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搬迁始末

郭瑞璜

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成果之一是中共中央台办宣布：开放大陆居民到台湾旅游。两岸隔绝半个多世纪，大陆居民赴台观光，看什么?有关方面分析，台北故宫博物院将是首选的旅游景点之一。日本放送协会(NHK)制片人后藤多闻1996年发表的《故宫采访笔记》，对台北1故宫博物院的历史渊源叙述甚详。现将该文有关部分编译如下，供参阅。

1985年10月，北京和台北都举行了纪念故宫博物院成立60周年大会。日本放送协会由此萌发了一个念头：摄制一部大型系列片，用完整的故宫博物院璀璨藏品，介绍中华文明史。几经周折，此项计划1994年秋才付诸实施。历时两年，《故宫——用瑰宝讲述中华五千年》拍竣。在采访、拍摄过程中，后藤多闻探寻了故宫博物院的渊源及其藏品在中华民族、中华五千年历史上的意义。

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两个收藏着世界顶级文物的著名博物院，原来是一个整体，一分为二的背景，是上世纪上半叶这个国家的战争悲剧。

1911年10月10日，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末代皇帝溥仪退位，根据清室优待条件，仍暂居紫禁城内。13年后的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废除大清皇帝称号，溥仪被逐出皇宫，供历代皇帝等少数人赏玩的大量珍宝，统归民国政府所有。总理黄郛主持的内阁会议，决定成立“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聘请一批专家学者，清理宫内财产。

91岁的北京故宫博物院顾问毕士元说：“当时我还在大学读书，去帮助教授们清理故宫财物。那时宫内荒凉不堪，杂草丛生，拨开杂草才能露出路径。过去平民不能进入紫禁城，只能在戏剧和小说里了解皇帝和后妃们的生活，现在能亲眼目睹这里的情景，内心是十分高兴的。”

因为社会上流传着种种盗窃宝物的流言，善后委员会制订了：“点查清宫物件规则”18条，内容非常缜密，以昭信于社会，并使清点工作有所依据。台北故宫博物院顾问、90岁的那志良，那时也是大学生。他中学时期的校长、考据家陈垣，是善后委员会成员，便把他找去，和其他学生一起，帮助清点故宫文物。

那志良回忆说，一个人清点，一个人登记，一个人挂号码牌。上有组长，都是政府各机关派来的，他们未必懂行，但可以当见证人。另外还有专门监视的人，以及一个兵，一个警察。清点时不能吸烟，不能单独行动，要同进同出，连撒尿都不成，怕有人偷东西。那时正是冬天，北京天气很冷，毛笔都被冻住了，要不时用嘴呵气才能化开再写。

皇宫里到底有多少珍宝，恐怕连皇帝本人也说不清楚。溥仪16岁时，内廷建福宫一带仓库顶棚内，发现了大量文物，都是乾隆的收藏品，乾隆去世后封存于此，再未面世。溥仪看到这些宝物后惊叹：“我到底有多少宝物呢!”

经学者、专家、帮忙的学生们艰苦细致工作，花费了一年多时间，完成了清宫内物品的整理、清查、登记、编号、造册工作，并选出一批物品公开展览。1925年10月10日，紫禁城辟为故宫博物院，专事收藏、展览历代皇帝收藏的文物，正式对平民开放。从此，清宫内的所有物品，哪怕是家具摆设，都具有了新的历史意义。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基本上是宋、元、明、清四朝代的皇帝们收集到宫中的珍宝，但它的精神却是从夏、商、周朝以来一以贯之的。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应该说是延续几千年、世代传承的中华瑰宝，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从古以来，每个王朝的皇帝，都要收藏一些稀世珍宝，以证明其正统性，如周秦时期的九鼎。到了汉代，皇帝已经有专门收藏珍宝的设施，如西汉时期的石渠阁、麒麟阁等。起初皇宫的藏品，大多是玉器、青铜器，魏晋以后，书画陶瓷精品亦进入皇帝收藏的视野。

随着王朝交替，战乱频仍，宫廷文物有些被破坏了，有些丢失了；有些散落民间又辗转回归皇宫的；有些被帝国主义掠夺至今存放在外国博物馆的，如大英博物馆的《女史箴图》等。故宫文物流传的故事，有代表性的可以举《江行初雪图》(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运行轨迹为例。《江行初雪图》是南唐宫廷画家赵斡的作品，先是归“风流天子”宋徽宗收藏，后落入金章宗之手，元灭金时流落民间，明初进入皇宫，清初再次传到民间，清乾隆时期重归皇宫，遂成为现在故宫博物院的藏品。

在所有皇帝收藏家中，宋徽宗和清乾隆这两位有鉴赏力的皇帝，对收藏故宫文物功不可没。宋徽宗是中国古代著名书法家，清乾隆亦擅长书法。他们在位时，广泛收集古董和书画，说宋徽宗打下基础，清乾隆在此基础上集大成，一点也不为过。

在北京故宫近万间房屋中，“三希堂”只不过是养心殿一隅的小书斋而已。但因它收藏了三件稀世珍品而名满天下。清康熙时期，长期流落民间的书圣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被献给皇帝。乾隆十一年，又有人把王羲之外甥王珣的《伯远帖》(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献给乾隆。加上王献之的《中秋帖》(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本已在宫中，王氏一门三件法帖全部归于乾隆。这位皇帝喜不自胜，遂在他生活起居的养心殿一隅修建了一个书斋，专门收藏这三件稀世之宝，故名之“三希堂”。

乾隆最中意的书法作品是《快雪时晴帖》，曾在该帖上大写一个“神”字，还在另外的纸上写下“神手技点”，表达了喜爱和景仰之情。每到下雪天，乾隆就到三希堂欣赏《快雪时晴帖》，兴之所至，画了一幅山水画《羲之观鹅图》，描绘王羲之观看鹅在池中游泳，颈部摆动的样子，从而悟出腕诀窍的故事。

可见，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是在王朝更迭、无数次的战乱中，以极偶然的机会，被皇帝们和理解中华民族之心的文人们保存下来的瑰宝。

故宫博物院创办不久，战争阴云又笼罩了中国。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军三个月即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1932年，日本又制造了一个以废帝溥仪为傀儡的“满洲国”。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公开化，华北、华东将成为继续侵吞的目标。中国政府决定，将故宫文物装箱南运，存放在上海租界内，以免毁于战火。

为了保证易碎品在运输过程中不致损坏，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请教了北京琉璃厂各大古玩店包装瓷器的方法。那志良说，装箱时把十个瓷碗扎在一块，使它成为一体，然后装箱，再用软物塞紧，一箱文物就成了一个整体，即便箱子掉在地上，里边的文物也不会损坏。

据《故宫七十星霜》一书记载，故宫文物南运计划传开后，社会各界是赞成的。因为北京很快就要变成战场，文物被破坏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土地丢失了可以收复，文物一旦遭到破坏就永远丢失了。也有反对的，理由是担心故宫

文物一旦失散就很难复合。有些激进人士认为，文物南迁是政府放弃北京的前兆，民心浮动。其中最激烈的是周肇祥。他曾任湖南代省长，当过故宫古物陈列所所长。为了阻止故宫文物南运，他在中南海成立了“北京民众保护古物协会”，自任会长，发表演说，散发传单，多次表示要武力阻止故宫文物南运。他还联络了一批汽车司机、车夫、搬运工人，拒绝给故宫搬运文物。预定第一批南运的箱子，就是因为等候工人未到而使计划落空。

当时社会上谣言四起，说只要文物装车启运，就要在铁路中放置炸弹，炸毁列车。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没法，便拍电报给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宋给北京市长下令，以“煽动群众，扰害治安”罪拘捕了周肇祥，并采取了一系列安全措施，文物南运才得以进行。

当时20多岁的那志良是故宫博物院最年轻的科长(其他科长都四五十岁了)，从头到尾参与了故宫文物运输、保管过程。据他介绍，1933年2月6日，天不亮，故宫博物院第一批南运文物箱子，在军队严密保护下，装上北京站物别编组的列车，一路向南驶去。到同年5月5日共分5批把13491箱文物，从北京疏散出来。其中，陶瓷、瓷器1058箱，玉器158箱，青铜器55箱，书画128箱，以及大量文具、印章、漆器、玻璃制品，还有许多图书、文献。

这些故宫文物存放在上海租界。1937年元旦，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竣工，才又运到南京，尚未开箱布展，同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开始全面进攻中国，战火即将蔓延到南京。在这种紧迫形势下，国民党政府又决定将故宫文物向国内西南安全地区疏散，即分成二组，运往陕西、湖南、四川等地。那志良是第一组负责人，8月14日动身，把一批文物运到长沙，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11月12日上海沦陷，20日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因为日本飞机飞临长沙上空，很不安全，12月那志良再次把文物装船，转运到四川山中保存。大约一个月后，湖南大学图书馆即遭日本飞机猛烈轰炸，毁坏严重。那志良感叹道：“多亏我们逃得快，否则……”

几十年后，那志良还记得运输文物的艰难：“用汽车运，一车装20箱文物，麻烦极了，有钱也没有用，找不到车，有了车又没有汽油，有了汽油路又断了……”

原定运往宝鸡的第三组文物，由于在当地找不到合适的存放地点，卡车继续南行，翻过秦岭，经汉中运到成都。最后一批即第三组文物，装船离开南京，沿长江上行，向重庆进发，是12月8日的事情，五天后日军即攻入南京。

这些文物分别存放在四川、贵州的深山里，直到二战结束，才又集中到南京。不久，国共之间爆发内战，共产党军队势如破竹，蒋介石政权摇摇欲坠，即挑选出4000多箱约70万件文物(一说2792箱约65万件)，从1948年12月22日开始，分三次运到台湾，存放在南投县雾峰山的北沟仓库。那志良也随着文物到了台湾，再也未能回到北京。

解放军渡过长江，进入南京，剩下的9000余箱约100万件文物被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

1965年11月；位于台北市郊外阳明山脚下双溪的台北故宫博物院落成。这座按照南京中山陵的模式修建的地下一层、地上三层宫殿式建筑，就成为台湾收藏、展览故宫博物院文物的处所。

1933年从北京故宫运出的一万多箱中华瑰宝，历经艰险跋涉，到达台湾或又回到北京，行程都在12000公里以上，可谓中国文物的一次25000里长征。在世界大博物馆中，像这样大规模、长距离运输文物是没有先例的。它在世界博物馆史上应当大书一页。而且在运输途中文物却没有受损。那志良说，曾发生过几次翻车事故，但却没有死一人，没有损坏一件文物。

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说：“每想到这个问题，我就感到‘古物有灵。这个‘灵就是民族感情，民族语言和文化，保护着这些文物。这个‘灵一直在我们心中。”

这也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有关人士的共同心声。

(刘述礼摘自《各界》200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