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和柳宗元：史上最好朋友

□ 我是艾公子 最爱历史

公元805 年是一个多事的年份。这一年，大唐两度换了新主人。

正月，在位27 年的唐德宗驾崩，太子李诵躺在床上（身体不好）当了皇帝，即唐顺宗。八月，唐顺宗“内禅”为太上皇，他的儿子李纯即位，是为唐宪宗。

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间，一场被称为“永贞革新”的新政旋起旋灭，却对参与其中的人施加了毕生的影响。

刘禹锡和柳宗元，这对当时政坛最有名的新星，似乎一夜之间，就从熠熠生辉、奋发有为的年纪，迈入了黯淡哀愁的中年。

他们的苦难，刚刚开始。但是，对于中国历史而言，大唐坠落了两颗政坛新星，却升起了光耀千年的文坛双子星。

一

刘禹锡和柳宗元的经历太像了。

他们在同一年考中进士。那一年，刘禹锡22 岁，柳宗元21 岁。

他们都是家中的独子。他们的父亲在大致相同的年份去世，他们分别返乡丁忧。他们分别经过朝廷的授官考试，分别在京兆府下面的县做官。他们一起进了御史台。

在御史台任职时期，他们一起结识了比两人大四五岁的韩愈，三人过往甚密。

他们本有可能从两人组，发展成三人天团，最终因为不同的选择，韩愈与刘、柳虽仍保持终生的友谊，但中间有过误会，人生也完全错开。

这次选择，实际上就是一次政治站队。

在唐德宗暮年，围绕在太子李诵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东宫侍读王叔文、王伾（即史书所说的“二王”）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蓄势准备辅佐新君进行改革。

刘禹锡和柳宗元均加入了二王集团，备受赏识。在李诵（唐顺宗）继位后，两人一个被任命为屯田员外郎，一个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成为“永贞革新”的核心成员。而韩愈并不反对政治革新，只是因为对王叔文这个人素无好感，或者早已预见到这个政治团体不可能成功，所以没有选择站到二王集团这一边。

在唐顺宗继位前一年，韩愈由监察御史被贬为阳山县令。他严重怀疑，自己遭贬是因为刘禹锡和柳宗元把自己平时非议王叔文的言论，泄露给了对方，从而引来了对方的报复。后世史家认为，韩愈被贬时，王叔文并未掌权，这是韩愈对刘、柳二人的误会。但这次误会，显然在韩愈与刘、柳二人中间制造了隔阂。虽然多年后消除了误会，但韩愈与刘、柳已经不能站在同进退的阵营里。

当二王集团掌权的时候，刘、柳也没有把韩愈召回朝廷。

刘、柳最终建立起最铁的友情，是因为他们不仅共事过，还选择了相同的政治阵营。他们有一样的政治理念、一样的政治遭遇、一样的政治目标。

“永贞革新”是一场短命的政治改革，历时100 多天即宣告失败，跟衰病缠身的唐顺宗的上台与退位相始终。

王叔文和王伾在领导改革之前并无丰富的政治实践背景，只是在各方势力斗争的空隙中找到了跻身要职的机会。唐顺宗身体每况愈下之时，二王集团在拥立太子问题上又出现了重大失误，他们并不拥护后来的唐宪宗李纯继承帝位。所以当永贞元年（805年）八月，唐宪宗继位后，这个革新集团的政治生命就彻底宣告终结了。

而深陷其中的刘禹锡和柳宗元，得到了后世的叹息。王安石、苏轼等人都说，刘、柳二人是天下奇才，高才绝学，如果“不陷（王）叔文之党”，一定前途无量，成为唐代名臣。

但放在现在，我们大可不必叹息刘禹锡和柳宗元的选择。

他们当时是30 岁出头的热血官员，怀着雄心壮志，满怀热情地投入到政治革新之中。事实虽然证明他们还是太理想主义了，但至少他们努力过，奋斗过。

“永贞革新”的失败，演变成唐史中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唐宪宗上台后，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次年被赐死；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不久病死；刘禹锡、柳宗元等革新集团的八个核心成员，通通被贬为边远之州的司马。

他们开始了苦难的人生旅程。

二

柳宗元被贬到了偏远的永州，一个盛产蛇虫野兽的地方，那里再往西南就是广西了。

工业战略部6月曾宣布已与美国签署一份核合作协议。这是英国为确保在脱欧后保障核合作和贸易不中断所需签署的一系列国际协议中的首份。

他是抱着痛苦赴任的，名义上是任司马之职，其实是作为朝廷官员的贬谪罪名，限定不能离境罢了。他天生是一个忧郁气质明显的诗人，心思细密，为人内向，常常想着自己的人生际遇就会落泪。

早年，他父亲柳镇得罪权臣被贬官，他去给父亲送行，父亲对他说：“吾目无涕。”虽然受了委屈，但父亲一滴泪也不流。父亲或许希望以自己刚直的精神，来影响自己的孩子。

长大后的柳宗元，改变不了自己的忧郁和悲观的性格，但他学到了父亲的刚直和勇敢。

他是一个正直、有骨气、有胆气的人。“永贞革新”那几个月，他仕途通畅，想投靠他做官的人很多，但他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做交易。

当王叔文失势后，大难临头，原先趋附革新集团的那些人巴不得赶紧作出切割。而柳宗元非常“不识时务”地站出来，借着替王叔文之母写墓志的机会，大胆地赞颂王叔文，讴歌革新。

柳宗元虽然忧郁和悲观，但他是一个真正的君子。

到了永州之后，他暂住在当地的龙兴寺。

他开始写一些寓言诗，在诗中塑造褪羽的苍鹰、跛脚的乌鸦、待烹的鹧鸪等形象，它们都在现实的压迫下陷入窘境。明眼人都知道他真正在表达什么。他有时候会反思自己在“永贞革新”中的站队到底对不对。他给友人写信，承认自己年轻气盛太单纯了，才导致今天的下场。但他只是想不开的时候自责，从未责备当年一起践行政治理想的同志们。

在永州的第二年，他在一场罕见的大雪中匆匆赶回寄居的龙兴寺，提笔写下了一首千古名诗《江雪》。

柳宗元太孤独了，理想破灭之后，只能偏居在远离帝都的小地方。或许只有来自朗州（今属湖南常德）的刘禹锡的书信，能给他带来一些慰藉和温暖。

很快，昔日的同志、“八司马”之一的凌准的死讯传来，加剧了柳宗元的愁苦。接下来的打击，是他的母亲和女儿在四五年内相继于永州病逝。他的女儿叫和娘，死时只有10 岁，临死时抓着父亲的手，请求不要把她葬在山上，她害怕那里有蛇虫野兽。那一刻，柳宗元凄凉而绝望。

30 多岁的年纪，柳宗元已经衰病缠身，老气横秋。这也埋下了他后来早逝的病根。

直到在永州待了5 年后，他才放弃返回长安的奢望，开始流连于当地的山水。他从龙兴寺搬出来，在冉溪边筑室而居，有在此终了余生的意思。他将冉溪改名为“愚溪”，并用于自称。

当柳宗元来到永州的时候，刘禹锡被贬到了朗州，一个跟永州一样僻远蛮荒的地方。

如果说柳宗元是一个忧郁诗人，那么，刘禹锡就是一个豪迈诗人。

虽然都是遭遇政治前途的毁灭性打击，但在一样的苦难面前，柳宗元的悲观映衬出了刘禹锡的乐观。

这个“没心没肺”的刺头，在离开长安之前就写诗表达他的心情，哪怕政治革新失败了，他也不会向任何人低头，像是一个永不言败的战士，依然举着长矛对准了他所厌恶的小人。

其实，像柳宗元一样，刘禹锡在朗州的日子也不好过。清苦贫寒不说，他的妻子薛氏在到朗州的第八个年头病逝，他只能一个人吞咽生活的苦涩，照顾80 多岁的老母亲和三个幼小的子女。

这个不屈的灵魂，就这样在朗州撑了10 年。

三

整整10 年之后，刘禹锡和柳宗元相逢于返回帝都的路上。

元和十年（815 年），在宰相韦贯之等人的争取下，朝廷解除了对“八司马”的严苛禁令，将刘禹锡、柳宗元等五人召回长安。

只用了一个月时间，他们就回到了魂牵梦萦的长安。然而，来不及庆祝，柳宗元和刘禹锡就遭遇了更为致命的打击。

他们回到长安正值春天，桃花盛开，遂相约赴长安城南的玄都观赏花。向来心高气傲的刘禹锡借赏桃花之事，写诗讽刺当朝权贵。

这下捅了马蜂窝。朝中大多权贵本来就竭力阻挠“八司马”还朝，便抓住刘诗“有怨愤”的把柄进行新一轮打击。

可怜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回到长安还不到一个月，又同时被调任为边远之州的刺史，实际上遭到了比10年前更为沉重的打击。

对于冲动惹祸的刘禹锡，柳宗元没有半句怨言，收拾行囊就准备前往柳州。

当得知刘禹锡要去的播州（今贵州遵义）比自己的柳州更远、更蛮荒时，柳宗元立即上奏，请求与刘禹锡对调任所，理由是他不忍看到挚友带着80 多岁的老母亲颠簸于西南绝域，希望能够稍移近处，让老人家少受点苦。

唐宪宗起初对柳宗元表现出来的朋友义气很生气。幸好御史中丞裴度从中斡旋，好说歹说，终于使皇帝同意改授刘禹锡为条件好一些、距离近一些的连州（令属广东清远）刺史。

患难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

刘禹锡与柳宗元结伴离开了长安，奔赴各自的贬所。到衡阳分别时，两个饱经忧患的老友老泪纵横。他们在诗里约定：如果有一天皇帝恩准咱们归田隐居，咱俩一定要成为邻居，白发相伴，共度晚年。

时间最终残酷地剥夺了他们的约定，衡阳一别，竟成永诀。

4 年后，元和十四年（819 年），在柳州种柳村、行仁政、有口皆碑的柳宗元，再次等来了皇帝的大赦，但召他还京的诏书尚未到达柳州，他就已经病逝了，年仅47 岁。

同年，护送老母亲灵柩还乡的刘禹锡，在衡阳接到了柳宗元的讣告和遗书。他“惊号大哭，如得狂病”。这个一生刚强的人，彻底崩溃了。余生，他有一大半的原因是为柳宗元而活着。

柳宗元在遗书中，将他最看重的两件事——他的子女和他的著作——都托付给了刘禹锡。

刘禹锡将柳宗元的子女视如己出，抚养成人。多年后，柳宗元其中一个儿子考中进士。他将柳宗元的诗文编纂成集，让那些光芒万丈的文字得以流传千古。

完成这些事的时候，刘禹锡也垂垂老矣。53 岁时，他写下了经典名篇《陋室铭》。56 岁那年，他再次得到回京的圣旨。

以前他不怕写讽刺诗，现在他更不怕了。若是再遭贬，他亦不后悔，不平则鸣，他依然是那个直来直去的刘禹锡。他坚信，柳宗元若还在，也会毫无怨言地开始收拾行囊一起走。

又过两年，刘禹锡第三次被排挤出朝廷，或者说，是他自请外任苏州刺史。他一直活到了71 岁，熬过了唐宪宗，熬过了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熬到了唐武宗会昌二年（842 年）。

在临死前一年，他获得了检校礼部尚书的虚衔，但他还是常常念叨他的老友柳宗元。

年轻的时候，他和他一生的挚友柳宗元，被认为是大唐最有前途的政治新星，然而很快就被残酷的政争遮蔽了光芒。

尽管大半生颠沛流离，但他们都没有服输，他们重新燃烧，用诗歌和文章，发出了更亮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