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亲笔信&口信趣谈

□ 李景贤

外交亲笔信&口信趣谈

□ 李景贤

五月二十四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劳动党第一书记金正恩特使崔龙海时，接受他转交的金正恩一封亲笔信。

在当代外交实践中，亲笔信多指一国元首(或最高领导人)写给别国元首(或最高领导人)，并由发信人亲自签名的信件。各国政府首脑也有写亲笔信沟通的。在君主立宪制国家和议会制国家，其首相或总理，实际上起着国家首脑的作用，与外国元首进行平等交往。亲笔信大体上分为三类，一类是礼节性的，另一类是事务性的，还有一类则有重要的实质内容，而以后者居多。

亲笔信由国家元首(或最高领导人)的特使(代表)，或外交部领导人，或政府其他部门领导人，向收信人或其代表当面正式转交。这次向***转交金正恩亲笔信的崔龙海，其身份之高为近半个世纪来所罕见，朝鲜“三朝元老”，被视作该国目前“第三号人物”。近些年来，我国家主席的亲笔信，由副总理级别官员或外交部长转交。领导人的亲笔信内容，一般不公开全文发表。

国与国之间传递讯息，还有一种特殊方式，叫“带口信”。就重要性而言，口信往往不亚于亲笔信。在我的资料库中，有许多关于亲笔信和口信的记载。

近年来，各国领导人交换意见，常采用“通电话”(大多为可视电话)这种方式，这就更加快速、便捷，但取代不了会谈会见、发亲笔信、带口信这些传统沟通方式。

亲笔信六例

新中国领导人致外国领导人第一封亲笔信，是毛泽东主席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日写给联共中央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的。这封信用“毛体”手书而成，龙飞凤舞，是名符其实的“亲笔”信(现今国与国领导人之间的亲笔信多为打印件)。这封信并不长，今天看来，其内容显得颇为奇特，现抄录于后：

兹介绍王稼祥同志给你。王稼祥同志到苏联的任务，除担任我国驻苏大使、并以我国外交部副部长资格，兼管对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一般的外交事务外，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他是我党的中央委员)，和你及联共中共(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请你及联共中央同志们站在同志的立场上随时对他给以指导，使他的工作获得较多和较好的成就。我在这里预先向你表示谢意。

这封信是在王稼祥大使离京赴任当天上午手书的，从复印件可以看出，写得比较急，有两处“联共中央”写为“联共中共”，第二处改正过来了，第一处则没有改。

王稼祥是新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由毛泽东亲自点将，他肩负特殊使命，持其亲笔签名并加盖私章的国书前往莫斯科上任，这在新中国外交史中可谓绝无仅有，于是被戏称为“新中国最‘牛’的大使”。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二日，美国总统肯尼迪突然发表讲话，称苏联在古巴部署中远程导弹，直接严重威胁美国安全，要求苏联领导立即从古巴撤出一切进攻性武器，否则就要对苏、古动武。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也不甘示弱，宣布苏联的核部队和常规部队立即进入战斗状态。一场核大战似乎一触即发。最终，还是赫鲁晓夫扛不住，让鲁莽回归理性，给肯尼迪写了封“求和”亲笔信，才使这场震动全球的“加勒比核危机”得以化解。

一九九八年盛夏，正值中国抗洪救灾关键时刻，国家主席江泽民无法抽身前往俄罗斯进行本已商定的国事访问，遂派外交部长唐家璇，持他致俄总统叶利钦的亲笔信前往莫斯科，建议推迟出访。

二○○二年秋，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托来访一名美国人，给美国总统小布什带去一封亲笔信，建议朝美谈判解决核问题。小布什当时正忙于准备对伊拉克开战，对此信未予置理。五年过后，这位美国总统才让一名助理国务卿，给金正日带去“第一封亲笔信”，抬头称他为“亲爱的委员长先生”。

去年夏天日韩间“退信风波”仍记忆犹新。当时，两国关系因岛屿之争跌入低谷。日本首相野田佳彦给韩国总统李明博写了封亲笔信，日外务省请韩国驻日大使馆转交。不料该馆收信后不久，即派人前往日本外务省退信。日本外务省领导感到受“辱”，下令不得让前来退信的韩馆官员进入这个外交机构的大门。不过，韩方也未就此罢休，把野田佳彦的亲笔信装入普通信封，用挂号方式寄还给日本外务省。

据说日本领导人受传统文化影响，有给外国领导人写亲笔信的嗜好。现任首相安倍去年十二月上台后，就连续给中国、韩国、北约领导人写过亲笔信。

口信三例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有过十年“蜜月期”。但好景不长，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两国关系逐渐转冷，到了中期便开始恶化，双方人员来往中断达十七八年之久。到了八十年代初，中苏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勃列日涅夫都深切感到，中苏关系再恶化下去，将会更大危害各自的根本利益。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勃列日涅夫公开发表讲话，发出要改善对华关系的信号。我们这些搞对苏工作的人，觉得这篇讲话依然充满反华陈词滥调，没有什么新东西。但出乎意料的是，邓小平次日就指示外交部立即作出反应，基调定得比较正面。他的另一决策让我们更感意外。八月上旬一天，邓小平又请几位党政主要领导人到家中商讨新的对策。时任副外长钱其琛给我们“吹风”说，老人家提出要派官员前往莫斯科，向苏联领导人传递有条件改善中苏关系的信息。陈云表示赞同这个想法，说鉴于当时双方没有任何接触渠道，以给苏方带口信方式为宜，还说此举既要引起苏方重视，又不能引起外界无端猜疑。邓小平最后拍板：由外交部主管苏联的苏欧司司长，以“视察驻苏联使馆工作”为由，给苏方带去口信。

八月七日上午，我因事到苏欧司司长于洪亮办公室，一进门就听得他口中念念有词，不知何故。他解释说，正在背经邓小平亲自审定的口信内容呢。还说，口信并不长，才一千四五百字，但也不算短，“不过，我的‘背功’还可以”。口信的俄译文，经过反复推敲才定稿。即将陪于司长去莫斯科的一位译员，也在抓紧时间背这篇译文，最后背得个滚瓜烂熟。

八月十一日，在我国驻苏联大使馆，于洪亮司长会见苏副外长伊利切夫时，说出上述口信全部内容，一字也不差。他虽然没有说明这是谁让带的口信，但苏联方面感到中方此举不同寻常，口信每个字都是“沉甸甸”的，不久即作出正面回应。后来，我们诙谐地称于洪亮司长为中苏关系正常化“第一只春燕”。有一次我路过莫斯科，此时于洪亮在那里当大使，他谈起此事时，说“这是小平同志下的一步高棋，老人家当年把任务交给我，让我终生引以为荣!”

一九八五年十月九日，为推动苏共新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中苏关系正常化方面迈出实质性步子，邓小平会见访华的罗马尼亚领导人时，请他给这位苏联领导人带以下口信：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他愿同戈尔巴乔夫会见。邓小平还让这位罗马尼亚领导人转告他：我出国访问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但为这个问题，可以破例。

次日早晨七点半，我一进入中苏边界谈判办公室主任王荩卿办公室的门，就听得他兴奋地对我喊：“小李，快来看啊!”原来，他正在读邓小平与齐奥塞斯库上述会见的简报。我匆匆看了一遍后，王荩卿问我“有何评论”，还没等我开口，就引用当时颇为流行的一名句，说“前途光明，道路曲折”。

邓小平上述口信，很快就传到戈尔巴乔夫那里。苏联领导人自然极为重视，亦作出了正面回应。不过，中苏关系最终实现正常化，那是三年七个月以后的事了。在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邓小平上述重要口信，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

一九九六年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对格鲁吉亚进行了正式访问，我当时在该国当大使。在正式活动之余，这位老首长常与我聊天。有一次我问钱外长，在他那非凡的外交生涯中，除了参与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外，还有哪一两件事最令他难忘？他思考好一阵后，说出了这样两件。一件是，一九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巴格达当面苦口婆心劝萨达姆立即从科威特撤军，以“否则很快将面临灭顶之灾”相“威胁”。但是，这位“阿拉伯强人”顽固地认定，美国人不会攻打伊拉克，结果招致美国的致命打击。

另一件是，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五日，钱其琛外长受江泽民总书记委托，向金日成转达我国决定与韩国建交的口信，他说这是一生最紧急，最艰巨的一项任务。在朝鲜一疗养地，这位朝鲜最高领导人平静地听取了江泽民总书记的口信，沉思片刻后对钱外长作出了回应，话不多，但说得很明白，包括三层意思：江泽民总书记的口信听清楚了；对中国方面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表示理解；朝方将继续努力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我问钱外长，金日成是否猜到他此行目的？他答：“大概会”，因为此前西方媒体发过不少关于中韩准备建交的报道。我又问：他对金日成平静，甚至正面的回应是否感到意外？他给了否定的回答，说我方为中韩建交事，向朝方作出过许多铺垫。最重要的一个是，一九九一年春秋间，我方向各方做了大量工作，以推动联合国同时接纳朝鲜、韩国为正式会员国(当年九月十七日得以实现)。此前，金日成很担心韩国先于朝鲜加入联合国，要中方坚持“北方、南方同时入联”原则，在联合国内外斡旋，与此同时，他意识到，中韩建交已不可逆转。钱外长还说，况且，在中韩建交前，我方通过高层等渠道，明确向朝方通报：中国正在与韩国建交。

我又问钱外长，江总书记这次为何不给金日成写亲笔信，而是请他带去口信？他答：对于中韩建交，金日成早有思想准备，向他通报一声就是了，不必写亲笔信。我还对钱外长说，听说金日成这次对他的态度相当冷。他说，“是的，不过，这完全可以理解。”钱外长还告诉我这样一个细节。金日成喜欢西安华清池的小柿子和广东增城的荔枝，钱外长这次给他带去一小筐增城荔枝。会见结束后，金日成只看了这种岭南佳果一眼，一句话也没说，就示意送客了。钱外长幽默地说：“朝鲜同志直爽，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他还感慨地说：“金主席当着我的面，对我们中央决定与韩国建交表示理解，这实属不易，还是应该感谢中国人民这位老朋友的!”

钱副总理向金日成转达中韩建交口信四十天后，即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时，中国中央电视台转播了中韩建交公报签署仪式实况。中韩建交事关重大，在国际上受到广泛好评，只有当时的台湾当局指责韩国“忘恩负义”，并于前一天(八月二十三日)撤走了驻汉城的“大使馆”。

（作者系外交部东欧司原副司长）

（摘自《海外文摘》201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