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溯阁《四库全书》复归记

□ 武 斌

清朝廷对《四库全书》十分珍爱，百般呵护，所以百余年间几乎无事。然而，到了清朝末年，国力不济，内忧外患，《四库全书》也命运多舛，七阁所藏损失过半。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虽保存完好，但此后也经历了许多磨难。

日俄战争期间，俄国军队在盛京皇宫驻扎，盗走许多珍贵文物。俄军撤出盛京皇宫后，盛京将军增祺等人对宫内藏品进行察验，有万余件藏品被盗丢失，大部分为金锭、金条、瓷器、书籍、墨刻等，其中文溯阁《四库全书》丢失39 卷。1905 年日本人内藤湖南曾进入沈阳故宫，他在文溯阁翻阅《四库全书》时，发现“间有缺册”，“疑为俄军占驻时掠去”。

内藤湖南这次到沈阳故宫访书，查看并部分抄录了文溯阁的《四库全书》。1912 年，内藤湖南再次来到沈阳故宫，除拍摄《满文老档》等典籍外，还由富冈谦藏主持，雇佣当地中国人，在文溯阁排选、抄录了《四库全书》中的一部分珍本。一个月间，共抄写了180 卷68 册，其中包括明代写本《礼部志稿》等。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有设立国立博物馆之议。1914 年，古物陈列所建立，从盛京皇宫调拨十一余万件珍贵文物运往北京，划归古物陈列所收藏展览之用。第二年，沈阳故宫文溯阁《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也全部运京，归属古物陈列所，陈放于紫禁城保和殿。《奉天通志》记载：“文溯阁《四库全书》于民国四年由都督段芝贵移运北京。”《奉天通志》还写道：文溯阁《四库全书》移运北京，“本省人士至以为憾”。

按照清帝逊位优待条例的规定，这些运北京的原藏沈阳故宫珍宝文物还是属于小朝廷的财产，古物陈列所展览的文物是“借用”的性质。在1922 年，溥仪小朝廷因经费困难，准备将文溯阁《四库全书》以120 万元售给日本人。消息传出，舆论大哗。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听闻溥仪有卖文溯阁《四库全书》的打算，于4 月22日致函教育部，“竭力反对，其事遂寝”。迫于社会各界压力，溥仪卖书东洋之事遂作罢。国宝免遭劫难，沈兼士立下大功。

沈兼士先生还是清末档案整理的开拓者，为保存清宫档案做出重大贡献。他当时主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在此前的1921年，他得知清代内阁大库档案被时人视为无用之物已售于纸商制作还魂纸用后，立即争取教育部支持，将残存的1506 麻袋大库档案划归北京大学，并主持成立档案整理委员会进行整理，开高等学府整理清代档案之先。1925 年后，沈兼士兼任初创的故宫博物院常务理事、文献馆馆长等职，经多年的努力，把馆内久经堆积、次序凌乱的大量清代档案整理就绪，引起近世学者对于基本史料如档案一类的重视和应用。蔡元培先生称赞他“有功史学，夫岂浅鲜!”

这里介绍一下董众其人，他对文溯阁《四库全书》回归沈阳做出了很大贡献。董众，字袖石，原名董春元，1892 年出生于奉天省法库县丁家房村，少年入村塾读书，1919 年考取北平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国文系，师从章太炎弟子国学大师吴承仕（检斋）、诗圣黄节（晦闻）、古籍名家高步瀛（阆仙）三位国学大师。1924 年董众毕业后，跟随吴承仕教授先后到北平中国大学中文系等大学任教，不久被聘为教授。在就学期间，董众连续数年在京师图书馆研读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积累大量读书笔记和资料。董众还曾进入古物陈列所仓库内，亲眼看到了被冷落的文溯阁《四库全书》。后来他进入北平故宫古物陈列所，对文溯阁《四库全书》进行研读、核对，开始勘察、检索文溯阁《四库全书》的缺损状况，并到故宫“清室善后委员会”借出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以之为蓝本，补钞文溯阁《四库全书》之缺损。因此，董众成为民初遍览文渊阁、文津阁和文溯阁《四库全书》的第一人。

1925 年“北平事变”后，奉天省教育会会长冯广民等人于当年6 月赴北平参加段祺瑞政府召集的“清室善后会议”。董众带领冯广民到古物陈列所参观，见到部分陈列于保和殿的文溯阁《四库全书》。冯广民甚为感叹：“《四库全书》，有清一代文献集古艺文之大成，我奉文化之所系也，人遗之而我不能保之，士君子之耻也，转而东之，余之责焉。”6月6日，冯广民写信给王永江省长：

省长钧鉴：

敬禀者，前奉天文溯阁所藏《四库全书》，于民国三年被段将军运至京师。载籍无存，雅非东省士林之福。溯此书搜罗海内古今典籍，蔚为大观，实我国文化上之渊薮，得未曾有之巨制也。惟运失所，卷帙散忘，则补缀维艰，至为可虑。素仰钧座珍重古物，诱启人文。恭恳卓裁向政府磋商。倘能璧还东省，重整旧观，加意保存，以全国粹。则我省长裨益东省教育功德无量矣。

冯广民等人赴天津求助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又至北京，求助于在北京的奉籍要员如参议杨宇霆、农商部代总长莫德惠和古物陈列所会办梁玉书等，“拟将库书收还，深蒙赞同”。王永江对冯广民的倡议大为赞同，他电告在天津的张作霖，向他说明《四库全书》的重要价值和索还的必要性，同时电告在北京的杨宇霆、莫德惠等人，请他们在民国政府中斡旋。张作霖接到王永江电函后，立即回电，要王永江放心，说此事定可办到。杨宇霆致电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称文溯阁藏本为“奉省旧物，仍归奉省保存”，并言辞恳切地说：“务请诸公秉公持论，允赐发还，将来东省文化日兴，皆出诸公之所赐也，无任感盼之至!”章士钊接电后即提出阁议。1925 年7 月20 日，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国务会议议决，令古物陈列所将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回沈阳，贮置于原阁。

文溯阁

7 月22 日，莫德惠给王永江省长发来电报：“奉天王省长赐鉴，今由津回京，奉电敬悉。《四库全书》已经阁议议决交还保存。惟此书三部中均有残缺，故由内（务部）教（育部）两部清理核对，以便钞补。”奉天方面立即派冯广民、张元俊二人来到北平与董众会合，抓紧时间同“内政部”、教育部接洽，办理文溯阁《四库全书》清点、交接、火车托运等各种繁杂的手续。

冯广民等邀集旅京的奉天省人士，董众邀请其在北平弘达学院东北籍师生，在故宫的保和殿前对《四库全书》进行清点、检查、交接、装箱，内务部和教育部以及古物陈列所都派专人前来监督交接事宜。根据冯广民向省长王永江所做汇报记载：8月3日，完成交接任务。8 月4 日，雇人由保和殿扛运至左掖门外；5 日运至火车站，列车已备齐随时装运；6 日下午9 时装运事竣，“谨加封锁”，11 时启行，8 日凌晨1 点30 分到达奉天火车站，上午9 时“交钧署派员接管”。

这样，36000 余册《四库全书》和5000 余册《古今图书集成》全部运回沈阳。

《四库全书》从北京运回沈阳后，一直归奉天省教育会管理。因文溯阁当时为军队所占，并且其建筑亦需修缮，故暂存于奉天省教育会会址沈阳城内文庙。1926年6 月至9 月，奉天省政府拨专款对文溯阁建筑进行整理和修缮，冯广民亲自指挥文溯阁的修缮工作。同时，经奉天省教育会呈请，奉天省政府同意，建立由奉天省议会、奉天省教育会、东北大学、奉天省教育厅、奉天市政公所等机关要员、各界名流组成的“文溯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以保护此书，并商请部队移出。

根据董众对《四库全书》的勘察核对，1926 年夏，省教育会对其提出的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内缺损的书籍进行确认和补钞，确认文溯阁本《四库全书》缺损16种72 卷。对此，冯广民派谭峻山赴北京，同董众一起，仿照文渊阁本《四库全书》进行补钞、制书。董众从故宫博物院借出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租赁北平弘达学院房间，购进上等笔墨纸砚等资材，组织领导二十几位文人学士，每天用工整的小楷抄写、补撰、修复，其装帧、装潢、书写格式、钤印均依样书仿制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从1926 年夏季开始赴京抄写，“越一载而始成”。这些补缀72 卷77 册的文溯阁新书，极其精美考究，达到御制内府写本水平，经过精细打包运回奉天。其中即有1903 年丢失的书在内。

恰逢文溯阁内部业已装修完毕，修补齐全的《四库全书》重新入阁归架，至此，勘察、补撰、制书、运复工程全面告竣，结束了文溯阁与《四库全书》书阁分离十余年的历史。

1926 年11 月15 日，文溯阁修缮工程完工。1927 年年初，复将《四库全书》入藏阁中，得以“书阁合一”。保管委员会还决定将文溯阁作为《四库全书》永久收藏之所。

文溯阁《四库全书》流落异地十数载璧还，一时成为东三省文化界的一大盛事。1928 年7 月，董众主持奉天文溯阁《四库全书》展示会，敦请各界名士检阅阅读《四库全书》。

奉天省教育会为纪念《四库全书》运复回归，并告诫后人，不要使此书再遭“亡佚转置”之苦，永久存贮文溯阁，使之“垂千古，传万世”，遂撰文《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复记》，镌于砖刻，嵌于文溯阁围墙东壁，以志纪念。1931 年6 月1 日，辽宁省教育会姬振铎会长、王化一副会长在文溯阁前举行《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复记》石刻落成仪式。《运复记》由参与此项工作的董众撰稿，其中详细记载了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复全书因转置而遗失，佚亡阙书目及补修之经过与艰难，更表现了辽宁有识之士为保护国家民族重宝秘籍，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所做的不懈努力。

早在1926 年11 月，奉天省政府决定在沈阳故宫原址上建立东三省博物馆筹备处。1928 年，金梁任东三省博物馆委员长，拟选印《四库全书》，用文溯阁本校印，并议续修总目。张学良对此大为支持，并迅速召开多次高规格军政会议，研究影印、续修、校雠等事项，提出创办文溯阁《四库全书》校印馆，一次捐赠20 万，请金梁担任《四库全书》坐办，主持出版《四库全书》。

在此期间，董众撰写了6000多字的《选印文溯阁四库全书议》，对《四库全书》的改删、弃取、忌讳、伪误、阙漏进行了考证，从全书的内容、版本、社会需要、印刷技术等方面，说明全印工程巨大，徒耗物力，无此必要；同时主张聘请海内知名学者，鉴选珍本影印。但金梁等人选印文溯阁《四库全书》这一计划，因在筹办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太多，耗资巨大，终未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