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论与实践间循环并爬升——一个旅游研究者的自我民族志

保继刚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 广东广州 510275）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21 世纪以来，随着旅游学科建设的加强和旅游研究学术化的推进，我国旅游学界相继解决了研究规范缺失和研究方法不足的问题（保继刚，2005）。伴随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论文发表数量大大增加，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和中国知网联合课题组的统计，197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大陆学术期刊共刊发旅游领域期刊论文334 982 篇，从2011年起，每年发表数量超过 20 000 篇，其中2014年发表23 034 篇，数量最多。论文数量增长的同时，其学术性也逐渐增强。然而，在不断取得新成果的同时，由于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引导，多数研究无法对真正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做出有效回答（保继刚，2010）。现有研究成果中，“为权力讲述真理”（speaking truth for power）的多，“对权力讲述真理”（speaking truth to power）的少（保继刚，2012/2014）。我们的研究走了很久，好像又常常回到原点（保继刚、宋海岩，2019），其中存在大量的低质量重复和循环现象。打破循环，追求高质量研究成果将是学界下一阶段共同努力的方向。

那么，“高质量的成果”都具有哪些特点？通过分析中国现阶段旅游学术文献可以发现，较高质量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借用对中国旅游现象有解释力的西方概念、理论、量表，在中国开展验证性研究。二是在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对理论进行修正或发展。例如针对西方学者提出的“历史城镇旅游商业化创造性破坏模型”，结合中国国情开展研究，论证了政府行政力量的干预能使历史城镇避免进入毁灭阶段，进而修正了该模型（林敏慧、保继刚，2015）。三是提出原创性概念和理论，例如旅游吸引物权（保继刚、左冰，2012）等。很显然，这三方面成果的贡献是依次增大的，相较前两个方面，第三方面的研究学术贡献更多，研究难度也更高。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以“如何取得高质量成果”为核心展开论证。好的学术研究离不开好的研究问题，找到真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在理论和实践之间不断往复，而实践往往跟个人经历密不可分。因此，本文在简要介绍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后，将采用“自我民族志”的研究方法，通过笔者个人学术及实践经历的叙述及自我阐释与反思，展示“理论—实践”循环在旅游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由于抽象层面的“理论与实践关系”已有大量文献进行讨论，本文无意赘述，所以本文重点叙述与阐释个体学术经历。希望旅游研究者可以结合自身研究经历来理清这些关系，并在反复中形成一种重新审视自我生命历程和学术经历的能力，一种基于个体经验反思的超越，一种突破自我研究局限、发现自身研究优势的能力，一种在喧闹中沉寂下来寻找真问题和最优解的定力。“追求高质量成果”需要每一个研究者在个体层面进行这样的自我反思与自我超越。本文通过对个体学术经历的叙述和对过去所开展研究的“背景化”阐释，旨在与读者及研究者们讨论和交流，希望读者结合自身经历来反思自己的研究，并通过“个人经验问题化”来寻找取得高质量成果的个人化途径（项飙、吴琦，2020）。

二、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通常来说，理论被认为是“为了解释和预测现象，确定变量之间的关系，用系统的观点将互相关联的概念、定义和命题组织在一起的总和”（Kerlinger，1986）。也有学者提出理论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类型，其中广义的理论指一系列具有内在联系的范畴的体系或命题的集合，是关于特定领域或对象的系统化知识，狭义理论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一般来说，社会科学中质性研究的理论大多属于前者的范畴（陈向明，2000）。

顾名思义，实践指人的实际行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的实践，是人们为满足一定的需要而进行的能动地改造和探索物质世界的活动（欧阳康，2003）。理论产生于实践，必须有事实作为依据，与实践经验不可分割这一观点是许多学者的共识。但实践中提出的理论也要经受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的检验和修正，避免理论被神化。理论与实践之间从来就是循环往复、相辅相成的关系。本文所指的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即指理论产生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实践反哺理论这样一种循环往复、相辅相成的关系。

中国旅游研究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后中国旅游业的兴旺繁荣，旅游发展的现实需求一度成为学术研究的指向标，并提供了许多研究切入点。但同时，很多应用实践仍停留在相对肤浅的层面，缺乏挖掘研究问题的深度，大量的学术研究又缺少真问题，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都难以得到突破。中国旅游学界需要系统的理论梳理，同时还需要足够深度的实践经验，共同推动“理论—实践”循环的深入，才能取得真正的高质量成果（保继刚，2010）。

在对历史和现实形成深刻认知的基础上，研究者需要寻找合适的学术研究真问题，构建个体化的“理论—实践”循环，最终促进“理论—实践”循环的“尺度升级”，实现整个旅游学界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流畅循环。

三、“理论—实践”循环的个体经历

1.理论—实践—再理论—再实践的往复循环

（1）理论构建：以自然科学思维为指导的研究生论文阶段

笔者曾就读于中山大学自然地理学专业，1984年本科毕业后跟随北京大学陈传康先生攻读硕士学位，自此开始旅游地理学的研究。当时能看到的国内外旅游地理文献不多，所以硕士论文主要借用其他学科的思想方法。陈传康先生的开放性研究思维、杨吾扬先生的规范化研究思想、朱德威先生讲授的数学方法对笔者的论文影响甚大，加之本科受到过严格的实证调查训练，笔者的工作一开始就走上了实证规范化研究的道路。

硕士论文是笔者在旅游领域的第一次研究尝试，当时就近做了北京市的研究，一共包括4 个方面的内容，最后形成了5 篇小论文。首先是方法上的探索，笔者将德尔菲法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对旅游资源和旅游地进行定量评价，得到了旅游资源各因子分值权重，属于纯理论性的研究（保继刚，1988）。其次是旅游者行为方面的研究，笔者独自在北京香山公园、紫竹院公园、玉渊潭公园对游客进行了抽样调查，结合当时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对颐和园的游客抽样结果，尝试在北京市外地游客和本地游客行为方面做实证研究并对旅游者空间行为做出理论总结（保继刚，1987a）。再次是旅游环境容量方面，以颐和园为案例地，先获取当时每日及调查日各时段的入园游客量数据，在入口处分时段对出园游客进行统计，再对颐和园若干个代表性景点单位面积的游客人数进行观测，最后基于实测数据讨论颐和园的旅游环境和容量问题（保继刚，1987b）。同样地，笔者选取了颐和园、香山公园、紫竹院公园和宋庆龄儿童科学公园这4 个不同级别的公园，从分年预测、分月预测两个维度应用回归方程和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其游客量与时间的关系进行了拟合分析，结果表明对游客量的预测比较准确，这为各公园之后的服务接待实践也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保继刚，1989）。最后，笔者利用北京市1985年6月份国内游客抽样调查的资料，将引力模型应用于国内景区游客预测（保继刚，1992）。笔者一开始做北京国内游客的引力模型时，选择的指标是职工年平均工资、城镇人口、铁路距离，但这个模型做出来后无法满足数学对相关系数的要求。于是开始思考，是哪里出了问题呢？笔者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火车还属于比较奢侈的交通工具，火车票价对人们的出行是一个很大的阻碍因素。想通了这点，于是，笔者就着手对模型的指标进行调整，将城镇职工年平均工资改为它与火车票价的比值，同时将城镇人口数改为大学毕业生人数，将铁路距离改为乘火车的时间，这样出来的结果就符合要求了。笔者通过研究最后得出，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到北京的游客量，与职工的年平均工资和火车票价的比值成正比，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大学毕业生人数成正比，与各省会（首府）城市乘火车到北京的时间成反比。显然，观察生活是理论研究的必要基础。

1999年，由于工作需要给桂林市做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笔者分别选择了4个具有代表性的三星级到五星级酒店，对一年时间段内作住宿登记的共90 000多名游客的来源地进行统计，得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到桂林的游客数据，同样用引力模型进行了预测。这时影响因素发生了变化，游客量跟城镇人口成正比，同时也跟每年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职工年平均工资成正比，这恰是当时城镇人口出游能力提高的直接反映。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火车票的价格显然已经不再是20 世纪90年代游客到桂林旅游的阻碍因素，但乘火车的时间成本依然是阻碍因素。2007年，笔者对桂林旅游发展总体规划进行修编，同样选择一组酒店对游客登记表进行统计，得到60 000多名游客来源地统计数据，经模型计算后发现，影响因素仍未改变，但相关系数相较降低，即解释程度有所下降，这说明火车的相对重要性在降低，改乘其他交通工具的人变多了，例如飞机、自驾等。可见，只有源于现实实践的理论研究，才能不断对与日俱新的现实做出修正的解释，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建立富有韧性的联系，从而保持长久的学术生命力。

（2）初次实践：云南、贵州旅游资源考察

1987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笔者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组织的为期半年的西南国土资源考察队云南及贵州旅游资源考察组的工作。考察两个省之后笔者发现，旅游资源定量评价模型在实践中很难应用，也很难得到可靠的时间序列数据与游客预测模型匹配。与此同时，发生在现实旅游中的诸多现象也得不到有效解释，比如1987年丽江这样一个偏远县城，为什么国外游客数量不少而国内游客却几乎没有。再比如在云南，乃古石林和路南石林相距7 公里，但乃古石林的游客量却只有我们熟知的路南石林的1%～3%。当时地方政府本是希望开发乃古石林来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刺激游客消费，结果却未达到预期。所以笔者意识到，最初做的旅游资源（地）评价模型尽管考虑了开发条件，但是没有考虑旅游地的聚集竞争。考虑聚集竞争，现实情况又太复杂，这样的景区案例难以抽象出比较简单的模型。这样的现象还有很多，例如赤水市的十丈洞瀑布与黄果树瀑布规模相近，游客量却非常少，德宏州和西双版纳州都以傣族风情为主，德宏州的旅游发展却落后西双版纳很多。这些都是极有意思的发现，也成了笔者之后做区域旅游发展战略、空间竞争模型、游客空间行为研究的基础材料和鲜活案例（保继刚、唐新民，1988；陈健昌、保继刚，1988；保继刚，1994b）。

在1987年和1988年云南考察的基础上，笔者作为当时丽江旅游开发首个报告的主要起草人，与考察团队提出了云南旅游资源开发的十大系列。同时考察团队还对云南省旅游资源进行了旅游分区，并对其空间结构层次进行预判。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这十大系列和旅游分区基本都已实现，说明当时的考察还比较深入，对云南未来的旅游资源开发预测也相对准确。当然，这两者都不能算作学术研究，属于咨询报告，但理论在其中发挥的指导作用不容忽视，同时也为后来的理论探索奠定了基础。1988年，陈健昌同笔者合作发表了《旅游者行为研究及其实践意义》一文，截至2021年9月2日，在中国知网的下载量为7 320 次，总引用次数663 次，是笔者所有文章中引用数量最多的一篇。1988年发表的《区域旅游发展战略理论初探》一文，是关于区域旅游发展战略的初步研究，下载量为956 次，引用77 次。较多的引用量既表明学界对这两个研究的认可，也证明了深入考察是产生真知灼见的丰厚土壤。

（3）再理论：于中山大学编著《旅游地理学》教材、赴北美游学

结束云南和贵州的考察并在云南工作了两年后，笔者回到中山大学任教。回中山大学后的第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开始做一个两年期的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于1989年申请项目，1990年获批，项目名为“旅游地理学的若干理论和方法初步研究”，这是旅游研究领域的第一个青年基金项目，也是人文地理学第一批4 个青年基金项目之一。与此同时，笔者撰写的《旅游地理学》教材大纲也被高等教育出版社选中并立项，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编写，于1993年顺利出版，此后在1999年、2012年再版。1993年，笔者的第二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旅游开发的区域效应研究》获批，研究关注旅游开发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影响。依托于基金项目，笔者陆续发表了有关旅游地空间相互作用、旅游的区域影响、旅游地生命周期及主题公园系列论文，将前一阶段的实践观察悉数转化为了学术成果，内容涵盖旅游地空间竞争理论（保继刚、梁飞勇，1991；保继刚、彭华，1994；保继刚，1995）、旅游者决策模型及空间行为规律（保继刚，1991）、旅游影响（保继刚、蔡辉，1995；戴凡、保继刚，1996；Dai & Bao，1996；刘晓冰、保继刚，1996；李贞、保继刚、覃朝锋，1998）、旅游地生命周期（保继刚、彭华，1995；保继刚，1998）、主题公园的系统影响因素等（保继刚，1994a/1994c/1997），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相关理论研究。

1995年8月到1997年初，笔者赴美国、加拿大进行了为期一年半的访问学习，接触了社区旅游、城市旅游、节事旅游等新的理论成果，可以说是一次再理论的过程。笔者将访学经历分作了3 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半年，参加一项中国与加拿大的合作研究，主要是适应西方的生活和感知西方的研究思维，在不断地被追问研究目的时，反思过去所做研究的意义和问题。第二个阶段是在美国纽约州立奥巴尼大学（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做类似于博士后的研究，由美中学术交流基金会资助。这个阶段笔者开始逐渐认识美国，曾经开车环行美国，从国家公园到主题公园，从历史街区到时权酒店（time share hotel），对旅游相关的产业都进行了体验。第三个阶段是笔者回到加拿大后，在滑铁卢大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跟随Geoffrey Wall 教授做了一个学期的访问学者，认真旁听了教授开设的两门专业课，选修了Paul Eagle 教授的生态旅游课。访问结束回国时，笔者带回了整整4 箱英语旅游论著，几乎都是当时国际旅游学界最新的理论成果，这些论著为日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拓展以及研究生培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4）再实践与再理论并行

1997年后是中国旅游业大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旅游开发的一个黄金时期。刚回国的笔者恰有机会介入了中国多个重要旅游目的地的规划活动，主持了一系列规划，涉及的地域范围相较于以前有了极大的拓展，且每个目的地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见表1），使笔者对中国旅游业有了更多了解。

表1 再实践过程中主持的旅游规划项目及解决问题列表Tab.1 List of the tourism planning projects hosted by the author

续表

工作和研究过程中，再实践与再理论一直是并行的，笔者也遇到了大量有研究价值和兴趣点的问题，并从中提炼了一些学术问题进行研究。城市旅游和社区旅游就是来源于规划实践中的典型学术问题。

主持珠海的旅游规划使笔者对城市旅游的思考从理论进入实践，并从实践中提炼出城市旅游游憩商业区、城市旅游发展动力、城市旅游增长极限等学术问题（古诗韵、保继刚，1998/2002；保继刚、朱竑和陈虹，1999；保继刚、古诗韵，2002；保继刚、龙江智，2005；梁增贤、保继刚，2020）。

做苏州的规划源于对周庄考察发现的历史城镇的旅游商业化问题。历经10年研究发表的两篇重要论文，基本解决了对历史城镇旅游商业化的认知问题（保继刚、苏晓波，2004；保继刚、林敏慧，2014）。

1998年考察桂林龙胜梯田的时候，笔者发现地方政府在开发梯田旅游的过程中，基本没有考虑农民的旅游收益。直觉告诉笔者，像梯田这样的文化景观，是当地农民祖祖辈辈辛劳开垦种植水稻的结果，在没有旅游开发之前，梯田仅仅是一个水稻的生产空间，除了收获稻谷，没有其他价值。但当梯田成为一种旅游吸引物进行旅游开发后，尽管梯田在生产空间层面没有发生改变，但在其他层面却具有了另外的价值。如果农民得不到利益，一定不会配合甚至可能会发生抵制旅游活动的行为（保继刚，2017）。因此笔者带着研究生开始了系列的社区旅游研究，最开始是阅读和整理与社区参与、社区增权相关的文献（保继刚、文彤，2002；保继刚、孙九霞，2003/2004/2006/2008；孙九霞、保继刚，2006），将最新的概念和理论引进来，后来我们进一步研究制度增权（左冰、保继刚，2008），并提出了旅游吸引物权这样的新概念（保继刚、左冰，2012；左冰、保继刚，2016）。其中《制度增权：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之土地权利变革》这篇论文获得了2014年度国家旅游局优秀论文一等奖和《旅游学刊》2012年度“最有影响力论文”奖。

2018年，笔者受邀主持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哈尼梯田旅游区发展战略研究，此前桂林龙胜梯田的问题同样发生在红河哈尼梯田。有了一系列有关社区参与、旅游吸引物权的理论基础，笔者想做一次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大胆试验，于是提出了“阿者科计划”。阿者科村位于哈尼梯田世界文化景观遗产核心保护区内，是第三批国家级传统村落，其蘑菇房独特的人文景观与梯田壮美的自然文化景观是核心旅游吸引物。围绕着这一点，我们为阿者科村成立村集体旅游公司、建立收益分配机制提供了智力支持，设定了传统民居、梯田、居住和户籍4 3 2 1 的旅游收益分配机制，将旅游收益的70%以旅游分红的形式回馈给村民，使利益分配与保护管理相结合，兼顾遗产保护与旅游减贫的双重责任，以实现内源式的可持续发展。有了此前“理论—实践”的一次循环，第二次的“理论—实践”循环由此迎来更大的突破，爬升了更高的台阶。经过近3年的计划推进，截至2021年10月2日，公司已累计分红5 次，户均分红 9 836 元。2019年“阿者科计划”当选教育部第四届直属高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十大典型项目，2020年入选《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减贫案例》，并在“2020 世界旅游联盟·湘湖对话”大会做现场报告，获得了全世界各界人士的诸多关注，成为2021年高考全国乙卷文综考试地理题。村落经济和村民生活幸福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高，学界也对此计划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彰显了理论反哺实践的 力量。

2.个体学术经历的特征总结

回顾笔者的学术经历，笔者始终是在中国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中进行着“理论—实践”循环，关注的核心问题始终是“旅游与地方发展”，但是不同阶段有不同侧重，早期关注旅游开发的“规律与效率”，后来则更多关注旅游发展中的“公平与价值”。图1 中，笔者把迄今为止中国旅游的发展分为3 个阶段：起步阶段、增长阶段和快速发展阶段。由于笔者是最早进入旅游研究领域的研究者之一，因此几乎完整地经历了中国旅游发展的各个阶段，而笔者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工作，几乎都是在挖掘不同阶段的特定问题时所开展的“解决真问题”的工作。

图1 研究领域及重点Fig.1 Research areas and focuses

在中国旅游的起步阶段，国内旅游业开始萌芽，并呈现出从资源导向型向市场导向型过渡的发展趋势。起初，笔者的研究主要秉持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范式，大多侧重于对规律与效率的分析，探讨旅游目的地的资源开发、旅游管理、经济影响和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等。研究者、开发者、管理者只有在对旅游地的发展规律以及旅游开发对旅游区域产生的影响有清楚的认识时，旅游地理的研究成果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1989年初，笔者调入中山大学工作，开始了旅游地理的教学工作，越发认识到当时旅游学的学科建设仍很不成熟，达成学科共识、健全学科体系应成为旅游学界刻不容缓之要务。

规范有序的学科建设工作与扎实深入的理论研究基础为笔者做多个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规划提供了有力指导。国内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也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规划的空间。在数年的旅游实践中，笔者主持完成了西部旅游投资规划，香格里拉跨区域生态旅游区规划，广东省、湖南省与湖北省的省级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桂林、苏州、黄山、珠海、张家界、西双版纳等著名旅游城市的市级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新疆喀纳斯旅游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等不同层次的重要旅游规划60 余项，为各层次的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这些规划，笔者也发现了许多有意思的问题，拓展了自己的思考方向，并有了研究的可进入性。依托从规划实践中观察和提炼的学术问题，笔者也通过申请国家基金项目的方式，进行了多个领域的理论研究，包括城市旅游、旅游区域经济影响评价、旅游和区域的人地关系、消费转型与中国资源型旅游目的地的演化等。

现阶段，中国旅游仍在快速发展，伴随着旅游业从以市场为导向向以资本为导向转变，越来越复杂的问题使原来注重规律与效率的研究在面对有关社会、环境等新问题时遇到挑战。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范式也已经不足以解释现实社会中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因此，自2000年之后，笔者开始有意识地转向对公平与价值的研究，进一步扩大自己的研究选题，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思考在旅游地观察到的现象、理解旅游引发的新的人地关系，其中又特别关注社区、减贫、旅游吸引物等领域，以及旅游开发后的再贫困问题。这个阶段的理论思考也离不开来自现实实践的反哺，从而形成了笔者新一轮的“理论—实践—再理论”的学术升华。

纵览笔者的学术生涯，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始终并行不悖，相辅相成。在“理论—实践”的往复循环中，笔者的研究思维总体发生了两个重要转向。

一是从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转向，或者说是二者并存。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研究者遇到的问题也愈加复杂，仅仅依凭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思维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笔者在招收博士研究生的过程中就招了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建筑学等不同背景的学生，在跟他们教学相长的过程中，实现了思维的转向。

二是从“规律与效率”到“公平与价值”的转向。这个转向非常重要，跟我们这代人的成长有关系，也跟“speaking truth to power”的价值认知有关系。停留在对规律与效率的探讨易陷入实用主义的陷阱，而对公平和价值的思考则可以让我们以更高远的视角、更人性的关怀来观照现实、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做出具有更多对话可能性和更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研究。

四、“理论—实践”循环的个体反思

1.实践与理论的循环与爬升

中国旅游研究的进步始终离不开旅游业的发展，从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到现在，旅游业作为一个新兴的特殊产业部门不断蓬勃发展，为研究者带来了大量的现实规划需求，也为其进入该产业提供了很好的机会，研究者可以从现实问题中提炼学术问题，去发现理论、实证理论、拓展理论、反思理论。实践成了理论诞生与推进的基础和前提。

2000年考察苏州市周庄古镇时，笔者发现整个周庄都已经遍布商业店铺，完全没有原来江南水乡的味道。笔者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不是过度商业化了？后来发现云南丽江也是这样。于是笔者就开始带着学生做调研，让学生画沿街店面图，记录每条街的不同店铺，综合两个地方的现象不断提炼，得出了“在缺乏有预见性的外力干预下，随着旅游的发展，历史城（村）镇的旅游商业化不可避免”的结论，推进了旅游商业化的理论研究（保继刚、苏晓波，2004）。后来在考察安徽西递古镇时，结合实地情况，笔者提出了“有预见性的干预可以使历史城（村）镇的旅游商业化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程度之内”的学术论断（保继刚、林敏慧，2014）。笔者的团队从实践出发，历时10年完成了这两个问题的研究，得出的结论适用于全国范围内的历史旅游村镇，不仅具有突出的理论价值，而且对目的地的管理实践也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2006年起，中山大学旅游学院与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合作，成立“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旅游可持续发展监测点管理与监测中心”，该中心先后在阳朔、黄山、张家界、喀纳斯、成都、河南（洛阳、焦作、开封）、西双版纳、常熟、开平等典型旅游地建立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监测点（站），致力于将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指标应用于实践，定期对目的地的旅游发展状况实施监测，搭建了中国旅游研究成果应用的国际平台，并将中国经验和成果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与推广，成为了具有全球示范性的工程。监测中心设立的9 个监测点中，跟踪时间最长的为15年，最短的也有6年。对目的地如此连续、深入的监测极大地深化了笔者对社区参与、可持续发展等理论的认识。

在这些认识基础上，笔者最近主持的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旅游可持续发展与生计—能源—粮食—水的关联研究：过程、机制与多尺度效应”，将洛阳重渡沟、西双版纳和阳朔作为4 个国内案例地的其中3 个，历年的监测积累将会为理论上的探索提供良好的助力。这个基金项目的第四个案例地便是“阿者科计划”的实施地——元阳梯田及周边村寨。“阿者科计划”实施以来，笔者一直派研究生在实地驻村帮扶，每批1 至2 人，驻村半年到14 个月不等，现在已经是第六批了。他们将阿者科作为重点研究的案例来做旅游可持续发展和本地村民生计相关的研究，因为驻村的缘故，他们的调研深度一定是其他研究者难以企及的，由此有可能产生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这样一些理论上的探索研究与讨论反过来会对这些案例地的发展和管理提供有效参考。

值得注意的是，在“阿者科计划”细则制定的过程中，此前有关社区旅游和历史村镇商业化的系列研究给予了我们诸多警示，因而我们设计了“不接受任何外来资本”“村内房屋不租不售不破坏”“严格控制村内商铺数量”3 条原则，以提前规避旅游开发可能带来的过度商业化问题和旅游环境容量问题。所以，在将长期积累的理论与经验应用于实践时，先发的理论优势可以让实践少走弯路。在“阿者科计划”的经验基础上，我们目前也有两个案例地正在进行拓展，一个是云南红河州红河县的撒马坝梯田，另一个是新疆吐鲁番市鄯善县的吐峪沟村，这就是理论指导实践的力量。

理论对实践的促进作用也反映在笔者对主题公园的长时段研究中。从20 世纪90年代开始，笔者和团队在主题公园发展的影响因素与大型主题公园布局、市场的渗透率与重游率、非正规就业、收入达标市场模型、游客流的季节性特征、会员市场特征与购买动机等方面开展了系统研究（保继刚，2015）。得益于这些理论研究，笔者4 次参加迪士尼、环球影城等国际主题公园进入中国的论证，其中3 次任专家组组长，也是因为参加了论证才能对主题公园有更深入的了解，对香港迪士尼经营业绩和上海迪士尼投资风险能够有比较准确的预判。今年笔者与合作者出版了关于主题公园的第二本书，里面有更深入的案例故事的介绍，这也是理论与实践相循环的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近些年，笔者也积极参与了一些国家旅游政策制定方面的工作，主持编订了《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建设与运营规范》（GB/T26362-2010）等3 个旅游国家标准。2015年到2018年，笔者是中国旅游改革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之一，2020年被选为文化和旅游部“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这也是经历实践理论循环后，又回归到实践中的一个选择。笔者将继续用理论知识为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实践贡献力量。

2.循环爬升过程中的关键问题

在实践与理论的循环和爬升过程中，坚持以学术研究而非经济利益为导向是实践之所以能推进理论进步的重要前提。在这里用“爬升”，而不是“提升”或“跃升”，是想表达，从社会实践到理论形成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国内一年发表的与旅游相关的论文超过20 000 篇，有多少研究成果会被写进教科书？中国旅游研究的起步离不开改革开放后繁荣发展的旅游业向广大学者提供的研究机会，这也是理论与实践的第一次结合。但真正的学者不应止步或满足于做规划解决现实问题，而更应该志在发现有理论潜力的实践课题，在此基础上推动理论研究的进步，让实践反哺理论。反观笔者的旅游研究生涯也有一个从规划向研究转向的总体趋势，即明晰了规划与研究的辩证关系，从而避免陷入将学术贡献与应用性工作相混淆的困境。研究是发现，是对现象背后本质的挖掘，是对人类未知事物的探索；规划是对未来的判断和未雨绸缪的安排，是已有知识的运用和实践。笔者与笔者带领的团队都身体力行把规划和研究分开，这个转向对笔者及团队乃至中国旅游研究都有影响。

作为中国的旅游学者，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旅游展现出了许多跟西方不一样的经验和问题，对这些经验和问题的理解，现有的成熟概念和理论固然会有很大的帮助，但现实世界中总会有很多现有理论无法完全应对的新问题。因此，注重与已有理论的对话，并结合深度的实践，是实践与理论循环跃升过程中第二个关键所在。结合已有理论，可以避免让自己的研究成为无本之木或一家之言；而实践深度越深，就越能发现理论无法解释的环节，就越有可能结合现实情况对理论进行修正或发展，甚至提出原创性概念和理论。早期笔者的大量论文以在国内发表为主，这些年在合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发表了较多的英文论文，国内与国际发表并行，这也是让自己的研究和西方主流旅游研究产生有效对话的一个方式。通过英文论文的发表，我们让中国旅游研究的案例和理论得到国际认可，产生有效的知识溢出，为世界旅游学贡献中国力量。

五、展望

从20 世纪80年代到今天，国内旅游研究的萌芽与成长和旅游业本身的发展与壮大彼此交融、相互促进。旅游业的实践需求为理论研究提供了沃土，学者们的学术探讨也为旅游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近些年，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愈加凸显，也越来越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2021年，中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胜利，人民的富裕促进旅游需求的增长。实现乡村振兴最重要的是要有产业支撑，而旅游业是最有可能在乡村发展的产业，这为旅游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又一个时代机遇。

***总书记在2016年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的要求，其实就强调了科研工作者应该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做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有实际意义的研究。当前旅游领域的很多应用实践都停留在相对肤浅的层面，缺乏挖掘研究问题的调研深度，如果理论无法推进，那么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也必然难以超前。

5G 技术与社交媒体的进步降低了VR、AR 等沉浸式旅游产品的开发和推广成本；新冠肺炎疫情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为国内旅游大数据统计提供了新的数据参照点，也催生了旅游直播、云旅游、线上会展等新型旅游业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议题，这些变化都呼唤学术研究的回应。

当然，笔者的“理论—实践”循环在取得高质量研究成果方面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笔者的叙述首先是为了自省和自勉，同时也是一种期待：期待中国旅游学界各位同仁在结合自身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进行思考的同时，能够探索出取得高质量成果的个人化途径。

（致谢：中山大学翁时秀副教授、胡晶晶博士生和庞清云硕士生协助整理文本，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