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开幕大戏”

□ 佚 名

1979年，邓小平在美国总统卡特的陪同下于白宫草坪发表演说

“久已关闭的窗户重新打开！”

1979年1月29日，中国农历大年初二。这一天，在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看来，是中国人“向慈善的神灵打开所有门窗，忘记家庭争吵的时刻，是团聚与和解的时刻。”事实上，这一天也是“中美两国团聚并开始新历程的时刻，是久已关闭的窗户重新打开的时刻。”当卡特总统在白宫外的广场，用这样富有比喻意味的语言，向三十年来首位访问美国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表示敬意的时候，世人明白，中美关系的新时代已经到来。37天前结束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向世界宣告，中国即将实行改革开放；28天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联想到这些事实，敏感的政治家大多已经意识到，中国与美国的这次拥抱也许将比七年前的那次握手，更加深刻地影响它们各自乃至整个世界的未来；而在时任中国政府副总理的邓小平心里，为了中国刚刚起步的改革开放，这种深刻的影响，甚至是必需的。

同样意义非凡的欢迎场景也曾出现在1972年2月21日的北京。对于尼克松总统的那次中国之行，国际政治学家们多用“破冰”、“解冻”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不错，在尼克松走下“空军一号”的那一刻，中美冰冻20余年的政治关系终于开始转暖；而作为“破冰”、“解冻”成果的《上海公报》也确实成为日后中美建交，以至今天中美关系的发展确定了一些基础性原则。但是，1972年中美间的亲密接触却并没有像很多人期待的那样，导致两国建立外交关系。

事实上，当年尼克松向中国示好，几乎完全是出于拉拢中国抗衡苏联的战略考虑。据曾经亲历中美建交的中国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回忆，尼克松在访华期间很少提及与建交、中美友好相关的事情，而是全力引导中国仇恨苏联。每次会谈，尼克松总是花大量的时间告诉我们的人，根据美国得到的情报，苏联已经把多么先进的武器对准了中国，并且在中国的边境上集结了多少军队等等。毛主席在了解情况之后，曾派人带话给尼克松说“我们对这些没有兴趣，我们主要谈台湾问题”。在当时的美国看来，为了一个前途黯淡的中国大陆而放弃台湾这艘太平洋上不沉的航空母舰，显然不是个明智的抉择，于是建交之事也就无从谈起。

既使是在意义重大的《上海公报》里，中美双方也只是在用“霸权国家”的说法指代苏联，并表示将“反对任何国家谋求霸权的努力”这样的问题上显示出高度一致。而在其它方面，中美各自的态度似乎都难以鼓励起对方继续靠近的信心。比如中国在声明中开门见山地宣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美国则仅仅表示，“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至于谁才是这“一个中国”的合法政府却并未提及。

尽管后来发生的水门事件搅乱了尼克松改善中美关系的计划，但是中美1972年接触时的一些细节，似乎就已经预示了在通往两国建交的路上，尚存在许多艰难。

转机发生在1977年，这一年邓小平在中国政坛复出，吉米·卡特就任美国总统，久拖不决的中美建交问题共和国国旗第一次升上了美国的天空。随后，卡特陪同邓小平检阅了三军仪仗队。对此，曾有美国记者评论说，一个国家的总统举行如此隆重的仪式，欢迎另一个国家的副总理，并陪同检阅仪仗队，这在世界外交史上实属罕见。

这种罕见的隆重无疑传达出了美国对中国副总理的善意，但邓小平此行却并不是在所有人看来都能算作好事。早在邓小平出发之前，我国的安全部门就已收到警报。台湾的一名高级特务声称将在邓小平访美期间“给他一点颜色看看”。美国的一个反华组织准备收买意大利枪手进行刺杀活动。一些亲台分子则表示，要做一些让邓永远难忘的事。就在刚才卡特总统致欢迎词的时候，离讲台不远的记者群里还突然窜出一男一女，挥舞着拳头，大声呼喊一些反华的脏话。好在扮成记者的美国特工立刻将他们架了出去，因而并未给欢迎仪式造成太大的影响。

事实上，邓小平对此早有心理准备。在邓小平抵达美国当晚的宴会上，布热津斯基曾不无顾虑地告诉他，中美建交公报公布后，美国亲台势力的反对声甚嚣尘上。因此，卡特总统特意拜托邓小平副总理在访问期间帮助白宫做些工作。当时，布热津斯基还半开玩笑地问邓小平，“卡特总统在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小的阻力，你在中国也有同样的麻烦吗?”邓小平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啊，在我们的台湾省就有很多人反对！”

向美国各界展示真实的中国

美国提出的请求实际上为邓小平提供了一个向美国人宣传中国的机会，这当然是件好事。于是在访问期间，邓小平便常常不顾车马劳顿，接二连三地参加各种有政治家、企业家、学者、新闻媒体等参加的见面会。通过这位真诚、友好、务实的领导人，一个真实的中国及其未来真实的希望开始在美国人面前逐渐清晰起来。

为了给邓小平和美国商、政界人士创造直接交流的机会，卡特在邓小平访问华盛顿期间特意为他在肯尼迪艺术中心安排了一场盛大的文艺演出。据知情者说，在此之前，白宫还从没有为哪个国家的领导人专门举办过类似的欢迎晚会。由于白宫无力独自承担演出的经费，许多企业家便纷纷以大宗购票的方式予以支持。晚会请来了多位美国知名人士充当报幕员，著名建筑师贝聿铭、美国第一个乘坐宇宙飞船上天的参议员格伦等均在此列。每个人在报幕前都会讲一段与中美友好相关的话，以示对两国关系的祝福。晚会的节目同样异彩纷呈，美国最顶级的音乐家、舞蹈家以及职业篮球队都做了精彩的表演。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是200名美国小学生用中文演唱的《我爱北京天安门》。孩子们的歌声深深地打动了邓小平。曲终之后，邓小平和夫人卓林走上舞台，热情地亲吻了美国孩子。在场的美国政治家、企业家又为邓小平此举所感动，并由此了解到，他们所不熟悉的中国人竟是如此富于情感。第二天，美国甚至有媒体称，昨晚邓小平教会了美国的政治家们应该如何亲吻美国孩子！

向美国“学习一切先进的东西”

除了使美国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学习美国，特别是美国的先进科技是邓小平此行的另一个重要目的。结束了华盛顿的访问之后，邓小平马不停蹄地赶到了亚特兰大。亚特兰大是卡特总统的故乡。在这里，卡特总统特意安排邓小平参观了福特公司的一个汽车制造厂。参观期间，邓小平了解到，这家工厂的流水线每小时可以生产50辆小汽车，而当时整个中国的汽车年产量也不过1万3千台左右。福特公司先进的生产技术给邓小平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而中美汽车制造业巨大的差距也进一步让邓小平感觉到改革、发展在中国已是时不我待。

1979年2月2日，邓小平参观美国约翰逊航天中心，图为邓小平坐在月球车模型上

在休斯敦，邓小平考察了美国载人航天基地——林登·约翰逊宇航中心。进入宇航中心，邓小平立即被这里的高科技氛围所吸引。他兴趣盎然地参观了宇宙飞船阿波罗17号的指令舱和月球车，甚至还登上了将于当年底首次试飞的航天飞机的模拟器，体验了一回航天飞机从10万英尺高空降落到地面的感受。到了西雅图，邓小平把考察的重点锁定在了波音747飞机的生产线。波音集团的高级副总裁迪肯森在后来接受采访时曾评论道，邓小平确实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现代文明离不开航空业的发展，中国要想成为世界强国就必须建立高水平的航空体系。从这个角度来看，邓小平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也是中国现代航空工业发展的设计师。在访问亚特兰大的时候，亚特兰大市的首位黑人市长杰克逊为邓小平举办了有1400多位社会名流参加的盛大午宴。邓小平在午宴致辞时更是直抒肺腑之言。他说，美国的很多成功经验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我们愿意向你们学习。我希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之船沿着稳定和富有成果的航线扬帆远航。

事实上，中美友谊与合作的这艘巨轮，借着邓小平访美的动力，已经鸣笛启航。在美国期间，中美双方签署了科技、文化等合作协定，在教育、商贸、空间技术等领域达成协议，商讨了建立领事关系和互设总领事馆等事宜，并且同意在不久之后签订航空和海运协定、互派常驻记者等。其实，不久之后也并没有让人等得太久。仅仅2个多月后，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柳林海”号货轮便驶入了西雅图港。为了给这次通航增加些象征意味，“柳林海”号的所有者中远集运公司还特意找到了一个向美国发送蜂蜜的货主，而此后中美的航海运输业也确实如人们所期待的，着实发展得甜甜蜜蜜。

“邓大人的作用比尼克松还要大！”

在访美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邓小平曾经表示，此次访美的目的是了解美国，向美国的一切先进东西学习。去和美国的政治家，特别是卡特总统就双方关心的一切问题交换意见。有后来两国间的各项协议、合作以及中国因此所获的快速发展为证，学习交流的使命显然是胜利完成了。然而当时或许并没有引起太多记者注意的“双方关心的一切问题”，其实也是邓小平此次访美的一个重点。这个问题的解决使中国最初的改革开放得以在相对有利的国际局势中进行。这个问题，就是越南。

70年代末，越南开始在中南半岛谋求建立地区霸权。入侵柬埔寨的暂时成功使越南变得胆大妄为，于是在70年代的最后2、3年，越南开始频繁地进犯我国西南地区。问题的全部还不止于此。1978年6月，苏联将越南“提拔”为经互会的正式成员国；5个月后，越南又和苏联签署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根据这个条约，越南将把金兰湾基地租借给苏联使用，而苏联在西太平洋的前哨则将因此向南延伸2000海里，逼近中国南海。对于即将进行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日益强烈的不安全感牵动了中国高层的心。为了创造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政府决定，要用武力捍卫自己的主权，并且遏制一下霸权国家的嚣张气焰。这便是邓小平表示，将与卡特总统“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的背景。

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在访美的第一天便针对越南的侵略行为表示，“小弟弟不听话了，该打屁股了。”1月30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有人问道，中国是否会因为西南地区的紧张局势进攻越南?邓小平答道，“为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为了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可能不得不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对此，美国的一位商界人士道出了美国政治家的心声，他说，美国人很喜欢听邓副总理对于苏联和越南侵略行为的评论，虽然由于某些原因，美国自己不便说这样的话。事实上，在越南这个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上，邓小平与卡特总统很快就达成了共识。2月1日，中美在联合公报中说，两国“重申双方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体谋求霸权或支配别国”。半个月后，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社论，无保留地宣布了中国将对越南动武的最后选择。次日，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枪声打响。

可以说，正是因为美国与中国达成的默契，越南的后台老板苏联在战争期间没敢对中国轻举妄动；而无论这场战争对反霸权的效果如何，至少中国西南边境因此得以安宁，中国的改革开放因此得以安宁。

邓小平访美之后两年，布热津斯基一家应邓小平之邀访问中国。在考察了几处村落之后，布热津斯基说，邓小平的政策已经开始见效，因为他看到了农民们腕上的手表、棚里的牲畜，还有新兴的农产品市场。著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熊玠则说得更为痛快，他告诉记者，“邓大人是个为万世开太平的了不起的人物。他在中美关系史上发挥的作用比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还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