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旅游参与视角下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地方感生成研究

余志远 赵星会 梁春媚

（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辽宁大连 116025）

引言

“地方感”范畴及其表征的现象世界，伴随着全球化进程以及现代社会的发展，正日益成为研究热点。“地方感”一词由人文地理学家提出（Lynch，1960；Tuan，1977），与之相似的术语还包括根深蒂固、归属感、依恋、承诺、依赖和认同等。这些术语虽有相似之处，但相关研究也揭示了彼此之间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关系的包容性方面。如有的学者将地方感分为地方依恋、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但有的学者在探讨地方依恋主题时，将地方依恋看作由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等维度构成，还有部分研究者将地方依恋视为地方认同的下位范畴（戴旭俊、刘爱利，2019）。不管怎样，“地方感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这一观点已基本达成共识，即“地方感”用来描述人们在特定的地方所感受到的体验、意义和价值（Hay，1998）。这种观念下的地方不再是一个冰冷客观的物理空间，而是具有意义内涵的场所（Harrison & Dourish，1996）。地方感不仅反映了个体的体验，还展现了某个地方的历史、宗教和文化。它将人类与物质世界建立起了情感连接，并因此对个人或群体的身份和世界观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学者常以旅游地居民和旅游者为对象探讨地方感。作为旅游目的地的主人，居民对地方是否具有情感将关系到其对旅游发展的态度（Williams，Mcdonald& Riden，et al.，1995），进而影响游客的体验质量。因此，加强对居民地方感的研究对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已有研究主要从影响居民地方感形成的因素入手，集中讨论了人、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3 个方面的因素。如Gallina 和Williams（2015）研究发现年轻人以及收入水平较低的居民对地方感的评价较低，从而认为年龄和收入变量影响着地方感；Lewicka（2005）以及Gu 和Ryan（2008）等认为居民居住时间完全可以作为地方依恋和旅游支持的预测指标；Counted（2019）发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非洲移民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其他移民相比，前者地方感较之于后者更强，从而否定了“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地方感越强烈”的论断；Chamlee-Wright 和Storr（2009），Amsden、Stedman 和Kruger（2010），Clermont、Dale 和Reed 等（2019）的研究则揭示了包括旅游目的地的自然景观、社区建筑和基础设施等物理环境因素对地方感的影响；Bourdieu（1980），Lewicka（2005），Chamlee-Wright 和Storr（2009），Schuster、Sullivan 和Kuehn 等（2011）的研究分别关注了社区内邻里关系、社会资本和传统文化等对地方感的作用，从而在社会环境层面展开了对居民地方感影响因素的讨论。

已有研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地方感范畴本质上反映的是个体和地方之间的情感连接（Woosnam，Aleshinloye & Ribeiro，et al.，2018），而情感的形成与人的因素密不可分。但已有研究所关注的人的因素，主要从人口统计学变量角度考虑，而其中有的因素是先赋因子，不能表达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如性别、年龄等。本研究关注的是居民如何发挥其主动、积极的作用，进而促进其地方感的形成。就旅游目的地而言，居民的积极主动性比较突出地表现在社区旅游参与实践方面。Rasoolimanesh、Jaafar 和Ahmad 等（2017）指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目的地发展会提高其归属感，并促进社区居民间社会网络的发展。鉴于此，本文选择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郎德上寨作为研究案例地，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从社区旅游参与视角探讨该村寨居民地方感的形成。本文主要尝试回答3 个问题：第一，郎德上寨村民旅游参与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第二，村民参与社区旅游发展过程中会在哪些方面产生地方感？第三，村民为何会因旅游参与而获得地方感？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表现为深化了对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地方感内容结构的探索。目前，不少研究在对地方感等变量测量时，均采用由Williams 和Roggenbuck（1989）编制的量表（唐文跃，2007）。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位学者在进行量表编制时，挑选的研究被试是129 名大学生，测量的情境则是这些大学生近期访问过的“荒野、偏远的无人区或自然地区”。本文强调该量表的开发背景，旨在说明：第一，该量表最初开发的动机是用来测量旅游者的地方感，而后续有部分研究者将该量表运用到对居民地方感变量的测量中（罗许伍、徐秀美、李幼常，2017）；第二，由于Williams 和Roggenbuck 选择的是荒野或人迹罕至的户外游憩地，这就决定了该量表并没有探索获得人文场所地方感的内容结构，即该量表对人文旅游场所的适用性有待商榷。本文选择民族村寨型旅游目的地，有助于识别和理解人文类情境场所的地方感构成。另外，本研究从社区旅游参与视角探究居民地方感的形成，有助于增进地方感理论与社区参与理论的联结，促进新观点和新命题的产生，从而为后续定量性质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依据。本研究还能为郎德上寨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一、研究设计

1.案例地概况

郎德上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郎德镇，距离凯里市区29 公里，是一个拥有百户千人的苗族村寨。由于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多彩，郎德上寨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成了贵州省知名的民族文化旅游村，被评为“中国露天民俗博物馆”“中国景观村落”，并于2012年成功入选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自发展旅游以来，郎德上寨村民一直在为社区旅游发展和保护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全村男女老少通过各种方式参与旅游发展实践，包括表演民族歌舞，担任票务员、安保员与服务员等职务，开办农家乐、手工艺品店等。家家户户参与村民大会，共同商讨该村的旅游发展方向与举措。尽管村寨已引入郎德文旅发展有限公司，致力于将社区旅游经营与管理规范化，但村寨旅游发展的实际管理权仍由村寨内部负责，社区主导模式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转移，因此，郎德上寨村是一个典型的社区主导、全民参与的旅游发展经营模式，被称为“郎德模式”。

2.研究材料

本文用于分析研究的材料来源于2019年7月课题组对郎德上寨21 位村民的深度访谈。访谈主题包括：①村民的旅游参与经历；②旅游参与给村民家庭、村寨带来的影响；③村民对村寨自然和文化等旅游吸引物的认识；④旅游参与后，村民对村寨的感情变化。访谈对象通过偶遇与判断相结合的方式抽取，包括原村支书、凯里市文旅局工作人员、景区保安、文旅公司职员、农家乐老板、手工艺品店销售员等共7 名男性（编号为PM01～PM07）、14 名女性（编号为PF01～PF14）（见表1）。最终，整理访谈录音形成11 万余字的文本资料。

表1 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Tab.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interviewees

续表

3.分析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访谈文本进行编码，提炼、识别出类属概念（见表2），结合情境探索概念之间的关系，以此构建相关命题。使用质性研究方法，本文可依此获得对研究现象的情境化理解，关注意义的生成过程（伊凡希雅·莱昂斯、阿德里安·考利，2010）。本研究所使用的质性分析软件为MAXQDA 10.0。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本研究中采用的Ⅰ级、Ⅱ级、Ⅲ级编码过程是自下而上、不断向上归纳、从初级概念到主范畴的过程，并不严格等同于扎根理论方法中自由编码、选择编码和主轴编码的分析过程；第二，本研究中若干符码的形成一方面依赖于研究者对文本的开放性编码，即从文本中发现与本研究主题相关的概念，另一方面还借鉴了已有的地方感相关文献。尽管Glaser 和Strauss（1967）曾明确主张为了理论产生不受“污染”，研究之前不读相关文献，但后期Glaser（1978）抛弃了之前的主张，而强调阅读相关文献的重要性。因此，本研究地方感内容结构中所呈现的符码，尽管都是来自本研究分析文本，但部分符码命名却受到前人文献的启发和影响。

表2 本研究编码过程示例Tab.2 An example of coding process for the study

二、社区旅游参与的类型与特征：郎德上寨居民地方感形成条件分析

本文在编码分析的基础上，参考借鉴了Pretty（1995）对社区参与的划分，认为从村民个人内部主观参与积极性和组织集体外部诱导激励两个向度轴可将郎德上寨的社区旅游参与划分成4 种类型。其中，A 类为合作激励型，B 类为自我激励型，C 类为机械被动型，D 类为利益激励型（见图1）。

1.A 类：合作激励型参与

合作激励型参与指村民承认和肯定各利益相关者的地位和作用，即村委会、公司、村民自己都发挥着各自的权能与优势，在村寨旅游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协商互助、平等合作的模式。村委会负责村寨旅游发展战略、规划和日常经营管理，解决旅游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矛盾，做好村民思想工作，保障村寨旅游的顺利发展；文旅公司在郎德上寨扮演外部支持角色，主要负责基础设施建设，对房屋进行修缮，改善村寨容貌环境等，并不参与村寨的管理。A 类村民一方面受到利益激励的作用，另外一方面充分认识到旅游发展所带来的正向影响，进而主动积极地配合村委会和文旅公司工作，协助整个系统有效运转。

图1 郎德上寨社区旅游参与类型Fig.1 Types of community tourism participation in Langde village

2.B 类：自我激励型参与

自我激励型参与指村民即使不受利益激励的影响，也表现出高度自主性。这部分村民不但全力支持旅游发展，而且会主动寻求更好的路径。村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主要表现为意见支持、信息支持和能力支持。其中，意见支持指村民对村委会决策的信任与支持，对村寨的发展至关重要。如原村支书所言：“你做什么事情，必须有老百姓参与、支持，才能进行下去。”信息支持指村民认可村委会发布的信息，并会根据所接收到的信息采取相应的行为。村寨里的一些居民时刻关注旅游动向，会主动问询旅游相关信息，并在公共微信群里讨论分享，甚至及时向村委领导反映自己的意见和想法。能力支持指村民自愿为村寨的旅游发展奉献自己的体力、精力和财力。

3.C 类：机械被动型参与

郎德上寨发展旅游已有30 多年的历史。许多青年人从小生长在这种环境里，旅游参与已习以为常。即便有些中老年人，由于常年的不断重复表演，旅游参与也早已变得机械化和程式化。每天，他们习惯性地听着广播通知前来表演，一场接一场，日复一日，旅游参与已演变成为机械被动式的例行工作。

4.D 类：利益激励型参与

利益激励型指村民参与旅游是为了获得一定的利益回报。社区旅游参与能够满足居民对经济的要求，他们参与旅游的最直接目的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Dodds，Ali & Galaski，2018）。在郎德上寨，计划经济时代的工分制成为村民公认的分配制度，同时也是最直接的物质激励。村寨规定，孩子上了小学就可以参与旅游接待而领取工分，但同时也存在一些村民不具备领取工分条件的情况。如开银店的大姐PF08 表示，虽然同为苗族人，都会跳苗族传统舞蹈，但自己并非本地人，参加表演得不到工分，因此不会去参与表演。另外，村寨的女子一旦出嫁，再回来也不会去参加跳舞表演，同样是因为不能领取工分。理性人的行为策略（谢舜、周鸿，2005）在郎德上寨得到了验证，也反映了这类村民的参与属于被利益激励和驱动。

三、社区旅游参与下的居民地方感生成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Tuan 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地方感构成的要素被国内外学者所公认（汪芳、黄晓辉、俞曦，2009）。另外，尽管本研究在前文中提到Williams 和Roggenbuck（1989）的研究存在适用性等问题，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该成果，他们将地方依恋看作由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等构成的思想同样值得重视。参考以往经典理论框架，结合本研究的分析材料，本文进一步识别了相关概念的下位范畴并加以阐释。

1.郎德上寨的地方性表征

地方性是一个地方区别于其他地方的根本特质。郎德上寨独特的地方性由3 个维度构成。第一，它由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环境得以表现。每个地方的第一本性为该地方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第二本性为在该地方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建筑、道路、城市形态物等人文物理实体（周尚意、张晶，2015）。自然景观不仅是一个地方地方性的具象化表达，也是居民在表达地方感时最直接的反映和选择。郎德上寨，依山傍水，群山环抱，青瓦吊脚木楼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坳斜坡上，蜿蜒的山路掩映在绿林青蔓中。在不少村民的眼里，他们家园的自然景观是美丽的、原生态的和富有魅力的。Brown 和Raymond（2007）指出，丰富的美学和荒野性等自然景观特征，以及景观所能带来的游憩和治疗体验，可以创造诸多情境进而导致更多的地方依恋。村民对其日常居住环境表现出极大的认同，不仅是因为那是他们的家园，还源于他们看到蜂拥而至的旅游者对他们家园景观的喜爱。也就是说，村民表现出对家乡的爱恋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在旅游接待过程中逐渐形成或加深的。有村民在谈到郎德上寨的木质吊脚楼时说：“我们这里没让盖起那种新（砖）房子，看着旧的木房子有点脏，但还是古老的好。你看，（不管）去哪里（旅游），那里的新房子都多，我们这边比较古老，还是比较好的，至少看着都是原汁原味的。”（PF01）即使村寨的木房子有点旧，但村民内心深处还保留着对这些古朴建筑的独有情怀，并认为这种建筑更具有旅游吸引力。这种物理环境的本真性，不仅强化了郎德上寨的鲜明特色，更是其他地方无法复制的独特情感。第二，地方性由社会文化特性得以体现。地方文化是传达地方意义的重要方式，保持独特的地方文化是彰显地方性的有效手段。唐文跃（2013）曾批评指出，如果传统地方文化没有加以保护，而被大众文化同化和侵蚀，则该地方将失去其灵魂，逐渐向“无地方性”演变。在访谈过程中，村民们表示，他们从小就学习苗语、刺绣、歌舞等。因为旅游的发展，他们对郎德上寨的传统文化充满认同感与自豪感，有着对先祖文化根源的共鸣。在手工艺品商店，村民会诚实主动地告诉游客哪些是手工编制品、哪些是机器制作的；在路上遇到游客，村民会主动友好地跟游客打招呼，邀请客人一起过节。郎德上寨的村民为这个地方营造了热情、好客、友好、融洽的交往氛围。第三，地方性由经济制度特性得以体现。郎德上寨村民在参与旅游环节所采用的经济分配制度是工分制。“全中国或许只有我们这里还保持着‘工分制’。”原村支书在介绍时脸上洋溢着自豪感。被现代社会淘汰的经济制度，却由于它的稀缺性而增强了社区居民的地方自豪感，也表征了该地方的独特性。

2.地方认同：“人—地”关系在空间中的身份定位

郎德上寨村民的地方认同，主要由乡土认同、血缘认同和文化认同等维度构成。费孝通（2018）指出，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长于斯、终老是乡的社会。郎德上寨人世居于此，从幼时起便与这个地方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他们热爱这个寨子，依恋这片土地，很多人不愿意外出打工，就是想离家近一点。文旅局职员PF11 讲起她已迁居深圳的发小返乡跟同学聚会哭泣的场面，不无感触地说：“可能就是在这个地方生过、长过，就会对这个地方有一种不舍的感情。”从这个角度来说，旅游开发对郎德上寨村民而言不啻是一个福音，由于家乡发展旅游，许多人可以不用背井离乡，而能与家乡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血缘社会的稳定缘于血缘关系的亲密，郎德上寨村民对家乡的依恋，也缘于对亲情的负责。很多年轻人没有选择出去打工，而是在寨子里参与旅游谋生，是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在家既能照顾父母，也可看顾孩子。照顾意味着亲情的联系，而亲情的羁绊是血缘联结。文化认同是一种肯定的文化价值判断。Ruiz-Ballesteros（2011）认为居民参与旅游能够使当地居民欣赏、尊重、认可当地文化，促进文化社会的可持续运转。村民在回答“寨子里最吸引游客的东西是什么”时所给出的答案总会提到各种民族文化，包括民族博物馆、拦门酒、敬桥节、吃新节、芦笙舞、苗族服饰、苗族饮食等。因为有了旅游参与，村民加深了对其民族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可。这些传统文化对于郎德上寨村民来说代表着世世代代的骄傲，值得自豪、认同与不断宣扬，是强化居民地方认同的重要载体。另外一方面，社区参与给予社区居民更多接触“他者”的机会，通过与他者的对比，社区居民认知了自我文化的价值，对民族文化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强化了民族的自我认同意识，增加了相互间的亲和力和凝聚力（孙九霞，2005）。

3.地方依赖：郎德上寨村民对家园功能的依恋

地方依赖是居民对于地方的功能性依恋。郎德上寨居民的地方依赖主要表现在房屋归属感和生活便利性两个方面。郎德上寨的村民一般都是用自家房子改造成农家乐或商铺开展旅游经营活动。房屋对他们来说是安身立命之本，因此表现出强烈的归属感。即使遭遇困境，也不愿意变卖房产，其内心深处保留着对家乡的独有情怀。在他们眼里，房屋的重点不在于建筑物本身的物理结构，而在于它们所承载的意义。诺伯舒兹（2010）在分析类似问题时，提出过著名的场所精神范畴并借此指出，每个存在之物均有其精神，场所是人朝夕相处的环境，伴随着整个生命的历程，见证人类存在的意义，人居于其中，方能获得方向感和认同感。换言之，建筑所承载的不仅仅是避风港的作用，于生活其内的居民而言更是象征着心灵的安慰和精神的满足。在熟悉社会里，居民之间知根知底，对于社会运行的规则也更为了解，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村寨发展旅游后为村民增添了就业机会，保障他们在熟悉社会内实现就业的目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更为便利的生活环境提高了村民的幸福感，也由此形成对地方的依恋。农家乐老板PF02 谈道：“以前我们都是出去打工的，现在我们都不去打工了。现在搞旅游呢，（大家）都回家、守家，都自己来做，这里也可以吃饭、住宿啊。”按照Homans（1961）的观点，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受到某种能够带来奖励和报酬的交换活动所支配，即把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归结为交换。从社会交换的角度来看，如果居民能够积极地感知到旅游参与可以保证他们获得稳定的经济收入，即能从当地的旅游业中获得比较有利的回报，那么这会增强他们对这个地方的依赖感与认同感，因此表现出更强的地方依恋。

四、社区旅游参与和居民地方感的关系

前文已经阐释了社区旅游参与和居民地方感之间具有关联。但本文基于文本材料进行分析并在梳理概念关系的过程中发现，两者之间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旅游效益感知搭建起来的，即村民通过旅游参与感知到旅游效益，进而形成居民地方感。

1.旅游效益感知：社区旅游参与和居民地方感的中介

旅游效益指村民通过旅游参与而带来的效果和收益。通过编码分析，本文提炼出村民对旅游效益的感知主要表现在经济、社会及心理3 个维度，由经济富足度、社会补足度和心理满足度来表征。经济利益是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根本动力（曹希敏、郭剑英，2016）。旅游可以成为居民获得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改善其生活条件。农家乐老板PM05 说：“以前家里有自行车就是家庭富裕的象征，现在生活水平提高，家家户户最次都有一辆摩托车。”郎德上寨村民的社会补足度感知包括居民对于因旅游而带来的社区基础设施和生活环境的完善与补足感。由于郎德上寨位于贵州省山区，政府为了扶持村寨发展旅游，开通了贵阳市到凯里市的高铁线路，在凯里市与郎德上寨之间铺建了旅游交通道路，打通了村民与外界的联系，缩短了交通时间。旅游交通的改善，既保障了旅游发展，又满足了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除了交通便利以外，随着自驾游的兴起以及“厕所革命”的推进，社区旅游在停车场、旅游厕所等设施方面的改善，同样得到居民的认可。Ap（1992）曾表示，旅游发展给目的地带来的一个消极影响是可能会带来犯罪率的增加。但在郎德上寨，发展旅游非但没有增加当地的犯罪率，反而给村民带来更多的安全感。村寨成立了安保小组，并在游览步道沿途安装了监控，为居民的生活安全提供了保障。另外，村民们都认为因为发展旅游，村寨的环境变得更好、更干净了。村民的心理满足度表现为村民由于与游客的互动而增强了其文化自信。当外来的游客问起他们民族的舞蹈、服饰、头饰或者手中的工艺品时，村民们总会精神满满地娓娓道来，对其家乡文化表现出高度的自信，言谈举止中流露出强烈的自豪感与幸福感。

2.对三者关系的解释

服装店老板PF05 的说法“发展旅游之后，我们不仅挣得多了，对我们这边的文化保护也是有帮助的，这也让我更喜欢我们寨子嘛”，可以体现出正是因为旅游参与，才让村民感受到了发展带来的好处，进而让他们产生了对地方更深的情感和依恋。郎德上寨村民能够积极地感知到旅游参与可以保证他们获得稳定的经济收入，并强烈地感受到了因旅游参与而直接带来了其生活环境的显著改善甚至是心理上的满足，这些丰厚的回报增强了他们对这个地方的依赖感与认同感。由此可见，社区旅游参与对居民地方感的形成会产生影响，但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由于社区旅游参与程度的差异，旅游参与对居民地方感的影响具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具体表现为：第一，“机械被动型”参与的村民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多为小学。他们的自我意识不强，容易接受相对高学历者的建议，习惯于接受村委会的安排，再加上他们本身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较低，更容易满足于当下的生活。所以，他们反而表现出较强的地方感。第二，“利益激励型”参与者通常带着明确的目的——通过支持和配合发展安排，最终获取经济收益——参与旅游发展。他们似乎拥有共同的目标，即尽力参与而使社区旅游发展得更好，如此才可能获得最大收益。这类村民对村寨的旅游经济发展寄予更高的期望，但现状则是，郎德上寨虽然经过30 多年的发展，村民的收入却远不及某些村落仅十余年商业化发展的收入所得。经济预期落差使得部分“利益激励型”村民对旅游发展现状有些失望，更有甚者表示如果有机会的话，愿意去其他客流量大的旅游区开店经营，可见这种类型的参与者相对“机械被动型”参与者地方依赖度有所降低。第三，“自我激励型”和“合作激励型”村民参与程度最深，已经将自身发展完全融入社区旅游发展之中，会主动探索新的旅游体验产品以提高村寨旅游质量。他们通常受过较高等的教育，有探索新事物的勇气与胆识，对旅游发展有自己的见解，能更好地实现旅游目标。他们选择留在村寨，并深度参与旅游发展，体验收获与成就感，因此对村寨有强烈的地方感。

上述分析表明，社区旅游参与影响着地方感的生成，而旅游效益感知在其中发挥着中介作用。本研究还认为，社区参与和地方依恋的影响可能是交互式的，即社区旅游参与总体上会对地方感产生正向影响，反过来，地方感同样会影响社区旅游参与行为。对此，心理学领域的“态度—行为”理论可以提供相应的解释。“态度—行为”理论认为，态度代表了个体对周围的人或事物所持有的一种心理和行为倾向，其成分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其中，认知是在感知对象的基础上产生，能促进态度的形成；情感是关于感知对象的一种情绪，是态度形成的关键；行为倾向是态度的结果，是行为发生的意向（Coon &Mitterer，2008）。结合该理论，本文认为，在认知层面，村民能够感知到旅游参与可以给他们带来积极的回报，因而会促进他们对地方产生正向的情感，即产生地方感；在这种情感的作用下，村民又会做出积极的行为，更为积极地投身于旅游发展建设中。显然，这种交互作用将在社区内形成一个“自我驱动的循环周期”，从而促进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

五、结论和讨论

现有的地方感研究文献多采用量表测量和模型建构。这种高度规范化的方法受到了诸多学者的质疑：一味地操起“分析”的大刀势必会丧失对地方感整体性、全局性的把握和理解，故采用现象学方法对其进行整体认知的研究迫在眉睫（王泓砚、谢彦君、王俊亮，2019）。本文以郎德上寨作为研究案例地，对当地社区的旅游发展实践和地方感表征进行了深度描述，并从旅游参与视角，结合本土化情境，解析了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地方感的形成（见图2）。

主要研究结论为：

（1）本文在参考Pretty（1995）分类的基础上，结合案例地实际，识别获得了民族村寨旅游地社区旅游参与类型，即机械被动型、利益激励型、自我激励型和合作激励型。由此看出，郎德上寨村民在旅游参与过程中，表现出参与类型或形态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而且，研究发现，由于村民感受到旅游所带来的回报，社区旅游参与类型中的自我激励型和合作激励型表现突出，在社区赋权方面表现出一定的追求与积极性。（2）西方研究已对居民地方感的维度构成及每个维度之下的细分维度有过进一步的讨论，如Breakwell（1986）将地方认同的维度划分为独特性、连续性、自尊和自我效能，以及Lalli（1992）探讨城市认同议题时将其划分为外部评价、总体依恋、承诺、连续性和熟悉感等维度，但相关研究由于学科背景和各自研究目的的差异，并没有探讨民族村寨旅游地的地方感下位概念的细分维度构成。本文以郎德上寨为研究案例地，以民族村寨旅游为分析情境，采用质性研究的文本挖掘分析法，探索获得地方感下位概念之下的具体内容构成，包括自然地理与人文物理环境、社会文化特性、经济制度、乡土认同、血缘认同、文化认同、房屋归属感和生活便利性等。其中，有些概念属于本研究探索而得，而且这些新的发现与本研究所选择的情境场具有密切关联，如血缘认同这种概念很有可能只会在乡村地区产生。乡村的居住系统是典型的“熟人社会”，终生互动的村民彼此相互信任、亲密无间。从社会批判的视角来看，这与城市人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保持着距离有着很大的不同。城市里人与人之间存在屏障，彼此有疏远和排斥（戴维·弗里斯比，2013）。另外，通过类属分析而发现的地方感的内容构成或许可为概念的本土化测量提供支持，为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地方感量表的开发提供参考。如前文所言，国内有部分研究采用西方学者发明的地方感量表，并将其运用于游客地方感和居民地方感等实证研究中，容易忽视这两种地方感具有差异性的表征、相关量表具有情境的适用性等问题。盛婷婷和杨钊（2015）也曾指出目前国内地方感研究以应用研究、验证性研究为主，可加强地方感维度、尺度、层次和过程的类型化研究，开发适合我国地方特征的地方感测量量表。（3）结合社区旅游参与类型，本文充分认识到居民地方感其实在不同类型的社区旅游参与形态中存在差异。（4）本文还发现了旅游效益感知变量，并探索获得了该变量的维度构成，即由经济富足度、社会补足度和心理满足度等构成，发现其在社区旅游参与和居民地方感之间起重要的中介作用。旅游效益感知变量的识别，为社区旅游参与和地方感之间的关联提供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更重要的是，它具有产业实践方面的启示作用，即强调旅游目的地社区在发展旅游时，应真正地给当地社区居民带来获得感，而不止于让当地政府或开发企业受益。这种获得感不仅来自经济方面的收益，还包括社会和心理等方面的满足，这样才会让居民因旅游的发展而增进对其生活之地的热爱和认同。另外，本研究还指出，社区旅游参与和居民地方感之间的作用并非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呈现出循环状态。

图2 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地方感生成的因果关系Fig.2 Causal diagram of residents’ sense of place in tourist villages of ethnic villages

结合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地方感的成因来看，有必要加强对自我激励型和合作激励型参与者的培养。自我激励型和合作激励型参与者之所以能够积极参与旅游发展，是由于他们能够在该社区获得一定的权力，从而愿意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创造效益。机械被动型参与者虽然其地方感比较强烈，但由于他们对工作采取机械与麻木的态度因而不利于游客体验。本研究发现，利益激励型参与者参与的重心倾向利益报酬一端，而缓慢发展的现状无法满足这部分村民的要求，既影响了他们深度参与旅游的积极性，同时也影响着居民的地方感，因此管理者应注意适当加快旅游发展进程，加大对居民的利益补偿，同时对这部分村民进行培训和教育，增强其旅游参与自觉性。需要提醒的是，在加快发展郎德上寨旅游业的同时，需要注意控制旅游商业化引致的新矛盾和冲突。有学者指出，随着旅游发展的演进，或者说目的地从低度旅游商业化到高度旅游商业化转变时，社区参与中的利益博弈有从社区内部逐渐延伸至社区与政府、外来开发商等多主体间博弈的趋势（孙九霞、黄秀波，2017）。郎德上寨的旅游发展目前虽然以社区主导为主，但它也正在和西江文旅集团合作，因此需要预防未来可能会引起的冲突和矛盾，还要注意伴随着商业化发展，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呈现紧张的局面，而地方居民之间关系的好坏，将会影响地方依恋感的强弱。在社区内，最寻常、最重要的人际交往即邻里关系，Chamlee-Wright 和Storr（2009）、Lewicka（2005）强调了邻里关系对于居民地方感的重要性。某个地方的邻里关系一旦破裂，该地方最基本的人际单元就可能遭到破坏，进而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情感，影响其地方依恋，则地方感自然无法提升。因此，居民与其邻里共同生活在社区内，共同参与社区活动，创造共同的集体记忆，能够增进深厚的社会联系（Jepson，Stadler & Spencer，2019），这对居民地方感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且有助于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

（致谢：感谢郎德上寨原村支书吴剑为本研究调研提供各种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