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英雄

○ 诸荣会

一

由于喜欢读散文和写散文，还是一名未出过远门的学生时，我就知道天津有一条张自忠路——著名的《散文》 杂志编辑部很长一个阶段就在这条路上——只是那时我孤陋寡闻，对张自忠了解很少。

后来，由于一部抗战题材的国产大片，我知道了张自忠是一位民族英雄——不仅是抗日战争中中方牺牲的最高级将领，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一方牺牲的最高级将领——牺牲时为中华民国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的集团军总司令。

再后来，我为了写一篇所谓的“论文”而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翻检一些已被人们遗忘的旧报纸，竟然无意中从一些黄而脆的报纸上看到了两个可谓触目惊心的黑体标题——《自以为忠》《张邦昌之后》，再看文字，更是吓了一跳——口口声声称张自忠为“张逆自忠”，直责他为“华北特号汉奸”。

究竟是英雄还是汉奸？汉奸怎会终成英雄？英雄又怎会背上汉奸恶名？

电影《烈火金刚》中有一个很有意味的角色，即葛优扮演的刁四贵，他没少帮助日本鬼子做坏事，是个十足的汉奸，但当他看多了日本鬼子一次次的烧杀淫掳，最终又在同胞们“你们也是中国人，也是爷们”的呼唤声中，毅然反戈一击，壮烈牺牲，成为英雄——难道张自忠也是这样一个刁四贵式的英雄？难道他最终成为英雄不假，但曾经是汉奸也是真？

二

“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前，张自忠是抗日英雄。

1933年的喜峰口战役，身为29军38师师长的张自忠，与战友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顶住了日军对喜峰口的进攻，不仅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而且由他策划和指挥的大刀队在对日军的大规模夜袭中多次大获全胜，由此在全国唱响了一支经典抗战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然而，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张自忠却渐渐地“沦为”了“汉奸”。

事变发生时，29军军长宋哲元在山东老家乐陵，37师师长冯治安在河北省会保定，张自忠在北平卧床治病，高级官员中惟有北平市长秦德纯在平主持工作。

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压抑已久的抗日情绪如火山一般爆发了出来，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群情激愤。中国共产党也发表通电，呼吁抗战。此时，张自忠一面与冯、秦等人联名电请宋哲元速归，一面出于冀察当局和29军的特殊地位，不得不对时局作多方面的考虑——

日本人此番寻衅用意何在？如果进行交涉，有无就地解决的可能？

南京政府在和、战问题上究竟持何态度？29军率先开战是否符合南京政府意图？

一旦全面开战，冀察平津必不能保，29军作为一支与蒋介石素有隔阂的非嫡系部队，出路何在？

……

9日，37师110旅旅长何基沣请示师长冯治安同意后，准备会同其他部队向丰台日军发动突袭，歼灭该敌。张自忠得知后对何说：“现在尚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你们要大打，是愚蠢的。”何旅长回答说：“现在的情况，不是我们要打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要打我们。”张自忠感到何旅长不易说服，而自己又不是他的直接长官，于是通过军部下达了“只许抵抗，不许出击”的命令。其实这一命令也是遵照了南京国民政府“应战而不求战”的命令。该命令实际上使前线部队丧失了一次歼敌良机，然而官兵们并不知道政府的命令，他们得到的只是张自忠的命令，自然只对他大为不满；至于张自忠在与日军交涉中是如何保护所谓的“肇事”士兵，他们并不知道；还有张自忠在这过程中如何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尊严等等，他们更是一概都不知道。

10日夜里，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与日本驻平陆军助理武官今井武夫冒雨来到椅子胡同张自忠私邸，径直找他交涉。今井武夫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看到他那种容颜憔悴、横卧病榻而进行交谈的样子，甚至对他产生令人怜惜的悲壮之感，其诚恳的态度更给人一种好感。

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张自忠听了松井提出的条件之后，非但没有答应处分“肇事”的负责人，而且对于撤退卢沟桥附近中国军队的问题，也不过主张调换一下部队而已。松井和今井无功而返。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与张自忠的交涉，也因意见相左而没有结果。

至此，我们不禁又要问一句，一个在敌人面前如此坚持原则而又头脑清醒的人，怎么会成为汉奸呢？

一天晚上，天津交通银行行长徐柏园来看望病中的张自忠，见他独自一人在走廊徘徊。当徐问他时局和对策时，张自忠紧握双拳，如虎相扑，狠狠地说：“混蛋的日本人，当然要杀尽他们才痛快!”但过了片刻，他又摇摇头，叹息着说：“但如若仍有一线的希望，目前总以弭患为是。”其内心的矛盾，溢于言表，此情此景让徐柏园深为感动，为此多年后他将这一切写在了自己的回忆录中。

张自忠力求就地解决事变的态度使舆论界对他的误解进一步加深了。在一般人看来，张自忠无疑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离汉奸只有一步之遥了。此时连平津舆论界乃至29军当中都广泛流传着“37师打，38师看”的说法，言语中透着对张自忠的不满。当时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题为《要对得起民众》 的短文，说：“张自忠在津宣言：‘我姓张的决不做对不起民众的事。’我们闻其‘声’，如见其人。拍着胸膛硬碰，好像不失‘英雄’本色。……这样并无用处，事在做给人看。”张自忠看了这篇文章，神色严肃地说：“我倒是同意他的观点，谁是民族英雄，谁是混账王八蛋，将来看事实吧!”

舆论界盯着张自忠！世人盯着张自忠！老天似乎也盯着张自忠！然而，一切都似乎都在人们意料之中，张自忠果然“沦为”了汉奸。

1937年7月28日晚，29军撤离北平，张自忠留在北平，“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北平市市长。

张自忠为什么要留下？不是当汉奸又是干什么？！

张自忠对记者说，自己是“希望能打开一个局面，维持一个较长的时间，而使国家有充实的准备”。但是这样的解释在当时的情形下太苍白了！已经没人能够相信。人们开始纷纷指责他。

一般民众不明真相也就罢了，更可悲的是南京政府军政部派驻北平的简任参事严宽，也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说：

（1） 演进日久之复杂化，俭晚实现。 （2） 闻俭晚战争，张、石等部有参加日军行动之说，冯部伤亡极惨，且全部撤退。宋、秦已走，平、津形同失守。 （3） 日人提出此间要员更动，且实现。自忠、燮元、允荣、毓桂、张璧、仲孚、觉生将主要政，汉奸全获胜利。

呜呼，至此张自忠就是身上长有千万张嘴也说不清了！

就这样，张自忠“沦为”了汉奸！

尽管张自忠留平后竭力所做的全是有关抗日的事情，如组织有关机构和人员，将平津作战中的负伤者安排治疗，将阵亡者予以妥善安葬，将未及撤离的29军官兵及眷属妥善疏散和隐蔽等；

尽管在日军入城后，张自忠严辞拒绝了日本通过潘毓桂、陈觉生提出的通电反蒋、反共，宣布独立的要求；

尽管他在北平事实上只羁留了八天便化妆冒险逃离了北平……

但是，全国各大报刊还是发表了大量指责他的文字，除了上面提到的《自以为忠》《长邦昌之后》外，还有《张自忠接见松井后，北平城门大开》 等等。

最让张自忠不能忍受的是，连一些与他曾出生入死的战友和部下，此时也对他不似从前了。

8月13日，张自忠逃到了烟台，并在此舍船换车转赴济南。路经潍县，适遇韩复榘部第二十九师师长李汉章。李早年曾在张自忠的学兵连当兵，是张的老部下。但此时李对张不但丝毫没有以礼相待，反而以讥讽的口吻对他说：“以前我见你尽读圣贤书，都学了些什么呢？”昔日的部下竟如此对自己说话，张自忠怒不可遏，他像一只从笼中逃脱出来的老虎，拍案而起，大吼道：“负党负国岂我张某所为？当粉身碎骨，以事实取直天下！”

午后，张自忠抵达济南的韩复榘驻地。韩态度异常冷淡，不但没有派人迎接，而且当张自忠来到韩的官邸，副官进去向韩报告时，韩竟然故意扯着嗓门说：“他当他的汉奸，我救我的国，来找我干啥？”此时，张自忠遭遇的岂止是尴尬，他的心在滴血！

此时，张自忠所有的希望全寄托在宋哲元身上，只有他最清楚这背后的一切事实，只有他能帮张自忠洗清“汉奸”的恶名。

想当初，张自忠何尝不知道他留平后果的严重呵！他在7月28日晚9时，送宋哲元、秦德纯、张维藩等人出北平西直门时，张自忠心情沉重地对秦德纯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为汉奸了。”

呵，此言与两千多年前的李陵说过的那番话如出一辙——“子归受荣，我留受辱。”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张自忠此言大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沉痛，但更有一种担当！

就在那天的下午，宋哲元在铁狮子胡同进德社29军军部召集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张维藩等人紧急开会，商讨对策。此时此刻，和与战都成了问题：和，等于投降，绝对不行；守，必全军覆没，因在平津本来就易攻难守，再加上在力量对比上29军完全处于劣势，且备战又并不充分；再者，战争一旦打响，北平这座文化古都也将毁于炮火。于是紧急商讨后，觉得三十六计走为上。但撤退也不是没有问题——29军守土有责，不经认真抵抗就放弃平、津，如何向南京交待，如何向民众解释？正在大家犹豫不决之时，从南苑前线传来佟麟阁、赵登禹将军阵亡的噩耗！宋哲元顿足大吼：“断我左臂，此仇不共戴天！”至此，29军已别无选择，只有退往保定，再图良策。此时宋哲元不愧为大将风度，他很快冷静下来说：“为了照顾全局和长远利益，我决定按照蒋委员长的指令离开北平前往保定，再作下一步打算。可是在把实力转移时，在北平必须留个负责人和敌人暂时周旋，把形势缓和一下。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请大家考虑，由谁来挑此重担！”宋哲元在会上沉重地说。

宋哲元考虑到张自忠任天津市长时，曾与日本人接触较多，留平易于为日方所接受，有利于缓和局势，牵制敌人，因而首先想到了张自忠。但张自忠想，本来舆论对自己已多有误解，如果再留平，势必跳进黄河也难洗清，所以表示不愿留平。

于是提出第二套方案，让秦德纯带领四团人马留下，坚守北平，拖延战机。大家都心里明白，这是一条死路。秦德纯对此表示得更为消极。

已经是容不得犹豫了，宋哲元不由得大发雷霆说：“哼！我们29军是有令必行，你们平日口口声声说服从我，怎么，在此重要关头，你们就是这样服从的吗？”

这话让张自忠这个血性汉子坐不住了，他从凳子上呼的一下子站了起来说：“现在和与战都成了问题，看情况事情不会一下子得到解决。既然委员长这样决定，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只要于我军及国家民族有利，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过委曲求全，关系个人名誉，恐不能为国人所谅解，事后应请委员长代为剖白。”

宋哲元一看张自忠仗义勇为，非常感动，连忙说：“那是自然，那是自然。”说着，挥笔写下手谕：“（一） 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由张自忠代理； （二） 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由张自忠代理；（三） 北平市长由张自忠代理……”

现在宋哲元的这一纸手谕就握在张自忠的手上，成了他唯一的救命稻草。虽然韩复榘的话他站在门外听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但是他连发怒的力气也没有了。他大步冲到韩复榘面前，说：“向方（韩的字），我给个东西你看看！”说着，掏出了宋哲元写给他的手谕，并要求韩给宋哲元和南京打电话。

然而，韩复榘得到的命令是，让他将张自忠“解往南京”。

尽管随后有宋哲元等知情者一再出面解释；

尽管此时驻扎山东的29军（此时已扩编为第一集团军）38师（此时已扩编为第59军） 将士多数人已理解了张自忠当初的苦心，表示欢迎老师长回部，并一再扬言非张自忠不能指挥；

尽管连已经下野隐居的冯玉祥也亲笔给蒋委员长写信，希望能像《圣经》上说的那样，赦免人的罪过七十七次，主张让张自忠回去带队伍，因为张自忠是为长官担过，他本质上是个有良心、有血性的人，只要叫他带着队伍打日本，他一定能尽本分……

但是舆论界对他的攻击和指责却有增无减。如上海《大公报》 此时竟发表了一篇题为《勉北方军人》 的文章，大意是说：在北方军人的老辈中便有坚贞不移的典型。段祺瑞先生当年曾不受日阀的劫持，轻车南下；吴佩孚在北平沦陷后，断然拒绝江朝宗之流的拥戴……他们才不愧是北方军人的典型，愿北方军人都仰慕段、吴的风范，给国家保持浩然正气，万不要学那寡廉鲜耻的殷汝耕和自作聪明的张自忠。《国闻周报》的另一篇文章竟然挖苦说，张自忠的冒险逃脱虎口，是“拘束地仅仅度得八天，就被敌人一脚踢开了”。与此同时发生的事实是，张自忠真的被“解往南京”了。

张自忠乘坐列车行至徐州站，突有30多名青年学生拥上车来，要求搜查“汉奸”张自忠。几乎是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也正式下达命令，以张自忠“放弃责任，丢失守地”的罪名，将他“撤职查办”。

此时，有朋友担心他这条宁折不弯的山东汉子受不了这样的委曲而崩溃，偷偷塞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首诗：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若是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诗虽多用典故，但意思一目了然，就是提醒张自忠一定要活着，如果死了，是真是假真就终无法说得清了！

但张自忠是一个堂堂正正、忠于国家和民族的七尺男儿，竟然背着个汉奸的恶名，这叫他怎么活呵！

常人的我们自然是无法体会张自忠在那些被指责为汉奸的日子里内心的真正痛苦，但是那情形我们还是不难想象的；他要倾诉，他要解释，他要发怒，但是找谁呢？谁会有耐心听一个汉奸的倾诉，谁又能相信一个汉奸的解释？你既已成了一个汉奸，还有什么发怒的资格？他想去战场，想去杀敌，想去用鲜血洗刷所泼在自己身上的污秽，但是他手下没有听令的军官，没有冲锋的士兵，甚至手上连枪也没有；他想一死了之，一了百了，但这又太对不住那些关心自己、信任自己的战友、士兵，还有冯先生；再说自己一死便真的再也没有证明的机会了，真的“一生真伪有谁知”了？那是一种悲哀与痛苦的交织，绝望又不甘的挣扎，愤怒着咆哮的抗争。

1937年10月，配剑将军张克侠来到南京看望张自忠。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今往见荩忱师长，其貌憔悴，心绪不佳，闻已染嗜好，诚为可叹，宴安鸩毒真不虚也。余勉以自重自珍，来日方长，是非可明，彼有惜别之意。良将难求，余当助之。

可悲呵！一位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志坚如钢的军人，竟然靠鸦片的麻醉才能活着！但是这能全责怪他吗？只要是人，哪怕再坚强的人，他也有脆弱的一面呵！此时的张自忠，除了这样半死不活地活着，还能怎么样？

三

1937年12月7日，张自忠终于离开了南京。临行时他留下一句话：“委座这样宽宏大量，我只有战死才能报答。”

回到59军后，张自忠果然将生命置之度外了，他唯有英勇奋战。从1938年2月到4月仅仅三个月时间里，张自忠率领59军连续发动了三个战役并取得了胜利——2月的淮河战役，将华中日军阻于淮河以南，打破了南北两路日军夹攻徐州的计划；两次临沂战役，进一步斩断了北路日军的左臂，粉碎了敌第5、第10师团会师台儿庄的计划，造成矾谷廉介第十师团孤军深人为我围歼的契机，从而为随后台儿庄大捷拉开了序幕也奠定了基础。队伍稍事休整后，又从1938年11月开始，到1939年4月初，短短4个月里，张自忠又率所部接连进行了四次规模不等的战役，歼敌4000余人。

不仅如此，此间张自忠每战必留遗嘱，抱定必死之心，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对此手下官兵既为他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概所鼓舞，也为他的生命安危而担忧。连随军的苏联炮兵顾问也力劝他说：“高级统帅，不宜过分靠前。欧战那样激烈，总司令进至山炮射程以内，尚无所闻。”李宗仁听说此后，也曾不止一次地劝告过他，但张自忠依然故我。一直跟随张自忠的手枪营营长杜兰（吉吉） 再也按捺不住，毅然上书进谏说：“设官分职，各有专责。”但张自忠依然一如既往。张自忠当然不可能连作战常识都不懂，他之所以这样，不能不让人想到，他是故意求死呵！

尽管只一年多的时间，张自忠由代军长而为军长，由军长而为军团长，由军团长而为集团军总司令，由集团军总司令而为战区兵团总司令。但这一切似乎并不是他需要的，他需要的唯有一死以洗刷自己“汉奸”的恶名。

对于张自忠只求一死的心理，作为发现和栽培过他的伯乐、老上司，冯玉祥看得最清楚。

1939年8月，冯在重庆南温泉余家祠堂隐居读书，张自忠前来探望，见到老部下，冯玉祥自然格外高兴，设宴为其洗尘。席间张自忠慷慨激昂地对冯玉祥说：“我不管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我总要拼命地干一场。做一个榜样给人看，我一定尽我所有的力量，报效国家，不给先生丢脸。活着我要活个样子，死也要死个样子！我觉得我越走越光明，先生你看，我一定要这么办！”冯玉样听了，既高兴，又感慨，不住地点头。他为有这样一位忠勇的部下而感到骄傲。临别时，张自忠将临沂战役中缴获的日本军刀作为礼物赠给了冯玉祥。离渝前夕，张自忠又特地向冯玉祥辞行，俩人互道珍重，依依惜别，然而张自忠离去后竟又折了回来。他重新回到冯玉祥屋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向冯玉祥磕了个长头。冯玉祥一时惊呆了，忙说：“荩忱，你这是干什么呀？”只见张自忠眼含热泪，神情凝重地说：“这一生是先生培植了我，我活着要一心一意地为国尽忠，像个人，像个军人，不辜负你培植我这一生；我死了也要像个鬼，像个忠魂，不会辱没先生练兵带兵的英名！”冯玉祥老泪纵横，无语凝咽，因为他心里明白，张自忠行此大礼意味着什么！

今天，在张自忠生前留下的并不太多的言论中，我们看到其中出现最多的话题和字眼莫过于“死”了，他似乎一点也不避讳这一话题。

1938年2月，张自忠回到了59军时，59军官兵见到了日夜思念的老长官，军营中一片欢腾。然而张自忠在与大家见面时，说的第一句话竟是：“今日回军，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此话让在场官兵一片哭声。

1938年2月12日傍晚，59军乘专列沿津浦铁路向南开进。在车上，随军采访的《联合画报》记者舒宗侨请张自忠对即将展开的作战发表感想，张自忠语气沉重地说：“现在的军人，很简单讲句话，就是怎样找个机会去死。因为中国所以闹到这个地步，可以说是军人的罪恶。十几年来，要是军人认清国家的危机，团结御侮，敌寇决不敢来侵犯。我们军人今天要想洗刷他的罪恶，完成对于国家的义务，也只有一条路——去死，早点死，早点光荣地死！”

13日，59军准时抵达前线，部署于固镇、瓦疃集、徊小楼之线。这一带恰恰是著名的淝水之战的古战场，张自忠决心在这片土地上重演谢玄大败苻坚的那幕历史壮剧。攻击发起前，张自忠召开全军营以上干部会议，交代淮河战况和本军作战计划。最后，他以破釜沉舟的语气说：“我现在有过，无论谁都可以打败仗，独我张自忠不能打败仗！我的冤枉，只有一拼与死，拿真实的战绩，才能洗刷干净！我带领大家一起拼命保国！”他在前线写给弟弟自明的一封信中写道：“吾一日不死，必尽吾一日杀敌之责；敌一日不去，吾必以忠贞至死而已。”

然而，如果张自忠如此唯求一死地作战仅仅只是为了洗刷他自己，那么这无疑也是一种自私，因为就算你不在乎自己的生命，那也不能不在乎手下那千万士兵呵！更何况一个对自己生命自轻自贱的人，他又怎么能珍惜别人的生命呵？而一个不珍惜别人生命的将军，士兵们又怎么会在他的指挥下去拼命杀敌呢？

可能许多人都知道，张自忠当年在西北军中有一个外号叫“张扒皮”，甚至有人以为这一外号的含义肯定是与“周扒皮”相似，一定是因为张自忠带兵太恶，对下级官兵太苛刻。其实不然，他的这个“张扒皮”的外号恰恰是他治军严格，但以身作则、官兵平等的写照。

1923年秋天，时任学兵营营长的张自忠，随部驻扎在北京南苑。冬季大练兵时，一日大雪，天寒地冻，训练时许多官兵缩手缩脚，训练效果自然是大打折扣。一天早晨，张自忠将全营官兵集合起来，大声问：“下雪天敌人发起攻击怎么办？”官兵们齐声回答：“坚决抵抗！”张自忠接着说：“那现在下了一场雪，你们操练都成这样了，还谈什么打仗？现在，请大家都把身上的那张皮给我扒了，跟我一起跑步！”说完，他自己竟第一个当众自脱掉了棉衣。全营官兵都愣住了，然后大家什么话也没说，也纷纷脱下棉衣，跟在张自忠身后在雪地上跑步。从此，“张扒皮”的绰号就不胫而走，传遍了西北军。传得久了远了，难免以讹传讹，于是张自忠常对手下官兵说：“我有个外号叫“张扒皮”，你们真做了什么对不起国家的事，我真会扒了你们的皮；我要是做了对不起国家的事情，也请你们来扒了我的皮。”

张自忠在军中历来就主张身先士卒、官兵平等，并且身体力行。

早在冯玉祥麾下时，有一次，张自忠率部从徐州急行军至许昌，两地相距500多公里，全靠步行，而且此前官兵已连续作战3个多月。冯玉祥后来在自己的著作中记载了这一次行军，他写道：

张自忠将军的队伍，全是步行，官兵的脚上磨了很多的泡，有些兵们就左歪、右歪地走不动。张将军就把队伍集合在一个地方，坐在地上，先对大家说明白军人要耐困苦忍缺乏的这些道理；然后，张将军把鞋袜子脱下来叫大家看他的脚上有多少泡，官兵们看见他满脚都是泡，这时张将军把脚抬起来向地下一顿，扑哧一声，血往四下溅。两只脚顿完了，队伍再走。那些官兵们连一个歪着走的都没有了，都是挺胸突肚地向前走去。这可以证明一位将军的动作与官兵的关系是多么大呀！

1929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军风纪考察。当时的陆军第一师师长刘峙任检查团总团长。这次检查以师为单位，刘峙率团巡视南北，逐一考核。张自忠的第25师军容严整，训练有素，令检查团心悦诚服，结果列全国陆军第一。刘峙在最后的讲评中深有感触地说了这么一段话：“25师虽是全国第一，它的各个方面我们都可以学习，但有三方面却是我们学不了的：第一，25师官兵服装全师一致，上至师长，下至伙马夫，服装一律相同，一般的部队，高级将领的服装都不同；第二，25师从师长到战斗兵，面色都一致，这说明官兵吃的是一样的伙食；第三，我来看这个部队，从早上八点开始，一直到十二点，没有看到一个动的和讲话的，这种纪律，生平仅见。”

1937年底，许多人到蒋介石面前为张自忠解释和说情，蒋听说张自忠在每次战头撤离时，只要危急，他总是率手枪队走在全军之后。对此他将信将疑，亲自向冯玉祥询问，冯玉祥说确实如此，蒋介石为此而大为感动，不久令张自忠回29军任代军长。

其实，不怕牺牲是张自忠由来已久的一贯作风，他早就做好了为国捐躯、杀身成仁的准备。

有一次，他与孙连仲将军说：“人生平均年龄不过五十左右，事业之成就与否亦唯五十左右而定。故吾人应知努力之时机倏忽即逝，倘不急起直追，则必遗害终身，永成憾事。即令终老一生，但最后亦不免一死，与其庸碌而死，当不如轰轰烈烈建立一番事业。既有裨于国家，复获显贵之名誉，则虽死不死矣。”

由此看来，张自忠的世界观早就超越了生死，而他超越的前提是他自觉地将自己的生命完全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至此，我们又不禁要问：这样的一个人，他怎么会成为汉奸呢？而眼下，面对敌人的侵略、同胞的误会，他又怎么能不以死相拼、以死一证呢？

四

1940年5月初，日军为了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的运输线，集结30万大军发动“枣宜会战”。当时中国军队的第33集团军只有两个团驻守襄河西岸，因此不得不实施渡河增援。作为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本应坐镇指挥，率兵增援不必亲为，但是他不顾部下的再三劝阻，坚持亲率部队渡河增援，给副总司令兼77军军长冯治安留下一函，实为诀别：

仰之吾弟如晤：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师，179师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若与179师，38师取不上联络，即带马师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

张自忠率2000多人东渡襄河后，一路奋勇进攻，将日军第13师拦腰斩断。日军随后以优势兵力对张自忠所部实施包围夹攻。张自忠毫不畏缩，指挥部队向人数比他们多出一倍半的敌人冲杀10多次，使日军伤亡惨重。

5月7日后，先是由于蒋介石被日方的假情报迷惑，错误判断形势，后又由于张自忠的电报密码不幸被日军截获破译，中国军队陷入被动。

5月15日，张自忠所领1500余人被近6000名日寇包围在南瓜店以北的沟沿里村。当日上午，日军发动进攻。敌我力量极其悬殊，战斗异常惨烈。至下午三时，张自忠身边士兵已大部阵亡，他本人也被炮弹炸伤右腿。此时，他已撤至杏仁山，与剩下的十几名卫士奋勇抵抗，竟将蜂拥而至的日军阻于山下达两个多小时。激战到16日拂晓，张自忠部被迫退入南瓜店十里长山。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继续发起猛攻，一昼夜竟发动9次，但都被张自忠等打退，但伤亡也非常惨重。到下午2时，张自忠手下只剩下百名士兵，他毅然将他们悉数调去前方增援，身边只剩下高级参谋张敬和副官马孝堂等8人。下午3时多，张自忠再次受伤倒地，此时他让身边的人快走，留下最后遗言：“我这样死得好，求仁得仁，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你们快走！”4时许，大群日军冲上阵地，张自忠提起一支冲锋枪冲向敌群……

将军生命的最后情形无人知道，因为当时留在阵地上的英雄都全部牺牲了。后来从日军公开的战史资料中，人们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第四分队的藤冈元一等兵，是冲锋队伍中的一把尖刀，他端着刺刀向敌方最高指挥官模样的大身材军官冲去，此人从血泊中猛然站起，眼睛死死盯住藤冈。当冲到距这个大身材军官只有不到三米的距离时，藤冈一等兵从他射来的眼光中，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威严，竟不由自主地愣在了原地。这时，背后响起了枪声，第三中队长堂野君射出了一颗子弹，命中了这个军官的头部。他的脸上微微地出现了难受的表情。与此同时，藤冈一等兵像是被枪声惊醒，也狠起心来，倾全身之力，举起刺刀，向高大的身躯深深扎去。在这一刺之下，这个高大的身躯再也支持不住，像山体倒塌似地轰然倒地。

得到丈夫牺牲的噩耗，张自忠远在一方的妻子李敏慧悲痛欲绝，水米不进七日后，亦溘然长逝，追随将军而去。

五

随着张自忠将军的倒下，南瓜店一带枪声骤停，时间也仿佛凝滞了，凝滞在1940年5月16日下午4时这一个悲壮的时刻……

那两个名叫藤冈和堂野的日军士兵，作为战胜者开始打扫战场。在他们想来，这个“最高指挥官模样”的将军身上一定会有不少金票银元吧！他们迫不及待地翻动遗体搜身，堂野搜出了“第一号伤员证章”，藤冈则掏出一支派克金笔，再一看，笔杆上面竟刻着“张自忠”三个方方正正的汉字！俩人不禁倒退几步，“啪”地立正，恭恭敬敬地向遗体行了军礼。接着如兔子一样飞奔而去，去向他们上司二三一联队长横山武彦大佐报告。

横山下令将遗体用担架抬往战场以北20余里的陈家集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司令部，请与张自忠相识的师团参谋长专田盛寿亲自核验。因为就是这个专田盛寿，在“七·七”事变前曾担任中国驻屯军高级参谋，与时任天津市长的张自忠见过面；“七七”事变时又作为日方谈判代表之一，多次与张自忠会晤于谈判桌前。

专田盛寿手举蜡烛，目不转睛地久久注视着张自忠的面颊，说道：“没有错，确实是张君！”语气竟有几分悲切。

在场者发出了一阵胜利的欢呼声，但突然间便是一阵鸦雀无声的肃穆。师团长村上启作命令军医用酒精把遗体仔细擦洗干净，用绷带裹好，并命人从附近的魏华山木匠铺赶制一口棺材，将遗体庄重收殓入棺，葬于陈家祠堂后面的土坡上，坟头立一墓碑，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当天深夜，日军设在汉口的广播电台竟中断正常广播，插播了张自忠阵亡的消息，并称：“我皇军第三十九师团官兵在荒凉的战场上，对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奉上了最虔诚的崇敬的默祷，并将遗骸庄重收殓入棺，拟用专机运送汉口……”一个誓死抗日并战死沙场的中国将军，却得到了他的敌手——日本军人的尊敬，这足可以说明张自忠人格力量的伟大。

奉命驰援的38师到达南瓜店时已是深夜，黄维纲师长得知张总司令战死，悲恸万分，当即率领数百人的便衣队夜袭陈家集，在混战之中将张总司令遗体抢走。当日军三十九师团接到军司令部“将张自忠遗体用飞机送往汉口”的命令时，为时已晚。

18日上午，忠骸运抵33集团军驻地快活铺，全军将士痛哭相迎。冯治安将军和两名苏联顾问含泪查看了张将军伤势，发现全身共伤8处：除右肩、右腿的炮弹伤和腹部的刺刀伤外，左臂、左肋骨、右胸、右腹、右额各中一弹，颅脑塌陷变形，面目难以辨认，唯右腮的那颗黑痣仍清晰可见。冯将军命前方医疗队将遗体重新擦洗，作药物处理，给张将军着马裤呢军服，佩上将领章，穿高筒马靴，殓入楠木棺材；然后率众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

18日，冯治安、李文田联名致电冯玉祥先生，报告了张自忠殉国经过。冯先生虽知这一天迟早会到，但还是痛哭失声，他说：“九个月前，他向我说的坚决杀敌的话语，不料竟成了遗言；九个月前，雄健勇武的身躯，不料而今‘闭于一棺，不能重睹’了！真是如断我臂，痛彻心胸！”

5月21日晨，李致远参军、徐惟烈顾问奉冯治安之命，率领手枪队乘6辆卡车从快活铺启程，护送张自忠灵柩前往重庆。沿途数万群众，挥泪祭奠。车抵宜昌，10万群众自发送殡，全城笼罩在悲壮肃穆的气氛中。此时，敌机在上空盘旋吼叫，却无一人躲避，无一人逃散……

英雄一死中国生！

至此已无需再去统计张自忠打了多少仗，杀了多少敌，缴了多少获，谁还会怀疑张自忠是汉奸？谁还会不承认他是我们民族的英雄！

然而英雄死了，任凭我们再给他以崇高的荣誉他也不能复生为国家和民族再建奇功了。痛定思痛，我们有没有想过，他的死只是我们的敌人造成的吗？我们自己有没有参与了杀死我们自己的英雄？我们有没有给我们的英雄以应有的理解、宽容和爱护？

“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这是文学家郁达夫的一句名言。 我们当然不是“最可怜的生物之群”，也不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除了国民党方面，中国共产党方面也对于张自忠将军的牺牲深为震惊和痛惜。

8月6日，延安《新中华报》 发表《悼张自忠将军》的社论，高度评价张自忠的抗战功勋。

8月15日下午，延安各界代表千余人，齐聚中央大礼堂，为张自忠等殉国将领举行隆重追悼大会。周恩来不但题写了“尽忠报国，为国捐躯”的挽词，还亲笔为《新华日报》 撰写了《追念张荩忱上将》 的代社论。朱德、彭德怀联名题词：

一战捷临沂，再战捷随枣，伟哉将军，精神不死；打到鸭绿江，建设新中国，责在朝野，团结图存。

1956年以来，人民政府几次拨款重修了南瓜店等地的“张公祠”“衣冠冢”“殉国处”等纪念遗迹；在重庆北碚梅花山，还建立了张自忠将军陵园和张自忠将军生平事迹陈列馆；

1982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追认张自忠为“革命烈士”；随后批准在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和武汉市恢复设立“张自忠路”。

1991年，为纪念张自忠百年诞辰，湖北省人民政府在宜城市建成“张自忠将军纪念馆”。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张自忠被选为“新中国百位英雄模范人物”。

英雄，终将不朽！

烈士，终得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