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1
刘良松半辈子都住在这里,17岁开始他就成了大兴安岭新天林场47塔的瞭望员,几乎独自和近7万公顷(10万个足球场大小)的森林度过了25年。
每年雪快要融尽时,他会背上半人高的行军包从松岭开车去往40公里之外的林场。到林场后,再换摩托车才能爬上海拔一千多米的阿尼塔山。山顶立着一座20多米高的铁架塔。去下一个瞭望塔还得走二十多公里,是森林里他和下一个人类的距离。
刘良松的工作是在瞭望塔上不停地看着森林,他要准确找到每一个突然燃烧的烟点。他的眼睛可以隔着半片平原,看到第二个山头上面的瞭望塔。成为一个合格的瞭望员,得有从巨大的森林里找到烟点的能力。
每天早上6点半他在瞭望塔旁边一座外墙已经斑驳的白色小平房里醒来,带着一瓶水和午饭上塔,他吃馒头或者掰下来的生白菜。白天他在铁塔的平台上一遍遍地转圈,夏热冬冷,平地没风的时候在上面也是两级风,冬天他穿两层袄子,站在塔上感觉骨头里面都是凉的。
手机需要的信号塔还没有彻底覆盖,唯一靠得住的通讯方式是和林场报告火情的对讲机,安全的话,一般在晨间报告之后就没有联络的必要。一天下来最吵闹的声音,可能是蝴蝶飞到了瞭望塔里,它不停振着翅膀撞一扇能看到外面却飞不出去的玻璃。
10月,刘良松在松岭的房子里接受采访。这是他近年才拥有的空闲,47号塔上多加了两个瞭望员,他不用再几乎整年地呆在塔上,每个月比之前多了10天的休假期,然而更多的自由时间反倒成为一个新的问题。
他的房子在城市的背面,离树林很近。两室一厅,是为了能让年老的父亲用上供暖才买的,2002年母亲去世,现在是父亲走之后的第五个月。“不想回来,回来干嘛?回来还是一个人,喜欢呆在山上。”刘良松说。快五十岁了,他还是一个人。
大兴安岭是东北的柴火垛,一到秋天,白桦树的皮变得蓬松,剥下来就能够引燃。一旦森林里有一处着火,顺着风,火能够15分钟跑20多公里。松岭以及它下面的村落,几乎都是以森林防火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深入到林区的路上,每隔几百米就能看到穿着军大衣的中年男人,他们是林场的看护员,每天从早上8点站到下午5点半,路上一枚明火烟头都得管。
刘良松的工作比他们复杂些,他在森林里,是林场的眼睛。“要分得清楚云和烟,云是会动的,横着走,烟是直溜溜往上跑。松木林着火了是白色的烟,草甸着火了是黄色的烟,如果是混合林或者山谷,是黑色的烟。”
最容易起火的是夏天的雷击,塔是铁的,所以他得赶紧在打雷前躲到平房里,一结束就往塔上跑。“那种带闪电,还像蛇一样分叉的大地雷,百分之八十就会起火。”每年有五六次这样的火灾。
必须准确,在罗盘数字上一度的误报,至少会让地下队伍走错两公里。山下近百人的扑火队等着他指路,出现一个起火点,他脑子里需要立即生成一条导航的路线。对于那片森林,他的脑子里有一张完整的地图,那是17岁的时候拿着笔对着山头一个个标记背下来的。
天气好的时候,刘良松等天黑就下塔了,但有时候得在塔上过夜。几年前靠近南瓮河的林区曾经起过一场大火,烧了有十几天,近的地方,火离刘良松负责的林场只有几十公里,“晚上整个天都是烧得通红。”那是他最害怕的一次,不敢睡觉也不敢下塔,早上拿上去一碗方便面用凉水泡着,中午面软了再吃下去。
很少有人当瞭望员当一辈子,要么忍受不了寂寞中途离开另找出路,要么想办法被调入林场内部去工作。
但刘良松越来越喜欢山上了,他发现只有在森林里,才能听到每一阵风拂过树叶尖儿的轻声,感觉像是能说话似的。
17岁刚上塔的时候,他种了四棵西伯利亚大红松在瞭望塔的边缘,近来有一棵裂皮了,于是他反复叮嘱同事不要把含洗洁精的水倒在附近的土里。25年前给他树苗的人说:“它能采塔,长出来比一般落叶松大一倍。”他守着那几棵树,想等到采塔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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