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离脱贫还有多远？

朱幼棣

鲁贫因离我们如此之近

沿着曲折的土路，进入秦巴山区黑沟的时候，天色陡然暗了下来——不是因为日落，而是山太高、沟太深。

虽然对于这里的贫困程度，我们有一些思想准备，但还是被眼前的赤贫现象所震惊——

25公里的土路走到了尽头，车不能再往前开了。我们弯腰走进一户人家，里面黑洞洞的，划了根火柴，靠着这微弱的光亮，进了里屋。锅里煮着些纽扣大的土豆和菜叶子。四口人的家，床上只有一条破被子，垫着稻草，一根木头便是枕头。村长说，男的打工去了，女人是个哑巴，还有两个孩子……在我们快要离开的时候，村长摸着一个10来岁女娃的头，问：“你妈呢?”女娃蹲下，对着床底下叫：“妈!妈!”一个衣衫槛楼的女人爬了出来。村长说：“方阳启的老婆虽然说不出话，但她心里明白，穷，怕见人啊!”然后，他对哑巴女人大声说：“北京国务院扶贫办的同志来看你们，党中央关心咱们贫困地区的老百姓。”

哑巴女人紧紧搂着孩子，接过200元钱，哭了。当地的乡干部说，他们是头一次见百元大票。接着，我们到了附近两户人家，赤贫的情况也十分相似。这个154户人家的山村，贫困户97户，特困户28户，1998年人均口粮105公斤，全部是红薯、土豆、豆子……我们的心沉甸甸的。

在贵阳市著名的风景区花溪，当地人送给我们一本画册，前言上写着：“五十年来，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共和国有三位党的总书记、三位国家主席、四位委员长、三位总理、七位元帅……留下了足迹。”可是，就在距这里市区高楼大厦几十公里的地方，我们看到了贫困农户破旧的草房，不能遮风蔽雨，家中极其简陋：一口锅，几只碗，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不仅仅在商洛地区和云贵高原的大山中，在大巴山、大凉山，在武陵山和西海固，我们都一再看到这样极端的贫困……

改革开放20年了，扶贫攻坚也已进行了7年，应该说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我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6亿下降到了现在的4200万。可是，4200万，这个数字仍大大超过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一些大国的全国人口的总和。而且，我国贫困人口的标准很低，仅仅是解决温饱的最低标准：按1983年不变价测算，当时确定农民人均收人是206元；2000年，这个标准大约相当于700元，即每天2元钱，这还包括地里庄稼等折算成的货币。和国际上每天一美元的绝对贫困标准相比，我们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2元钱，在都市里能买什么?一支雪糕?一瓶矿泉水?一张公共汽车票?或者一枝高档香烟?

我们离贫困还如此之近!

鲁贫困是一种“综台症”

经常听到有人指责贫困地区的干部群众“观念落后”、“思想不解放”等等，也曾经看到有专家撰文说政府主导型的反贫困容易产生弊端，应把反贫困的目标定位在贫困地区引进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打破自然经济，不仅讲究公平，更要讲究效率。

这些说法和想法不错，但与不少贫困地区的实际却有差距。其实，贫困是一种“综合症”，造成极端贫困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不能一概而论。

有思想上的原因，也有自然环境、生存环境因素。说到底，人的思想观念是受客观环境制约的。有些贫困村不通公路，不通电，连一个乡都形不成集市；深山中的一些“吊桩户”，卖一头猪，要抬着背着翻山越岭走几十里；去年吕梁山区大旱，一些村的饮用水要从几十里外拉来，一担水卖到几元钱……像这样贫困的地区，市场经济不是引进，也无法引进，而只能是培育。需要有最基本的条件：一是基础设施、基本生存生产条件得到改善；二是基本温饱要得到解决。食不裹腹，衣不蔽体，有何东西可以交换，又何来市场?

我们的社会存在着整体的嫌贫爱富。贫困地区的人民更需要理解。

贫困可以分为若干种类型：有政策性贫困，资源性贫困，生态环境性贫困，人口性贫困，还有传统习惯影响造成的贫困等等。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国的贫困现象得到了大范围缓解，大面积的政策性贫困已经消除，像自然环境相对好一些的沂蒙山、大别山、井冈山、闽西北等集中连片的贫困山区已经整体越过了温饱线。现在，没有解决温饱的人口，大部分分布在自然环境恶劣的大山区、土石山区、干旱半干旱地区、高寒地区，其中有的根本没有生存发展的条件，需要退耕还林或移民搬迁。

我曾到过海拔3000多米的大凉山贫困村，在那里有很深的感受。气候寒冷，农作物很难生长，人爬几座山头就感到胸闷气短——一辈子生活在这样的地方，本身就需要有勇气和胆量，有甘愿受苦的精神。观念落后，脱贫的办法少，这是事实。可造成封闭落后的原因是什么?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

新近在湘西发现了一段“南方长城”。这段长城修建于明代，当年是为了防范“苗蛮”的。苗族的祖先原居住在中原，虽尤与黄帝大战失败后，部分部族不愿归降而南迁。一代一代，这个不甘驯服的古老民族逐渐被挤到了环境恶劣的山区，明代长城更把他们圈进了类似“保护地”的大山深沟。如果他们还生活在江淮河汉地区，肯定早已经整体脱贫……

要突破极端贫困状态下生活、生产各个环节恶性循环的锁链，最终解决贫困地区人民的温饱问题，必须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农户，选择不同的“切入点”。比如，在干旱的西北高原，首先解决水的问题；在山高坡陡、土层贫瘠的云贵高原喀斯特地貌区，应实施退耕还林和坡地整治，使贫困户有保水保土的基本农田；此外，还应辅之以劳务输出、农村适用技术推广、提高贫困地区教育水平，等等。就一户一户的贫困农户而言，只要在一个方面取得突破，就可以走上脱贫之路。

扶贫的路还很长

去年年初确定的1999年扶贫目标是解决1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但由于灾情严重，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等原因，实际仅解决了800万左右，这就使今年扶贫攻坚的任务更加艰巨和繁重。在对贫困地区的调查中，我们一再认识到农村脱贫致富带头人极其重要。大凉山的吉克曲木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去年深秋，我们曾去过吉克曲木家。这位年轻的村干部，当过兵，复员回乡后，带领村民们搬下高山。根据当地的风俗，高山上的村民只用石片做屋顶，认为瓦是泥土烧的，不能把泥土“盖”在头顶，吉克曲木改变了大家的观念，带领村民盖起了瓦房，后来又办起了养鸭场、酿酒厂等企业，使全村走上了致富路，他本人也当上了党的十五大代表。那天中午，我们就在他家吃饭，连日来因为触目皆是贫困而生出的郁闷一扫而光。

可是，就在我们离开四川不久，却传来了他的死讯——2000年1月28日晚，他在成都开完省人代会后，由成都至西昌，连夜由西昌返回大凉山的美姑县，车过昭觉，遭遇车匪路霸……接到报案后，当地公安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可歹徒已逃之夭夭，山上一片漆黑。直到次日凌晨，人们才在距出事地点700多米处发现了他的遗体。他被歹徒抛下了悬崖……

没有了吉克曲木的山村，几年后会不会返贫呢?

今年是“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最后一年，但并非是扶贫工作的终结，而只是阶段性的胜利。随着脱贫标准的提高——不仅仅是解决温饱，还要为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我国未来一定时间内仍将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自然条件恶劣的贫困地区，将是新世纪开发式扶贫的重点。缓解和消除贫困这一全人类的共同责任，在我国仍然任重而道远。

(黄文钜摘自《中国青年》2000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