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条没有尾巴的导盲犬

□ 刘红庆

母亲是个盲人，她17岁生了我。我长到四岁的时候，弟弟出生了。他没有睁眼。见多识广的奶奶说：“小猫是出生七天后才睁眼的。”于是，我们全家人开始等待。可七天过去了，弟弟还是没有睁开眼睛。此后等了无数个七天，弟弟依旧没有睁开眼来。

奶奶早没了，父亲也没了。最伤悲的是，2008年年初，不足六十岁的母亲也没了。弟弟依旧没有睁开眼。我家最疼弟弟的上两代人，都没有等到弟弟看见光明的一天。

整个的童年、少年时代我在太行山上度过，我有我的欢乐，我有我的悲伤。欢乐是母亲给我的，悲伤也是母亲给我的。母亲带着我和弟弟看太行山盲人宣传队的演出，给我们讲述盲人们讲述的故事，开启我和弟弟最早的关于艺术与人生的感知。她，也唱在乡间传唱的歌谣。

父亲去世后，弟弟成了太行山盲艺人中的一个，一年四季行走在苍茫的太行山中，行无定踪，居无定所……

我在太行山的岁月，家里养的更多的是猫。现在弟弟还养着两只，不外出演出的时候，一起床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喂猫：两根火腿。他摸索着从柜子里取了火腿，坐在屋子中间的小凳上，用牙咬开火腿的皮，一点点送到猫的嘴里。两只猫在他身边“喵呜……喵呜”地叫，也成了我们家的一景。这时候，我陪母亲睡在里屋的床上，病中的母亲乐乐地向我介绍说：“这是寻它爸爸吃火腿了……”

家里的猫都没有起过名字，而狗往往都是有名字。我记得的太行山里的狗，有两条。

“四眼”是一条黑色狮子狗，它有一对白眼圈，好像戴着一副眼镜，可识文断句似的。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我去父亲的单位，除了看见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就会看到“四眼”。它与大字报一起诉诸我的视觉之外，还可诉诸我的听觉。因为它看见陌生人就会叫：“汪，汪汪……”但是那时候，人的叫声比狗大，所以“四眼”更有修养，像个文质彬彬的学者。

父亲在单位里是一名刮肠衣的工人，每天和油星肉头儿打交道，“四眼”的食物主要来自父亲，于是它便与父亲更亲近。父亲下班回家，“四眼”也会尾随而来。胆小的我很小就敢抚摩它了。一次，我去父亲单位，还独自带着“四眼”走了一段远路回家。“四眼”走一走就撒点尿。大人告诉了，它要留下回去的路标。我便觉得“四眼”很神奇。

但是，还是有一次我在父亲单位门外探头探脑地走动引起了“四眼”的警觉，它“汪汪”地一叫，吓了我一跳。我以为它记住了我，时间长了，它也会偶尔有忽略老朋友的时候。

那几年，单位里的职工分成了两派斗，但是“四眼”并不歧视被斗争对象。“大肚文生”是邢台来的员工，上衣口袋里插支钢笔，一副知识分子的派头。大字报上有他的漫画像，他的身边是单位的“四眼”。我想，只有“四眼”做了“大肚文生”的同党而不至于被批斗。“四眼”是不是会令那些受迫害的人感受到更多的温暖?

几年之后，已经十几岁的“四眼”实在太老了，毛也缺少了光泽。一天，它躺着不起来，眼光流露出无望的悲哀。我问父亲：“它怎么了?”父亲很柔和而悲凉地回答：“不行了。”

单位的院子里有几个人，大家无奈地关注着“四眼”的老去。

后来听说职工们埋葬了“四眼”。

“来负责”是上中学后家里养的一条黄狗，名字是父亲取的。那时候，我们租住了一个独立的小院，父亲取这个名字是把看门的责任交付给了狗。于是，很多年前的太行山乡下，你会听到一个男人有力的喊叫：“来负责——来负责——”那是父亲叫我们家的狗。这样叫得久了，父亲渐渐地省略了最后的一个字，于是，父亲喊叫狗的声音便成了：“来富——来富——”像一个人的名字了。

上中学实在是一件很忙的事情，我与“来负责”相处的细节大多没有留下印迹。依旧是父亲从单位里带回了肉屑给它，但是它温顺的性格，漂亮的皮毛，实在不知道在我抚摩下给我带来过多少快乐。

突然，不论父亲怎么呼叫，“来富”却不再出现。后来，会熟兽皮的父亲接到他的朋友的一个活儿，是一张黄色的狗皮。父亲就和他的这个朋友绝交了，因为父亲认出这张狗皮正是我们家“来富”的皮。我是听母亲说起这件事的，我并没有亲见这张皮，我不知道深度近视的父亲怎么就一定判断出这皮就是“来富”的，并且判断是他的朋友杀了我们家的“来富”。

上了大学我在另一个城市，在那里的中学兼做教师，与一群男孩子们相处亲密。那时，正赶上兴起的一个“打狗热潮”，我的喜欢狗的学生，把他养的一条狼狗，牵到我所在的学校，说是城里“打狗打得狠”，希望他的爱犬能在我那里躲避战祸。

但是，很快，狗就被牵走了。可能风头过去，可能那个学生思念他的狗。反正这个狗与我并未处熟，我也不知道它的名字。

参加工作后，是在一个偏远的乡村中学，教师不多，女的只有一个。一天，大个子体育老师呼喊唯一的没有结婚的而整天想恋爱的女教师：“鸣凤，鸣凤，快来看呀!”

整个学校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件，同事们纷纷到院子里，结果是两条狗“连”在了一起。鸣凤打扮整齐出来了，一看，是两只狗在交配，脸顿时红了，啐了大个子一口。

可是，狗都不脸红，鸣凤脸红什么?我便想不通。

弟弟在埋葬着奶奶，埋葬着父母的太行山行走着，在埋葬着“四眼”“来富”的太行山行走着，在大个子叫喊、鸣凤脸红的太行山行走着。他唱着他的《光棍苦》，唱着他的《瞎瞎活了这辈辈》，嚎啕的声音，穿透整座的太行，乡民们唏嘘着，专家们感动着，而我牵挂着……

在没有了母亲的太行山，弟弟成了我唯一的牵挂。

带着这个牵挂，在埋葬完母亲不久，我回到北京接了写作一本书的任务，是关于导盲犬的。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写好，但是我愿意去了解，也借此驱散沉重的太行山压在了心头的阴霾，毕竟母亲的去世使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伤悲。

2008年初夏，我在大连见到了王靖宇，听他讲述他和导盲犬的故事。我突然醒悟了过来：其实，我就是一条没有尾巴的导盲犬。因为在我童年、少年时代，都是我拉着母亲上街，采购家里需要的东西，与亲戚走动也是我拉着母亲去。“盲杖”是在盲人手里的，盲人去不了的地方，盲杖一定也去不了。可是“导盲犬”不一样，它比“盲杖”多了主动性。可以替盲人做出判断。而我的童年、少年时代，我的智商应该和“导盲犬”不差多少。

后来弟弟拥有了导盲犬，一条没了，王靖宇教授又给了他一条。很多人都希望弟弟在太行山上独自行走的时候，有一条狗相伴。

有时候我想，假如有来生，我做什么?就做一条“导盲犬”吧，为像我母亲，像我弟弟一样的人，做他们的另一双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