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文胆”陶希圣的家族往事

他是蒋介石的“文胆”，曾经主持国民党政府文化宣传工作数十年。他与长期亲共的沈钧儒政见不合，但自己的女儿却嫁给了沈钧儒的幼弟。1949年，他随蒋介石去台，执意留在大陆的女儿一家则经受了多番运动的暴风雨。他就是陶希圣

因外公而饱受打击

1961年，14岁的沈宁向学校上交了一份申请书，争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那时，他在学校是很优秀的学生，功课好，每篇作文全校展览。可是，连续发展了几批团员，却一直没有他的份。沈宁很不服气，去找老师。万没料到，班主任告诉他一个难以置信的理由——对组织不忠诚，不主动交待自己的反动家庭背景。

沈宁完全懵了，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反动家庭背景，因为父母从来没有讲过。回到家里，他大吵大闹，要父母解释清楚。至此，他终于知道了：他的外公名叫陶希圣，是国民党的要员，蒋介石的“笔杆子”，1949年逃到台湾。此后，因为这个外公，母亲从“文革”一开始就成了专政对象，被批斗折磨。除了强迫下乡劳动之外，还要去干校学习改造，直到1978年，终因病情恶化，在北京逝世。因为这个外公，父亲也多次被诬陷、揪斗而遭关押。三兄妹也先后赴最“艰苦的地方”锻炼，历尽波折。这些年来，全家人受尽折磨和苦难。母亲仍然时刻牵挂着远在台湾的外公，但那个外公却从来没有联络过母亲，以至于母亲至死也不能见最后一面。他实在无法理解这个外公。

1949年，陶希圣离开大陆时，沈宁尚不足两岁。他对外公的模样，也实在没有什么印象。在少得可怜的文字资料和一些亲友的间接转述中，外公的形象也依然模糊。他知道外公是蒋介石的“文胆”，曾经主持国民党政府文化宣传工作数十年。他还知道，外公曾追随过汪精卫，后来又离开，发生了著名的“高陶事件”。在此之前，外公做过北京大学教授，曾经引发过“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此外，外公一直“反共”，与长期亲共的沈钧儒常常政见不合，但阴差阳错，自己的母亲却最后嫁给了沈钧儒的幼弟，两个在公开场合针锋相对，常常论战的对手，却最终成为了亲家。

这么多矛盾的形象纠结在一起，深深困扰着沈宁，也影响了他的成长历程。

陶希圣

祖孙相见冰释前嫌

1987年7月24日，在美国旧金山，沈宁见到了外公陶希圣。此时，沈宁已经来美生活多年。早在1985年，陶希圣曾亲向“总统府”取到一张特许令，准许已在美国的沈宁三兄妹进入台湾，希望能够祖孙团聚。一切都准备妥当，沈宁却放弃了。他实在不知道，这个让整个家庭历尽磨难的外公，究竟值不值得兄妹几人不顾一切，不远万里去看他。但令沈宁没有想到的是，外公在得知他放弃赴台机会的消息时，决定亲自来美国看几个外孙。

当年近90岁的陶希圣坐在轮椅上，出现在沈家三兄妹面前时，所有的误解似乎在那一刻冰融。这次重逢也让沈宁消解了心中埋藏多年的一个心结——为什么外公会抛下自己一家，独自跑到台湾。

那是1949年5月6日的早晨，蒋介石坐上江静轮，准备从上海去台湾。作为侍从秘书，在起草完1949年元旦文告，宣布蒋介石引退的时刻，陶希圣就知道这一天迟早就要来的，但没想到，时间还是比他预料的要早得多。轮船到了吴淞口，陶希圣请求蒋介石在那里稍作停顿，他请求允许他最后一次给留在上海的女儿发个电报，催她立刻离开。蒋介石答应了，并命上海警备司令部派出一艘快艇，在十六铺码头待命，准备接到人后，登舰会合。

但是，女儿和外孙沈宁并没有出现。这也在他的预料之中。4天前，也就是5月2日，陶希圣曾去看望女儿。“琴丫，跟我走吧。”陶希圣反复地劝说。沈宁的母亲流着泪，摇摇头。陶希圣明白，当下的形势，一起去台湾是最好的选择。但是他也明白，女儿有自己的难处，他只好默默地离开。过了两天，陶希圣又托学生转交给女儿一个小包。里面裹着金条，还有一张亲笔字条，写着：时势如此，我也无奈，但愿你们永远互爱互助，共渡困难。

陶希圣一生论战无数，可他无法说服的，却正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冤家”结亲家

沈宁的母亲选择留下，一切都是为了丈夫沈苏儒。她深知丈夫立意回上海，不忍丢下还在浙江乡间的二老，远走他乡。而她，也深爱自己的丈夫，从未想过离他而去，只有含泪忍受父女分离的巨大痛苦。

两人相识于“高陶事件”后，那时陶家在重庆安定下来。沈宁的母亲，也就是陶希圣的长女陶琴薰进入中央大学外文系学习。在这里，她和同学沈苏儒相爱了，但两人却对这段恋情能否修成正果惴惴不安。原来，沈苏儒是著名亲共社会名流沈钧儒的幼弟，而陶希圣却一直和他政见不合。

早在1937年夏，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战略会议，陶希圣和沈钧儒都在应邀之列。当时，沈钧儒是上海的著名律师，陶希圣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但因政治立场相左，两个人每逢开会，就要发生争吵。有一次会上，两人争吵得很厉害。散会之后，沈钧儒拉住陶希圣说：“庚子八国联军的时候，尊大人由北京到西安，我和他是莫逆之交。”陶希圣马上恭敬地回答：“沈先生后来到开封赴北闱，寄居舍下，我叫您沈大叔，您教我八段锦，我只有三四岁，如今还记得。”沈钧儒点头说：“以后希望你我之间客气些才好。”两人相视而笑。

陶希圣和家人

但在以后的日子里，两人在大会小会上相见，仍然针锋相对，争论不休。由于担心两家长者的反对，陶琴薰迟迟不敢将恋情告知父亲，直到临近大学毕业才说出来。没想到，沈家和陶家对这门婚事欣然同意，并没有横加干涉。1946年1月26日，沈苏儒和陶琴薰的婚礼隆重举行，主婚人是当时上海市长钱大钧，沈苏儒的介绍人是文化名流刘尊棋，陶琴薰的介绍人是《申报》社长，也是陈布雷的弟弟陈训畲。蒋介石也送来一副亲笔题字。丰子恺先生也亲题字画，画中两个儿童站在一株双杆松树下，字曰：双松同根，百岁长青，赠苏儒琴薰结婚。

沈钧儒和陶希圣，这两个往日政见相对的冤家，如今却成为在婚宴上欢笑如常的亲家。尽管如此，亲家的身份并没能改变两人的观念。陶希圣继续做蒋介石的“文胆”，而沈钧儒则继续在议会公开反对蒋介石。

在美国旧金山机场的重逢，不但化解了多年的误解，也让历史带给一个家族的变迁更显深邃。沈宁心中原有的政治堤坝，随着对外公的一生了解而逐渐垮塌，剩下的则是对中国现代历史更深的认知。而外祖父陶希圣，也在与沈宁重逢后不到一年内，在台湾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