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为什么要撒谎

刘占青

1896年初，清政府派李鸿章率领庞大的外交使团参加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登基加冕典礼。为了让将沙皇的典礼仪式办的有特色高水平，俄国方面花费了重金进行筹备，在全国各地都为沙皇的加冕举行了盛大的集会。然而由于官方组织不周，在莫斯科的霍登广场举行的群众游艺会上，由于人数过多，混乱不堪，发生了严重拥挤踩踏，竟然造成近两千人死亡，史称“霍登惨案”。当时李鸿章正在与俄国的首相维特勋爵进行会谈，他得知这一消息后就问在场的维特打算怎么办，维特告诉他打算如实将事件经过向沙皇进行禀报，李鸿章听后，连连摇头称不可。

李鸿章对维特说：“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在我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听到李鸿章这几句话，维特显得异常吃惊，他没想到这位来自中国的“李宰相”会对疫情进行瞒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或许是没看到维特的异样表情，李鸿章依然滔滔不绝地面授自己的为官之道，“我干吗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烦恼呢？”

不过对于李鸿章的“好言相劝”，维特勋爵终究没有采纳，据实把“霍登惨案”的实情告诉了沙皇，并在自己的日记中对李鸿章的做法嗤之以鼻。李大人的热情贴到了人家的冷屁股上。

在专制政体下，老百姓的生命犹如草芥，莫说是敬畏甚至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正如李鸿章所言，发生疫情后，只为了让自己的主子“不烦恼”，便选择进行瞒报，只要能让主子高兴，老百姓的死活无所谓。作为清政府内部最炙手可热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李鸿章对维特勋爵的一番官场表白，不仅是表明了自己内心的一种真实想法，也代表了当时清政府官场的主流。

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随之。没有哪个臣子是天生爱撒谎的偏执狂，喜欢在假话中找寻快感刺激，而是因为说实话的成本要比撒谎的成本高昂许多。臣子们如果不经过滤地把一线的负面信息如实告诉皇帝，往往不是得到夸奖，说这个官员“真实在”，而是轻则被批治理无方管理不力惹来一顿雷烟炮火的训斥，重则还要因为说真话给皇帝添堵被丢职罢官。翻开中国历史画卷，多少敢说实话的官员都成了政治祭坛上的牺牲品，鲜有善终者，逆耳的忠言往往成为了说实话官员的催命符，不带血的杀人刀。

（摘自《杂文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