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护照百年

1904 年，清政府外务部核发的护照

美国护照得用接小费的姿势捧着；波兰护照几乎等同于“地理新发现”，得像“山羊读广告”那样瞪着眼好好打量；苏联护照最烫手，宛如“两米长的响尾蛇，正吐出二十条舌头”……没有人能想到，在2020 年，由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描绘的这一“护照众生相”，将被新型冠状病毒彻底颠覆。

7 月2 日，因获知欧盟开放边境，具有美国、意大利双重国籍的37 岁女企业家费德里卡·法纳里和家人乘坐一架私人飞机从美国科罗拉多州伊格尔市机场起飞，赴意大利度假，随后被撒丁岛卡利亚里埃尔马斯机场边检人员拒绝入境。由于美国疫情严峻，每日新增感染病例以万计，邻国墨西哥与加拿大均对其采取了严格的边境管制政策。

《纽约时报》一篇报道称：“长期以来备受赞誉的美国护照曾经是权利和例外主义的象征，如今却成了污点。”亨氏护照指数（Henley & Partners Passport Index，一项针对全球不同国家公民旅行自由度的排名）创始人克里斯蒂安·卡林也在4 月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指出，2020 年，置身新冠肺炎重灾区的西班牙公民在旅行方面的自由度也许与孟加拉国公民不相上下——而从亨氏护照指数来看，前者与后者的排名此前一度相当悬殊。

以这场传染病触发的跨境出行危机为起点回溯，一个世纪前的1920 年，国联召开的一场会议建立了关于护照格式、申领与检查流程的标准，标志着现代护照的正式诞生。从手写的、字迹潦草的纸质文件到内含生物特征资料的非接触晶片，护照的形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却一直裹挟在安全与自由、监管与流动、不平等与“世界大同”的激烈碰撞中。

护照宛若一面镜子，折射着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十字路口

广义的“护照”其实有上千年的历史。无论是《圣经·旧约》中波斯国王亚达薛西一世签发给尼亚米，以协助其进入犹太王国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书信，还是《西游记》中唐三藏在西域各国一路倒换的“通关文牒”，在交通闭塞、旅行与流动并未成为风潮的前现代社会，不同地域与文明间的有限互动，都借由这些在特定领土边界内公民自由通行并确保安全的信用证明进行。

有关现代护照雏形的记载，被认为最早出现在1414 年的《英国议会法案》中。到1540 年，授予这种旅行证明成了英国枢密院的专属职能，“passport”一词也已被广泛使用，尽管它的来源究竟指代“进出海港”（英语的port）还是“越过城门”（法语的porte），并没有定论。

在这126 年中，从新航路中获益颇丰的西班牙与葡萄牙以“教皇子午线”（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西约550 公里的子午线）为界，第一次划分欧洲之外的势力范围；以西北欧为中心的“世界性经济体”渐渐显现轮廓，缅甸与锡兰的宝石、中国与波斯的丝绸、美洲的烟草与白银、英国的呢绒、法国的葡萄酒，开始汇集到比利时西部城市安特卫普的市场上。

曾经彼此隔绝的地理空间正在逐步发生联系，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言，人们交换的剩余产品开始从市场这个狭窄的缺口中慢慢通过。与此同时，法国思想家让·博丹在《主权论》中提到了“主权”——一种不受法律限制的永恒权力。待到法国大革命期间被逼下台的路易十六与王后玛丽拿着一本署名“德科尔福夫人”的护照企图潜逃出国，却被堵截在奥地利、荷兰边界，并最终没有逃脱走上断头台的命运，这种永恒权力已经不再与他们的头衔紧密挂钩。威斯特伐利亚战争后，“主权”就逐渐超脱于特定宗教与统治者的束缚而与国家结合，并奠定了国家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体的绝对地位。

换言之，护照宛若一面镜子，折射着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十字路口。出于对个人迁徙自由的保护，在大革命中诞生的新法兰西共和国一度取消了护照。但当内战、白色恐怖和以扶植波旁王朝为名大举入侵的普奥联军成为威胁，当大量技能熟练的农民、工匠和拥有一定资产的人士因为厌恶社会失序而选择出国流亡，甚至引发财政危机，公众对间谍、劫匪、颠覆行动策划者和“人民公敌”的恐惧战胜了对迁徙自由的渴望，通行证制度恢复执行。

随着1848 年欧洲革命、普奥战争、普法战争的到来，欧洲护照与签证制度逐渐收紧，但更重要的是，萌芽中的民族主义催生了与之相关的利益诉求，并最终为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伏笔。1792 年4 月24 日，《马赛曲》于斯特拉斯堡市政府唱响，这首歌曲将所有参与反抗普奥联军的法国人比作“祖国的孩子”，即将共同抵抗“欧洲的暴君和佣兵”。

当“祖国的强大”前置于欧洲认同，边境、领土随之变得神圣、敏感起来。按照《护照的发明》一书作者、美国学者约翰·托尔佩的说法，在19 世纪，人们不再被允许随意进入他国领土，只享有返回原籍国的自由。而护照的作用，正是证明他们来自何处。

一度形同虚设的护照被赋予越来越重的分量

1938 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旅居英国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失去了他的护照，成了一名流亡者，被迫向英国当局申请一张白卡（无国籍者身份证）。不知不觉间，年轻时随心驰骋于柏林、巴黎、伦敦、印度、中南半岛乃至新大陆，却不怎么需要出示护照的记忆彻底成为历史。他必须面对无休止的盘问、登记、编号、检查，盖章，为林林总总的“同意”“许可”心力憔悴。坐在长凳上等待办理白卡的时候，茨威格想到一个流亡俄国朋友的话：“早先，人只有一个躯体和一个灵魂，今天还得外加一个护照，不然，他就不能像人一样被对待。”

尽管19 世纪见证了诸多民族国家雨后春笋般的亮相，青年茨威格的经历却显示了一种工业革命催生的相反趋势，在新交通技术的加持下，资本、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成为可能和必需的，主要商业中心也开始连结成超越国境线而存在的金融、贸易网络。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乘坐火车穿行欧洲越来越普遍，对于护照的检查也没有那么严格。1840 年到1914 年，约有3400 万欧洲人定居美国，移民阿根廷、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的欧洲人也以百万计。在纽约埃利斯岛，他们只需要接受粗略的健康检查和质询，便能畅行无阻，直至落地生根。与之类似的是，他们的护照照片可以是和家人的合影，也可以是戴着帽子、墨镜的全身肖像。

但茨威格口中“世界属于所有人，每个人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在那里待多久就待多久”的黄金岁月，或许只是现代社会全面降临前的短暂过渡期。美国哲学学者、艺术家曼努埃尔·德拉达指出，在现代社会，通过各种审核、检查形成的档案与卷宗积累了关于个体的事实，并强加给他们一个既非主观感受又非思想经验的“真实身份”。这种“真实身份”既是以国家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对他们实行统一管理的中介，也是他们参与公共生活的入场券。

当一切社会性行为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都被以标准化形式评估、记录，身份证明就由人的附属品升格为主宰者。相应地，出国变成一件既简单又复杂的事情，跨境旅行的时间大大缩短，但一度形同虚设的护照却被赋予越来越重的分量，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甚至与一个人的“家底”联系在一起。1984 年，时任国家干部的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兼主任王辉耀准备赴加拿大留学，为申请护照向单位递交的材料加起来就有一本书那么厚，公安部门还核查了他的出身、家庭成分、海外关系、政治思想情况，总共耗时1 个月。

国家通过护照与签证控制跨境迁徙，筛查流动人口，也几乎与现代社会相伴而生。早在19 世纪80 年代，法国和德国就开始对境内外国人的居住与活动实行限制，以阻止他们以更低的薪资要求、更具竞争力的技术同本国人抢工作。

茨威格在异乡怀念昨日的世界的时候，正值希特勒政权开始排斥、屠杀犹太人。德国、奥地利籍犹太人的护照被印上鲜红色“J”字标识，因此出逃无门，命丧集中营。疯狂膨胀的国家机器一旦与保护主义、民族主义结盟，初衷在于为公民出行提供方便的护照，反而有可能成为以“安全”之名戕害自由的工具。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为犹太人签发的数千份中国签证，使他们得以从危机四伏的欧洲辗转至上海避难，并成为黑暗时代一缕微弱而温暖的人性之光。

“国家实力决定护照含金量”？

与护照有关的生意，绝不仅仅存在于《卡萨布兰卡》那样遥远而传奇的电影中。

2015 年，一本叙利亚假护照的价格在脸书群组中被炒到1800 美元高价。由于内战爆发，叙利亚公民有权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合法取得难民身份。制造叙利亚假护照出售给希望去欧洲寻求庇护的中东、北非人士，成为利润丰厚的地下买卖。

除了求生，为护照投资还意味着获取更多特权，就像移民中介在广告中描述的“薅羊毛”捷径——圣基茨和尼维斯是避税天堂；想在欧盟国家工作、居住、买房、投资，可以从争取塞浦路斯或马耳他护照打开突破口；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成功人士，“未来十年只拥有一个护照会很危险”。

2006 年5 月22 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移民局护照和签证处启用包含微芯片的护照，即在护照中放置一个记载个人信息的微芯片。

2011 年3 月2 日，北京，乒乓球国手张怡宁来到美国大使馆办理赴美留学签证。按规定，留学生在一年的留学期内不得擅自回国，这也意味着这位奥运冠军无缘伦敦奥运会。

生意总与资源稀缺和不对称相关，所以，当护照成为商品待价而沽，它至少提示了一个现实：尽管互联网正在拆除各种高墙，尽管很多都市白领开始尝试周末“打飞的”去曼谷泡夜店、去胡志明市品尝牛肉汤粉的“漂移式休闲”，但全球流动背后的不平等并没有消失，“出行自由鸿沟”也因为阶层差异而变得越来越难以改善。

对于经济实力有限的群体而言，出国很难成为他们改变命运、应对变故的选项，他们无力支付变更护照所需的巨额投资，即使能够登陆异国土地，要实现居留也必须克服各种严苛挑战。因为，对于他们栖身的土地而言，他们更像索取者而非给予者，甚至被认为有潜在的麻烦与威胁。相比之下，资产与身份证明的一体化，使得富豪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来去自如。《2019 全球财富迁移报告》就提到，2018 年，全球有10.8万高净值人士（财富超过100万美元）移居他国。

从宏观层面来看，催生现代护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本就彻底重塑了人类的共处方式：国境线明确切割了民族、宗教、语言、文化之间若有若无的边界，有关利益的冲突与共识左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一本护照意味着优势还是负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在这张错综复杂的网络中扮演的角色，而评估这种角色的主动权，又往往掌握在维持世界秩序平衡的巨头手中。

比如，2015 年，美国国会投票立法，规定所有“安全风险”国家相关人士必须持额外签证赴美。特朗普政府随后签署旅行禁令，停止向伊拉克、叙利亚、伊朗、苏丹、索马里、也门和利比亚7 个伊斯兰国家的普通公民发放签证，理由是预防从上述“高危地区”输入恐怖主义。但无差别地为一个宗教、一种文化盖上“安全”或“危险”、“朋友”或“敌人”的烙印，在正当性上始终值得怀疑。

在过去100 年中，护照也是推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舞台。“国家实力决定护照含金量”的说法未必准确，但一个国家能为技术、资本、财富、劳动力的跨境流动作出多少贡献，一个国家是否在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中占有一席之地，多少决定了一本护照能带着它的拥有者旅行多远。

比如，拥有巨大石油财富的海合会成员国彼此间互免签证，其他阿拉伯国家却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与此同时，在阿联酋境内生活的“无国家人士”（Bidoon，指未能登记国籍的游牧部落，在海合会国家相当普遍）长期无法取得公民身份，从而与该国健全、丰厚的福利待遇无缘。而阿联酋政府2008 年提供的“解决方案”，是以价值上千万美元的“发展援助”为代价，从非洲小国科摩罗为其购买国籍。一个国家是否有权力用公民身份筛选它的公民，则又是另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所以，也许还未到时候对“世界公民”这一表达作太过乐观的想象。它指代的可能是一个习惯做“空中飞人”并可以随时从诸多护照中抽出一本来进行资产布局的精英；也可能是拼上性命在地中海浪涛中泅渡的叙利亚人、生于难民营的“撒哈拉威”，或者藏身香港重庆大厦的庇护寻求者。即使实体护照可能会在未来消失，但它标榜的差异与界线，却永远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