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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二黑的双重命运

时间:2024-05-21

张 鹭

一个乡村婚恋的悲剧,在赵树理笔下成为宣传新婚姻法和自由恋爱的范本

2006年,作家赵树理百年诞辰。

这年3月,《大众收藏报》举办收藏品拍卖。在征集的拍品中,发现了一张山西省左权县政府刑庭,于民国32年(1943)6月5日签发的刑事判决书。

经鉴定,这张泛黄的纸片,竟是著名作家赵树理创作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原型岳冬至的真实案例判决书。当年,身在左权县的赵树理,就是以这件案子为基础,把现实的悲剧改编为大团圆式的喜剧,创作出《小二黑结婚》。

玉茭地里的恋情

1943年4月20日,农历三月十六。

横岭上村,位于晋冀鲁豫边区晋东南的辽县(今山西省左权县),一个仅13户人家的村庄。

这天晚上黑极了,月亮没有像往常一样出来。位于村中心位置的民革室里,5名年轻的村干部在开会。

此时,抗日战争已经到了第6个年头。之前一年的夏天,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刚刚在反扫荡战斗中牺牲。在驻扎县城里的日军的持续扫荡下,就像整个边区一样,辽县的形势依然严峻。

严峻的形势,从当夜村干部会议的议程中也可以看出一二:25岁的村抗日救国联合会主席石羊锁,先是向干部们布置了反扫荡工作,之后又安排了村里的春耕事宜。一年之计在于春,这些都是耽误不得的大事。

而在会议的末尾,石羊锁话锋一转,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不调戏妇女”一项,委婉地对在场的民兵队长岳冬至提出了批评,督促这个20岁的小伙子把精力放在工作上,少做些违法乱纪的事。村里人都知道,他指的是岳与村妇女主任智英贤之间不寻常的恋爱关系。

“人长得好,长脸,身高不赖,眼睛不小,大粗辫子一直垂到腰”,65年后,对于故事女主角智英贤的美貌,79岁的村民康双全记得很清楚。更加让村里的老人们印象深刻的,是她的新思想,“活泼开放,胆子大”。而在这个村里,即便是现在,有客人来家吃饭,女主人仍是不能上桌的。

像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青春妙龄的岳冬至和智英贤,在十二三岁时就被父母订了亲。岳冬至的未婚妻是他爹给订的一个童养媳,智英贤则以200块大洋被许给了老家河北武安县的一个四五十岁的富商。

说不清什么时候,这对各有“家室”的年轻人的爱恋之火开始燃烧。村里人只是慢慢发现,岳冬至有事没事都爱上智英贤的家门口叫她出来,而这显然引起了女方父亲智老成的不快,他对岳开始有些骂骂咧咧,女方的两个哥哥智恩元和智魁元也颇多牢骚。但智家父兄的不满没能阻止这段恋情越出轨道,有人已经在村子的玉茭地里发现两人在“那个啥”了。

“他其实并不反对他们谈恋爱,反对的是他们那些勾勾搭搭、乱七八糟的事”。石羊锁已于2005年病逝,他的儿子57岁的石起元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扑朔迷离的案情

在这个会议之后,岳冬至一夜未归。

第二天早晨,他的三哥起早喂牛,发现弟弟双膝跪地,脖子上吊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头系在牛棚门的顶上。当年的命案现场历经多年早已坍塌,变成了堆放玉米秆的地方。“我爹当时就是在这里发现我四叔的,”岳冬至的侄子岳栓福向记者比划,“牛棚的门不到一人高,根本不可能吊死人。”

根据山西省公安厅档案馆馆长董维民的转述,当时赶到现场的辽县公安局侦查员赵晋鏖也在尸检后发现,尸体的“嘴唇微开,牙关紧咬,颈部索沟无充血现象”——这显然不是自缢该有的迹象;而脊背、屁股和两腰肾囊上的黑青伤痕,则让自杀的说法更加站不住脚。

作为最后见过死者的人,当晚参会的其余4名村干部,被带到了当时县政府所在地黄漳村的公安局看守所。之后又随着县政府的转移,被安排关押在邻近的武乡县一处煤窑的竖井中。

村里的文化人曹旺生从2003年开始,曾遍访村里的老人和案件当事人,写下了数千言的调查文字。根据老人们对曹的讲述,4名村干部被认为是嫌疑人,还有一个背景,其中的3位未婚村干部与智英贤有着微妙的情感关系:无论年纪还是相貌都与岳冬至相仿的村青年部长史虎山,和岳冬至一起追求智英贤,举棋不定的智英贤则在同时与两位同样优秀的年轻人交往。而同样未婚的村长石献瑛和王天保,也在工作接触中对智英贤有了好感。

史虎山,这个在老人们眼里“说话和气、处事稳重、不计较”的人,虽然与智英贤的关系仅仅是发乎情止乎礼,“不搞这种拉拉扯扯的事”,但作为死者的情敌,他自然而然成为嫌疑最大的人。

太原市收藏协会会长王艾甫收藏着当年这宗命案的判决书。判决书称:“史虎山踢死岳冬至,因其尚未成年,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公权五年。王天保殴打岳冬至身体,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剥夺公权一年六个月。石献瑛、石羊锁滥用职权,命令史虎山、王天保殴打岳冬至,各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剥夺公权一年。岳冬至死后所用棺材洋一百六十元,葬埋时食用小米六十三斤、炒面四十五斤由史虎山、王天保、石献瑛、石羊锁共同负担。”

作家一丁编写的《太行根据地文化》中,记载了一段关于赵树理和《小二黑结婚》的故事,与判决书上的情节大致相似——

“1943年春天,赵树理在山西省左权县进行调研。在县里的横岭上村,年轻貌美的姑娘智英贤与同村的小伙子岳冬至相爱。尽管情投意合,两人的爱情却并不顺利。一是因为冬至父母已为他收养了童养媳,在他人眼中是‘有妇之夫。二是他们的爱情遭到村长石献瑛、青年部长史虎山、救联会主席石羊锁等人的嫉妒。

那年4月的一天,岳冬至被发现在家中的牛圈上吊自杀,后经尸检排除了自杀的可能。在左权县公安局侦查员的努力下,终于查出真凶原来是史虎山、石献瑛、王天保等人。因情生恨,再加上当天双方发生口角,四人就把冬至叫来‘教训一下,谁承想,竟然活活打死了冬至。

案情真相大白,一直参与调查的赵树理却感慨良多。赵树理认为这不是一般的情杀,而是反映了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于是他以这件案子为基础,把悲剧改为大团圆式的喜剧。”

然而,村里对命案的凶手却另有说法。2005年9月,石羊锁向曹旺生回忆道:在竖井里的几个月,对于4名村干部来说,可谓煎熬。他们从竖井里出来时,头发长得像个道士一样,浑身虱子,由于井下潮湿,几个人身上都生满了疥疮。

如果没人出来认罪,大家恐怕很难脱身。经过一番思量,4名村干部在井下议定,让嫌疑最大的史虎山虚报年龄,以17岁的年龄顶罪——这样起码不至被枪毙,而作为对史虎山义气的回报,其余3人承诺将承担起他养家的重担。

村民们认为史虎山无辜的证

据,来源于案发当事人多年后的讲述。石献瑛曾对曹旺生透露,案发当晚,史虎山其实一直呆在家里。而石起元也曾问过父亲石羊锁关于该夜散会后,岳冬至的去向,得到答案是,岳又跑到智英贤家去了。

于是,怀疑的矛头便指向了智英贤的两个哥哥,他们推测,岳应该是在从智家回自己家的路上被智家兄弟无意间打死了。

在办理这个案子的过程中,赵晋鏖发现边区文联的作家赵树理对此案非常感兴趣,不但亲自听取审讯,还在横岭上村和河北武安县做了调查,前后与办案人员一起吃住了20多天。

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山西学者董大中编写的《赵树理年谱》中写道,1943年3月到4月间,作家正在离横岭上村不远的后柴城村搞调研,并在该村接到了死者叔叔的告状。

在横岭村调查此案时,赵树理就是住在了石羊锁家里,他住过的那间现在已经废弃。石起元说,那间房里原来有张大桌子,赵树理当时就是在桌子上办公。被村里人认为是疑凶的智家兄弟中的智魁元,差一点受到公安人员和赵树理的调查,但他当年参加中央军走了,差不多3年后才回来,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被改变的命运

1943年5月,赵树理写成了他的小说文稿《小二黑结婚》。两个月后,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读完书稿后,欣然题词: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又过了两个月后,小说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

在小说《小二黑结婚》里,作家呈现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故事的主线是进步青年小二黑、小芹与落后父母二诸葛、三仙姑的婚嫁矛盾。在边区政府的做主下,两个落后人物最终醒悟,一对有情人也终成眷属,双双投身革命。

同时,作家也保留了故事的大致线索。以至于案件当事人王天保,在以后去县里开会看戏,发现戏文内容与自己村里的案件和人物一一吻合时,惊讶地说:“这不是咱村里发生的事吗?怎么编到戏上了呢?”

这本封面上标为“通俗故事”的小册子首版只印了4000册,但在出版当年就传遍各地,并出现了众多翻印的版本。1950年前后,这本小说更被英、美、苏联、日本、法国和东欧国家翻译出版,并被译为朝鲜文、越南文、阿拉伯文和西班牙文。

此外,它还被改编成戏剧、舞蹈、电影、曲艺、连环画,仅仅山西武乡县的一个剧团,前后就曾演出4000场。90岁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原党委书记、时任左权剧团编剧的皇甫束玉回忆,他在小说出版当年,就将其改编成了山西梆子剧走进乡村里演出,并为该剧添加了一个“文明结婚”的结尾,以宣传根据地的临时参议会于1942年1月制定的《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董大中说,事实上,这也是赵树理创作小说的动力。

王艾甫说,以共产党在根据地各村的俱乐部、小学和农民学校为依托,这本小说在农村广泛流传,甚至于“有学校的地方就有这本书”。王艾甫认为,很难估量《小二黑结婚》在移风易俗上所起到的作用。在这位民间收藏家收集到的山西地区婚书中,从清末到民国,童养媳、一夫多妻的现象比比皆是,甚至有“租婚”现象:把老婆借给别人,生完孩子再还回来。

几位案件当事人因此在今后的人生中,背着沉重的包袱。

疾病缠身的史虎山在出狱当年就去世了。

智英贤在案发当年就被父兄送回了河北武安老家,但此事在老家传开后,她没能嫁给与其订婚的富商,而是远嫁并终老于黑龙江。

智的母亲,因为羞愤难当及思念女儿,在智英贤离开村里不久,就在一棵核桃树上上吊死了。而与岳冬至订亲的那位童养媳,则在岳死后嫁到了上百里地外的旗枝村。

终生惊恐的石羊锁,每每提及此事都浑身发抖,噤若寒蝉。曹旺生曾多次向他询问当时的一些细节,都遭拒绝,最后还是在其去世的15天前才终于将往事和盘托出。

“这时他的心很明亮,没有了往日的怕意,言谈很是自然”,曹旺生在其调查文章里写道。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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