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文艺的先锋

时间：2024-05-21

吴敏

摘要：编辑是周扬的文化身份之一，他在1930—1940年代所主编或编选的《文学月报》《马克思主义与文艺》《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等书刊，关注、推动和深化当时的文艺热点问题讨论，传播新的文学理想，扶持新作家，是时代文艺的先锋。这些书刊不仅折射了中国现代文学从左翼文艺、延安文艺到新中国文艺雏形的演变轨迹，留下了中国左翼文化人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过程中的曲折印记，同时也映照了周扬文学观念不断调整、自我反省的身影。周扬的编辑理念和活动，既有先锋性的文化探索，也留下了不少历史教训。

关键词：周扬;编辑活动;文艺先锋;马克思主义文艺

周扬做过许多工作，有多重文化身份。作为领导者，他从1930年代左翼文化时期到建国以后的十七年，再到1980年前后的七八年，多年担任中国共产党文艺界的高层领导，参与并领导中国现当代文艺运动，功过交杂;作为文学批评者和文艺理论家，他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和新中国成立以后接连四次文代会的主报告以及他的以现实主义为中心的文艺观和其它诸多报告，很大程度地形塑了中国现当代文艺的基本模样;在教育领域，他1940年前后在延安鲁艺进行“专业化”的体制改革以及1960年代前期领导高校文科教材编写活动，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华章;作为译介者，他所译介的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等苏俄文学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等，对中国现代文艺产生了深远影响。除了文学，周扬还深度介入了电影、戏曲、音乐、美术、出版等领域。

编辑也是周扬文化活动的组成部分。1930—1940年代，周扬主编了《文学月报》《文艺战线》《中国文艺》《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等刊物和丛书，翻译出版高尔基、巴别尔、高尔德等苏联和美国无产阶级文学作品集，编辑整理马列文论集，将自己学习和运用毛泽东《讲话》的论文编集出版;新中国成立前后编选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也与他关系密切;他还写下了不少“编者按”“编辑后记”“编者的话”“序言”等。这些期刊、论文集和丛书，关注、推动和深化当时新的文艺热点问题讨论，传播左翼和新中国的文学理想，表达新的文学观念，推出新作品，扶持新作家，姿态昂扬地走在时代先列，可谓是时代文艺的先锋。

现有的研究虽曾提及周扬所编辑的这些书刊，但较少从“编辑”的角度来进行评述，又由于其中的“前言后语”大多没有收入五卷本的《周扬文集》，因而，周扬的“编辑”身份及其与中国现当代文艺的关系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讨论。

一、深化热点问题讨论，扶持文学新人：主编《文学月报》等

周扬主编的第一份刊物是《文学月报》，编的是1932年10—12月的第三期、第四期和第五、六期合刊，一共编了四期。

《文学月报》是左联的机关刊物。最初两期由姚蓬子主编，创刊号发表了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鲁迅《论翻译》、周扬翻译的苏联弗理契《弗洛伊特主义与艺术》、茅盾《子夜》的部分章节、丁玲的《某夜》、田汉的《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等，排出了左翼重要作家的强大阵容，显示了集理论、创作、翻译于一体的综合性刊物特征。1932年7月10日，《文学月报》按月出版了第二期，履行了“月报”的名称和设想。但第三期却迟至10月15日才出版，间隔了3个多月，同时刊登了《蓬子启事》：“文学月报第三期起我完全脱离关系，以后关于编辑上一切事情由光华书店改聘周起应君负责。所有来稿已转交周君，由周君负责答复。”

姚蓬子的《文学月报》主编为什么被撤掉？周扬为何能担此大任？当时有消息说，姚蓬子行为浪漫，主编《文学月报》克扣稿费，为众不满，乃撤销其编辑职务，而代以周起应（周扬）;文委书记冯雪峰提议由周扬续编。周扬当时是中共中央上海执行局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的成员，也是《文学月报》的作者，在第一、二期上分别发表了两篇译作，姚蓬子在“编后记”都有点评。那时他还在左联刊物《北斗》和1930年代影响很大的《现代》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文学大众化》《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等长篇论文，参与当时的“文学大众化”“自由人”“第三种人”的热点讨论，介绍国际普罗文学和马列主义文艺的观点，出版了多种译作。周扬这时候确实是一个“后起之秀”，虽然只有25岁上下，参加左联时间也不长，但从政治身份、理论实力、翻译特长和工作热情来看，倒也是《文学月报》主编的合适人选。

周扬主编的后四期《文学月报》，总体上承继了姚蓬子的风格，更准确地说是继续执行了左联的办刊要求，介绍左翼文艺思想，讨论最新文学话题，发表左翼作家作品，推出新作家。作为初生之犊，周扬更积极更热情地编辑《文学月报》。

首先，周扬启用编委会的功能，请茅盾为文稿质量把关。一个刊物如果没有高质量的文稿便难于立足文坛，难于存留历史。周扬从第三期起担纲《文学月报》，他初审后将“还可以”的小说稿送给编委茅盾审定，这是以前没有过的“先例”。茅盾说，这是个新方法，编委会名实相符，体现了集体负责的精神;他接下稿件，发现了当时的新作家沙汀，通过写《法律外的航线》等作品的书评来阐释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敲打“革命文学”公式化倾向的残余。

其次，更加注重理論热点，挑起并承担理论问题的探讨，介绍苏俄和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最新动态。《文学月报》第三期继续了瞿秋白和茅盾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争论，同时设立了“九一八周年”专栏，设置了“文艺情报”专栏介绍苏俄、美国、国际作家联盟的一些最新动态;第四期几乎是高尔基的专刊，发表了译作吉尔波丁的《伟大的高尔基》、罗曼·罗兰的《论高尔基》和《高尔基年谱》，“文艺情报”介绍了高尔基创作四十年庆祝纪念会等;第五、六期合刊又继续了自由人、同路人问题的理论探讨。应该说，《文学月报》相当活跃，富于创造性，充满了力量。当然，理论问题和译介还是大体偏向于左翼文艺。

第三，“编后记”写得更为详细具体。姚蓬子主编前两期《文学月报》都写有“编后记”，周扬主编后四期也写，而且写得更为详实，更带有编者个人的印记;有些单篇文章，周扬还写下“应按”以构成编者与作者的直接对话。譬如周扬针对第五、六期合刊登载李长夏《关于大众文艺问题》写下的“应按”，既评点了文章“正确”的方面和其中的“左倾空谈”倾向，又呼吁大家来热烈讨论大众文艺的问题。

第四，更加关注新人新作，注意推出和评论新作家新作品。周扬在第三期《文学月报》“编辑后记”里说：“近年来文艺上的创作活动，确实是无可讳言的沉寂。虽然最近出现了几册文艺杂志，但是翻开卷来，写作品的永远是几个熟面孔的作家，《文学月报》一开始的时候，就准备多登创作，尽量的发掘新作家，以后我们要更坚决的执行这个任务，对于青年作家的来稿，只要有可取的地方，即便技巧上比较未成熟一点，也必设法使它发表出来，以鼓励创作者的兴趣。”他在第四期《文学月报》的“编辑后记”里高兴地说：“这一期的创作比上一期增加了三倍，‘最可喜的，其中将近三分之二是新近作家的作品。他同时说明了“决不是把新近作家和既成作家对立起来”，而是要鼓励青年作家加紧学习，“在作品上反映出成名作家所不曾体验过的群众生活和战斗情绪”，而成名作家不要再继续脱离群众，能够创作出更出色的作品来。周扬的这一期“编辑后记”还特别评点了青年作家东平的《通讯员》，说这是“一篇非常动人的故事”，“这阴郁，沉毅而富于热情的农民主人公，使人联想到苏俄小说中所反映着的卷入在‘十月的暴风雨里的Muzhik的性格”;同时他又指出，东平“大概极力想描写出‘顽固而‘野蛮的农民是怎样地富于情感”，但忘记了对农民不正确的观念“应当取着严厉的批判的态度”。作为“编辑后记”，周扬评点《通讯员》非常精炼，但没有简单化;他认为，描写“富于情感”的农民的同时也应该“严厉批判”其错误观念;这种写农民的态度，可以看出鲁迅风的印记。周扬通过《文学月报》着力推出的新人新作，主要还是要“反映群众生活和战斗情绪”的、与左翼文学观念相一致的新的作家作品。

第五，偏激浮躁的左倾趋向也更为明显。譬如《文学月报》第三期登载高尔基《一封写给几个美国人的回信》，周扬在“编辑后记”说：“在这封信里，老当益壮的高尔基指示了在强盗们的阶级已经从头至尾的腐烂了，而劳动的力量正在创造出新的生活样式的这个革命时期的知识阶级的出路。这是值得‘自由主义的作家们去细读的。”这一期的“编辑后记”还说，登载别德纳衣的长诗《没工夫唾骂》目的就是“痛骂”“吹牛皮”的“英雄”托洛茨基。——这样的文字里面，露出了明显的嘲讽、挖苦、不以为然的口气，虽然表现了“编辑”的思想倾向，但带着明显的轻薄浮浅的风气。再譬如，《文学月报》第五、六期合刊登载了翻译文章《普列汉诺夫批判》和绮影（周扬）《自由人文学理论检讨》、谷非（胡风）《粉饰，歪曲，铁一般的事实》等，周扬在“编辑后记”里说：“从新的阶段的见地，对于普列汉诺夫、弗理契、玛察等的艺术理论，给以彻底的批判，（同时也是真正的严肃的研究），这是最近苏俄文学理论的宝贵的成果。为了将我们自己的理论提高到国际的水准起见，将这些成果很快地介绍到中国来，是必要的。……另外是我们自己作的两篇：一是批评自由人的文学理论的，一是批评《现代》第一卷的创作的。一面暴露敌对者的反动理论，一面给第三种人的作品以严正的批评，使同路者更加同路起来，这是我们的批评的任务。”——用“彻底的批判”“国际的水准”“严正的批评”这种语汇所写的“编辑后记”，当然显示了年轻人的思想锐力和勇气，但又显露了几分“不知轻重”的狂妄。

第六，周扬对刊物编辑和编辑形式有自觉的意识。他觉得《文学月报》第一、二期“似乎太枯燥呆板了一点，以后当尽量使它新鲜活泼起来”，同时还希望每一期至少刊登一篇书评，“其他各种报道、介绍、杂感之类的中间读物亦将尽量登载，务必使这个刊物活泼起来”。

周扬特别设置的“读者通信”栏目，还引发过一场小风波。《文学月报》第四期“通信”栏目刊登了陈衡哲给丁玲的信以及丁玲致编者的信。陈衡哲认为，《文学月报》创刊号发表的田汉剧本《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写到了自己，“创造了一个可笑的人物”，“把一个人的人格扭成异形怪状”;丁玲希望“编者站在编者的立场，尤其是在常作理论批评文章的编者”“作一个公正的估价”。面对两位女作家的不满和怨气，周扬以“编者按”的方式回复说：“《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里面，也许有些地方是根据事实，但我想也不一定完全是影射着某人吧。……陈女士读的是文学作品，并不是读自己的传记啊。”“至于陈女士是资产阶级，或是‘薪水阶级，我想有陈女士自己的‘人格和信仰，言论与行为作证，更不必怕人家来‘扭成异形怪状。所以我希望陈女士宽心一点，如果有得罪陈女士的地方，也请陈女士原谅！”作为编者，周扬这样的回复，虽然幽默但多少带着一点油滑气，然而，他用“文学作品不是传记”的理由，较好地周旋疏通了田汉、陈衡哲、丁玲之间的小别扭;作者、读者、编者直接快速地用文字交流，这样的刊物就能够流动而有活力。

鲁迅对《文学月报》很关心，并予以了大力支持。总共六期的《文学月报》发表了鲁迅的《论翻译》《连环图画辩护》《祝中俄文字之交》《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以及鲁迅（目录标为“鲁迅”，正文标为“隋洛夫”）翻译桑维洛夫的短篇小说《我要活》共五篇稿子。不过，后来周扬却因为《文学月报》发表《汉奸的供状》与冯雪峰、鲁迅之间产生思想情感的缝隙。另外，《文学月报》还有一些未能完成的编刊心愿。周扬多次在“编辑后记”里表示，想通過《文学月报》附上一种面对现实、有趣、装饰美丽、可以拿来赠送小朋友的《儿童文学》，但最终未能实现。

《文学月报》在1932年第五、六期出版后，无疾而终，虽然周扬的“编辑后记”还预告了下一期的信息。关于停刊的原因，当时的《社会新闻》有一条消息说，1932年夏季以来，上海出版界的文学杂志仅两种：一种是现代书局出版、施蛰存主编的《现代》，另一种是光华书局出版、左翼机关刊物《文学月报》。《现代》以编排新颖和公开讨论“自由人”问题、严厉抨击胡秋原而销行甚盛;《文学月报》“恐文学斗争之领导权被非嫡系之施（蛰存）所夺，乃一面尽量在文字中公开政治主张，一面又具备批判《现代》之内容，意在吸收读者”，“不料光华老板大感威胁，盖恐触犯出版法，书店遭封也。因是毅然决定停刊改制。左翼战士既失其自己之地盘，乃又改变方针，打入《现代》中去”。《社会新闻》的这种分析可以权当一说，《文学月报》较为明显的政治倾向在当时的环境下确实较为危险。此外，将《文学月报》与《现代》相提并论，也可见出《文学月报》的影响力。

关于《文学月报》的意义，茅盾认为，这是上海左联书记处继《文学导报》《前哨》《北斗》之后办的又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大型文艺刊物，虽然只存在了半年时间，但影响很大。有学者评论说，《文学月报》简洁、朴素、扎实，它停刊之后，左联再也没有这样厚重的机关刊物。这份仅出版了六期的刊物，周扬主编了四期，当然带有1930年代前期明显的“左”的倾向，却是中国左翼文学理论、文学创作发展过程中不能逾越的一个历史阶段。

1936年“两个口号”激烈争论时，上海光明书局请周扬编一本《现阶段的文学论战》。作为论争的一方代表，周扬为了避嫌，便请好友谭林通署名选编;此书“前记”的前两段话为谭林通所写，后几段关于“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和理论基础、“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提出和“两个口号”的论争、文章的编选情况等，则是周扬自己写的文字。周扬既比较客观地说明了编辑此书的目的和选文的分类，希望读者能够看出“新文学在现阶段上的一个大体的动向”，又强化了“国防文学”中心的观点，让这本“文学论战”的资料选集带有明显的傾向性。周扬仍然认为，胡风提出“人民大众需要什么文学”的问题继而回答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却“没有批评到‘国防文学半个字”，“惹起了一般文艺青年的怀疑和不安，搅乱了为文艺界的近于统一齐整了的步调，是不容否认的”;“两个口号”的论争“不是争正统或注册权的问题，而是新文学的规范的问题”。然而，对于“新文学的规范”的具体内容和胡风观点的意义，周扬却没有详加说明。周扬后来反省说，不少好心人不赞成“两个口号”争下去，陈望道专就此事找过他;但他当时颇有点打派仗的劲头，没有予以重视。

这本实际上由周扬编选的资料集《现阶段的文学论战》令人注意的一个细节，是收录了鲁迅批评“四条汉子”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长文，鲁迅点名道姓批评周扬的文字——“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自然，周起应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清清楚楚地印在该书的第345页。鲁迅的文章发表于1936年8月15日出版的《作家》杂志第1卷第5期，本来就有很大的影响，“周扬‘威信大为降低，原来的‘文委就等于自动停止”，现在再选入书籍而出版发行，影响更是扩大了。周扬把鲁迅严厉批评自己的文章原样收入自己选编的书，不管其内心可能存在多少难言的憋屈或不服气，或继续在较劲，都需要较为宽阔的胸怀，以尽量摆脱和走出鲁迅在文章里所嘲讽的“比‘白衣秀士王伦还要狭小的气魄”。

不过，周扬没有选录冯雪峰借着“两个口号”问题严厉批判周扬关门主义、“对于理论机械”的文章《对于文学运动几个问题的意见》，他觉得此文“理论上没有什么新的见解，而且态度鲁莽轻率，篇幅冗长”，这也是作为编选者周扬当时“年少气盛”的一种表现。

二、综合性文学刊物的梦想：《文艺战线》等杂志的编辑

1937年10月周扬到延安后，仍然梦想着编杂志，尤其是可以发表里程碑式作品的大型综合性文学刊物，至少是像《文学月报》那样虽然不算很厚却可以包括理论、创作、翻译等多类内容的期刊。但战争的背景和延安纸张极度匮乏的状况，使得周扬的编辑梦大多只能断断续续地、局部地、零星地变成现实。

在延安，周扬主编过一期《中国文艺》杂志。1930年代后期到1940年代，由于纸张匮乏，文艺出版物无力印刷，延安的文艺刊物较少而且出版周期得不到保证，很容易断刊。1941年2月25日，周扬主编的《中国文艺》出刊，请毛泽东题写了刊名，发表了周扬《抗战以来创作的成果和倾向（上）》和周立波、丁玲、邢立斌、何其芳、贺敬之、荒煤的作品或论文，还有曹葆华、天蓝翻译的美国诗人惠特曼的作品等，但刊物仅仅出了一期，就没有了下文。除了《中国文艺》，周扬还参与了延安综合性理论刊物《中国文化》的编辑。

周扬在延安编辑的文学刊物中，出刊时间较长且较为完整的是《文艺战线》。

《文艺战线》的主要目的是为鲁艺师生发表作品提供正式场地。在延安，鲁艺文学系师生有着强烈的文学热情和写作动力，但其作品最初只能用墙报形式展示，何其芳“大为不满”，与周扬争吵：“文学系同志们写的诗没有地方发表。”周扬也有些生气地说：“你们可以在墙报上发表嘛。”何其芳“当然更为不满了”。何其芳在延安写了很多诗，能够发表的只有少部分：“我曾经狂妄地把我在延安写的诗编成集子，交给周扬同志，要求转延安出版机关出版。他转送给出版机关了。延安当时的纸张那样缺，用以马兰草为原料制造的土纸印报纸、印书籍，当然不可能出版我的诗。”为改变延安文学作品出版难的窘状，周扬请自己在上海时期的老朋友夏衍和沙汀来帮忙，他在延安收集、编辑稿件，然后寄给大后方的夏衍、冯乃超去出版，这就是1939年2月创刊的《文艺战线》。1939年11月沙汀从延安回重庆后，《文艺战线》又由沙汀来编辑。

虽然主要发表鲁艺师生的创作，但周扬对《文艺战线》的设想却是一个全国性的刊物。编辑委员会罗列了当时到延安的大部分文学“名人”和在大后方的原来的上海左翼文人，阵容颇为庞大：丁玲、成仿吾、艾思奇、沙可夫、沙汀、李伯钊、何其芳、周扬、柯仲平、荒煤、刘白羽、夏衍、陈学昭、卞之琳、周文、冯乃超;出版地点标为桂林;发行人是夏衍;各地生活书店代售。生活书店当时在全国很多大城市如上海、重庆、武汉、长沙、西安等地都有分店。

经过了上海时期左联解散、“两个口号”论争、受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公开批评等风波，到延安后的周扬有不少反省。借着《文艺战线》创刊，周扬写下了长长的发刊词《我们的态度》。他一面说明民族战争背景下“作家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关系”，《文艺战线》“不是同人杂志”而是“统一的战线”，是所有站在民族立场上的作家“互相联系，互通声气的精神的桥梁”;另一面，他更着重谈到了“民主主义风气”、反省和改正“非民主的态度”、唯有自己正确的高慢的“宗派主义”问题：

在共同的工作中，我们首先要培植民主主义的风气。……传统的“文人相轻”，文坛上的捧与骂，文艺上的独断、宗派，这些都是曾妨碍了文艺之正当的发展。以后作家间需要建立完全新的关系，彼此养成一种互相尊重，互相切磋的精神。……我们今天所急需反省与改正的是在论战中所表现的那种仿佛不容人商讨的非民主的态度，与唯有自己正确的那种高慢的宗派观点。这些曾在一部分作家的心目中造成了横暴的幻影，这个幻影的最后一丝都必须消除。宗派主义是在一定的政治条件与工作环境中长成，必须在新的不同的政治条件与工作环境中被清算。杜绝一切宗派思想的复萌，促进作家间的更进一步的团结，以增厚文艺在抗战中的力量，这就是我们首先所要努力的方向。

这份发刊词，不仅标示了《文艺战线》作为全国性统一战线的刊物定位，同时也可以视为周扬对1930年代前期的左翼文艺运动、对流行于文坛的宗派主义、对自己左联时期言行的一种自觉反省，他用了“五四”的“民主主义”思想支点来“反省与改正”“非民主的态度”和宗派主义“横暴的幻影”。周扬在尝试着走出左聯时期的左倾情绪漩涡，走出他的偏激狂热的青春期。在《我们的态度》里，周扬还谈到了“以现实主义为依归”的创作主张、重视中国民族本土文化和旧形式、理论批评等问题。在注重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和文艺理论批评的同时，周扬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他的思路在扩大，尽管延安时期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还非常零碎、简单和表面。

《文艺战线》为双月刊，大致分为小说、诗、论文、报告通讯、讲演、翻译、书评、木刻和漫画等栏目，每一期的具体栏目有一些微调，还设有“特辑”，譬如1939年4月16日出版的第2期开设的“延安秋收报告特辑”就是何其芳带领学生实习后的“习作”。这种综合性的内容以及分门别类的编排形式，与周扬1932年在上海编辑的《文学月报》颇为相似，但是没有了《文学月报》点评全刊、回应热点问题、颇为详尽的“编辑后记”或“按语”。在稿源方面，头二期包含了文抗、文协和鲁艺文学系作家的作品;1939年5月14日文抗延安分会成立后，它一度被当作文抗的刊物，但后来越来越倾向于发表鲁艺文学系师生的作品。

总共六期的《文艺战线》，引人关注的是第5期的“艺术创作者论民族形式”特辑，刊登了冼星海、罗思、萧三、柯仲平、何其芳、沙汀分别从音乐、美术、诗歌、文学等角度论及“民族形式”问题的文章，周扬以“编者”身份写了简短的前言，概括这一问题讨论的意义以及各种观点：“大家的意见，在对文艺上民族形式之建立的积极主张上，是一致的。新文艺过去还民族化、中国化、大众化得不够，正因为不够，所以需要向这方面努力，这也是大家所共同承认的。自然，在个别具体问题上，还不免有意见上的若干差异，如在民族化的若干具体做法上，在对新文艺过去成就的评价上，在对旧形式及其可能利用的限度的估计上。这些问题是需要讨论的，更仔细的更深入的，这样才能使民族形式问题的理论更为精密与坚实。”“编者”还顺带说明了文章“按收到的先后排列。”这种“并列式”而非“主次式”的编排法，显示了编者平等处理各种文章、包容多种观点的态度。1939年7、8月，鲁艺文学系举办过两次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会，萧三、张庚与何其芳、沙汀、周扬的意见分歧很大，双方吵得很厉害。《文艺战线》的这一专辑显示出，即便是在1939年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的延安，文化人所关心和讨论的焦点问题，仍然与大后方、大城市同步，他们的观点和态度并没有因为空间的阻塞而受到限制。

身处山窝窝里，周扬仍然不忘外国文学理论文学作品的译介，尤其是那时候的“当前”外国文艺，五六十页一本的《文艺战线》上，常常能看见一点“外国”的影子，譬如《苏联文学当前的几个问题》《一个美国记者论中国未来的战争小说》（特稿）、爱伦堡的《在法西斯蒂西班牙》《真理》《巴塞隆那之夜》等。这些译介当然“微小”，但放在战争时期的延安，就颇有几分象征意味，意味着周扬这样的延安文化人“放眼世界”的文化愿望。

《文艺战线》尽力推出青年作者，尤其是鲁艺的学生。注重新人新作，是周扬主编《文学月报》的一个特点，也是左联重视文艺新生力量的具体表现。周扬主编《文艺战线》除了发表“老作家”丁玲、何其芳、沙汀、卞之琳等人的作品，继续坚持了推出新人新作的编辑理念。1939年10月9日周扬写给全国文协主任老舍的信里特别介绍了《文艺战线》杂志以及鲁艺文学系的同学：“他们里面，就已经出现了具有才能和相当熟练的作者，我介绍你下面一些名字：野蕻，天蓝，鹰潭，孔厥，梁彦，魏伯，黄钢，康濯，其中只有一两位是以前发表过作品的。这样的青年作者，在前方，在大后方，一定都有。希望‘文协能找出一切方法来和他们互通声气，给与他们种种具体的帮助和鼓励。”

《文艺战线》1939年2月16日创刊，1940年2月16日终刊，正好维持了一年，一共出刊6期。《文艺战线》第七期已经编好，但稿件邮寄丢失，它也从此断刊了。另外，相比于第一、二期，后几期刊物的纸张明显地变差，软、薄、发黄、有草梗，有时候版权页上没有印刷出版的地点。看来还是因为纸张困难，印刷地点也不能固定。此外，编稿和出版分为两地，又是不同的政治区域，还在战争时期，办刊也有不少具体困难。譬如《文艺战线》已出到了第五期，但周扬在延安还只能看到第一、二期，书店写信说每期寄了50份来，但到他手上的只有1份，而且还不是这50份之内;绥德的书肆偶然可以买到，但延安无法订购。《文艺战线》是战时物质困难时期内容比较充实、出版期数相对较长、发行较广、具有个体特色的文艺刊物，是周扬除《文学月报》之外实实在在做的“编辑”工作。

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编辑苏俄作家作品和马列文论集

苏俄作家作品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直都是周扬关注的重心。他不仅有单篇的译介，而且还有意识地搜罗相关材料，编集出版，以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以作为年轻的中国左翼文艺学习的榜样，以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美国共产党人、左翼作家高尔德是周扬早期翻译较多的对象，周扬从中来认识无产阶级文艺。1932年，周揚编辑出版了《果尔德短篇杰作选》，包括十二篇译作。有人认为，高尔德在国际上被认为是“美国的巴比赛和高尔基”，是中国翻译的与美国辛克莱齐名的“新兴文学家”，其人其作的价值为中国读者所认识，与周扬的译介有关。

周扬较多地从“艺术”上进行考量、质量渐趋成熟的，主要还是1933年以后编辑出版的译作集。高尔基是周扬关注的一个焦点。他翻译了苏联吉尔波丁的《伟大的高尔基——创作四十年纪念》和高尔基的长篇小说《奥罗夫夫妇》，写下了《夏里宾与高尔基》《高尔基论文学用语》《高尔基的浪漫主义》等介绍性的短文。1933年，周扬收录了十篇文章编辑出版《高尔基创作四十年纪念论文集》。该书的扉页印下了这样的文字：“高尔基的名字代表着世界文学史上的新时期，这里，世界上的新的阶级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开始创造真正全人类的新文化。”——“世界文学史”的“新时期”“新阶级”“新道路”“新文化”，可以视为编辑出版《高尔基创作四十年纪念论文集》的主要原因，周扬等左翼文化人对高尔基的理解和接受，与这种对世界文学的“新”的发展趋势的认识直接相关，他们希望能够通过理解和接受高尔基而走到世界文学的最前沿。

周扬另一本重要的译作集是苏联现代短篇小说集《路》。《路》是巴别尔（Babel）的一篇小说，巴别尔被誉为与高尔基、布宁、阿赫马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人一列的20世纪文学经典作家，“鲁迅、周扬在译介巴别尔过程中功不可没”。周扬以《路》为书名，集结了他在《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中所曾介绍的“苏维埃文坛的重镇”作家巴别尔、莱奥洛夫（Leonov）、伊凡诺夫（Ivanov）等人的短篇作品。其中的一些作品曾在《文学月报》《文学》等刊物上发表过，周扬合集为《路》，并在译者“后记”里逐一介绍选集中的作家及其代表作;1936年由上海文学社出版，在更大的体量上展示了苏联现代小说的面貌。

周扬译的巴别尔短篇小说《路》在内容上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描写“我”从基辅到彼得堡的千辛万苦、令人毛骨悚然的“卑贱”的旅程。这是在1917年苏联战争时期，惨淡的火车站有一张张阴郁可怕的脸孔，“我”一次次地与死亡、残忍、恐怖、饥饿、肮脏、偷盗相伴，故事里晃动着的一个个画面，折射了战争背景下的苏联社会生活情形。小说的第二部分写“我”到达彼得堡，与人交谈俄罗斯皇家贵族的浴衣、烟草、玩具、婚姻等“古旧不祥的年代史”，最终谋得了“外交处翻译”的职位——“不到一天我得到了所有的东西——衣服、食物、工作和可以共死生的同志，一种世界上旁的国家所找不到的同志”，“就这样，在十三年以前开始了我那盈溢着思想和欢乐的辉煌的生活”。这篇作品从小说文体的角度而言并不好读，情节是片段式的，情感是冷静的，倾向是多元的，但小说对战争中草菅人命的恐怖场面的描写以及小说后半部分明显的调侃和讽刺，则显示了作家巴别尔对于俄罗斯历史和现状的尖锐批评。周扬在译者“后记”里精简地介绍了巴别尔及其作品特征，讲述了巴别尔小说的主题、色彩、对于“战争”的独特表达形式和“珠宝一般的艺术”：

巴别尔（I.Babel）也是一个卓越的文章家，他的名作《骑兵队》是一幅可与果戈里的《泰纳斯巴尔巴》媲美的国内战争的浪漫的怪诞的图画。他的作品的主题不断地反复着柔弱的戴眼镜的知识分子，和野蛮粗暴的兵士之间的冲突。色彩丰富的抒情味和事件的无慈悲的残忍性，美丽的自然和杀戮与暴力的阴暗的场面两两对照着。他的产量非常之少，但是他所产的东西却是珠宝一般的艺术。他曾沉默过很长一个时期，那正是在他的国家走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而当他再执创作之笔时，他却还是选取革命年代的旧的主题，只是写得比以前更简练更谨严，文章的风格更见精彩了。这里这篇《路》就是一篇技巧十分优秀的内战时代的故事。

周扬翻译并收录在短篇小说集《路》里的其它作品也各有特色。莱奥洛夫《伊凡的不幸》描写了一个叫伊凡的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其原因是由地主、牧师、寡妇、农民、军士等共同组成的恃强凌弱的社会。虽然把人间几乎所有的不幸都放在伊凡这个小人物身上，作品的确有点“太像小说”，但小说对于冷漠势利的社会和人心的批判是尖锐的，对小人物的同情是深切的，笔墨是沉寂而朴素的。再例如塞尔吉夫·晋斯基的《爱情》，写一个叫沙瓦尔的木匠男孩，爱上了一个漂亮活泼却高傲的女孩，受到女孩的轻鄙和嘲笑，于是沙瓦尔找了个机会远离家乡，独自一人住山洞，凿冰捕鱼，捕射群狼，整个冬天乘着一只小木船北漂到了北冰洋，精疲力竭，最后被英国船只搭救，被称为“北极探险家”。沙瓦尔被请到列宁格勒做演讲，他认为自己的名字可以改为“英雄”。小说似乎写到了一份被嘲弄被拒绝、压抑沉闷的爱情所激发出来的巨大力量，使懦弱内向的男孩最终成长为一个沉默却有坚定内心力量的男人，带有几分传奇色彩。小说结尾将社会主义的“个人”与“集体”的论辩纳入故事结构，表达了“个人英雄主义先于组织”的观点，对苏联当时流行的“集体”观念进行了质疑。还例如，奥列沙的《樱核》描写了一个青年潜隐的浪漫的爱的幻想。小说没有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主要描写了青年人敏感纤细的浪漫幻想以及国家大计划背景下的小人物情思，这小小的情思终将被轰然而至的巨大时代所覆盖。小说有着淡淡的凄婉感伤的情调。皮涅克的《结晶》用农民父女对土地的感情来贯穿情节，写出了现代科学知识对农民耕作土地的影响，更写出了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盐”影响农民的婚恋观和伦理观而结晶的无产阶级思想观念。

《路》里所收录的周扬翻译的F.Panferov和V.llienkov 的《焦炭，人们和火砖》曾登载于《文学月报》1932年第二号，姚蓬子在该期“编后记”里说，这“是一篇突击队文学作品，像这样新的小说，中国还没有人介绍过。在这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的大众怎样为实现自己的幸福，用自己的力量在荒土之上造起一个新的都市来”。周扬这一时期即已关注苏联文学作品中所表达的大众“新”的无产阶级思想、“新”的婚姻伦理观、“新”的生活方式、“新”生活与旧传统之间的关系等，1940年代在延安时期，周扬的重视和提倡就更集中更突出了。

关于短篇小说集《路》，周扬说：“这里收集的都是现代苏联作家的作品，它们的主题的內容是复杂多歧的，作者们的描写的手法也是各式各样，但是全体地说来它们都是在相当高的艺术水准上的东西。”此言不虚。周扬早年强调“政治的正确就是文学的正确”，但也很快就体悟到“艺术的特殊性”和“借形象的思维”，认识到“单是政治的成熟的程度，理论的成熟的程度，是不能创造出艺术来的”。周扬对巴别尔等人的翻译、介绍以及成集出版，内容和风格有异有同，从多个角度展示了榜样的特点。

除了苏俄文学作品，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更是周扬关注的重心，也是他编书的重点目标。1940年代前后，周扬译介的重心转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马恩文论上，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梦想着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

学界谈及周扬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关系，大多以周扬编选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为主要蓝本。此书于1944年5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后有多个版本，1984年北京作家出版社进行了再版，内容和目次照旧，但绝大部分译文根据新译文进行了更换;又由于周扬为此书写了长篇“序言”以及这篇长序被收入多种选集，因而此书的影响最为广泛。实际上，周扬集中译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的著作，应该是1940年4月作为“鲁艺丛书”由鲁迅艺术文学院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此书由曹葆华、天蓝翻译，周扬的角色是“编校”。这本薄薄的小书是毛泽东《讲话》之前的版本，后来没有再版，而且由于1947年中共中央撤出延安以及延安城被轰炸，这本书很少有图书馆保存，目前或许仅有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馆藏文物和北京国家图书馆作为新善本等极少量的藏本。但是，它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过程、研究毛泽东《讲话》当时所依据的马列文艺理论、研究周扬译介马列文论以及接受马列文论思想的演变历史，却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文本。

1940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是在马克思主义被当作中国社会革命发展的理论指导当时所能够找到的马恩列论文艺的几封书信以及相关论著的集中展示，周扬辑录成集，功不可没。从译文的具体内容来说，里夫雪兹的《马克思的美学思想》介绍了马克思对个人主义英雄崇拜的浪漫主义的批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物质生产发展与艺术的发展之间的不平衡比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艺术发展存在矛盾等观点;虞丁的《列宁与文学批评》则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列宁和马恩在“历史真实性”、阶级实质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等方面进行艺术批评的步骤和方法。虞丁的文章说：文学的政治倾向，即文学的“党性”，是列宁批评中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列宁说。“毫无问题，……保证个人创造性和个人倾向的广大自由，保证思想和幻想之自由，保证内容和形式之自由，是绝对必要的。”列宁驳斥那些把文学活动与其他社会政治活动的过于简单、粗率、像铅板似地视同一律，并强调了艺术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艺术是属于民众的，它应当深深地栽根于劳苦群众的中心，它应当为这些群众所了解，所喜爱。”列宁认为，任何关于艺术内容与形式的论断，如果不注意这个主要事实，一定是空虚的，在政治上是错误，从艺术本身去看是有害的。——虞丁的这篇《列宁与文学批评》由曹葆华翻译，里面的一些内容被摘引出来，题为《列宁论文学》，刊发于1942年5月20日《解放日报》“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专栏，其中所引用的列宁关于文学的“党性”、艺术创作的个人自由、艺术植根于劳苦群众等观点，在延安，在毛泽东的《讲话》里，都被不断地重复，被当作文学的基本准则予以引用。

这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值得注意的不仅是译作本身，同时还有编译者所加的“注解”。譬如对《恩格斯给哈克纳斯的信》的注解说：《城市姑娘》里，哈克纳斯仅仅描写了工人阶级消极的一面，恩格斯认为在战斗的无产阶级已经奋斗了近五十年光景的当时，这样的描写是不够的而且是不正确的;恩格斯所感觉不满的，并不是作者没有写出“倾向小说”，而是这部作品还不够十分现实主义;恩格斯给了“现实主义”的经典规定：“除开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真实地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还有，《恩格斯给敏娜·考茨基的信》的注解说“革命作家的世界观、党性、倾向性与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此得到了完全的解决”;《恩格斯给恩史特的信》的注解说“恩格斯对易卜生作品的评价是用唯物辩证法分析文学作品的范例，恩史特有机械论、非历史的两个方法论的错误”;《马恩给拉萨尔的信》的注解说“马恩劝告拉萨尔要更加莎士比亚化，不要席勒式地把个人作为时代精神的单纯号筒，这就是说不要为了思想的要素而忽视现实的要素”。这些注解精简地概括了马恩列文献的主要观点，诸多注解有着知识性的介绍和观点的延展，对马恩列的文艺观进行了清晰化、强化的再度描述，表述通俗易懂，大大便利了读者的阅读和接受，使马恩列的一些基本文艺观点能够较快地“中国化”。

这本书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周扬的《后记》：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于艺术的见解，在建立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与批评上有极重大的意义。

这些材料显示了一种共同性：第一，都是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于文艺批评的具体范例，告诉了我们如何去分析作家和作品，究明他们的社会根基与估定他们的价值;第二，都贯彻着现实主义的主张，明锐而正确地规定了现实主义应有的含义，排斥了违背现实的虚假的倾向性，在现实主义的力量一点上大大赞扬了像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那样的作家。

苏联“现在有数的理论家”里夫雪兹（M.Lifsbitz）《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书，是有权威的研究者，这里所选译他的一篇，研究阐释了马克思在美学见解上从黑格尔到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过程和他的基本论点。其中主要论点之一，就是马克思关于艺术发展与经济进步之间不相等称的问题，特别是关于艺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命运以及它的前途的问题，这最值得我们深深的研究。虞丁的一篇可以说是列宁论托尔斯泰的文章的一个很好解说，而且以极简单扼要的方式论列了文艺上各种基本的问题。

注解除“列宁与文学批评”系原著外，均为编译者所加。

这篇“后记”不足五百字，但句句都在关键点上，言简意赅，可以视为马恩列文论的观点概要，也可以看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在1940年代初期的基本框架，这个框架主要由“历史唯物论的文艺批评”和“现实主义”的主轴搭建而成。在具体观点上，周扬认为，里夫雪兹介绍马克思关于艺术发展与经济进步之间不相等称、特别是艺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命运及其前途的问题“最值得我们深深的研究”。也就是说，在经济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在当时经济并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艺术的命运和前途“不相等称”，这是从“艺术”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也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周扬等人否定资本主义的心理。

1944年，周扬编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这本书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也是一个关键点。首先，此书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观点。周扬重新搜集整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高尔基、鲁迅、毛泽东等人的文艺观点，分门别类地编排为“意识形态的文艺”“文艺的特质”“文艺与阶级”“无产阶级文艺”“作家、批评家”五辑，同时附录了《关于文艺领域上的党的政策》（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苏联作家同盟规约》《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三个纲领性的文件，既是观点归类，又是知识系统，既有马恩的原典性理论，又有列宁、普列汉诺夫、高尔基的俄苏政治家理论家的延伸，同时增加了中国的鲁迅、毛泽东，从而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源头与世界性（主要是俄苏）的理论发展联系起来，续接上中国的思想脉络，从而使西方、俄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共同构成了整体性的思想系统。更重要的是，周扬通过长篇“序言”来解说毛泽东《讲话》与马恩等人思想的相关性、互补性和创新性，用以证明《讲话》的理论价值，从而将《讲话》排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范畴，使《讲话》在中国成为名正言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理论的组成部分，顺理成章地获得了指导中国文艺运动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周扬将毛泽东的《讲话》列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谱系，极大地提高了《讲话》的理论品位，使《讲话》大大超出了一般文艺理论甚至一般文艺政策的意义范畴。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周扬没有将自己曾经“最服膺”的“伟大的人物”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艺观点收入《马克思主義与文艺》一书，没有将车氏列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思想序列。或许，车氏的“美即生活”“生活第一义”“人生教科书”等偏向于较为宽泛的现实主义倾向的观点，已经与毛泽东《讲话》以后强调“无产阶级文艺”“工农兵文艺”的观念趋向有所区别，被视为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时代的思想阵列而成了过去式。到1950—1960年代，周扬才又重新反顾车氏，提倡内涵较为宽广的现实主义，借助车氏理论矫正狭隘的“阶级论”为中心的文艺观。

作为编者，周扬利用序言、注释和后记的方式，较为系统地编译、介绍、解读、阐释、成集出版苏俄等国家的现代作家作品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资料，是世界无产阶级文艺深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道路中的先锋人物之一。

四、新中国文艺的雏形：编辑《解放区短篇创作选》和“中国人民文艺丛书”

1946年周扬编辑出版的两本《解放区短篇创作选》有一定的偶然性，与他的赴美计划相关，虽然最终未能成行。

1946年6月初，美国文化关系局执行马歇尔将军在中国国内冲突中采取公平对待的政策，按照人才交流计划，邀请中共派4名学者赴美国一年，周扬是其中之一，他被费正清称为“文坛霸主”，国统区已有6名学者按计划赴美。周扬编辑《解放区短篇创作选》，即是准备将解放区文艺介绍到大洋彼岸，他告诉记者：“本人以两月时间，已将解放区八年来之文学教育图画及活历史搜集成为专册，为中国人民之活动实录，介绍给美人。”7月初，周扬等从张家口到上海办理护照，经过一个多月的周折，未能获得国民党政府批准。

《解放区短篇创作选》分为两辑，作为“新文艺丛刊之一”，1946年8月由文协张家口分会出版。周扬写下了“编者的话”，说明“选择标准”是“在内容上……反映出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新的生活与新的人物”，“在形式上，我们也已经可以从这些作品中看出一种新的风格，民族的、大众的风格，至少是这种风格的萌芽”;他将这些表现工农兵斗争和生活的内容、采用民族化大众化形式的作品概括为“新的伟大的人民文艺”，当作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方向“在创作上具体实践的结果”，将水平不一、参差不齐的这些创作描述为“新的伟大的人民文艺的创作过程中的一个特点”。主编《解放区短篇创作选》，周扬已经非常敏锐地概括了解放区“新的人民文艺”的核心特质。

《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第一辑偏向于小说，第二辑主要是“报告”。即便从今天的审美眼光来看，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孙犁的《荷花淀》、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等，仍然经得住历史的淘洗，编选者有其艺术眼光。

周扬访美未能成行，两本《解放区短篇创作选》没有走出国门走向西方世界，但周扬带到了上海。周扬请郭沫若写阅读印象，郭沫若用诗人的情绪，说自己“完全陶醉了，被那新鲜、健康、简朴的内容与手法”，说“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天地，新的创世纪”，“即使是素材，已经就是杰作。将来集结成巨制时，便是划时代的伟大作品”。《人民日报》以《解放区文艺作品在上海受到读者热烈欢迎》为题做了介绍。赵树理也致电郭沫若，一面谦虚地表示“缺乏写作素养……难以写出完整的作品”，另一面又表达了“先生倘能动员大后方作家来解放区，共同写作广为收罗”之意。因此，周扬编辑的《解放区短篇创作选》以及他所推荐的赵树理作品，已经不局限于文学本身的意义，而是与中国文艺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新方向、解放区所代表的中国文艺新方向、社会发展新方向等宏大问题关联了起来。

几乎在编辑《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的同时，周扬把自己在延安整风和文艺座谈会后发表的7篇文章结集为《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并且写下了“特别对自己个人来说，尤其带有自我批评的严重的教育意义”的“前记”，其中“我努力使自己做毛泽东文艺思想、文艺政策之宣传者、解说者、应用者”的自我表白，是周扬1942年以后文艺工作和人生价值的定位，也是被反复引用的描述周扬形象特点的句子。

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扬编辑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可以视为《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的扩展版，而“丛书”的“编辑例言”与周扬《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的“编者的话”有很多的关联，可以视为周扬“努力使自己做毛泽东文艺思想、文艺政策之宣传者、解说者、应用者”的具体表现。

1948年春夏，周扬在河北省平山县主持筹划编选“中国人民文艺丛书”。这套丛书与毛泽东直接相关。当时参与编选工作的陈涌说，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就对周扬讲要把解放区的文艺作品编成一套丛书，全国解放后拿到大城市出版;时任华北局宣传部长的周扬找到陈涌和柯仲平，搜集解放区所有的文艺作品，包括刚刚完成的手稿，用一年多的时间进行选编工作;他们非常尊重原作，一般只作文字修订，基本保持作品原貌，如确需修改，则一定须经作者同意。陈涌说，周扬自始至终对选编工作十分重视，审阅了全部书稿，一条一条亲笔写了编辑说明。陈涌还被派到天津，在当时最好的印刷厂看清样并作最后的校对。周扬第一次文代会的报告主要根据这套丛书来介绍解放区文艺，与会的每位代表都发了一套书。“丛书”的编辑除了柯仲平和陈涌，还有康濯、赵树理、欧阳山等。1949年6月29日的《人民日报》发布消息说，“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经过“郑重编选”，在文代大会即将开幕的时候，已由新华书店出版，并详细罗列了“第一批出版”的15种小说、18种剧本、5种诗歌、5种小型歌剧、2种说书词、7种通讯报告的名单。

陈涌所说的“把解放区文艺作品编成丛书，全国解放后拿到大城市出版”的编辑初衷，今天读来饶有意味，可以很明晰地看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把解放区文艺当作即将成立的包括小乡村和大都市的新中国的文艺新标杆、新典型、新范式的意图;“搜集解放区所有文艺作品包括刚刚完成的手稿”则可以看出萌芽时期解放区文艺的一些基本情况;而周扬“一条一条”写下的“编辑例言”，更是从编选的角度，扼要地说明了这套丛书与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关系、与“新中国文艺前途”的关联、“政治性与艺术性结合”“内容与形式统一”的标准、群众性、编排形式等问题。不过，相比于此前为《解放区短篇创作选》所写的“编者的话”，周扬在“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编辑例言”里表述得更为宽泛简要，没有展开具体内容或进行限定性的规定，或许这样可以更好地适应新的政治形势和文艺演变趋势。

一本丛书定名为“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暂先选编解放區历年来，特别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各种优秀的与较好的文艺作品，给广大读者与一切关心新中国文艺前途的人们以阅读和研究的方便。

二编辑标准，以每篇作品政治性与艺术性结合，内容与形式统一的程度来决定，特别重视被广大群众欢迎并对它们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

三作者包括文艺工作者及一部分工农兵群众与一般干部，作品的体裁包括戏剧、通讯、小说、诗歌、说书词及其他一切文艺创作。

四作品按体裁分编。同一体裁的短篇，大致按作品的主题和它所表现的革命时期的先后，分别排列，有时也照顾到地方的特点。同一作者同一体裁的作品达到一定数量时，则编成专辑，长篇作品均单独印行。

五本丛书以后拟继续编选出版。

“周扬定目录”的解放区文学从中国走向了世界。1949年12月，从英国回来的叶君健由卞之琳带领去见周扬，周扬当即决定留他在文化部做外事工作。叶君健根据自己的西方经验，发现国外对于中国解放区文学一无所知，便业余自选、自编、组织翻译了英文丛刊《中国文学》，由周扬定目录，文化部出印刷费，1951年开始出版，第一辑就有40多万字，对外发行，引起了国外读者震惊，后来还出版了第二、三辑，并改为定期出版的刊物。

周扬1930—1940年代的编辑活动，不仅折射了中国现代文学从左翼文艺、延安文艺到新中国文艺雏形的演变过程，留下了中国左翼文化人借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印记，同时也映射了周扬文学观念不断调整、自我反省、自我异化的过程。主编《文学月报》，他希望通过刊物将左翼文艺倡导的“大众化”“阶级性”“文学与政治”等一些核心问题引向深入，较多地译介国外的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理论和最新文化动态;主编《文艺战线》，不仅是为了解决鲁艺师生当时发表作品困难的问题，同时也显示了周扬在战时环境下试图通过文学联结起各种派别的作家、纠正自己左联时期宗派错误的努力;编辑高尔基论文集、苏俄文学作品选《路》，尤其是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文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两本书，是周扬自觉借鉴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和创作、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中国化转变的努力;编辑《解放区短篇创作选》和“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将自己的论文集结为《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可以看出周扬在新形势下对大众文艺、群众文艺、人民文艺、知识分子与群众文艺、工农兵与人民文艺等相关问题的继续思考。作为“编辑”，周扬也有个人的喜恶，譬如在《文学月报》上发表芸生的《汉奸的供状》有意影射与自己有“私仇”的胡秋原;编辑延安其它刊物或丛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则显示了周扬从较为宽泛多元的文学思考转到相对狭窄单一的迎合和应和。在这一过程中，周扬的文学观、编辑理念、选文标准、出版想法、自我生命价值的设定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适应了中国政治社会剧变的总体趋势，是他对时代文艺核心问题的真诚探讨，是一种“与时俱进”;但在顺应时势的同时，在将自我定位为“毛泽东文艺思想、文艺政策之宣传者、解说者、应用者”的时候，周扬也将自己裹进了时代浪潮的中心，弱化了理性思考的力量，淡化了文学审美的感悟;尤其是随着他的文化身份更多地转为领导者、他的言行更多地是出于领导者的要求之后，他就在自觉和不自觉当中发生了自知和不自知的异变，他的编辑活动也较多地倾向于简单化的“传声筒”和“吹鼓手”了。

“编辑”只是周扬文化活动中的一小部分，但从中可以看出周扬自觉的编辑理念和文化探索，“新”是其中突出的关键词之一。哪些内容值得成集出版、编选哪些篇目、是否需要“附录”性的资料、采用怎样的“按语”“注解”“前言后语”或长篇“序言”进行介绍或说明等，都需要“编辑”敏锐的思想判断和文化眼力。周扬有意识地通过出刊速度快的杂志、更有传播效应的作品集、论文集和大型丛书，来提出、回应、探讨最新的文艺话题，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时代文艺的走向，同时也留下了诸多历史教训。

注释：

衝：《文学月报停刊》，《社会新闻》1933年第3卷第8期。

冯雪峰：《有关周扬、夏衍的参考材料》，摘自《冯雪峰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7页。

茅盾：《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及其它——回忆录》（十五），《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

《文学月报》第5—6号合刊，1932年12月15日。

“编辑后记”，《文学月报》第3期，1932年10月15日。

Muzhik，从俄语音译的英文词，意为沙俄时代的农民，也译成农奴。

“编辑后记”，《文学月报》第4期，1932年11月15日。

“编辑后记”，《文学月报》第5—6期合刊，1932年12月15日。

《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编者按”，《文学月报》第4号，1932年11月15日。

张大明：《<文学月报>研究》，载汕头大学文学院新国学研究中心主编：《中国左翼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93—494页。

林淙（谭林通）选编：《现阶段的文学论战》，上海文艺科学研究会1936年版第1页、第2—3页、第2页。

谭林通：《难忘相识在东京》，见王蒙等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陈漱渝：《周扬谈鲁迅和三十年代文艺问题》，《百年潮》1998年第2期。

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王伦，小说《水浒传》中的人物，绰号“白衣秀士”。他原本是落第秀才，后成为梁山泊的第一位首领，容不下被逼而来的林冲和晁盖等豪杰;林冲说他是一个村野穷儒、笑里藏刀、言清行浊、嫉贤妒能、无大量才，把梁山泊据为私有，做不得山寨之主;王伦最后被林冲杀死。

荣天玙：《锦鸡互赠美丽的羽毛——周扬与冯雪峰》，《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2期。

参见艾思奇：《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二十九年一月六日在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文化》第1卷第2期，1940年4月15日。

何其芳：《毛泽东之歌》，摘自《何其芳全集》（第七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6页。

周扬：《我们的态度》，《文艺战线》第1期，1939年2月16日。

《文艺战线》第1卷第5号，1939年11月16日。

老舍、周扬：《关于文协的工作》，《文艺战线》第1卷第6期，1940年2月16日。

参见陆地：《七十回首话当年》，《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4期。

周扬：《关于文协的工作》（并老舍来信），《文艺战线》第6期，1940年2月16日。

1950年代，高尔德、藏原惟人相继来过中国，高尔德激动地说，现在来看周扬同志，中国革命胜利了，多么美好，而我还和一个叫花子一样;周扬对藏原惟人说，过去你对我们的影响很大;藏原惟人回答说，现在要受你们的教育了。（参见荣天：《周扬的一个心愿》，《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4期）

周起应译：《果尔德短篇杰作选》，上海辛垦书店1932年版。[美]高尔德（Michael Gold，1894—1961），周扬曾译成戈尔特、果尔德、高尔特等。

[美]哥尔德著，杨昌溪译：《无钱的犹太人》，上海现代书局1931年版，第1—2页。

周起应编：《高尔基创作四十年纪念论文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1933年版，其中包括周扬翻译的四篇文章：《马克西姆高尔基》（I.Stetsky著）、《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Kirpotin著）、《高尔基纪念》（V.O.K.S著）、《列宁论高尔基》（V.O.K.S著）。李今分析说：从周扬翻译的《高尔基纪念》可以看出，苏联把高尔基制造为一种新的作家的典型，看中的是他“指示了俄国的知识分子是怎样转变方向”的意义，是他能够“从艺术方面去组织群众”，“同时也是无数的知识劳动者的一个教育者和组织者”的作用;高尔基形象象征着文学与政治的完满结合，文学家与政治家的完满结合;这也正是苏联制造高尔基神话的“期待”。（李今：《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三四十年代·俄苏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页）

王树福：《巴别尔出版在中国》，《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2期。

周起应：《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文学》第1卷第3号，1933年9月1日。

[苏]巴别尔著，周扬译：《路》，《文学》第4卷第3号，1935年3月1日。收入[苏]巴别尔著，周扬译：《路》（短篇小说集），文学出版社1936年版第15—27页、第126—127页、第126页。

今译《塔拉斯·布尔巴》，俄国文学家果戈理（Nikolai Vasilievich Gogol，1809—1852）的长篇小说。

蓬子：《编后记》，《文学月报》第1卷第2号，1932年7月10日。

周起应：《文学的真实性》，《现代》第3卷第1期，1933年5月1日。

周起应：《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辩证唯物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现代》第4卷第1期，1933年11月1日。

参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创刊号，1940年2月。

虞丁：《列宁与文学批评》，见周扬编校，曹葆华、天蓝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鲁迅艺术文学院1940年版，第124—125页、分别见第3—4页、第9页、第15页、第22页、第129—130页。

参见高杰：《延安文艺座谈会纪实》，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101页。

周揚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延安解放社出版1944年版。后有大连大众书店1946年版、安东东北书店1947年版、香港正报社1947年版、香港谷雨社1948年版等多个版本。

1948年4月香港谷雨社以“周笕编《论文艺问题》”再版时，“附录”增加了《日丹诺夫关于<星>与<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