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的特务经历与改造生活

□ 西 域

□ 易 铭

沈醉的特务经历与改造生活

□ 西 域

沈醉，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军统高官，在军统的地位仅次于戴笠与毛人凤。他精明能干，会武功，身手敏捷，效忠戴笠，深得其信任。从18岁参加了军统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开始，先后担任少校行动组组长、稽查处上校处长，28岁就当上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与陈恭澍、赵理君、王天木并称军统“四大金刚”。又与徐远举、周养浩三人被称为戴笠的军统“三剑客”。戴笠死后，沈醉卷入军统的内部党魁之争，后被继任者毛人凤“发配”云南边远，任“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国防部”少将专员，再任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司令等，却阴差阳错地被云南省主席卢汉挟持着起义，从而走上从特务到改造生活的新生之路。

沈醉

沈醉是少有的能文能武之才。据说七十多岁时尚能吃核桃不用锤子，手一捏就碎了。他长期跻身于国民党高层，但身上几乎没有沾染打牌、抽烟、喝酒、贪污受贿、玩女人等恶习，这在当时国民党官场上是罕见的，要归功于他母亲的教诲与严训。沈醉的父亲早逝，他从小由母亲一手抚养成人。沈醉的母亲名罗裙，是清末著名的诗社——南社的成员，擅长诗词。沈醉的名字就是母亲根据李清照《如梦令》词中“沉(沈)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所取。他幼年起母亲就教他读唐诗，所以直到老，沈醉也能背诵很多唐诗，沈醉一直爱写诗词，也是受了母亲的熏陶。

20世纪80年代后，沈醉陆续写了《我所认识的戴笠》《军统局内幕》《魔窟生涯》《我这三十年》《战犯改造所见闻》《人鬼之间》《沈醉日记》等10多部有关军统和个人经历的书，成为那个时代很有价值的史料。

加入军统

1914年，沈醉出生在湖南湘潭农村一个叫沈家大屋的地方。1932年，18岁的沈醉在长沙艺文中学读书，受大革命运动的影响，与高年级学生一起闹学潮，被校方开除。于是他只身来到上海，投靠姐夫余乐醒。余乐醒是早期中共党员，早年曾与周恩来、李富春、李维汉等在法国勤工俭学，归国后任黄埔军校教官，与同在军校任军医的沈醉的大姐沈景辉结为伉俪。余乐醒北伐时任叶挺独立团教导员、中共总支书记，是南昌起义部队指挥机关参谋团的成员。1927年被中共派赴苏联专门学习情报业务；归国后恰逢“四一二”政变，与党失去联系，后脱党加入军统，成为军统早期重要骨干。1949年投向新中国，是中国第一家汽车专门学校的创办人。

余乐醒当时是戴笠复兴社特务社的核心骨干，是军统特务训练机构的实际主持者。沈醉到上海后要求姐夫余乐醒介绍他参加“革命工作”。余乐醒遂介绍沈醉在复兴社当联络员。虽然沈醉后来在回忆中称自己“一失足成千古恨”，但当时的沈醉还是热情十足，加上他聪明能干、思想单纯，与戴笠一见面，马上博得这个复兴社总头目的好感。

戴笠初次见沈醉，与沈醉“谈了足足有一个小时”，临走时，戴笠还拿出100元钱，让沈醉“在杭州玩玩”，并说：“我儿子跟你同岁，在上海上大学，放寒假你同他一道去南京玩。”沈醉在回忆录中说：“多年来，我一直也不明白戴笠为什么第一次见我就待我那么好。现在我才懂得，当时复兴社刚成立不久，他急需要有自己的人手和心腹，可是当时的工作人员都各自有自己的一套打算，思想很复杂，有些人资历比他还老，而我则是初出茅庐，年轻、单纯、可塑性大，完全有可能培养成他的忠实门徒。”事实也是如此，一方面凭借戴笠的栽培，一方面凭借自己的出色“成绩”，沈醉不仅成为戴笠的心腹，而且一路官运亨通。

戴笠对沈醉甚至有些“偏爱”。有一次，戴笠的儿子戴藏宜借了沈醉300元的公款，快到发饷的时候还没有还。沈醉拿不出钱给手下的特务发饷，就大胆去找戴笠。戴笠除还了钱外，还当沈醉的面“用鸡毛掸子把戴藏宜打了一顿，骂他没有出息，要他向我学习”，这让沈醉“觉得很是得意”。

当上特务后，年轻的沈醉“手脚勤快，头脑灵光”，加上“又肯钻研”，很快就掌握了特务的一切技能，而且做事精明利落。从“巧计送捕徐昭俊”一事就可以看出沈醉的精明。一次，戴笠指示余乐醒：逮捕疑有越轨行为的复兴社特务徐昭俊，密送南京。徐昭俊是上海区情报组组长，此人身高力大，腿脚敏捷，武功很好，枪法也准，要逮捕他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接到任务的余乐醒有些紧张，沈醉却满不在乎地揽下任务。他献计让余乐醒反其道而行之，假借说是沈醉犯了大错，戴笠要逮捕沈醉，要徐昭俊把沈醉押送到南京接受调查。不知内情的徐昭俊押送着沈醉去了南京，一下火车，自己却被特务们五花大绑了起来。

很快，沈醉就升职为情报组组长。在上海闹市或者租界区抓人时，他常常采用先把人打昏，然后其他特务冒充被打人的朋友送他去“医院”的方法；其次训练漂亮女特务冒充被抓人的妻子，在大街上揪扯被抓人，特务们再冒充被抓人的熟人与朋友，帮助妻子把被抓人塞进车而绑架的方法。此方法屡试不爽，“颇见成效，戴笠大加赞赏”，不久沈醉又升为行动组组长。

沈醉曾经在上海法租界区监视过作家鲁迅，他带着情报组在鲁迅住所的对面租了一所楼房，从楼上监视鲁迅家的情况。处于好奇，沈醉也常常跑到楼房里去观察鲁迅的活动，“常常看见他深夜还在秉笔疾书，写字时腰板总是挺得笔直，休息时则爱在桌旁的一个棕绷床上躺着抽烟；而白天他常爱到内山书店去看书，一出门总是戴顶深色呢帽，还把帽檐压得很低。当时的情景真像他在一首诗里写得那样‘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沈醉回忆：“当时戴笠很想拘捕他，只因顾忌到他的名气大，影响广，怕拘捕后会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所以才迟迟没有动手，但对他的监视一直没有间断。”类似的监视对象还有丁玲等进步作家。

抗战期间，戴笠是主张坚决抗战的，沈醉说：大多数时候，戴笠是跟着蒋介石的思想转，唯独抗日，“戴笠是有自己的思想的”。在淞沪抗战期间，沈醉先后带领特工人员深入江苏太仓市浏河、大场，直达前线日占地区，亲身担任战场调查工作，为中国炮兵部队指示目标，鉴别战果，每日在生死线上徘徊。一次在安徽池州市贵池活动时，沈醉亲自带人到日占区侦察海军布雷情况，结果和日军遭遇。当时只有他一个人带枪，沈醉掩护两个没有带枪的特工脱险后，自己才最后撤离。后来沈醉还在日记里记到：“后悔没有抓个活的回来”。

沈醉（前排中）和家人

端良母亲

沈醉28岁便当上了少将处长，是军统里最高的军衔，也是当时国民党军队系统中最年轻的将军。而母亲一直叮咛他：“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沈醉虽不忘母亲的教诲，却不能不一次又一次地去绑架和杀人。在上海期间，一次沈醉带着部下去执行绑架任务，他的汽车撞上了一辆人力车，车上恰巧坐的是刚刚去寺庙拜佛回来的母亲。沈醉的母亲觉得轿车里坐的人像自己的儿子，便喊儿子的小名。当着部下沈醉怕暴露自己的行径，硬着心肠用上海话大骂：“侬瞎了眼!”母亲真以为认错了人，这才不吭声。沈醉回家里后，母亲还向他说今天看到一个人很像他。此事得到了戴笠的赞扬，却在沈醉的心中留下极深的愧疚。

1949年秋，身为“国防部”保密局专员兼云南站站长的沈醉受局长毛人凤之令，要他暗杀反蒋人士、民革成员、原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杨杰将军。一天下午，他召集暗杀的特务在他家布置计划，沈醉原以为家中无人，没想到母亲正坐在外面阳台上看书，沈醉和特务们商量暗杀计划，被母亲听得一清二楚。特务们走后，母亲愤怒地责骂沈醉：“我多年来一直教导你：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你把杨先生杀了，明天你的儿女们问你，谁把杨伯伯杀了?你怎么回答? (注：沈、杨两家为邻，彼此很熟，两家的孩子也常常在一起玩耍)……我这个做母亲的又怎么见人?……我不要你这个儿子，我马上走。”沈醉羞愧交加，后来承受着军统纪律处分的风险，最终也未执行保密局长毛人凤的暗杀命令。云南解放前夕，沈醉服从蒋介石的命令，将母亲和妻女送往台湾。临上飞机前，沈醉母亲不肯上，流着眼泪说，怕死在异乡而不能归葬故土。无奈之下沈醉将母亲抱上了飞机。

后来沈醉被捕后，台湾国民党出于宣传意图，宣布沈醉为“烈士”，这给了沈醉母亲极大痛苦，直到客死台湾，沈醉的母亲终未能再见到儿子一面。解放后，沈醉在狱中劳动改造一直到特赦，而他的母亲早已带着痛苦和遗憾撒手人寰。

传奇婚恋

沈醉一生谈过三次恋爱，结过两次婚。

1934年，21岁的沈醉认识了一个托自己关照的南洋华侨的女儿白云，白云即后来赫赫有名的革命女作家莫耶，也即流传甚广的《延安颂》的词作者。白云当时在上海任进步刊物《女子月刊》的主编。才貌双全的白云与化名陈仓的年轻潇洒的沈醉一见倾心。一次沈醉在追捕行动中摔成重伤，白云在这期间给予这位因为“上房安天线时不小心摔伤”的“陈仓”以无微不至的照料，两人感情迅速升温。一年后，白云生了一个男孩。直到这时，他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名字。但随着时间的延续，思想进步的白云与身为军统特务的沈醉难免产生隔阂，而戴笠对白云秘密调查后发现她思想“左倾、激进”，因而戴笠只同意沈醉与她“交朋友”“利用”，而不同意两人结婚。七七事变后，白云劝沈醉同去延安，沈醉不得已讲出自己的真实身份。最终白云离开沈醉去了延安。

3年后，抗战爆发，沈醉在湖南临澧军统局特训班当教官时遇到了后来的妻子粟燕萍。第一次相识是粟燕萍学游泳时不慎误入深水区，沈醉将她救起。当时沈醉只是觉得这位姑娘很调皮。后来一次，沈醉准备回长沙探望母亲，粟燕萍恰巧因父亲病危也要回长沙，便搭沈醉的汽车同往。到粟家后，沈醉陪粟燕萍询问她父亲的病况，谁知粟父竟将沈醉误认为是燕萍的男友，便拉住沈醉的手恳切地说道：“雪雪(粟燕萍的小名)托付给你，我就放心了。”沈醉当时见粟父病危，也不便解释，只好点头应付答应，并不把此事当真。回家后沈醉把此事当笑话讲给母亲听。谁知母亲却严肃地教诲他说：临终人的嘱托你既点头，等于同意，这是不能违背的。从此沈醉才开始注意起粟燕萍来。

粟燕萍从特训班毕业后，被分配到长沙工作，沈醉则随后调任常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粟燕萍不知道沈醉已调离临澧，于长沙大火兵荒马乱之中，独自步行到临澧去找沈醉。而那天清晨，沈醉在公路上骑马奔驰，无意中将马鞭掉在地上，他叫迎面走过来的一个穿着厚厚旧棉服的士兵把鞭子给他捡起来，当这个士兵弯腰捡起马鞭递给沈醉的刹那间，两人都呆住了，沈醉惊喜地发现这个士兵竟然是女扮男装的前来寻找自己的粟燕萍。

但是按军统纪律，在抗战期间人员一律不得结婚。沈醉谎称自己订的是“娃娃亲”，一直受戴笠器重的沈醉被戴笠“训斥”一番后，便与粟燕萍成功结婚。二人此后一起生活了11年，生有五女一子。直到1949年沈醉把粟燕萍和自己的母亲一起送到台湾。

后来粟燕萍因误听沈醉已“牺牲”，在沈醉母亲去世后，带着孩子来到香港，因生活艰难，不得已改嫁。多年后沈醉在狱中才知道妻子的情况，虽然后来沈醉特赦后两家恢复联系，但心中的遗憾终究无法弥补，此是后话。

通电起义

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身亡后，毛人凤当上军统局局长，沈醉因“功高震主”，被毛人凤视为前途大患。聪明的沈醉主动“申请”避祸，被“发配”到云南，任军统云南站站长，同时监视云南省主席卢汉。

在云南，他奉命去重庆调解保密局重庆行辕第二处处长徐远举(《红岩》中徐鹏飞的原型)与保密局西南监察室主任周养浩(《红岩》中沈养斋的原型)之间的矛盾，目睹了在徐远举刑审“江姐”江竹筠的过程。沈醉对江姐“文弱女子是那样威武不屈、大义凛然”深为佩服。杀人不眨眼的徐远举面对江姐的坚强，就像在后来的电影《烈火中永生》中表现的那样，气急败坏地声称要扒光江姐的衣服，坐在旁边观看的沈醉用脚碰了碰徐远举，制止了这一暴行。因这一“参与”过程，沈醉成为了《红岩》中“严醉”的原型。

1949年，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摇摇欲坠。全国解放在即，看破时局的云南省主席卢汉开始加紧与地下党的联系，这使蒋介石深感不安。同年8月，毛人凤电令沈醉火速除掉卢汉身边反蒋的杨杰、陈复光、谢崇文等人。沈醉明知卢汉正向共产党靠拢，但考虑到自己的将来，对毛的命令采取拖延时间之法，暗中却帮助杨杰脱了身。后来毛人凤从台湾乘专机赶到昆明，亲自监督沈醉的行动。沈醉表面点头，内心极为不满。联想起多年来的忍受，对毛人凤起了杀机，想用一种慢性毒药毒死毛人凤。在决定采取行动的当晚，沈醉来到毛人凤房间，毛拍着沈的肩头用感激而又羞愧的口吻说：“老沈啊，这些年你待我始终如一……”一向重义气的沈醉被毛人凤的“这半句话和那诚恳的面部表情”所迷惑，遂放弃了杀机。

随着重庆的解放，解放军大举进军四川，云南省主席卢汉通电起义，并软禁了从台湾来当说客的西南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以及包括沈醉在内的在昆明国民党军政高官，沈醉最后参加了起义。而卢汉为了报答张群以往的恩情，在起义之后擅自放走了张群，打乱了周恩来用张群换回张学良的计划。卢汉“因而怕共产党不能原谅他”，在办理起义移交时，把沈醉等人交给了解放军。

作为战犯的沈醉由此进入了十年的战犯改造以及五年的二次监牢时期。

秦城改造

作为战犯的沈醉最初心情也很惶恐，对共产党有抵触情绪，押迁重庆后，陈赓等一些党的高级干部先后来监狱看望国民党中的同学如宋希濂等，还请他们吃饭，这让沈醉看到了希望。他留心观察看守所干部的言行，觉得这些共产党干部处处与国民党不同，“特别是执行政策方面，绝不像国民党那样阳奉阴违。”渐渐地，沈醉开始试着接近一些管理人员，“向他们谈点自己的思想，从而得到他们耐心的教育和启发，改变了自己对共产党的一些错误看法”。

沈醉回忆录

沈醉曾在其回忆录中记载：同为战犯的杜聿明当时身患肾结核、肺病、胃溃疡等疾病，被俘后，不愿说明，“准备来个慢性自杀”。被管理人员发现他双腿打颤的症状后，送到复兴医院治疗，后来病情几乎全部好了。杜聿明为此对沈醉说：“共产党真是我的再生父母。”这让沈醉非常感动，认为杜聿明说出这样一番话，正是说明了共产党改造政策的英明、正确和共产党胸怀宽阔，真诚相待。

在重庆战犯管理所关押的几年中，沈醉和他的“同学”开始了真正的思想转变，尤其是采取的集中学习与安排到重庆各地参观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成就，给了“沈醉们”很多的触动，用他的话说是“春风化雨，开始认罪”。后来转到了北京功德林与秦城监狱，一边做力所能及的劳动，一边学习，改造思想。他在日记中记到：“人民政府对任何问题的处理都是实事求是的，从不因为我们这些人过去作恶多端，而进行人身侮辱，我们有一点进步，政府都是予以承认的……进一步认识了继续学习、改造的必要性。对党的宽大政策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新生有望，当加速改造方可。”环境是宽松的，有很多活动的自由。而沈醉也带着一种真诚的态度来改造自己，尤其是政府帮助他与香港的亲人联系上以后，他对未来生活又开始充满希望。

二度入狱

1960年11月28日，沈醉作为第二批战犯被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随后沈醉被安排了三个月的参观学习。到农村劳动一年，然后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专员。

特赦后的沈醉试图通过在香港的朋友联系自己的妻儿，几经波折，终于找到发妻粟燕萍以及五个子女的下落，但前妻在从台湾当局得到沈醉已“殉国”的消息后，为了将孩子抚养成人，在生活困顿之下，改嫁他人。得到消息的沈醉忍着痛苦，把全部情感寄托在寄养在长沙伯外公家的小女儿沈美娟身上。

暑假时，沈醉领到了400元的稿费，就把长沙的小女儿沈美娟接到了北京。沈醉回忆道：“孩子终于来了。在车站我一眼就认出了她。当我跑过去叫她时，她怯生生地看着我，小嘴很不习惯地叫了声‘爸爸’。13年来，我第一次听到这种亲切的称呼，我感动得热泪夺眶而出。我紧紧拉着孩子的手，许久说不出话来。”

后来成为作家的沈美娟也在回忆文章中深情地记述这一见面的情景：在北京站下车时，我努力地想象着父亲的模样。在我的想象中，父亲应该是一个高高大大、白白净净的中年人，所以，我在人群中寻觅着想象中的父亲。当旅客都走得差不多时，突然一个身材高瘦，皮肤黝黑，穿着塑料凉鞋、西式短裤和白布短袖衬衫，像个乡巴佬似的中年男子喊着我的小名，从月台的另一头向我跑来。我一下子愣住了，心想：这个黑不溜秋的老头，难道就是我的父亲?“孩子，我是爸爸!”父亲跑过来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激动地看着我，黑色眼镜框后面的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盈满了泪水。理智告诉我，他确实是我的父亲，我应该叫他一声“爸爸”。但是“爸爸”这个词对我而言实在是太陌生了。我怯怯地望着他，嘴唇蠕动了半晌，才轻轻叫了一声“爸爸”。

前妻无意中留下的这个女儿竟成为沈醉后半生最大的亲情寄托。

出狱后的沈醉在很多活动场合中，都会遇到许多过去直接与间接接触过的被军统特务迫害过的民主人士，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他说：“狭路相逢，我是不容易一个一个顺利通过的。今天，我尽管处处碰上过去的冤家对头，却没有一个人同我为难。……这不是少数人的变化，而是整个社会都在变化。”

1965年在政府的关心下，沈醉与小他10岁的某医院护士杜雪洁结婚。婚后二人相敬如宾、幸福美满。杜雪洁对沈醉体贴入微，每天早晨和傍晚，她陪沈醉去月坛公园和大桥下面散步，还帮助沈醉整理报刊与信件。沈醉患有冠心病，杜雪洁制作了一个牌子挂在客厅，上面写道：“冠心病患者应多休息、少谈话，每次见客以不超过15分钟为宜，更不能连续会客。敬请亲友原谅。”沈醉对贤惠的妻子更是情深意厚，他外出开会或参观，总是细心地给妻子带回心爱的衣料或礼物，一次也没落过。幸福的生活给了沉浮半生的沈醉巨大的安慰。

但好景不长，随着“文革”的开始，1967年11月，沈醉再次被造反派送进了“七年前出来的那个地方”——秦城监狱。二次入狱后，沈醉被要求交代历史、写材料。在5年间写过的一千多份证明材料中，始终抱定决不能再像解放前那样，无中生有，干伤天害理的事情的宗旨，诬陷他人。

晚年生活

1972年11月28日，与12年前特赦出狱的同一月同一日，沈醉再次恢复了自由。后来沈醉了解到：是周恩来总理发现“四人帮”把几个“特字号”国民党战犯又抓去关了起来，特又下令释放，“又在周总理的笔下得到了第二次地自由”。解放后的国民党战犯对周恩来总理应该是最有感情、最尊重的，这不仅是周恩来多次接见他们，而且真心诚意地、事无巨细地关心、照顾战犯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周总理病重的消息传出，沈醉感觉如同“一个晴天霹雳”“情不自禁地为老人家暗中祈祷”，作诗云：“割骨疗亲效若何?愿输肝脑起沉疴。更捐十岁增公寿，好为人民造福多。”

粉碎“四人帮”后，文史专员们都增加了工资，沈醉的女儿、女婿也从内蒙古调回了北京照顾沈醉的生活，在台湾和海外的子女也经常通信。更让沈醉高兴的是：1949年沈醉在卢汉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发表了起义广播，被迫参加云南起义的全部档案，被清理出来送到北京。中央有关部门经过审定，沈醉的身份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享受副部级待遇，并连续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这让沈醉“感到从未有过的高兴”。

1980年底，沈醉偕同小女儿沈美娟到香港探亲，与在香港的前妻与现任丈夫以及从美国等地刚回来的女儿见面。

此次沈醉访香港，被香港《新晚报》于1981年1月6日在头版头条报道。沈醉在美国、加拿大及港台等地有许多亲朋故旧和学生，来电来信都劝他留下来享享清福。有的愿提供住房，有的保证所有生活费用，沈醉都婉言谢绝。面对媒体，沈醉也表达了自己的希望。他说：“国家的分裂是在我们这一代身上造成的，应该在我们这一代身上结束。这样，生对得起后代，死对得起祖宗。尽管我们过去走的路各不一样，但从今天起，一个人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就看他为统一祖国是出了力，还是相反。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是坚决主张国家统一的，那些对国家民族利益的大事都不管的人，活下去，活得再好，又有什么意义?!”

1981年11月23日，沈醉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出席第五届政协会议。12月11日中央电视台录像播出沈醉的发言，当天《人民日报》刊出沈醉的记者专访。如同沈醉所言：“曲折离奇的30年过去了!党使我从一个反共反人民的军统特务变成了热爱共产党和人民的爱国人士，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变化啊!”

1996年3月18日，82岁的沈醉因病在北京逝世，走完了自己曲折、传奇的一生。

（摘自《炎黄春秋》2017年第4期）

西安事变的主角最后有多少当了汉奸

□ 易 铭

西安事变很多积极策划和实行兵变的东北军军官后来都当了汉奸。

这些汉奸中最出名的是孙铭九。西安事变前孙是张学良的警卫营营长，执行了张的捉蒋命令。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软禁在南京，东北军的主要将领主张和平解决，但企图以营救张学良为名趁机夺权的孙铭九却一意孤行，要和中央军武力相见，为此他滥杀无辜，东北军主要将领王以哲等都死于他手。这场东北军的内乱不但直接导致了东北军的解体，而且使得古城西安惨遭兵燹。孙铭九为了个人野心闯下这场弥天大祸后，干脆投靠了汪精卫政权，担任驻河南的特派员，后来又跑到山东当了伪保安副司令。

张学良的参谋长鲍文樾担任了汪伪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代理军政部长等，抗战后因汉奸罪被捕，1946年被处决。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在军中成立了一个秘密政治组织“抗日同志会”，其书记应德田西安事变后投靠汪伪政权，当了河南省教育厅厅长。

在西安事变中忠实执行张学良捉蒋命令的东北军骑兵六师师长白凤翔后来担任伪东亚同盟军的指挥官。1943年失去日本人的信任被毒死。

张学良副官兼机要秘书苗剑秋曾一再鼓动张学良策动西安事变，说不要替国民党打内战。但西安事变后却顺利出境到日本当了汉奸。

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参与了西安事变，之后长期在海外，1943年居然加入汪伪政权得了个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头衔。

（摘自《各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