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陈永贵三次喝酒

陈为人

作家马烽曾与陈永贵喝过三次酒。他以一个作家的视角，通过喝酒的三个典型场景，跳跃式地描绘了陈永贵由蓦然辉煌到倏忽熄灭的人生轨迹……

1964年，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在北京开会，周总理给了他一个任务，搞一部反映大寨的电影，要山西方面拿出本子，北影拍摄。陶鲁笳回来后，与其他领导研究决定，叫孙谦写剧本。孙谦曾写过一部报告文学《大寨英雄谱》，受到过广大读者的好评。

孙谦接受了写电影剧本的任务，但他提出，要我(马烽，编剧、小说家，山西省孝义县人，曾与西戎共同创作了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和他合作写。理由是：“这是个重大题材，一个人扛不动，需要两个人抬。”省委领导同意了，我也就只好服从安排。

第一次喝酒：他的手和话像老树皮一样粗糙坚硬

1965年春节后的一天，孙谦告诉我说，陈永贵正好来省城参加个座谈会，他已经约了陈永贵第二天到家里来和我见见，认识一下。我当然很高兴，我俩当即商定在我家与陈永贵“共进午餐”。

听老孙讲，陈永贵也爱喝两杯，那年他在大寨，有时开会开到深更半夜，肚子一饿了，就去敲开供销社的门，买两瓶酒，买两筒罐头，和陈永贵喝酒聊天。

孙谦给我们做介绍时，大约是为了引起陈永贵对我的重视，把我的职务都说了，什么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省委委员，等等。陈永贵对此没有什么特别反应，只是一般地和我握了握手。他的手像老树皮一样粗糙坚硬。陈永贵给我的第一印象：他不像当时的村干部，纯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区农民。

我特意准备了两瓶汾酒，打算三个人痛饮一番。陈永贵没说什么客套话，坐下来就和我俩对酌。我们就这样“东沟里一犁，西坡上一耙”地聊了起来。

写电影剧本的事，陈永贵早已知道。孙谦为了说明省委对这事的重视，特别强调了我本来已经担任了一个村“四清”工作队长，是特意为写电影剧本抽调回来的。谁想孙谦这么一说，陈永贵不冷不热地对我说：“那你在四清中一定整出不少麻袋、票票吧?”从他问话的语气中，可以听出他对“四清”中的做法很有意见。

后来我到大寨深入生活才了解到：就在陈永贵参加全国人代会、参加毛主席的生日宴席时(注：1964年12月26日，陈永贵受邀参加毛主席生日宴席)，一支“四清”工作队像搞土改时那样，在大寨扎根串连，发动群众，清查账目，寻找大寨干部的毛病。当陈永贵满心欢喜地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四清”工作队认为已经抓住几个挺像样的问题了。村里的气氛闹得挺紧张，社员轻易不敢跟干部说话，好像他们是阶级敌人，需要划清界线……

这次喝酒，正是陈永贵“命运交响乐”的序曲部分。此时展开的许多人际交往和思想交锋，将引出陈永贵今后人生道路走向中的种种变奏或共鸣。

第二次喝酒：十年后，“阶下囚”面见农民副总理

和陈永贵第二次喝酒，已经是十年以后的事了。“文革”中，陈永贵被造反派拥戴成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我和孙谦则都被打倒了，那个剧本也成了我们罪行的一部分。

“文革”后期，北影提出要拍摄我俩写的那部电影剧本，当时“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已遍及全国，陈永贵又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不管省委领导持什么观点，都不便公开拒绝，于是，我俩被调回省城太原，开始修改剧本。为了这个剧本，我俩竟然列席了两次省委常委会参加讨论。最后，剧本交给了北影，不久听说开拍了，我俩才算松了一口气。

1975年秋天，有天傍晚，山西省委办公厅郭栋材同志来找我和孙谦，说省委书记王谦要我俩第二天早上8点以前一定要赶到大寨，而此前江青已经到达大寨。于是，我和孙谦匆匆吃完晚饭就出发了。

过了几天，从北京又来了一些文艺工作者。我们认识的有北影导演成荫、崔嵬，还有演员谢芳。一天吃晚饭的时候，江青的指令下来了。她把我俩和崔嵬，还有《山花》的主要演员谢芳叫到一个桌子上，开宗明义说要我们拍一部反映大寨精神的电影。

崔嵬忙告诉她说，《山花》已经快拍完了。江青说：“我看过一些样片，不成!要重改剧本，重拍。”我忍不住说了一句：“听说北影为这部片子已经花了40万元……”江青说：“40万有什么了不起?就算缴了学费吧!导演还是崔嵬，主角还是谢芳，编剧还是你两个，可以再吸收几个年轻人。这事我要亲自抓，一定要拍好!”直到这时，我们才知道，这次把我们召到大寨，是为了电影剧本《山花》的事。当晚我俩回到招待所，都有点怄心丧气。

于是，我和孙谦俩人商量了半夜，觉得只有找陈永贵想办法。他是副总理，又是政治局委员，只要他说这部片子还可以，不要再重拍了，我们才有可能躲过这一厄运。早饭后我俩就贸然去找他。

陈永贵听后，说：“写电影是你们文艺人的营生，我可不插手管这事。”说着说着，他突然说：“咱们这么干坐着说话多没意思，喝酒吧!”他边说边从柜子里拿出一瓶茅台酒，三个酒杯。

喝酒时陈永贵谈起他当副总理的事。他说：“这副担子太重，老实说，我挑不动。可是没有办法，毛主席、周总理安排的，只能硬着头皮挑!”

他说他曾向中央写过辞职报告，没有批准。毛主席批示：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时间到外地，三分之一时间回大寨。他现在就是遵照毛主席的批示安排工作。

当说到正要召开的农业学大寨会议时，他说，中央对这个会议很重视，华国锋、邓小平等几位中央首长都要来。他还说，中国人口太多，吃饭问题是个大问题，看来要把粮食搞上去，当前只能是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大抓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我们又趁机再提那部反映大寨精神的电影剧本，还是希望他和江青说一下，不要重拍了。陈永贵皱了皱眉头说：“这话我不好说，也不便说。老实讲，就是我说了，也不抵事。”

第三次喝酒：他从人生的辉煌顶点跌落下来

和陈永贵的第三次喝酒是在1982年的秋天。当时我和孙谦住在北影招待所，修改我俩合写的一部电影剧本。

那时候，陈永贵已经被免去副总理职务，从他人生的辉煌顶点跌落下来。他被分配到北京东郊一个农场里当顾问，家住在北京城里。我们猜想他的心情一定不好，在这种情况下，理应去看望他。经过多方打听，才算找到了他家的电话号码。陈永贵一听说我俩要去看他，表示十分欢迎。

在喝酒闲聊中，看来陈永贵对从副总理职务上下来，并没有什么不满情绪。他唯一不满意的是，让他去京郊农场当顾问，而不让他回大寨。他说如今大寨的干部社员受到社会上很大压力，一提起这事，陈永贵不由得就激动起来，特别是喝了几杯酒以后，竟然对着我俩发开火了。他说，如今大寨人到了外面，连头都抬不起来，有些人故意在他们面前放凉腔，什么“学习大寨，人人受害”，什么“以粮为纲，全面砍光”，等等。

陈永贵还说，如果说工作中有缺点，有失误，我承认。主要应该由我陈永贵承担，不能让大寨所有的干部和群众分摊。这些年他们也够辛苦了，如今再受上一顿窝囊气，谁心里能服?他们到我这里来，委屈得都哭了，我也为他们抱屈……

那天，我们三个人边喝边说，差点把两瓶酒喝光。我的酒量没有他俩大，我早已有点晕天晕地了。我记得说到酒量，陈永贵说，1975年12月26日那天晚上，邓小平主持政治局开完会，江青提议大家一起吃顿饭为毛主席过生日。服务员端上茅台酒来，“四人帮”一方的人就起哄着要灌陈永贵，想出他洋相，要他好看。陈永贵说：你们也别灌，毛主席他老人家过生日，我心里高兴，我替每个人喝一杯酒。服务员便端上满满一托盘的亮晶晶的高脚杯来，陈永贵一口一杯，一口气全干了。

陈永贵说，他这一辈子喝得最痛快的一次是“四人帮”垮台的时候。那天夜里，他听到这一喜讯后，兴奋极了，找了瓶酒嘴对瓶口，一直喝到第二天太阳出山。陈永贵说：“我是和胡耀邦争吵过，可我和张春桥也拍桌子干过，怎么我就成了和‘四人帮一伙?……”

(摘自《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