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住宿领域房东未来共享行为研究——基于风险决策的视角

谷慧敏 雷 铭 王 静 张莹莹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 北京 100024）

引言

共享住宿作为共享经济的重要分支，在满足个性化住宿需求中起到重要作用（Song，Xie & Park，et al.，2020）。共享住宿指房屋所有人或房屋使用人（以下统称房东）利用自住或租赁住宅，通过共享住宿平台为房客提供短期住宿服务，其房源房间数不超过相关法律规定要求的住宿业态。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住宿发展报告2020》，2019年我国共享住宿市场交易规模约225 亿元，共享住宿业已成为我国发展迅速、创新活跃、潜力巨大的经济产业之一。已有研究主要从需求角度考察房客对共享住宿的参与意愿（Song，Xie & Park，et al.，2020），或从平台的角度考察房东/房客在单个平台的持续参与意愿（池毛毛、潘美钰、王伟军，2020），而从供给角度对房东个人共享行为参与意愿的研究较少。与此同时，受市场波动和政府监管等多种因素影响，我国共享住宿房东退出市场的比例也较高。因此，本研究重点考察共享住宿领域现有房东未来共享行为的意愿及影响因素。

房东的共享行为是一种有风险的经济决策行为（Malazizi，Alipour & Olya，2018）。风险决策行为遵循双系统工作路径（dual-process model），一种是认知分析系统，一种是情感启发系统（Weber，Blais & Betz，2002；孙彦、李纾、殷晓莉，2007；Hu，Xie & Li，2013；李爱梅、谭磊、孙海龙等，2016）。风险决策的双系统模型已经在多个研究领域得到验证，例如交通驾驶领域（Hu，Xie & Li，2013）、健康风险决策领域（Van Gelder，De Vries &Van Der Pligt，2009）、睡眠剥夺领域（李爱梅、谭磊、孙海龙等，2016），但在共享经济领域的研究尚未展开。同时，以往研究大多从单一的认知路径（cognition）或情感路径（affect）出发考察其对风险决策的影响，而决策的双系统模型认为，认知和情感既可以单独作用于风险决策行为，也可以共同作用于风险决策行为。因此，本研究探索的第一个问题是，认知因素和情感因素是否共同影响共享行为。

此外，根据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外部刺激要通过内部的认知过程影响行为。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作为重要的心理距离之一，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认知过程（蒋多、何贵兵，2017；Schreiner，Pick & Kenning，2018）。已有研究表明，房东的风险态度和主观幸福感影响了房东的社会距离感知（Turhan，Inandi & Inandi，2006；Montinari & Rancan，2018），社会距离感知影响风险决策 行 为（Bock，Zmud & Kim，et al.，2005；Malazizi，Alipour & Olya，2018；Schreiner，Pick & Kenning，2018）。因此，本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认知因素和情感因素影响共享行为的内在机理是什么。

本文从风险决策的视角对共享经济中共享住宿领域现有房东的共享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从认知和情感两个角度，分析探讨两种信息加工系统影响共享行为的过程机制。本文是对共享经济用户理论研究的一次新探索，理论贡献主要表现为：（1）从房东个人参与共享行为的意愿出发，将共享行为看作一种经济领域的风险决策行为，考察共享经济下风险决策行为的前因因素，有助于加深对房东参与共享行为的内在心理机制的理解。（2）基于风险决策的双系统模型，同时考察认知因素和情感因素对个人共享行为的影响，是对共享经济背景下风险决策的双系统模型的有力补充。（3）从信息加工心理学的角度考察社会距离感知在风险态度和主观幸福感影响共享行为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为理解房东的共享行为提供了新颖的角度。在共享住宿的实践发展中，本研究可帮助平台了解房东参与共享行为的意愿及前因因素，有针对性地鼓励房东参与共享活动；同时，平台也可将同质性较高的房东与房客进行匹配推荐。（4）企业、政府和行业协会也可以针对风险态度积极、主观幸福感高的个体进行引导，以吸引更多的潜在个体加入共享经济，推动共享住宿在我国健康、快速发展。

一、文献及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Epstein（1994）认为人们在对风险进行判断时存在两种信息加工系统（风险决策的双系统模型）：一种是分析性的理性决策系统；另一种是自动化的经验决策系统。虽然不同领域的学者用不同的名称来命名大脑中的双系统，但是总体而言，学者们对于大脑内双系统的理论观点基本一致——前者需要意识参与，主要依靠逻辑规则和概率计算做出决策，相对较慢，是一个认知决策过程（cognition）；后者不太需要意识的参与，主要依靠经验或事物之间的联结做出决策，相对较快，情绪、情感（affect）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孙彦、李纾、殷晓莉，2007；李爱梅、谭磊、孙海龙等，2016）。以往研究考察了认知因素（如注意、记忆、思维、风险感知、风险容忍等）对风险决策行为的影响（李爱梅、谭磊、孙海龙等，2016）；也考察了情感因素对风险决策行为的影响，如情绪（emotion）和情感（mood）影响汽车司机的风险驾驶行为（Hu，Xie & Li，2013），主观幸福感高的个体在获益情境下的风险决策行为增多（Rutledge，Skandali & Dayan，et al.，2015），但并未同时考察认知和情感对风险决策行为的影响。下文将分别介绍风险态度和主观幸福感对风险决策行为的影响。

1.风险态度与共享行为

风险和不确定性在人们的生活中不仅普遍存在，还关系着几乎每一个重要的决策（Weber，Blais & Betz，2002；Turhan，Inandi & Inandi，2006）。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经济、金融、健康等领域人们的风险决策行为及影响因素（孙彦、李纾、殷晓莉，2007），对共享经济领域的风险决策行为进行研究较少。参与共享住宿是一种有风险的行为决策，房东在参与过程中会面临各种风险，如信息不对称风险、经济风险、政治风险、功能风险、安全和安保风险等（Malazizi，Alipour & Olya，2018）。

当人们面对风险和不确定情境时，不同的人对事物的认识和感知是不同的，对风险环境所采取的解决方式也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通常被描述为风险态度的差异（Weber，Blais & Betz，2002）。风险态度（risk attitude）指决策者在不确定情境中表现出的态度和偏好，被概括性地理解为个体参加风险行为的程度（Weber，Blais & Betz，2002）。风险态度是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是人们在不确定情境中对风险的倾向，例如，有人厌恶风险（risk aversive），进行风险行为的可能性较低；有人偏好风险（risk loving/risk seeking），进行风险行为的可能性较高（Weber，Blais & Betz，2002；Pan，He & Kong，2020）。Weber 等编制了特定领域风险态度量表（domain-specific risk-taking scale），从5 个领域（经济金融、健康和安全、娱乐、伦理、社会决策）测量人们的风险寻求和风险厌恶程度。房东参与共享经济可以看作一种经济金融领域的风险行为，所以本研究采用经济金融风险决策量表考察房东的风险态度。风险态度是影响风险决策行为的重要认知因素（Hu，Xie & Li，2013）。已有研究发现，风险态度直接影响风险行为，对待风险的态度越积极，风险行为产生的可能性越高（Weber，Blais & Betz，2002），这种现象涉及各个领域。例如，Hu、Xie 和Li（2013）研究发现，风险驾驶的态度影响风险驾驶行为，对风险驾驶的态度越正面，产生风险驾驶行为的可能性越高。Pan、He 和Kong（2020）研究发现，经济领域的风险态度影响农民的杀虫剂使用行为，风险厌恶的个体，使用的杀虫剂会更多。在本研究情境中，房东的风险态度越积极，越有可能参与共享行为。

在共享行为领域，陈果、齐二石和刘亮（2015）等探讨了企业知识共享双方的风险态度对双方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知识共享双方的风险态度对其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表现为企业双方的风险态度相似时更倾向于互惠主义的知识共享。此外，也有学者研究发现，在众筹购物中，风险态度可以调节认知偏差与非理性购买决策之间的关系（曾德国、张凤军，2016）。同样，房东的共享行为也可看作创业行为，将自己的房屋资源或是借助他人的房屋资源进行创业。风险态度对创业倾向有一定的影响，风险偏好对创业倾向有显著正向影响，风险厌恶则相反（王勇，2017）。陈波（2009）也分析研究了风险态度对回乡创业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

：共享住宿房东风险态度对其未来共享行为有显著影响，风险态度越积极，未来共享行为越多。

2.主观幸福感与共享行为

心理学里的主观幸福感分为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与心理主观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PWB）。前者一般指人们对生活质量的情感性和认知性评价，后者则强调人的潜能（Ryff，1989）。尽管主观幸福感是不断变化的，但在一段时期内的波动是相对稳定的（梁增贤，2019）。Campbell（1976）认为，主观幸福感可以通过主观幸福感指数（index of wellbeing）测量，并可分为总体情感指数（index of general affect）和生活满意度指数（index of life satisfaction）两个指标。类似地，Diener（2012）提出，主观幸福感（SWB）既包括认知方面，又包括情感方面。认知方面主要是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情感方面主要是对情绪状态（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测量。

风险决策的双系统理论认为，情感能够影响风险决策，属于一种决策捷径（Weber，Blais & Betz，2002；孙彦、李纾、殷晓莉，2007）。Van Gelder、De Vries 和Van Der Pligt（2008）发现可以通过负性情绪预测个体的风险决策行为。Hu、Xie 和Li（2013）发现正性情绪可以导致司机更加冒险的驾驶行为，而负性情绪导致的风险驾驶行为更少。主观幸福感作为一种情感体验，也会影响决策行为。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高的个体，获益情境下的风险决策行为增多（Rutledge，Skandali & Dayan，et al.，2015）。本研究主要考察情感因素对共享行为的影响，因此使用Campbell（1976）编制的主观幸福感指数量表中的情感量表进行测量。个体正性情绪体验多，主观幸福感高，可能更愿意参加共享行为，个体主观幸福感体验低，则更愿意回避共享行为。故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

：房东主观幸福感对其未来共享行为有显著影响，主观幸福感越高，未来共享行为越多。

3.社会距离与共享行为

根据解释水平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CLT），心理距离影响个体的行为和决策（Liberman，Trope & Wakslak，2007；蒋多、何贵兵，2017）。解释水平理论认为，心理距离（包括时间距离、空间距离、社会距离等）会影响人们对于事物表征的抽象水平，进而影响其预期、评估和行为决策（Trope & Liberman，2010）。其中，社会距离作为心理距离人际属性的一种，指个体、群体和社区之间的关系隔阂，是用以说明个体、群体和社区之间的亲密、距离、关联和分离状态的概念（Sinkovics & Penz，2009）。目前有关社会距离对风险决策影响的研究中，主要探讨了自我—他人在风险决策中的差异，涵盖了金钱领域、人际关系领域、医疗领域等，但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Lu，Shang & Li，2018；Zhang，Zhou & Luan，et al.，2019）。有研究发现，为自我决策比为他人决策更加倾向于风险寻求（Lu，Shang & Li，2018），也有研究发现为自我决策比为他人决策更加倾向于风险规避（宋之杰、李爱影、王娜等，2017；Zhang，Zhou & Luan，et al.，2019）。近期的研究开始探讨他人在不同社会距离对自我风险决策的影响（宋之杰、李爱影、王娜等，2017；Zhang，Zhou & Luan，et al.，2019）。一项医疗领域的研究发现，当社会距离较近的人陷入危险时，决策者的风险偏好较高（Zhang，Zhou & Luan，et al.，2019）。宋之杰、李爱影和王娜等（2017）以洪涝灾害为研究背景，通过眼动研究发现，感知社会距离近组比感知社会距离远组表现出更强烈的风险寻求倾向。所以笔者推断，在共享住宿领域，房东感知到的与房客之间的社会距离也会影响其未来的风险决策行为（共享行为）。在本研究中，房东是否共享房屋都是在为自己做决策，不同之处在于房东感知到的与房客间的社会距离。因此，社会距离可能直接影响房东未来的共享行为，房东感知的社会距离越大，有风险的共享行为的发生可能性就越低；社会距离越小，房东未来参与共享行为的可能性越高。故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

：共享住宿房东感知到的社会距离对其未来共享行为有显著影响，社会距离越小，未来共享行为越多。

信息加工心理学认为，外部刺激要通过内部的认知过程影响行为的产生。有研究表明在目前的社会情境下，房东感知到的与房客之间的社会距离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认知，已经成为制约共享住宿发展的痛点（陈菁菁、王家凝、周蓉蓉，2018）。陈菁菁、王家凝和周蓉蓉（2018）对房主、顾客“在线短租”服务的社会距离测量表明，房主对“更愿意出租一整套房屋”的观点赞成率高达63.4%，相比房客与家人同住，大多数房主只能接受出租整套的空余房屋；相比与房主及其家人同住，房客对“只接受单独短租”的观点赞成率为50%。隐私暴露是“共享住房”发展的最大痛点，双方在陌生的情况下更倾向于保持一定的“距离”。可见，社会距离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认知变量，在共享住宿行为中起十分重要的作用。Montinari 和Rancan（2018）认为，风险态度是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风险态度积极的个体，更愿意与陌生人接触，进而使其感知到的社会距离变小；相反，风险态度消极的个体，愿意与陌生人接触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进而使其感知到的社会距离变大。此外，如前所述，房东的风险态度可能影响其感知到的与房客间的社会距离，进而影响其未来的共享行为。风险态度积极的房东，感知到的与房客的社会距离较小，因此更有可能发生共享住宿行为。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

：房东的风险态度对其感知社会距离存在显著影响，风险态度越积极，其感知社会距离越小。

H

：共享住宿房东感知的与房客的社会距离在风险态度与未来共享行为间发挥中介作用，即风险态度积极的房东更愿意与陌生人接触，使其感知社会距离较小，从而促进其更乐于产生未来共享行为。

主观幸福感高的人有更多的正面情绪力量。Guven（2011）使用跨国调査数据的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高的人有更多的正向情绪（如更具乐观主义精神、利他主义精神等），显著地提高了个人享有的社会资本，包括更频繁地参加社交聚会、志愿活动等。主观幸福感高的人在社会交往中会更容易创建新的社会契约，同时，也更乐于助人，会更主动，会对周围亲近的人更加友好（刘斌、李磊、莫骄，2012）。我国学者刘新庚和刘建亚（2013）对“屌丝”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的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越高，“屌丝”越愿意积极地与人交往，且能将主观幸福感传递给他人。由此可知，主观幸福感高的人可能更不介意与陌生人接触，更愿意与他人互动，并在互动过程中会以较积极乐观的心态处理出现的问题并以此感染周围的人。这样的人感知的社会距离会较小，会更愿意与人共享，参与共享住宿活动的可能性也相对更大。基于以上内容，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

：房东主观幸福感对其感知社会距离存在负向影响，主观幸福感越高，感知到的社会距离越小。

H

：共享住宿中房东的社会距离在主观幸福感与未来共享行为间起中介作用，即主观幸福感高的房东更愿意与陌生人接触，进而使其感知社会距离更小，更乐于产生未来共享行为。

基于此，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图1 所示：

图1 研究模型Fig.1 Research model

二、研究方法

1.研究样本

本次数据收集采用线下实地调研和线上调研两种方法，调研对象为在爱彼迎（Airbnb）、小猪短租、途家等民宿平台上线的房东，调研地点为在线短租发展较为成熟、短租房东整体数量较多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杭州、德清、厦门、成都等，调研时间为2017年9 月14 日至2017年10 月7 日。由于调研涉及的城市较多、较分散，故此次线下实地调研分两次进行：2017年9 月中下旬，线下调研城市为上海、杭州、湖州（德清县莫干山景区）、厦门；2017年9 月底至10 月初，线下调研城市为成都、都江堰（含青城山景区）、北京。研究团队一方面通过线下实地调研房东，另一方面将调查问卷扩散到民宿房东交流群收集数据，并在在线问卷中设置IP 限制，保证了问卷质量。

本次调研共收回问卷350 份，剔除38 份无效问卷后，最终保留有效问卷312 份，调查问卷的有效率为89%。对312 份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后，从人口统计学数据看，本次收集的在线短租房东样本中女性占52%；大部分房东的年龄在21～40 岁，占比为77%；一半以上（65%）都是本地人；学历在大专、高中、中专及以下的房东比例最高（56%）；大多数房东（55%）都是个体经营者/自由职业者；个人兼职房东与职业房东（职业房东、中介经纪人、商业机构）比例相差不大，分别为55%和45%（见表1）。

表1 房东人口统计学数据Tab.1 Host demographic data

2.研究工具

本文中风险态度、主观幸福感、社会距离和未来共享行为的题项都选自成熟量表。在测量中，除主观幸福感外，未来共享行为、风险态度、社会距离的选项中，1 表示非常不同意、2 表示不同意、3 表示中等、4 表示同意、5 表示非常同意。

对未来共享行为的测量，本文在Bhattacherjee（2001）设计的问卷基础上进行了改编，共计4 个条目，分别是“未来我会更经常地加入到共享经济社区中”“未来我会更多地参与到共享经济中去”“如果可能我会更多地增加共享经济的消费”“我会鼓励身边的人加入到共享经济中”。为便于后续研究识别与分析，将未来共享行为命名为FB，4 个条目依次以FB1—FB4 命名。

风险态度采用Blais 和Weber（2006）设计的特定领域风险态度量表（domain-specific risk-taking scale）中金融风险的6 个条目，包括“将一天的收入用来买彩票”“投资年收入的10%到一个高风险的基金”等。为便于后续研究识别与分析，问卷将风险态度命名为RT，6 个条目依次以RT1—RT6 命名。

主观幸福感通过Campbell（1976）编制的主观幸福感指数量表（Index of Well-Being Scale）中的8 个条目进行测量，代表条目为“生活未给予我任何机会——生活对我太好了”。在1—7 选项中，选择1 表示最接近左边的描述，反之则相反。为便于后续研究识别与分析，问卷将主观幸福感命名为WB，8 个条目依次以WB1—WB8 命名。

社会距离采用Bogardus（1925）设计的社会距离测量量表（Bogardus Social Distance Scale）进行测量，根据在线短租房东和消费者（房客）接触的特点，本文对社会距离量表基于情境进行了修改，代表条目为“选择房客作为您的同事”。为便于后续研究识别与分析，问卷将社会距离命名为SD，3 个条目分别以SD1—SD3 命名。因社会距离的测量分值“5”为“非常同意”，故本文对其得分进行倒转。

控制变量方面，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有海外留学经历、是否是本地人等列为控制变量。

三、数据分析与结果

1.探索性因子分析

未来共享行为、风险态度、主观幸福感、社会距离的测量条目虽选自国外成熟量表，但做了情境修改，故对其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本文采用的分析工具为SPSS 20.0 软件。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未来共享行为、风险态度、主观幸福感、社会距离的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α）分别为0.91、0.86、0.96、0.90，皆在0.70 以上，且总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为0.84，大于0.70，表明信度较好（邓新明，2012）。利用KMO 检验和Bartlett 球形检验进行分析，发现KMO 值为0.90，接近于1，意味着变量间的相关性较强，表明现有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Kaiser，1974）。Barlett 球形检验的Sig 值为0.000（＜0.01），达到显著水平，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对房东未来共享行为、风险态度、主观幸福感、社会距离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以因子载荷值0.45为临界值（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2004）。从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中可知，变量组成的因子与原指标设计相一致，由单维因子组成；每个条目的因子载荷均超过了0.45，最小值为0.47，绝大部分题项的因子载荷都在0.70 以上（见表2），表明可进行后续分析。

表2 各题项的因子载荷Tab.2 Factor load of each item

2.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文选用AMOS 软件对4 个变量、21 个数据指标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主要检验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一般情况下，标准化因子载荷应当大于0.5。本文除RT6 的因子载荷为0.35 外，其余题目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5。根据前人的文献建议（沈王琴、胡雁，2011），因子载荷大于0.3 属于可接受范围，因此，本研究保留了所有题目，并未进行删减。同时，当平均提取方差值（AVE）大于0.40 时，此时收敛效度可接受（吴明隆，2009）。当AVE 大于0.40，且概念模型中潜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的平方均小于AVE 时，区分效度即达到满足条件（Chin，1998）。

从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中可得出（见表3），大部分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量在0.59～0.91，

p

值在0.001 的水平下显著，且本研究题目的AVE 都在0.54～0.74，大于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见表4），因此可以证明潜变量之间具有比较良好的收敛效度及区分效度。

表3 潜变量及观察变量的验证性因子分析Tab.3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latent and observed variables

3.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使用SPSS 20.0 软件对本文选取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4 所示。风险态度与未来共享行为显著正相关（

r

= 0.11，

p

＜0.05），主观幸福感与未来共享行为显著正相关（

r

= 0.38，

p

＜0.01），社会距离与未来共享行为显著负相关（

r

= -0.19，

p

＜0.01），风险态度与社会距离显著负相关（

r

= -0.51，

p

＜0.01），主观幸福感与社会距离显著负相关（

r

= -0.18，

p

＜0.01）。通过相关分析，发现某些控制变量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因此需做多重共线性检验。使用SPSS 软件进行检验后发现，VIF 值小于1.5，小于临界值3，容许度在0.68～0.96 变化，且大部分都接近于1，因此多重共线性检验通过。相关分析结果为

H

、

H

、

H

提供了初步的数据支持。

表4 变量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Tab.4 Variable mean，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4.假设检验

（1）风险态度、社会距离与未来共享行为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检验

由于Bootstrap 与Hayers 等开发的SPSS 宏能检验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本文利用其对风险态度、社会距离与未来共享行为的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进行检验，Bootstrap 设置为5 000。由表5 可以看出：模型2 显示，共享住宿房东风险态度正向影响未来共享行为（

β

= 0.13，

p

＜0.05），

H

得到验证；模型4 显示，共享住宿房东社会距离负向影响未来共享行为（

β

= -0.23，

p

＜0.001），

H

得到验证；模型6 显示，共享住宿房东风险态度对社会距离有负向影响（

β

= -0.54，

p

＜0.001），

H

得到验证。

表5 风险态度、社会距离对未来共享行为的回归结果Tab.5 Regression results of risk attitude and social distance on future sharing behavior

本文还讨论社会距离在风险态度和未来共享行为间起到的中介作用，以对

H

进行验证。通过对模型7、模型8、模型9 的综合分析，加入了中介变量社会距离后，风险态度对未来共享行为的影响变为不显著（

β

= 0.16 降低为

β

= 0.05）。同时，风险态度通过社会距离到未来共享行为的间接效应为0.09，CI = ［0.03，0.16］不包含0，故社会距离在风险态度与未来共享行为间存在中介作用，

H

得到验证。

（2）主观幸福感、社会距离与未来共享行为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检验

本文利用Bootstrap 与Hayers 等开发的SPSS 宏对主观幸福感、社会距离与未来共享行为的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进行检验，Bootstrap 设置为5 000。由表6可以看出，模型2 显示，共享住宿房东主观幸福感对其未来共享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β

= 0.35，

p

＜0.001），

H

得到验证；模型6 显示，共享住宿房东主观幸福感对社会距离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β

= -0.16，

p

＜0.01），

H

得到验证。

表6 主观幸福感、社会距离对未来共享行为的回归结果Tab.6 Regression results of wellbeing and social distance on future sharing behavior

本文还讨论社会距离在主观幸福感和未来共享行为间起到的中介作用，以对

H

进行验证。通过对模型7、模型8、模型9 的综合分析，加入了中介变量社会距离后，主观幸福感对未来共享行为的影响减少（

β

= 0.37 降低为

β

= 0.34）。同时，房东主观幸福感通过社会距离到未来共享行为的间接效应为0.02，CI = ［0.00（2），0.05］，不包含0，故社会距离在房东主观幸福感与未来共享行为间存在中介作用，

H

得到验证。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风险决策的角度出发，将房东参与共享住宿看作一种经济领域的风险决策行为，依托风险决策的双系统模型，分析了共享住宿领域房东的风险态度、主观幸福感与社会距离对其未来共享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房东风险态度与主观幸福感分别正向影响未来共享行为，负向影响其对社会距离的感知；社会距离对房东未来共享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且分别在风险态度与未来共享行为、主观幸福感与未来共享行为间起中介作用。本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1.理论价值

首先，本研究从房东的角度分析其参与共享住宿的意愿及影响因素，丰富了现有的共享经济三大主体中对共享经济提供者参与意愿的研究成果。以往关于共享住宿的研究主要从消费者的角度考察消费者参与共享住宿的意愿，而较少从经营者的角度考察房东参与共享住宿的意愿及影响因素（胡敏，2007；Pizam，2014）。同时，共享住宿房东的研究主要从平台的角度考察房东在单个平台的持续参与意愿（池毛毛、潘美钰、王伟军，2020），而对房东个人共享行为参与意愿的研究较少。本研究从房东个人参与共享行为的意愿出发，将共享行为看作一种经济领域的风险决策行为，考察共享经济下风险决策行为的前因因素，有助于加深对房东参与共享行为的内在心理机制的 理解。

其次，本研究根据风险决策的双系统模型，同时考察认知因素和情感因素对个人共享行为的影响，是对共享经济背景下风险决策的双系统模型的有力补充。以往研究发现，认知因素，如注意、记忆、思维、风险感知、风险容忍等影响风险决策行为（李爱梅、谭磊、孙海龙等，2016），同时情感因素，如情绪（emotion）和情感（mood）、主观幸福感等也对风险决策行为产生影响（Hu，Xie & Li，2013；Rutledge，Skandali & Dayan，et al.，2015）。本研究进一步发现了认知和情感会共同影响风险决策行为。风险态度积极的房东会更愿意共享，即房东的风险态度对其未来的共享住宿行为有正向影响。主观幸福感作为个体对自己生活质量满意程度和情感体验的评价，其高低会对个体在工作、生活中的表现及心理产生一定的影响。主观幸福感高的房东即使在共享住宿中面临各种问题时也能以较好的心态去面对，并持续参与未来共享住宿行为，即房东主观幸福感对其未来共享住宿行为有正向影响。本研究极大地丰富了风险决策的双系统模型和共享经济的房东风险决策行为理论研究。

再次，本研究从信息加工心理学的角度考察了社会距离感知在风险态度和主观幸福感影响共享行为中的中介作用，为理解房东的共享行为提供了新颖的角度。目前，有不少研究探讨了社会距离对风险决策的影响（Turhan，Inandi & Inandi，2006；Montinari & Rancan，2018），但是对影响社会距离，进而影响风险决策的因素研究较少。本研究以风险决策的双系统模型为依托，得出风险态度和主观幸福感分别通过影响房东感知到的社会距离，进而影响未来共享行为的结论。研究发现：相对风险态度消极的人，风险态度积极的人更敢于与陌生人接触，由此其感知到的社会距离会逐步变小，而社会距离小的房东更能产生未来共享行为，即社会距离在风险态度与未来共享行为间存在中介作用；高主观幸福感的人可能会弱化与陌生人间的差异而更愿意与陌生人接触，继而更愿意产生未来共享行为，即社会距离在主观幸福感与未来共享行为间存在中介作用。本研究结论是对心理距离影响风险决策理论的有力 补充。

2.实践意义

首先，对共享平台来说，本研究可以指导共享平台进一步了解房东参与共享住宿的意愿及影响因素，从而有针对性地鼓励房东更好地参与住宿共享活动。例如，共享住宿平台可以对本平台房东或有意愿在本平台发布房源的潜在房东进行风险态度和主观幸福感的测量。了解房东的风险态度后，平台可针对性地采取措施降低阻碍房东进一步共享的风险，促进其产生共享行为，扩大本平台房东规模。

其次，平台可以将同质性较高的房东与房客进行匹配推荐，进一步促进交易量的提升。共享住宿平台可对房东感知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解，以采取相应措施减少房东与房客间的社会距离。例如：平台可以对房东及其房源的网页公布信息及用语进行规范和引导，以此促成交易；对顾客和房东进行同类分配及管理，将与顾客同质性较高的房东房源推荐给顾客，以促进二者间更多、更深入的交流。同时，房东在与潜在房客以及房客沟通时可以采取相应措施拉近与房客间的社会距离，如通过房客入住前、入住中、入住后的话语拉近二者间距离，以促成交易，达成商品目标，谋划长远发展。

再次，企业、政府和行业协会也可以针对风险态度积极、主观幸福感高的个体进行定向营销和引导，以吸引更多的潜在个体加入共享经济，进而推动共享住宿在我国快速可持续发展。在线短租是一个增量市场，基于全国巨大的闲置房源数量，未来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3.研究局限性和未来研究展望

第一，本文仅探讨了房东在金融领域的风险态度对其未来共享行为的影响，未深入对我国共享短租房东在特定的共享住宿领域的风险态度进行测量和检验。第二，本文选取的实地调研地点皆为共享住宿发展较成熟的地方，随着共享住宿逐步涉及更多的城市，后续研究可以扩大实地调研地点的分布范围对该模型进行检验。第三，测量方式和地区文化是影响员工主观幸福感与其前因、结果变量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可以通过其他的主观幸福感测量方法进行测量并检验。第四，本研究将房东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本地人及是否有海外留学经历作为控制变量，后续研究可以考虑添加其他控制变量，如房东的经济收入情况、现运行的房源数量等。第五，本研究的前因变量（风险态度和主观幸福感）、中介变量（社会距离）以及结果变量（未来分享行为）都由房东评价，并且在同一时段收集。在今后的研究设计中，可将同一模型中的几个潜变量分时段收集，以说明模型中的因果关系。此外，本研究的样本只涵盖共享住宿领域已经产生共享行为的房东，对尚未产生共享行为的房东的共享行为参与意愿及影响因素的考察和研究，可进一步提高研究结论的外部推广性，为共享住宿的行业发展及研究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