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教育投入、旅游业人力资本与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基于简单中介效应模型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的对比检验

孙盼盼 赖丽君

（1.华侨大学旅游学院 福建泉州 362021； 2.华侨大学海峡旅游发展研究院 福建泉州 362021）

引言

在现代社会，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教育决定了社会的人才体系，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近年来，各个国家和地区均把教育视作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不断增加，显著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提升，成为转变产业发展方式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美、英、法、德、日、韩等旅游强国均很重视政府教育投入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战略作用，力图通过教育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提升，进而提高整体经济的增长质量。

“教育与经济增长”这个话题一直受到学界广泛关注。自Schultz（1961）提出教育投资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之后，有关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持续不断。宏观层面的多数研究表明，教育投入的经济增长效应是存在的（Barro & Lee，1993；Mercan & Sezer，2014；Syamsul，Aimon & Yulhendri，2019），并且因区域和时期不同而存在差异（Collins，Bosworth & Rodrik，1996；Sylwester，2000）。宏观层面关于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的发现，引发了本文对教育投入与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关系的思考。

当前，我国旅游产业正处于由大转强、由规模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型的攻坚时期。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提出“人才强旅、科教兴旅”战略，试图借助教育投入推动旅游业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和劳动力素质提升，促进旅游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然而，在我国旅游教育尚不能完全满足旅游业发展的形势之下，政府教育投入通过提升旅游业人力资本来推动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或难以一蹴而就。特别是作为正处于转型发展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结构、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使得政府教育投入的溢出条件发生改变，政府教育投入是否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作用机制是否遵循“教育投入→人力资本→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规律？如果存在这一规律，目前旅游业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是否都发挥了中介效应？作为旅游业人力资本来源之一的旅游院校人力资本在这一过程中又扮演了何种角色？这些问题亟待回答，既有研究却尚未给出答案。

既有研究不乏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及其影响因素的探讨，却鲜少关注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如何影响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更少从人力资本理论视角，来探寻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如何通过旅游业人力资本促进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引入旅游院校人力资本，进一步深入分析该作用机制如何变化的实证研究更是尚未出现。如何发挥政府教育投入对转变产业发展方式的作用，从而找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效路径，亟待重视和深入研究。据此，本文以教育投入为切入点，探究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是否对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产生了推动作用，并借鉴人力资本理论，以旅游业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作为中介变量，以旅游院校人力资本作为调节变量，探究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制及其变化。

本研究属于旅游经济学与政府经济学、教育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的交叉领域，主要的边际贡献有：第一，现有政府经济学和教育经济学文献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缺乏从微观层面对政府教育投入与产业结构转型关系的直接研究。本文从产业层面提供了发展中国家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直接证据，并基于人力资本理论验证了发展中国家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效路径。第二，在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识别了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制及其变化，为政府更好地利用教育投入提高旅游经济增长质量提供了可能路径。第三，在研究内容方面，本文为了厘清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制，逐步剖析和检验了地方政府教育投入、旅游业人力资本、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变量彼此之间复杂的关系，拓展和深化了该领域研究的内涵和外延。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不仅建立了简单中介效应模型，还建立了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在进行逐一分析的同时加强对比分析，为旅游研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分析路径。

一、核心概念与理论分析

1.核心概念

（1）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旅游产业结构指旅游产业内部各行业之间以及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和比例关系（张辉、厉新建，2004）。囿于数据获取难度，本文聚焦于旅游产业内部各行业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和比例关系。旅游产业结构可用合理化水平与高级化水平进行评价。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指在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和产业内部关系的前提下，保持产业结构的一定比例，使旅游产业保持长期可持续协调发展（何勋、全华，2013）。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实质内涵是旅游产业优化升级的过程。该过程主要表现为，现有的和新增的生产要素资源从劳动生产率低的旅游部门向劳动生产率高的旅游部门转移，导致高劳动生产率部门的市场份额不断上升，进而导致全行业的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刘春济、冯学钢、高静，2014）。综合上述观点以及刘伟、张辉和黄泽华（2008）的观点，本文认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旅游产业结构的动态演进过程，不单是一种定向的、有规律的份额变化，还伴随着劳动生产率和“结构效益”的提升。据此，本文认为，用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变化表征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效果，较为贴切。

（2）地方政府教育投入

教育投入的目的在于培养不同熟练程度的后备劳动力和专门人才，并提高其智力水平，为这一目标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的货币表现即教育投入（王善迈，1989；靳希斌，1997）。揭辉和王成勇（2019）沿用此观点，提出教育投入即教育投资，指运用到教育活动中的人力、物力、财力投资的总和。借鉴上述观点，本文认为，地方政府教育投入是地方政府为实现教育目的，向当地教育部门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货币总和。

（3）旅游业人力资本和旅游院校人力资本

人自身所具备的技能和能力不仅是一种要素禀赋，还可以被看作一种资本。Schultz（1961）在阐述人力资本理论时，提出人力资本指存在于人体之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体力（健康状况）等质量因素之和，有别于土地、房屋、货币和设备等有形的物质资本。Becker（1964）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认为人力资本不仅包含知识、才能和技能，还应包括时间、健康和寿命。借鉴上述概念，本文中的旅游业（或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指存在于旅游业从业人员（或旅游院校学生）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的才能、知识、技能、健康、寿命和时间等因素之和。

2.理论分析

（1）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与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既有研究基本认为教育投入对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发展具有积极影响（梁来存、刘子兰，2011）。Blaug（1970）发现教育投入具有提高人力资源质量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功能；Xie、Yang 和Li（2018）发现教育投入能够支持和引导产业结构升级，而产业结构升级也反过来对教育投入有反馈和促进作用。蔡昉和王美艳（2012）、陈建军和杨飞（2014）提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效果取决于教育投入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动态匹配状况。邓创和付蓉（2017）证实了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门限性的促进作用。

综合上述观点，本文认同政府教育投入对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并进一步认为政府通过教育投入，促进了全社会人力资本水平的整体提高，加速了技术创新和生产要素流动，在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直接或间接动力。

（2）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与旅游业人力资本

教育投入与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有着密切关系。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最基本的途径。通过教育，劳动者可以提升自身综合素质、挖掘自我潜能、最大效用地利用各种资源，从而提升效率和生产力，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谭永生，2006）。据此逻辑，加强教育投入可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这也被中国学者陆续证实。于凌云（2008）发现教育投入较多的地区，其人力资本水平也往往较高；陈斌开、张鹏飞和杨汝岱（2010）发现，城乡教育经费投入差异导致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显著低于城镇人力资本水平。

就我国旅游业发展实际来看，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业人力资本的影响比较复杂。旅游业的发展壮大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旅游业从业人数（旅游业人力资本数量）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伴随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增加，受教育人口总量也不断增加。因此，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与旅游业人力资本数量应具有正相关关系。然而，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与旅游业人力资本质量的关系不确定。旅游业从业人员主要由旅游专业人才和非旅游专业人才组成。由于旅游业的就业门槛较低，旅游业中的多数从业人员，尤其是一线服务人员，往往未接受过旅游专业教育，并且高等旅游院校人才流失极为严重。这导致旅游业从业人员中旅游专业人才的占比较低，中等及以下学历的非旅游专业人才占比较高。另外，非旅游专业的从业人员在旅游业中的就业状况极其不稳定，年均流失率高达15%到40%，这导致旅游业人力资本质量无法保证。据此，本文推测，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对旅游业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可能不具有实质影响。

（3）旅游业人力资本与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人力资本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人力资本的提升可以带来大量的技术进步与创新，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变革与升级，具体表现为：伴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各类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流动状况得以改善；伴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知识外溢效果增强，从而诱发技术创新（Romer，1990）、人力资本存量增加以及技术的引进、转换与吸收（Acemoglu，2003；Ciccone & Papaioannou，2009），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人力资本的存量不足和质量低下，可能会造成创新力不足，进而不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张勇、王慧炯、古明明，2012）。

根据前文对我国旅游业就业现状的论述，以及旅游教育对旅游产业发展推动不力的现实，本文认为，即使旅游专业人才在旅游业从业人数中占比较少，我国教育规模扩增所带来的大量非旅游专业人才也能满足旅游业发展需要，即我国旅游业人力资本的基本存量是有保障的，有助于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但是，旅游专业人才的较大缺口和旅游从业人员的高流失率，也导致了我国旅游业人力资本质量不稳定，即现有的旅游人力资本质量未能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积极影响，甚至带来羁绊。

（4）旅游院校人力资本的调节变量性质及其作用

调节变量指可以系统地改变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关系强度和形态的变量（Sharma，Durand & Gur-Arie，1981）。严格意义上，调节变量是纯调节变量，与自变量和因变量均不相关，却与自变量有显著的交互作用。然而，由于各种社会因素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有些调节变量可能是准调节变量，既与自变量或因变量相关，又与自变量有显著的交互作用。调节变量和准调节变量均可以作为调节变量，但调节机理有所区别，相应的解释也存在差别。

依据变量的特点以及我国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与旅游教育规模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的实践状况，本文将旅游院校人力资本视作准调节变量（与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存在相关性和交互作用。该交互作用可能会影响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制）。此外，虽然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业人力资本数量具有积极影响，但旅游院校人力资本可能对旅游业人力资本没有影响。因为旅游学科设置不合理，旅游院校学生数量大大减少，还使得学生对专业的认可度低，导致毕业生行业内就业率偏低，企业人才流失严重，造成旅游院校人才供给与旅游产业发展需求的结构性失衡（王金伟，2018）。因此，在地方政府教育投入通过旅游业人力资本推动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旅游院校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可能只体现在后半路径上。本文拟从多角度考察旅游院校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所选表征指标较多，相关的调节机制之间或存在微妙差别。所以，调节方向和调节路径暂不指定。

综合上述理论分析，本文通过图1 展示了地方政府教育投入通过旅游业人力资本作用于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机制，以及旅游院校人力资本对此作用机制的可能调节效应。值得指出的是，鉴于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衡量指标的多样性，以及各衡量指标在直接和间接路径上的复杂调节效应，图1 未体现这些指标在该作用机制中的具体表现。

图1 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用机制的理论建构Fig.1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lgei on the outis

二、研究设计

1.变量选取及衡量指标

（1）因变量

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tourism industry structure，

outis

）是本文的因变量。本文用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tourism industrial structure supererogation，

tiss

）来反映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本质上是对劳动生产率的测度（刘伟、张辉、黄泽华，2008）。鉴于旅游产业的相关统计数据严重缺失，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完备性，本文在刘春济、冯学钢和高静（2014）以及刘伟、张辉和黄泽华（2008）的研究基础上，利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旅游产业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和劳动生产率的乘积测度其旅游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水平，测算公式为：

公式（1）中，

tiss

是第

i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第

t

年的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

P

和

P

分别为第

i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第

t

年旅游产业总收入和第

m

部门的收入，

LP

是以2000年为基期，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第

i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第

t

年的全员劳动生产率，

n

为部门数量（在本文中为3，主要指旅行社、酒店和景区）。

tiss

的值越大，说明旅游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水平越高。

（2）核心自变量

地方政府教育投入（local government educational investment，

lgei

）是核心自变量，用地方政府的教育经费投入来衡量。综观《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我国各地方的教育经费投入主要由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和非国家财政性支出（即社会投入）两部分组成。因此，本文使用31 个地区每年获得的人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各地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总额与学生总数的比值）作为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衡量指标。该数值越大，意味着地方政府教育投入越高。鉴于当期旅游产业结构的变化可能滞后于当期自变量的变化，本文将取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一阶滞后（

l.lgei

）作为自变量。

（3）中介变量

旅游业人力资本是中介变量。当前，主流的人力资本测度方法有成本法、收入法和教育存量法3 种。由于指标数据易得和计算过程简单等特性，教育存量法被学界使用较多（胡鞍钢，2002；赖明勇、张新、彭水军等，2005；杨建芳、龚六堂、张庆华，2006）。教育存量法的理论依据为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重要元素，教育存量的多少不仅能反映受教育主体的人力资本投入成本，还决定其未来收入水平。但如何测度教育存量，现有研究所选的指标有所差异，有平均受教育年数和总受教育年数，也有成人识字率、入学率、教育健康综合相对数等其他形式的替代指标。然而，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主流的人力资本测度方法无法较好地应用于旅游人力资本测度。在现有的少数涉及旅游人力资本的测算研究中，刘长生、简玉峰和尹华光（2009）采用了受教育年限法，以住宿和餐饮业的就业者受教育程度数据作为替代指标，或与旅游人力资本实际状况存在一定误差。翁钢民和陈林娜（2014）将旅游业直接从业人员数量作极值化处理后计算出旅游人力资本丰度指数，但该指数只是旅游业从业人员数量的另外一种形态。

综合上述观点和短期内旅游数据匮乏状况无法改变的现实，又希冀可以兼顾旅游业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本文将旅游业从业人数（number of tourism labor，

ntl

）作为旅游业人力资本数量的衡量指标，同时将旅游业职工培训人次占比（ratio of trained employees，

rte

）作为旅游业人力资本质量的衡量指标。旅游业从业人数越多，表示旅游产业人力资本的数量越多；旅游业职工培训人次占比越高，表示旅游产业人力资本的质量也越高。

（4）调节变量

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是调节变量。本文将旅游院校学生数量（number of tourism student，

nts

）作为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的衡量指标，将高等旅游院校学生数量在旅游院校学生总数中的占比（ratio of higher colleges tourism students，

rhcts

）作为旅游院校人力资本质量的衡量指标。为进一步分析不同层次的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的调节效应，将旅游院校学生数量细化为高等旅游院校学生数量（number of higher colleges tourism students，

nhcts

）和中职旅游院校学生数量（number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colleges tourism student，

nsvcts

）。

（5）控制变量

国内研究者对产业结构的关注度较高，将引发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归结为多个方面，如基础设施、固定资本投资、科技创新、产业集群、资源供给、社会需求、产业政策、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等（姜泽华、白艳，2006；王兆峰、杨卫书，2008；韩颖、倪树茜，2011；冯芳芳、蒲勇健，2012；梁树广，2014；张翠菊、张宗益，2015）。为避免多重共线性，本文选取了地方交通基础设施水平（traffic infrastructure，

ti

）、科技水平（technology level，

tl

）、旅游固定资本（tourism fixed capital，

tfc

）、旅游资源禀赋（tourism resource capability，

trc

）、酒店接待能力（hotel reception capacity，

hrc

）、旅行社数量（number of travel agency，

nta

）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交通基础设施水平是复合性指标，包括铁路建设水平、公路建设水平和市内交通状况，分别用铁路网密度、公路网密度和每万人拥有的公共交通数、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加以表征；地区旅游固定资本用旅游业固定资本数量表征，采用孙盼盼和夏杰长（2014）的方法，由人均旅游固定资产数据转化而得；科技水平从创新产出的角度进行度量，用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人均专利授权量表征；地区旅游资源禀赋用对区域旅游吸引力和收入贡献力较大的AAAA 和AAAAA 级景区数量表征；酒店接待能力和旅行社数量分别用星级酒店数量加权平均值和旅行社数量的极值处理值表征。

2.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根据变量和数据情况，本文通过构建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利用地区固定效应回归方法，达到实证分析目的。该实证检验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利用无调节变量的中介效应检验分析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如何通过旅游业人力资本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影响；第二，利用有调节变量的中介效应检验分析在旅游院校人力资本的调节下，上述作用机制如何变化。两个方面均包括3 个步骤和3 个模型。

（1）无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模型1 用于分析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总体影响；模型2 用于考察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业人力资本的影响，从而为建立中介效应模型提供支撑；模型3 用于实证检验和分析地方政府教育投入通过旅游业人力资本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制，包含直接路径影响与间接路径影响。

模型1 至模型3 中，

lntiss

是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数，即因变量；

l.lgei

为人均政府教育投入，是核心解释变量；

tihc

为旅游业人力资本（tourism industry human capital，

tihc

），可分别替换为旅游业人力资本的数量（

ntl

）和质量（

rte

）以进行不同分析目的的回归分析；

X

为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交通基础设施（

ti

）、科技水平（

tl

）、旅游固定资本（

tfc

）、旅游资源禀赋（

trc

）、酒店接待能力（

hrc

）、旅行社数量（

nta

）等；

f

为地区固定效应，

ε

、

τ

、

ω

是随机误差；

i

表示第

i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t

表示年份；

α

、

β

、

γ

均为回归系 数，当其表现为统计学显著时，说明相应的自变量对因变量具有影响。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当

α

表现为统计学显著时，若

β

和

γ

也均表现为统计学显著，说明中介效应显著；如果

β

和

γ

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需要对

β

和

γ

乘积（

β

×

γ

）的显著性进行Bootsrap检验，以进一步确定中介效应是否显著。在中介效应显著的前提下，如果

γ

表现不显著，则此时为完全中介效应，否则为部分中介效应。部分中介效应意味着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不仅对旅游产业结构具有直接影响（

γ

），还可以通过旅游业人力资本的数量或质量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间接影响（

β

×

γ

）。

（2）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旅游院校人力资本对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影响过程的调节，主要体现为对直接影响路径、前半中介影响路径、后半中介影响路径的调节，包括3 个步骤，依托3 个模型：

模型4 用于检验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的总体影响是否受到旅游院校人力资本的调节；模型5 用于检验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业人力资本的影响是否受到旅游院校人力资本的调节；模型6 即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与模型5 一起，用于分析旅游院校人力资本对中介过程的调节机制。

模型5 和模型6 中，

tchc

表示旅游院校人力资本（tourism college human capital，

tchc

），可以依据不同分析目的，替代为旅游院校学生人数（

nts

）、高等旅游院校学生人数（

nhcts

）、中职旅游院校学生人数（

nsvcts

）、高等旅游院校学生占比（

rhtcs

）；

gei

×

tchc

为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与旅游院校人力资本的交互项，如果回归系数

α

表现为统计学显著，意味着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总体影响受到旅游院校人力资本的调节；如果回归系数

γ

表现显著，意味着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直接影响路径受到调节；如果

β

显著且

γ

显著，意味着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后半中介影响路径受到调节；如果

β

显著且

γ

显著，意味着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前半中介影响路径受到调节；如果

β

和

γ

均显著，则意味着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中介影响过程的前半路径和后半路径均受到旅游院校人力资本的调节。

3.数据来源和统计描述

本文以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为研究样本，搜集了其2000年至2015年的相关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交通年鉴》以及文化和旅游部官方网站统计资料等。具体描述性统计如表1 所示。

表1 变量含义和描述性统计Tab.1 Meaning and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of variable

三、实证结果分析

1.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总体影响

（1）无调节变量下的OLS 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关于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总体影响，本文首先利用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方法对模型1 进行参数估计，估计结果见表2。结果显示，无论是否纳入控制变量，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均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证实了前文的理论分析。我国对公共教育投入巨大，自2012年我国实现公共教育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达到4%以上的目标以来，教育经费的投入不断增加。2018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46 143 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36 995.77 亿元，占GDP 的比例为4.11%，这些投入有效地促进了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控制变量回归系数的估计结果显示，基础设施（

ti

）、旅游业固定资本（

tfc

）、技术水平（

tl

）、酒店接待能力（

hrc

）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也均为正向积极的。这说明，基础设施越发达、固定资本投入越多、技术越发达、接待能力越强的地区，其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也更高。这与既有的许多研究结果一致（Krugman，1991；Antonelli，2006）。值得注意的是，旅游资源禀赋的回归系数为正却在统计学上不显著，说明旅游资源禀赋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存在影响。从现实和数据中寻找可能的解释，本文认为代表旅游资源禀赋的高级别景区建设周期均较长，相关指标变化幅度小，在短时间内不足以推动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较之于景区，旅行社的成立和建设对市场的反应较为灵活，短时间的数量变动与旅游产业结构变动具有较密切的关系。但是，旅游社数量的回归系数为负，说明旅行社数量的增加，易导致旅游产业结构部门比例不合理，不利于旅游产业内部资源和要素的合理配置，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造成羁绊。

表2 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总体影响（无调节变量OLS 回归）Tab.2 The overall impact of lgei on the outis（OLS regression without the moderator）

（2）无调节变量下的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

IV 2SLS

）估计结果

内生性问题可能导致本文计量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有偏和不一致。一方面，虽然已经控制了一些影响我国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和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关系的重要变量，但仍可能遗漏了某些其他重要的解释变量；另一方面，我国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和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的关系，也会导致估计结果有偏和不一致。因此，在实证分析我国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时，必须考虑内生性的问题。

控制内生性问题的一个通常做法是寻找一个与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一阶滞后相关但独立于我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工具变量（

IV

），并进行相关估计。为此，本文选取2000年至2015年我国各地区中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的一阶滞后（

l.pjsf

，

l.ppsf

）作为工具变量。选择这两个工具变量的原因为：一方面，地方中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代表了地方教育事业的总体投入状况，必然也与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密切相关，也将对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变化产生影响；另一方面，虽然地方中小学生的人均教育经费对人才培养质量有影响，进而对社会发展和各行各业发展产生影响，但这个影响是间接且滞后的，对当期前、后短时间内的旅游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甚微。因此，本文的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及与内生变量相关的要求，是合理的工具变量。表3 的外生性和相关性检验也表明，本文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是有效和稳健的。本文也给出了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工具变量估计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见表3）。可以看出，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

l.ppsef

）和初中生人均教育经费（

l.pjsef

）与当期人均地方政府教育投入（

l.lgei

）显著相关，进一步说明了工具变量选取的合理性。

表3 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总体影响（无调节变量 IV 2SLS 回归）Tab.3 The overall impact of lgei on the optis（IV 2SLS regression without the moderator）

续表

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

IV 2SLS

）估计结果进一步表明，一个地方的人均政府教育投入越高，该地方的旅游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越高，说明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确实能够显著促进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这与前文中固定效应回归结果一致。其他控制变量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也与OLS 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3）有调节变量下的OLS 回归结果

根据前文检验结果，基本排除了内生性对后续检验结果的影响。为此，本文继续基于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方法，对纳入调节变量的模型4 进行回归（见表4）。结果显示，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

nts

）、旅游院校人力资本质量（

rhcts

）、高等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

nhcts

）分别与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交互项1、交互项2、交互项3 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且表现为统计学显著。这说明伴随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和高等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的增加以及旅游院校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促进作用会有所减弱。可能的解释是，（高等）旅游院校人力资本与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之间存在一种负向交互作用，而这种负相关性导致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力度发生变化。联系我国旅游专业教育改革实践来看，近些年来教育改革导致了部分地区旅游院校和旅游专业学生数量不稳定甚至减少，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却逐年上升，不难推测这种负向关系存在的可能性。此外，中职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及其与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交互项4 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在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总体影响中，中职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不具有调节效应，这可能与我国中职旅游教育水平较为低下有关。

表4 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总体影响（有调节变量 OLS 回归）Tab.4 The overall impact of lgei on the outis（OLS regression including the moderator）

2.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业人力资本的影响

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方法对模型2 和模型5 进行估计（见表5）。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存在旅游院校人力资本的调节，地方政府教育投入（

l.lgei

）对旅游业人力资本数量（

ntl

）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表现为统计学显著，对旅游业人力资本质量（

rte

）的回归系数为正却在统计学上不显著，表明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增加有助于旅游业人力资本数量的增加，却未对旅游业人力资本质量提升产生影响。原因可能是：一方面，伴随我国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增加，受教育人口数量增多，能够满足日益壮大的旅游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我国旅游业从业人员以中等及以下学历的非旅游专业人员居多，其就业状况不稳定，旅游业人力资本质量得不到保障，导致地方政府教育投入未能对旅游业人力资本质量产生影响。纳入调节变量旅游院校人力资本之后，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

nts

）、高等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

nhcts

）、中职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

nsvcts

）、旅游院校人力资本质量（

rhcts

）的回归系数均表现为统计学不显著，说明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对旅游业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没有影响。结果还显示，高等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

nhcts

）与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交互项2 的回归系数表现为统计学显著为负，说明随高等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增多，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业人力资本数量的正向促进作用会减弱。这种结果或由我国旅游院校人才的地区性供需矛盾持续高企导致。当地高等旅游院校培养出来的多数专业人才毕业之后，直接选择其他行业就业的比例高达70%，或半途跳槽至其他行业（吴巧红，2004），致使当地旅游行业高学历人力资本流失严重，高等旅游人才供需错位，无法满足旅游业实践需求。高等旅游院校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毕业后从事旅游行业工作的更是凤毛麟角（谢朝武，2008）。因此，高等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未对旅游业专业人力资本积累形成实质性影响，从而使得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业人力资本的积极影响受到限制。

表5 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业人力资本的影响Tab.5 The impact of lgei on tourism human capital

续表

3.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制

对简单中介效应模型3 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6 的估计结果见表6。（1）、（2）列的简单中介效应模型估计结果显示：第一，纳入中介变量旅游业人力资本数量（

ntl

）后，地方政府教育投入（

l.lgei

）的系数不再显著，旅游业人力资本数量（

ntl

）的回归系数则显著为正，说明旅游业人力资本数量充当了完全中介，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仅可以通过增加旅游业人力资本的数量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影响；第二，纳入中介变量旅游业人力资本质量（

rte

）之后，地方政府教育投入（

l.lgei

）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旅游业人力资本质量（

rte

）的回归系数却不显著，进一步利用Bootstrap 进行检验，结果显示

β

和

γ

的乘积在5%水平上依然不显著，故旅游业人力资本质量的中介效应不显著，意味着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不能通过提升旅游业人力资本的质量来促进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三，纳入旅游业人力资本之后，地方政府教育投入（

l.lgei

）的回归系数变化不大，说明旅游业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较小，尚未能在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过程中产生较大作用。

表6 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制Tab.6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lgei on the outis

续表

表6 中（3）～（6）列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估计结果显示：第一，所有调节变量（中职旅游院校人力资本除外）与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同时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回归系数也表现显著，说明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高等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旅游院校人力资本质量对直接影响路径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换言之，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越多、质量越高，高等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越多，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直接性的积极影响越小。这与前文提到的旅游专业人才供需错位所导致的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与旅游院校人力资本的负向关系有关。第二，调节变量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纳入后，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业人力资本数量的影响表现为统计学显著（见表5），同时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与旅游业人力资本数量的交互项2（见表6）表现为统计学显著，说明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仅对中介过程的后半路径具有调节效应；高等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纳入之后，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与高等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的交互项（见表5）均对旅游业人力资本数量的影响表现为统计学显著，同时高等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与旅游业人力资本数量的交互项2 的回归系数（见表6）也表现为统计学显著，说明高等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对中介过程的前、后路径均具有调节效应；调节变量旅游院校人力资本质量和中职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纳入之后，不满足前文模型设定部分对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的任何判定规则，即二者对中介过程不具有调节效应。第三，在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和高等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的调节下，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制转变为直接、间接影响兼具，再次说明我国旅游院校人力资本的调节效应仅仅局限于数量层面（中职旅游院校人力资本除外）。此外，各调节变量（中职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除外）纳入之后，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促进作用有所增强，但由于旅游院校人力资本对中介效应过程的负向调节效应，该促进作用力度会逐渐减弱。第四，值得指出的是，调节变量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和高等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显著为正，这意味着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和高等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的增加有助于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那么，如何寻找一个合适的（高等）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给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避免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促进作用力度减弱，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4.作用机制的稳健性检验

在研究分析了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于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制之后，本文主要采用因变量数据标准化和缩尾排除异常值的方法进一步检验作用机制的稳健性。鉴于调节变量纳入前、后作用机制没有发生显著性改变，本文主要针对纳入调节变量之后的作用机制进行稳健性检验（见表7）。对比表6 和表7，不难发现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未有明显差异，说明本文一系列实证分析是稳健的。

表7 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制稳健性检验Tab.7 The robustness test of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lgei on the ou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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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验证后的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制及其在调节变量下的变化总结为图2。图中虚线表示该路径的影响不存在。此外，由于旅游业人力资本质量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且该效应在调节变量纳入前、后未有变化，因此该图主要围绕旅游业人力资本数量而绘制。

图2 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制及其变化（实证识别）Fig.2 The impact mechanism and its changes of lgei on the outis（empirical identifciation）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响应“人才强旅、科教兴旅”战略，增加政府教育投入，促进旅游业人力资本提升和积累，推动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实现我国旅游业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鉴于此，本文以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为研究样本，利用2000—2015年的面板数据，结合我国旅游业发展现状，探究了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如何通过旅游业人力资本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影响，进一步将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高等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中职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旅游院校人力资本质量作为旅游院校人力资本的替代变量，考察在旅游院校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之下，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制的变化。

研究发现：第一，总体上，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却受到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以及高等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的负向调节；第二，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可以促进旅游业人力资本数量的增加，却未能对旅游业人力资本质量提升产生影响，该影响并未因调节变量而改变；第三，在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制中，旅游业人力资本数量充当完全中介，旅游业人力资本质量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即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可以通过增加旅游业人力资本的数量来间接推动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却不能通过提升旅游业人力资本的质量来推动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四，在调节变量中，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和高等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具有调节效应，前者对中介效应过程的后半路径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后者对中介效应过程的前、后路径均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导致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制由单一的间接影响转变为直接、间接影响兼具；第五，调节变量旅游院校人力资本质量和中职旅游院校人力资本数量不具有调节效应，且均未改变原有的作用机制；第六，在各调节变量（中职旅游院校人力资本除外）的调节下，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促进作用有所增强，但由于中介效应过程受到负向调节影响，该促进作用力度会逐渐减弱；第七，比较回归系数的大小，不难发现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直接影响程度大于间接影响程度。

上述研究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第一，地方政府应继续加强教育投入，在师资队伍建设、学生培养、学科发展等方面给予充足的财政支持，重视旅游业人力资本量质齐升，联合企业为旅游从业人员提供良好的激励机制和培训体系，提高其行业满意度、忠诚度和实践素质，从而实现旅游业人力资本在数量、结构和类型上与旅游产业结构转化的动态匹配；第二，地方政府应重新审视当地旅游教育和旅游行业发展状况，制定和实施合适且准确的政策，采取有力措施，引导旅游院校人才从事旅游行业，实现旅游院校人力资本与旅游业人力资本的有效对接和转化，改变旅游院校人力资本对地方政府教育投入推动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负向调节作用，切实实现旅游院校人力资本的全过程、全路径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增强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促进力度；第三，地方政府需要重视当地高等旅游院校人才培养，通过出台和制定当地就业优惠政策，筑巢引凤，吸引高素质的旅游专业人才留在当地，参与当地旅游业发展，实现旅游业高质量人力资本的稳定积累和整体提升，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长久动力；第四，地方政府要继续鼓励旅游职业院校教育的发展，为旅游职业院校发展提供师资和资金支持，引导其进行机制改革和创新，以更好地适应职业型、专业型旅游人才培养需求和旅游产业实践发展需要，激发中等职业旅游院校人力资本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积极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