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记（二篇）

高锴

拆“三洞门”的风波

1951年9月，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人大前身）讨论“三洞门”要不要拆。那时，天安门左右都有一座三洞门，挡住路，游行队伍经过这里就散了，军旗还得放下来。有三洞门挡着，看不见对面，出过交通事故，参加会议的一位司机说三洞门害死人，等于是反革命，不让拆三洞门是包庇反革命。其实，按照梁思成的主意，搞成环形大道不就成了吗？讨论三洞门那天，林徽因、梁思成、金岳霖三个人坐在一块，表示坚决反对拆。彭真主持会议，统战部部长李乐光是秘书长，我是秘书，因为要求发言的人多，李乐光让我坐在主席台右侧一个小桌子前面，放一个马蹄表，限定每个人每次发言四分钟，到时间我就按马蹄表。那天发言的有三十多人次，上午会开不完，下午接着开，激烈争论，开到晚上七八点。那时真叫开会，连简单的伙食都不供应，代表们都是各人回家吃饭。开会时间长了，大家饿着肚子。反对拆的有五六位，梁思成一人发了三次言。要求拆的有二三十人。那时人们缺乏保护文物知识，思想比较激进，觉得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大街嘛，留这些封建遗迹没有意思。梁思成明白拆三洞门是拆北京城墙的前奏，因此他讲了新北京城的结构，他主张新北京城应该搬出老北京城，护城河加宽，连接运河。在北京前门外下船，船可以一直开到杭州。林徽因说，文物是不能复生的，拆了后悔就来不及了。那些中肯的话，那时不被人理解.会议结束时，通过了拆三洞门的决定，从林徽因座位上传出嘤嘤哭声。这时，彭真亲自走到她和梁思成面前，安慰她说，你们对文物、对建筑艺术的爱护，是值得钦佩的，表示对他们的尊重。这次会议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发言者这么多，正反两方面意见都可以敞开说，是一次民主的会议。尽管这次会议的决议是错误的，是对文物的破坏，是由于人们的思想局限。但是，这样热烈的辩论，在反右运动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

关于戚本禹

张霖之冤案至今仍是一个谜团，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被扣上“彭真死党”的帽子，是戚本禹向矿院红卫兵宣布的。戚本禹当年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煊赫一时，1969年被捕，判刑14年后释放，安置在上海图书馆工作。他曾在南洋模范中学上学，比我低一年级，也曾是地下党员，但与我从无联系。2001年，南模百年校庆，邀请老校友返校，会后有一个节目是“1945～1949年地下党同志聚餐”。戚本禹虽已被开除出党，也来参加。他和当年同班的几个党员争论得很厉害。有人责备他撰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污蔑刘少奇主席叛变，有的斥责他乱点名，陷害了很多老干部（如张霖之）。戚本禹辩道：“我是1931年生，而那篇文章写的是192.9年以前的事，我怎么会知道？那都是江青、康生一伙在我写的稿中加进去的，至于点名斗老干部，也是江青让我点的，我根本不认识这些同志，怎么可能给他们扣这些罪名？”也有的同志斥责他追随江青，戚本禹也辩说：“我们那时都热烈拥护毛主席，毛重用江青，我怎么可能不相信她？”反问道：“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江青改了你的文章，你会反对吗？江青要你做什么，你敢不做吗？”他所在的那桌大声争论，其他几桌都在静听，和我同桌的原上海地下党学委的一位老同志喟然叹道：“戚本禹至今缺乏自贵之心，但我认为他讲的倒是合乎实际，‘文革中还有许多事实纠缠不清，需要澄清，需要总结。”

（摘自《文摘周刊》）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