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铁如何抓色狼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和李嘉诚基金会合作，在全国高校做了一个面向女大学生的抽样调查。对这个问题，收到的回答中最多的是：想了解怎么建立性别关系；还有，性骚扰到底是怎么回事？

2020 年年初，浙江大学社会学系举行了一场名为“性别平等、性骚扰与情感霸凌”的讲座。这场原计划面向校内学生的性别课程，却意外地广受欢迎。主讲人是郦菁、尤怡文、吴桐雨，这三位浙大社会学系副教授把讲座开进社会学系最大的会议室，当天人员爆满，甚至还有人站着听。现场将近一半是男同学，除了本院系的学生，还有不少是从校外过来的，甚至还有几位男老师。

在郦菁的成长经历里，同学们普遍不懂如何建立亲密关系；尤怡文则发现，至今仍有人将AV、偶像剧作为和异性相处的脚本，因此产生了不少性骚扰行为。

2017 年，北京公交警方开始了一项“猎狼行动”，专门在地铁抓色狼。摄影记者余荼跟拍了公交总队四惠站派出所的“猎狼”行动，并亲历了十多次抓捕过程。他发现，在“猎狼”行动中落网的嫌疑人名单中，有博士生、银行高管，还有兜里揣着某知名高校邀请函的CEO——此嫌疑人把车停在地铁站附近，专门到地铁里作案。

“还有专门抓色狼的啊”

第一次到派出所时，余荼发现里面坐着几名便衣警察，看起来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有的还戴着手串。这群便衣警察的日常，就是混迹于地铁站里的上班族之中，观察来往乘客的动作和神态，通过一个眼神，他们就能判断哪些人在伺机作案。

蹲守的过程枯燥无聊，便衣们就坐在车站的凳子上，或者守在车厢口、电梯口，遇到眼神躲闪的、在原地走来走去的，在电梯下面盯着人过来的，或者到了站台也不上车，在那东张西望的，“就是我们寻找的目标”。如果一个人从一个车门绕到另一个车门却迟迟不上车，就极有嫌疑。

余荼第一次遇到色狼，是跟着派出所民警去西二旗拍摄早高峰挤地铁的场景。刚走到站台，他看见一个女孩揪着一个男人的衣领，向地铁工作人员大喊：“流氓!抓流氓!”两个地铁工作人员闻讯赶来，一人架住一条胳膊，把色狼控制住。

余荼追上前拍照，那个女孩短头发，穿牛仔上衣和长裤，看起来就不是软弱的性格。让人意外的是，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余荼几乎再没遇到过主动抓色狼的：受害者大都不敢吭声，甚至有人意识不到自己被占了便宜，以为只是人多、拥挤。直到色狼被抓住后，受害者才反应过来：“还有专门抓色狼的啊？”

刘大鹏是“猎狼行动小组”的一名警长。从2017 年猎狼小组成立之初，就成为其中一员。在一次行动中他和其他民警在传媒大学站发现一名地铁色狼。“他故意站在两名女子中间，并趁着早高峰人流拥挤，把手直接伸出来，放在女生的敏感部位，另一只手也有满足自己的动作。”

为固定证据，确保不会因角度和人多等影响，拍摄嫌疑男子的作案过程，民警一路跟踪调查，三名侦查员三部手机同时拍摄。15 分钟后，侦查员在四惠站将男子抓获，并带回四惠站派出所。

“嫌疑男子今年40 岁，整个作案过程，能看出来他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典型的职业流氓。”刘大鹏介绍，事发后，两名女性也前往四惠站派出所指认男子的违法行为。二人表示，刚开始以为是地铁上人多拥挤，不小心被碰到。

“确认过眼神抓到对的人”

15 分钟抓获猥亵嫌疑人，对“猎狼小组”来说，只能是“幸运”的特例。大多案件，需要多位民警花费大量时间精力跟踪调查取证。

与其他案件相比，猥亵类案件取证困难。日常使用的记录方式明显，容易引起嫌疑人警觉，视频影像是最有力的直接证据，但时常受地铁人多拥挤、光线角度等因素制约。

去年夏天，“猎狼小组”发现一名可疑男子，经常在传媒大学站与四惠东站往返，并在乘坐地铁时频繁换车厢，跟随穿着短裙的女子。站在地铁车厢时，男子两手挂在扶手上，抵着前方女子臀部，身体活动幅度很小，在人多拥挤的情况下，很难确定是否在实施猥亵行为。

但男子的精神状态明显和正常乘客不同，低着头眼睛向上，眼神迷离。为了证据确凿抓住现行，刘大鹏和其他侦查员花费两周时间跟踪调查。为了在跟踪中不被发现，每次跟踪的民警都会进行人员更换。

经调整侦查手段，刘大鹏和所里老民警借鉴抓贼的经验，在该男子以同样方法实施猥亵时，刘大鹏用臀部贴着他的臀部，确认对方有动作时，立即进行抓捕。“嫌疑男子正是满足自己的状态，你一抓他，完全吓愣住了，询问也都如实供述。”

回忆这起案例，刘大鹏笑了笑说，虽然嫌疑人看起来没有明显动作，但从去年开始投入猎狼工作以来，民警找到很多经验：贼和“狼”的眼都带“钩”，贼“钩”的是包和手机，狼“钩”的是女性身体。“嫌疑人在作案时的精神状态会通过眼神表现出来，我们常打趣说，确认过眼神，抓到对的人”。

女警花打破嫌疑人心理防线

每次民警现场抓获嫌疑人时，围观群众都会齐声赞叹、鼓掌叫好。但也会遇到女受害人不配合、嫌疑人翻供、证据不直接不能定案等情况。在猎狼小组，储岩是唯一的女警花，负责对前方民警抓获的猥亵嫌疑人进行审讯，以及对女事主的询问笔录。

之所以选择女警，四惠派出所副所长王永超介绍，储岩有着几年的审讯工作经验，在审讯中非常细心，善于找到嫌疑人的心理薄弱点进行攻破。

此前一起案件中，猥亵嫌疑人被抓后，拒不承认。储岩发现，审讯中，每次提及妻子，对方情绪就会出现波动。抓住这点往下问，嫌疑人才开始松口说，与妻子感情好，但分居两地，后来妻子放弃工作来北京，他的心理和工作压力大，却无从排解，因而选择这种方式，寻求刺激。

最能发挥储岩特长的，是跟女事主的交流。面对异性民警，女事主很容易产生心理压力，可能会出于不好意思，对案件的叙述避重就轻。

“已经摸到臀部的，说是摸了腰；已经伸进裙子里，说成是碰了大腿，和现场视频证据全然对不上。女事主面对我的时候，没那么多顾虑，当然这也需要沟通技巧。”储岩说。

即便如此，仍有诸多女事主出于害怕，觉得丢脸，思想传统，认为涉及隐私，不想麻烦等原因，拒绝配合调查。

她还记得此前一起案件。涉嫌猥亵男子被民警抓获，带出高碑店地铁站车厢。由于这类事发多是早晚高峰期间，车厢内人员较多，民警多会留下事主联系方式，针对事主空闲时间再进行详细询问。

“在现场怕女孩有心理压力，被周围乘客盯着，我就在手机上写了一行字‘我是警察，您是否刚才被骚扰了’，女孩点头，并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储岩回忆，此后，她一直在通过手机与事主联系，希望她能对嫌疑人进行指认。

虽然目睹色狼被带走的全程，事主却拒绝任何指认，并警告储岩，“别再给我打电话了，否则我就打110 投诉你。”由于证据不足又缺少事主指认，嫌疑人只能被放走。

约一个月后，该男子再次在地铁作案被抓获。因为证据确凿，且此次事主配合调查进行指认。孙某被拘留后，储岩给上次拒绝的女孩发了条短信，大意是“上次的嫌疑男子再次作案，被民警抓获，这次被拘留了。”女孩回了条短信，“不好意思，上次我是害怕，你们辛苦了，感谢你们。”

地铁里有了更多“猎人”

近年来，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相继成立20余支“猎狼小组”，将“猎狼”铁网在全市轨道交通系统内全面铺开。

刘大鹏想起最初成为“猎狼小组”成员时，大家都是一张白纸。既没有这类案件的工作经验，成员也不是专业的挂外线（即跟控嫌疑人）民警。“猎狼比较重要的是跟控嫌疑人，怎么跟踪嫌疑人不会发现，还能把违法行为动作通过手机视频拍摄、留存下来，是我们一直工作成长的关键。”

跟控嫌疑人过程中，刘大鹏也曾遇到过诸多不顺。他记起，一次早高峰，嫌疑男子正将手伸进前方女子的裙子里，当时因为光线问题，手机拍摄不清。自己试图靠近嫌疑人，不得不挤过拥挤的人群。

“我拉了一位男乘客的胳膊，可能是天气比较热，对方情绪不好，反过来就是一胳膊肘打到我。我把手机录像打开，放在他眼前，他自然地跟着我的手机视频往下看，发现前方有男子进行猥亵行为时，才转身让开。”刘大鹏说。

随着猎狼小组的行动，刘大鹏介绍，到今年，地铁猥亵案件在减少，与此同时，嫌疑人的警惕性增加，抓捕也更难。民警们开始拓宽思维，把地铁站内的站务员、文明引导员、乘务管理员都发展为信息员。在日常工作中，彼此间达成无言的默契，一个眼神、一个暗示动作、一个微妙表情，就明白其中的意思。

性别教育缺位

绝大多数被捕者会说自己是初次犯错，也有不少人把性骚扰行为归结为自己生活不顺利——有位装修工人声称丢了钱，“来泄愤”；还有人说自己被老板批评了、和老婆吵架了等等。民警抓过一个小伙子，进地铁站前就解开裤链，裸露下体，用书包稍加遮挡，被抓后，他说这种流氓行为让他感到放松。

2018 年，MeToo 运动席卷全球，性骚扰与性别平等的讨论在舆论场层出不穷。这项控诉性骚扰行为的运动，随后在学术界、公益圈、传媒界爆发。一直关注MeToo 运动的郦菁说：“它成了一个全国议题，讨论的广度和深度是之前的单个案例完全不能相比的。”

郦菁认为，性骚扰的本质是性别不平等。

余荼发现，被捕的色狼几乎没有共性。被抓后，有人死不认错，有人痛哭流涕；有单身的，也有已经结婚生子的；有无业的，也有开豪车的公司老总；有没读过几年书的，也有还在学校的博士生。

民警抓过一个某知名高校毕业的公司高管，此人受邀参加百年校庆，结束后开豪车专程来了趟传媒大学站，在地铁上性骚扰女学生。

“被警察抓住后，他还傲慢得不行：‘我什么女孩没见过？’”余荼说。

余荼展示了他拍过的色狼，从照片上看，这些人和我们在大街上见到的没什么两样。他们看起来都挺年轻，有几个还戴着眼镜，看起来很斯文。面对镜头，色狼们低头认错，不过，在这个特殊身份之外，他们是父亲、是儿子，也是学校的学生、单位的员工。

目前，有不少高校开设了性别平等或与女性相关的课程，课堂上，学生们可以探讨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在生育和教育方面遭遇的不平等。但除此之外，郦菁发现，几乎没有一门课程可以告诉学生们怎么建立亲密关系、怎么在亲密关系里追求平等。“大部分课程讲性别不平等的结构性原因，但在微观层面讲怎么实现性别的相对平等，是非常罕见的。”

在郦菁的成长经历里，学校的教育是去性别化的。学校要求男女生穿统一校服，宽大的校服其实掩盖了两性的身体特征；有些学校甚至规定女孩不能留长发。而在日常的教学中，老师很少提及性别问题，“把你们作为无性别的个体对待，也就是我们说的，男生女生都一样”。

在升学压力下，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都禁止学生们早恋，尤怡文认为：“他们不会告诉你，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该如何在不伤害对方的情况下去表达，或者当对方拒绝了你的告白时，又该如何调节自己的心情学习接受。”

在去性别化教育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容易面对这样的问题——不懂得怎样建立亲密关系。进入大学后，面临人生的新阶段，很多人会因此迷茫，郦菁发现，有些女孩对亲密关系表现出胆怯和拒绝。

尤怡文提到，在浏览网络论坛时，她发现了不少“撩妹”技术帖，将流行文化中霸道总裁的“壁咚”“腿咚”“摸头杀”等招式应用在现实生活中。“学校不教、爸妈不谈的状况下，青少年只好通过这样的方式学习。这些缺乏正确性别平等教育的青少年，极有可能成为性骚扰或性霸凌的加害者却不自知。”

“出发点就是保护学生”

通过这次关于“性别平等、性骚扰与情感霸凌”的讲座，尤怡文希望让学生学会尊重别人、保护自己。会议结束前，她告诉来到现场的学生：“我们希望能提供一个诉说的地方。”如果有学生遇到性骚扰这类麻烦，可以联系她咨询。“在有限的制度环境，我们能做的或许不多，但我们希望能让学生知道，这里有人愿意聆听陪伴。”尤怡文说。

余荼曾遇到一个色狼，后者坦言自己做了父亲，每次在地铁上性骚扰女性都很愧疚，也很害怕，但这个毛病就是改不掉。被警察抓住后，他的心里反倒彻底踏实了。

按照要求，色狼去到派出所除了拍照、录指纹，还要写一份检讨书。在面对“如果是你的妻子、姐妹在公共场所被别人这样对待，你怎么想”的质问时，有的人会耍赖，说自己没有家人；也有的人迷茫、彷徨，甚至向警察求助，反复问——“你能帮帮我吗？”

“亲密关系中的不平等，特别是霸凌或控制的行为，很多时候是私人问题，但也必须有公权力的介入。”郦菁认为，面对性骚扰行为，要进行教育，要有惩戒机制：首先让这些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有什么问题，每个人该如何平等地看待各种关系；如果无法通过教育纠正，就要通过强制的公权力来解决，保证社会公平、公正，保证公民人格的平等。

“从社会公共层面上说，我们可以进行教育，通过媒体、学校或其他公共教育渠道进行。不光是教育受害的人、施暴的人，也要教育那些有问题的原生家庭的父母，也教育公众。”郦菁希望，通过性别教育，不仅帮助受害者，也挽救施害者。

几次跟拍下来，余荼发现地铁色狼的喜好各有不同：有人喜欢穿裙子的，有人喜欢穿牛仔裤的，有人专门选长头发的，有人喜欢瘦的。所以，是否会被盯上，并不完全是由穿衣打扮决定的。

猎狼小组的民警说，女生们该怎么穿就怎么穿，这个花花世界，大家要像花儿一样，应该活得丰富多彩一些。至于违法者、犯罪嫌疑人，就交给警察来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