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尔的啤酒

［日］吉田直哉　李炜／编译

这是四年前的事，但对我来说却记忆犹新。

昭和六十年的夏天，由于拍摄工作，我在位于西玛拉雅山脚下一个称为卡拉尼的小村庄逗留了十几天。在海拔1500米的斜面上，分布着一家家的农户，每家农户都宛如粘在山斜面上一般，在村子里，连电、自来水、煤气这些现代生活最基础的设施都没有。

虽然有4500的人口，但不要说汽车，就连一条可以让带有车轮的任何交通工具通过的道路都没有。甚至连用两条腿步行的凹凸不平的狭窄山路上也到处被急流截断，通过这些地方时，只能冒着生命危险从陡峭的岩石上跳过去。

由于连手推车都不能使用，村子里的人们只能靠人力背着各种货物每天来往于山间小路上。因此，有时你会吃惊地发现树丛在移动，仔细一看才发现下面还有一双小脚在移动，原来是小孩子在搬运用做燃料的柴草。

在古日本也曾禁止人们在村子的共有地砍柴时用马车来运，当时规定只能砍掉自己所能背走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如果只砍掉自己所能背走的那部分就能得到上天的允许。虽然时代不同了，但由于这里没有可以通车的道路，卡拉尼的人们仍然保持着远古的生活方式。当然这种生活方式确实可以保护大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但村民们却清楚地知道，他们的生活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在游人眼中宛如世外桃源般美丽的风景中，人们却过着相当痛苦的生活。

特别是年轻人和孩子，强烈希望能离开村子去有电和汽车的城镇。当然这也可以理解，就连我们摄制组，由于不能用车，在这里的拍摄工作每时每刻都要在重装备的情况下登山越岭。从车辆可以到达的终点到这个村子，我们雇了十五位搬运工运送器材和食品，即使是这样，对于一些可带可不带的东西也不得不割爱了。

首先放弃的是啤酒，主要是太重了。在酒类中，威士忌比啤酒更有效果，如果带六瓶，也就是每人平均一瓶半，那四个人就能应付十天。但威士忌与啤酒的作用是不同的。每天满头大汗地结束一天的拍摄工作后，当看到眼前流淌的清澈小河时便禁不住脱口说道：“如果用这水来冰啤酒会很好喝的吧。”不带啤酒是大家商量后一致决定的，现在再提这些事有些不太合适，但对我的话放在心上的不是我的同事，而是村里的少年切特力。

他问翻译：“那人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当他明白意思后，眼中闪出兴奋的光说道：“如果你要啤酒，我可以给你买来。”“恰里可特。”

恰里可特是我们放置车辆雇用搬运工的山顶据点，是卡车可以到达的终点，当然是有啤酒的。来的时候，我也瞥见在山顶的茶屋里摆着几瓶。但是到恰里可特，即使是大人也要用一个半小时。

“不远吗?”

“没事儿，天黑之前就能回来。”

因为他极其主动地接受了这件事，我就把钱和背包交给他说道：“那辛苦你了，麻烦你给我们买四瓶啤酒。”劲头十足地跑出去的切特力在八点钟左右背着五瓶啤酒回来了，我们鼓掌欢迎了他。

第二天下午又到拍摄现场看热闹的切特力问道：“今天不要啤酒吗?”我们不禁又回味起昨晚那冰凉啤酒的味道。

“不是不想要，主要是太辛苦你了。”

“没事儿，今天是周六，不用上学，明天也休息，我给你们多买些回来吧。”我一听特别高兴，便把一个较大的背包和可以买一捆啤酒以上的钱交给了他。切特力比昨天更兴奋地冲了出去。可到了晚上他没有回来，将近深夜时仍不见他的影子，担心他会出什么意外，我们焦急地去找村民商量，没想到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你给了他那么多钱，他肯定逃了。”据村民讲，如果有这些钱，他就可以先回父母那儿，然后可以再去首都，所以他肯定拿着钱逃了。

十五岁的切特力是从隔一座山的一个更小的村子来到这的，他租住的土屋里只有一张铺着草席的床。在那间土屋里，他每天早晚都把两种当地的调味料混上辣椒夹在石头上磨碎，然后和蔬菜混在一起煮制成一种类似咖哩的食品，浇在米饭上吃。因为土屋里比较黑，所以即使是白天，也必须点着油灯才能学习。

切特力第二天没有回来，到了次日的星期一仍然没有回来，我们赶到学校向老师说明了情况，对此表示了歉意，并打算和老师商量该怎么办，不料连老师都说：“不必担心，他拿了那么多钱，肯定是逃了。”

我追悔莫及。无意识中以日本人的感觉，给了他令尼泊尔孩子难以置信的一大笔钱，却因此而毁了一个好孩子的一生。

我在坐立不安中熬过了三天，其实我最担心的还是他是否出了意外。在第三天的晚上，忽然有人猛烈地敲击宿舍窗户。难道噩耗终于传来了吗?我忐忑不安地打开门，却意外地发现切特力站在那里。

他浑身是泥，衣服也皱皱巴巴的。原来恰里可特只剩下三瓶啤酒，他只好翻了四座山去了别的地方。他边抽泣边解释说，总共买了十瓶，但半路跌倒摔坏了三瓶，并拿出瓶子的碎片给我看，然后把找回的钱给了我。

我抱住他的肩膀哭了。很久没有那样哭过了，并且，很久没有那样深深地反思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