说一句话，又骑车飞奔到住在南小街的叔叔家。

正是这“惊心动魄”的一夜，不仅改变了很多考生的个人命运，也改写了专业音乐教育乃至当代中国音乐的发展历史。

邓小平同志收到信后当即阅读，并在信的天头处写下“看了这封信反映的情况，很高兴，建议予以支持”的批示（12 月11 日）。后经文化部、教育部等部委的大力支持，学校各部门的协调配合，那一届大学、附中共招213 人，比原计划增加一倍多。

考生们的整体素质之高，专业水平之强，不仅让考官们深受鼓舞，也在社会上引起极大轰动。为此，学校破例举行了考生公开汇报音乐会。消息传出，五场音乐会的门票不到一个小时即抢售一空。之后不久，部分优秀考生又作为代表，参加了有时任国家领导人出席的首都新春晚会。《人民日报》、香港《大公报》和新华社、法新社、路透社等多家海内外主流媒体，均对这一盛况进行了重点报道。

1977 年的招生工作一直延续到1978 年3 月才结束。其热度尚未退去，紧接着又开始了1978 年的招生。

这两批学生可谓精英荟萃，人才济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毕业后成为各自专业领域的骨干力量和领军人物。而在所有专业中，最为突出的是77 级作曲系。当年该系考生多达1400 余人，其中既有音乐基础扎实、素质较为全面的，也有虽未经受过“科班”训练，但实践经验丰富、音乐感觉和创造力都很强的。这种情况下，作曲系的招生名额由最初的10 名增加到近30 名，是扩招比例最高的系。

事实证明，考官们的眼光是敏锐的，也是公正、无私的，正是他们的慧眼识珠，不拘一格降人才，才使中国乐坛涌现出谭盾、瞿小松、周龙、陈其钢、叶小钢、郭文景、陈怡、苏聪、刘索拉等一批具有鲜明个人风格和时代气息的作曲家。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的脱颖而出，不是昙花一现，40 多年后的今天，这代作曲家的影响力依然存在。

这支中国作曲家的“梦之队”，既是中国改革开放大潮在音乐文化界的推波助澜者，也是中国音乐创作风格转型的亲历者和探索者，他们将中国现代音乐推向历史的前台，并以群体的力量，确立了中国作曲家的国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