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中村是打工作家的文学现场

时间：2024-05-21

○　李灵灵

论城中村是打工作家的文学现场

○李灵灵

20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打工作家”居住城中村是一个普遍的文化现象。从全国各地奔涌而至的打工作家，散落在以深圳、广州、东莞为主的珠三角城中村，他们在城中村聚居成群，谋生、交往、聚会与创作。尽管并非所有打工作家都居住过城中村，也并非一直都居留于此，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迁移漂泊都市的生涯中，都曾有过城中村短暂驻扎的体验。他们通常在珠三角都市的某个城中村聚集成群，也吸引着其他热爱文学、喜好写作的打工者加入；居住一段时间之后，其中一批人会陆续离开城中村，但是会有另一批人前来替代他们。因而，城中村成为他们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据点，也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写作与交际的重要文学现场。

珠三角城中村扮演的这个角色，和20世纪前半期美国纽约的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颇为相似。格林威治村吸引着成群结队闻名而至的诗人、画家、自由作家们，形成独特的波西米亚文化群落，在其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围中，诞生了美国公共文化中影响甚巨的一代“最后的知识分子”。“诗是感到压力和起来反叛的最后文化媒介之一。1912年一些不满的年轻诗人聚集在芝加哥和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开始了反叛之举。在他们的眼中，过去的都是死的，诗的生命力在于自发（spontaneity）、自我表现（self-expression）和改革（innovation）。”①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胡适、鲁迅等陆续到了上海，这个城市一时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批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的避难所，由此诞生了“亭子间作家”②。和格林威治村的波西米亚文化群落、上海的“亭子间作家”不同，“打工作家”最初的文化身份，并不是知识分子或作家，他们大多是曾经或正在珠三角工厂流水线上打工的都市新移民，或者按主流媒体的说法——“农民工”。

以往关于打工文学或底层文学的讨论中，城中村作为打工作家生活和写作的文学现场被忽略了。柳冬妩曾分析打工诗歌中有大量关于城中村的描写③，并将这种“异乡的村庄”意象和故乡的村庄作为对比物来呈现。问题并不在于城中村是否“异乡的村庄”，而是城中村本身即为作家与都市空间发生联系的直接场所，一个文学群落所栖身于都市的独特空间和场所，是观察其都市经验的起点，也是激发其文学想象的立足点。从中可以窥见：“打工文学”在一种什么样的文学现场生产出来？城中村如何影响了作家的都市经验和文学想象？

“城中村”成为闯入都市的“乡下人”的居住场所，是历史和制度双重的偶然和必然。2003年“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之前，闯入都市的“乡下人”并不像本雅明笔下的都市漫游者那般闲适——他们没有随意流浪街头的权利，如果没有暂住证，就要被治安队收容遣送。除了集体宿舍和工棚，租金最低廉、最适合容纳都市新移民的住所，只有城中村，也是诸多告别了工厂流水线的打工作家最好的居住选择，他们在此收获了比在工厂车间更丰富的城市经验。

考察城中村和打工作家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打工文学”的发源地——深圳。深圳也是都市新移民最早抵达的都市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初，这里尚是一片小渔村，位于深圳关外的宝安区从那个时候开始成为工业区，同时吸引了成千上万前来寻求梦想与发财机会的打工者，他们散居在宝安的一百多个区镇的城中村。20世纪90年代初期深圳的城中村作家群中，安石榴便是其中一位。他在深圳漂了十多年，并出版了自传体散文《我的深圳地理》，对他以异乡人的身份在深圳行走和体验的前七年青春作一个小结。接受本课题采访时，他说：“我在深圳居住的并不仅仅是城中村，当然是以城中村为主。至于居住过多少个……但从未作过数字的统计……至少也有十几个罢。”④

深圳宝安区的石岩镇是“打工文学”最早的发源地之一。1993年安石榴从广西农村抵达目的地深圳龙华镇，换了无数工作后辗转来到石岩镇——宝安区的一个城中村，结识了另一位作家郭海鸿。当时郭海鸿是石岩镇文化站的临时工，编辑一份名为《打工村》的报纸。《打工村》是石岩镇文化站面向外来打工者的文艺墙报，从1992年左右开始出版，发表外来工投稿的各类文学作品。这份墙报“引领了深圳各镇兴办打工文艺墙报的一阵热潮，龙华、松岗、西乡、沙头角各镇文化部门纷纷效颦，相继办起了《打工城》《打工世界》之类的墙报式文艺园地，这一风气有充分依据可看作是后来各镇文艺报刊陆续涌现的前奏，同时也体现了‘打工文化’在深圳发壤的一个进程”。⑤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打工文学”最早存在的形态之一——文艺墙报，也是打工文化诞生的土壤，吸引了众多去土离乡的打工文学青年聚集石岩。

文艺墙报满足不了打工青年表达怀乡情绪和文学情怀的需求，他们开始自创民间小报和成立文学社团。1993年，安石榴、郭海鸿和其他作家创办了最早由打工者自行编辑、印刷出版的文学小报《加班报》，这份小报八开双面，用一页劣质纸张手抄复印而成，一半以上刊登打工诗歌。这份粗犷质朴的小报在发刊号中宣言：“我们刚刚结束给老板加班，现在我们开始为自己的命运加班！”“如闪电一样直击众多外来打工者的灵魂，成为传诵一时的励志话语。”⑥1993年四、五月间，国内诗歌界颇具影响的诗刊《诗歌报月刊》特辟“诗歌沙龙”栏目介绍《加班报》，一时使“加班文学社”声名远播。

由于打工作家工作、居所的不稳定和变动性，他们在城中村的文学活动也是零散和没有规律的。在一些博客文字和回忆录中，可以得见他们聚集的“盛况”。譬如“加班文学社”邀集了一批蜗居在深圳城中村的文学青年，定期或不定期的“以文会友”成为他们南方漂泊生涯中的重要节目。1994年中秋，安石榴兴匆匆地从附近的水田村奔赴石岩，参加曾五定等人发起的中秋之夜文艺聚会，当时在活跃在临镇龙华的一批自由撰稿人邓家勇、杨怒涛、黄河、龙利民等也纷纷赶来相聚。在石岩镇这个城乡结合部的小小村落里，他们饮酒、朗诵诗歌，借以分享和排遣在异乡街头滋生的乡愁。六年后安石榴回想起在石岩的生活，他写道：“石岩是我在深圳第一次获得思想碰撞的地点，也是第一次深刻地领受物质和精神、梦想和现实双重质问的地点。”⑦《加班报》出版两到三期之后，郭海鸿去了《大鹏湾》——珠三角最早的打工杂志，打工作家曾五定就接替了他的角色，后来安石榴也搬迁到龙华镇。为了保持联系和维持小报的存在，1995年经历了一轮漂泊和命运变迁的新旧文友再聚石岩重组“加班文学社”，文学社成员分工明确，活动范围也更为广阔，从石岩拓展到龙华等深圳关外的城中村，在某个文友居所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文学聚会由此成为惯例。

龙华镇是著名的“打工文学”作家村，一度被媒体誉为“打工作家”的“梦工场”⑧。因其在70多平方公里的村落里汇集了约百万人口，其中包括二百多位打工作家，形成独特的打工文化部落⑨。1994年安石榴因生意失败，落魄之际为逃避债主遁入龙华镇，“作为一个文化的灰色符号”，与“屹立街口的旧文化站发生碰撞”⑩，加入了当时在龙华下街驻扎的第一代都市新移民自由撰稿人之列。1994年至1995年间，安石榴所经历的旧文化站，是这样一副图景：“龙华下街的街口，有一棵硕大的木棉树，开花的时候，满树满地一片火红，煞是壮观。木棉树旁边，就是旧文化站，两层的陈旧瓦房，不及木棉树高，但在木棉树的映衬下，倒显得有几分文化的古朴和苍凉。文化站的正式职工早就不再光顾此地，剩下的只有两个负责创作和宣传的招聘人员，加上数个暂住的自由撰稿人，出出入入的文学爱好者，此情此景，颇有点像文学院落的意味。”⑪这批文学爱好者有如前面提到的邓家勇、杨怒涛、黄河、龙利民等，以及安石榴，加上兼职编辑《龙华报》“打工诗歌”栏目的四川诗人松籽，在龙华老街被废置的旧文化站两层破旧的出租屋仅有10平方米左右的“陋室”里，栖居并伏案写作。这一方小小的“文学创作室”，一时成为全国各地大量报刊供稿来源的生产线。“有时人多没有桌子，他们就掀开被子伏在床上写。实在挤不下，住工地的人就在工棚里写，没有电灯，点上蜡烛就着如豆的烛光写……”⑫种种艰苦，并没有打消这批文学青年“疯狂”的创作热情：杨怒涛应一家杂志赶写一篇近万字的小说：“白天照常打工，晚上伏案疾书，一种莫可名状的创作冲动和，驱使他连续三天三夜基本没睡，把作品赶了出来。”⑬

龙华镇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成为打工作家生存、写作与聚集的大本营，和20世纪前半期纽约的格林威治村颇为类似。不同的是，这些“作家”原本是附近服装厂、电子厂里打工的流水线工人，或建筑工地上的苦工，或保险推销员，有的是临时失业，一边找工作一边从事写作，“作家”是一种界定不明的身份。龙华的盛名使得深圳蛇口、龙岗、石岩、松岗等周边地区的100多名打工青年，先后跳槽来到龙华，加入了“打工文学”的创作队伍⑭。按照成名年代和代表人物来划分，龙华曾蛰居三代打工作家：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期的安石榴、杨怒涛等算是一代；李于兰、戴斌等属于第二代群体；第三代是最新填充进来的文学青年⑮。这种按照成名年代的代际划分或许并不准确，但也大致反映了龙华作为打工作家文学群落栖居地的盛况。

从某种意义上说，像石岩、龙华镇这样的城中村是中国式波西米亚文化人的文学现场。在被“城市化”之前，深圳关外的城乡结合部有无数大大小小的城中村，石岩、龙华镇等何以成为都市新移民作家的聚集地？安石榴在《我的深圳地理》写道：“下街之所以能招揽一批人在此经营文字，归根到底与龙华的文化部门有关，龙华当时的文化气氛相当浓郁，有内部出版的报纸、文学刊物和有线电视台、广播电台、图书馆等。文化站设有专门的创作机构，为笼络作者，将废置的旧文化站提供给几个前来投奔的自由撰稿人暂住，由当时文化站负责宣传创作的张煌新召集，由此逐渐聚拢成群，声名鹊起。”⑯由此可见，除了城中村低廉的租金，龙华镇文化部门针对外来打工者的文化举措，包括当时投资在街边建起5个名为“打工城”的橱窗，以及创办《龙华报》“打工城”副刊，刊载打工者的文章⑰，的确给当时潜伏在深圳的都市新移民提供了学习、倾诉和表达的平台，由此形成浓厚的文化气氛，吸引着打工族中的文学朝圣者。

除此之外，同样的都市边缘人身份和因与都市碰撞产生同样的文学情怀，从而获得生存上的帮助和写作上的交流、讨论和指引，也是打工文学青年对某个城中村趋之若鹜形成文学群落的主要原因。尤其当处于失业困境、潦倒彷徨之时，安石榴记得他刚到龙华下街的艰难日子：“我当时就隐身在与旧文化站大约百米之遥的一间漆黑的破屋子里，心情失落，穷极无聊，常跑过去喝酒聊天。其时我们都穷得揭不开锅，常常是就一盘猪头肉，饮几块钱的劣质烈性白酒‘一滴香’。当然，也会有一些苦中作乐的时候，我当时尽管是避难而来，但还零星做些小生意，有时还能赚上几个小钱，而他们那一天领了一笔稿费，也会兴冲冲地跑过来叫我，生活虽然困顿无望，但我们内心的快乐与梦想并未磨灭。”⑱

从安石榴在深圳城中村的迁徒生涯中也证实了这点。当文化部门不再为旧文化站的自由撰稿人提供出租通知他们搬走时，安石榴的小出租屋一下子挤进了好几个人。安石榴在采访时回忆起城中村的生活，说：“在深圳，在两个地方于我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是宝安的74区，我在那里居住了两年多，把住处命名为‘边缘客栈’，并和在此往来的朋友们共同出版了诗歌合集《边缘》、创办了《外遇》诗报；另一个是下梅林，在那里的出租屋，我写下了70后诗人自己发出的第一个群体宣言，《外遇》诗报由于我们推出了‘70后诗歌专号’而被认为是中国70后诗歌运动的先声，当时不少全国各地到深圳的诗友都曾在那里作过盘桓。”这些影响了中国诗歌版图的文化事件，就制造于深圳下梅林围面村一个简陋的出租屋里，安石榴就着出租屋的灯火写下了《七十年代：诗人身份的隐退和诗歌的出场》，诗报印出后，“全国各地无数的信件飞向下梅林这个隐匿的角落”。⑲

深圳另一个重要的打工作家文化群落聚集在宝安的31区，这个不起眼的城中村因为媒体的大肆渲染被赋予传奇色彩。2005年，《宝安日报》之《文化周刊》发表《关外→斯德哥尔摩通向诺贝尔文学奖的路途经31区》，从此，“31区”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学符号在打工文学界流传。⑳这个城中村群落的文学成员先后有王十月、曾楚桥、杨文冰、叶耳、徐东、卫鸦、曾五定、于怀岸、林军、孙夜等“打工作家”。

与石岩、龙华等城中村稍有不同，31区成为打工文学作家的集结地并非倚赖于镇文化部门所制造的文化气氛和媒体平台，它成为文学和精神上的概念更多是出于偶然，并在某种程度上延续并发展了龙华镇作为打工文学“作家村”的品格。31区最早的一批作家入住的境况，在曾楚桥的回忆文字中有详细的记录，2004年3月22日，曾经供职于《大鹏湾》的王十月、杨文冰和曾楚桥因为杂志人事变更集体失业了：“我们把这次失业称之为对打工文学的一次集体逃离。我们在宝安三十一区市场附近一家名叫上合烧骨店的小饭馆里坐了下来，我们在一边喝着冰凉的啤酒，一边商量着今后的日子怎么过。没有了工作，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生活。当时自由撰稿正风行一时。各种各样的杂志林立，单是故事类的杂志，在当时就不下几十家，我们觉得这是一块可供我们大展拳脚的园地。”㉑他们决定成立一个文字工作室，并住到同一个地方：“王十月第十一次搬家时，就把家搬到了三十一区。他建议我们也住到三十一区来。我和杨文冰觉得三十一区也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它毗邻宝安公园，公园的优美环境大家有目共睹，一些公用设施也相对齐全，晚饭后，是可以就近到公园里走一走的，但这仅仅是一个相当次要的原因，因为在当时，对我们来说，晚饭后到公园里走一走，显得过于奢侈了，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房租水电相对于宝安其它的地方要便宜很多。”㉒

31区成为打工文学的一个重要文学现场。首先城中村相对便宜的房租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2002年王十月最先租住在31区，这里藏匿着来自五湖四海的都市异乡人，以各自的方式谋生互不干扰各取所需，生活成本低而且便利，充满着混杂、脏乱而又不乏宁静诗意的浪漫在王十月的散文《声音》里有细腻传神的表达。宝安公园也是他们后来写作到腰酸背痛之余相邀聚集的重要场所，一边跑步，一边聊文学，度过一天中或许是最为轻松的时光。其次对于他们当时的处境来说，解决生存问题才是最首要的，并非如某些媒体所想象的“独守清贫对文学的执着追求”㉓。“对文学的执着追求”恰恰是他们为了改变清贫地位、实现从普遍的外来“打工仔”到“作家”身份的转变，从而在都市获得认同地位、实现最初南漂梦想的路径。这也反映在工作室取名的讨论上，当杨文冰提出“自由”，三人一起沉默，王十月认为“自由”太过张扬，曾楚桥说：“我们其实都是不自由的自由撰稿人。”于是提名“存在工作室”，最后一致通过。对于这些去土离乡游离于都市体制之外的打工作家来说，“生存”才是他们首要解决的问题。其三，和20世纪90年代中期石岩镇、龙岩镇表达怀乡情绪和文学情怀的打工青年相比，31区作家的写作更为自觉，他们不仅仅需要倾诉城乡文化碰撞过程中产生的巨大伤痛，或者满足单纯的文学情怀和梦想，而更希望通过文字养活自己和家人，改变自己在都市的命运。因而，他们再也无法满足在“打工村”“打工城”等墙报、自办民间小报或者珠三角仅有的几家打工文学报刊平台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必须通过文字获得稿酬或名声。为了生存，他们有时候不得不写一些纪实或情感故事类的文字来赚取银子，因而他们筹备的工作室不叫“文学创作室”而叫“存在工作室”，遮蔽了“文学”而凸显了“文字”。曾楚桥将他们从《大鹏湾》的“失业”譬喻为“对打工文学的一次集体逃离”，其含义也在于此。

31区新移民作家自觉地聚集成群，他们印制了统一的名片，并在当时形成一种独特的“集体写作”现象。这种“集体协作”和商业文学时代将文学统一命题、包装和进行工业化批量生产的写作现象有所区别，㉔在其具体的创作实践中，每个作家都有各自的写作理念和文字追求，这里的“集体写作”来自相互交流和鼓励的氛围以及在方向上的相互指引。打工作家在形成各自的写作理念和技巧之前，并没有接受多少文字上的正规训练，仅凭着对文学的热情和最基本的文字功底以及用“文学来讲述打工生活”的情感冲动来创作文学作品。聚居城中村自觉组织文学社团，是他们作为“都市新移民”和“文学创作者”双重身份的一种彼此认同，在这种认同的基础上摸索文学路。曾楚桥对文友间的相互帮助有深刻的体会，他在31区的自由撰稿生活并不顺利，写作状态很不稳定：“老实说，我自己也有点儿灰心，觉得很难再坚持下去。大家都在为我的这种状态焦急，尤其王十月和孙夜，我们每天去公园跑步时，他们都跟我谈我的小说，谈小说里的个中得失，又从小说谈到当下的文坛，总而言之，是想尽一切办法让我重建自信心。我敢断言，再也没有什么比得上来自朋友之间这种推心置腹的交流更让我感到直接而有效的了。”㉕当他的小说《幸福咒》终于在《收获》通过终审，“王十月那高兴的样子，那情景比他自己的小说在大刊上发表还要高兴十倍”。㉖这种认同和鼓励，让一批打工作家坚持了下来，从2006年开始，他们在31区的写作便有了方向感，也聚拢了更多的具有文学情结和理想情怀的外出打工者。“存在工作室”成立了不久，叶耳、卫鸦、徐东等慕名而来，此后曾五定、于怀岸、韩三省、林军、孙夜也入住31区。这些自由写作者们“常常是一边跑步一边谈文学。觉得我们是这个城市最幸福的人。我们假想了每个人各自的未来……”㉗

城中村只是打工作家的临时居所。当他们的专职写作无法满足生存，或生存条件有所改善时，譬如在珠三角多如牛毛的报刊杂志找到一份编辑工作，或被提拔到当地区、镇政府机构的文化部门做文职，他们就有可能离开城中村。譬如郭海鸿担任《大鹏湾》副主编后，告别了短暂的城中村居住生涯；王十月通过“文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搬离了城中村，在东莞拥有自己的房子。只有少数人有这样的好运气，由于工作不稳定，更多的人在城中村之间来回搬迁，甚至从珠三角一个城市流落到另一个城市。譬如安石榴从深圳关外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搬迁到深圳市区的城中村，戴沙牛在广州的猎德村、杨箕村、鹭江村之间跳来跳去，杨文冰从深圳31区搬迁到广州的猎德村，何真宗从东莞到了广州……散落在珠三角各城市大大小小的城中村，是“打工作家”群体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新的文学群体的物理性空间。当他们从工业区的流水线空间中解放出来时，城中村接纳了他们，为其从“农民工”到“作家”的文化身份转变提供了空间生存的基础。

“凡文学事实都必须有作家、书籍和读者，或者说得更普通些，总有创作者、作品和大众这三个方面。于是，产生了一种交流圈，通过一架极其复杂的，兼有艺术、工艺及商业特点的传送器，把身份明确的（甚至往住是享有盛名的）一些人跟多少有点匿名的（且范围有限的）集体联结在一起。”㉘打工作家在珠三角的漂泊生活、城市体验和文学创作几乎是同构的，城中村是他们生存、写作与聚会交往的重要文学现场。城市外来人口在都市形成一个新的社会空间，打工作家文化群落便是这种新的社会空间生成的具体显现。这个新都市文化群落具有不同于本土人群的生存方式、关系网络、行为规则和价值观念，与整个都市新移民群落形成某种吸附和牵连；而又因为“文学”具有与传统老乡社会聚落不同的特点，对“文学”的认同打破了传统依据省份来划分的地域认同，使得来自广东和广东以外省份的都市新移民作家能获得彼此的理解，因为相对于拥有城市户籍的城市居民和城中村原住民来说，他们是外来人。这也是安石榴后来每搬迁到一处，都将其出租屋命名为“边缘客栈”的原因，他和朋友们的文学交往和集会，也多在“边缘客栈”里进行。他们在与都市的文化碰撞和异乡人的身份感上，能产生文化认同感。因而一开始，打工作家便具有双重的文化身份：一种是作为外来人口的都市新移民，一种是热爱文学和热爱写稿的“作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城中村不仅是“打工作家”的生存、写作、交际的物理性现场，同时也是其文化身份识别的重要文化现场，也是珠三角城市新移民文化不可忽略的文学现场。

注释：

①Roderick Nash，The Call of The Wild（1900-1916），NewYork，George Braziller，Inc.，1970，p.141.

②王晓渔：《知识分子的“内战”：现代上海的文化场域：1927-193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17页。

③柳冬妩：《城中村：拼命抱住最后一些土》，《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270-284页。

④除非特别注明，打工作家的谈话属于笔者访谈内容资料。

⑤⑥⑦⑩⑪⑯⑱⑲安石榴：《我的深圳地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第13页、第15页、第17页、第18页、第17页、第18页、第35页。

⑧《龙华：打工作家“梦工场”》，《深圳商报》2002年8月12日。

⑨马维东、冯霖、邹文娜：《龙华有个打工“文化部落”》，《羊城晚报》2009年11月3日。

⑫⑬温苏平：《三代打工作家龙华寻梦》，《深圳商报》2006年3月5日。

⑭⑰易运文：《近观龙华“打工作家”》，《光明日报》2002年9月18日。

⑮关于龙华“打工作家”的代际说法，见温苏平：《三代打工作家龙华寻梦》，《深圳商报》2006年3月5日；黄伟：《打工文学积聚龙华》，《南方日报》2009年8月25日。

⑳孙夜、颜爱红：《打工文学发展备忘录》，《宝安日报》2009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