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读刘汀的《倾听记》

○岳雯

你见过水开了在炉子上咕噜咕噜的样子，可是之后呢？你见过烟花盛开在夜幕中璀璨迷人的情境，可是之后呢？在这个新闻比小说更小说的年代，文学还有作为的空间吗？对于这个被大家议论得已经有些腻味的问题，我有一个谬见。我以为，倘若说新闻描绘的是事件发生之时，譬如水在炉子上沸腾的样子，譬如烟花盛开的那一瞬间，那么，文学则追问的是“之后”。“之后”是围观的人群已经散场，“之后”是一段长长的沉默，“之后”是不可说也不能说，那么，只有“倾听”。

在谈论刘汀的《倾听记》之前，请允许我稍稍将目光挪开去，看看其他作家是怎么处理“之后”的。魏微有一个中篇小说，发表在《收获》的2006年第5期，是魏微的小说中被谈论得最少的篇什，大概就跟她描述的是“之后”有关。贪腐已然成为社会的重症，虽人人对其痛之不绝，但内心深处对贪官有着艳羡的情绪。一桩贪腐案件被披露之时，几乎就成为社会上人人的谈资，大厦将倾人人推。之后呢？恐怕关注的人就没那么多了。魏微正是敏锐地抓住“之后”，描绘了“我”和母亲在父亲入狱之后如何悲愤、看尽世态炎凉，又如何习惯了贫穷，认领了穷人身份，进而在付出了艰辛劳动之后重又回到了“富裕阶层”。这真是一个奇异的逆转。我想，魏微的叙事策略是从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里发掘出惊奇来。正是因为对贪官的痛恨情绪支配了人们，魏微希冀写出贪官入狱之后的那一点卑微，那一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可怜，“使这一题材领域的小说有了别开生面的表达”。“别开生面”，大概是作家们对“之后”情境书写的着力点所在吧。无独有偶，《人民文学》2013年第10期刊登的范晓波的短篇小说《过故人庄》也是对贪官入狱“之后”情状的刻画，追求的也是“别开生面”。沉浸在最好时光里的老曲有一天车过枫树岭，突然想起了老同学张常委。张常委，当然是官至常委。说起来，老曲对他有恩，可是在张大头仕途平步青云之时，他却并未在老曲的关键时刻助一臂之力，相反还起了阻挠作用。当然，张大头最后入了狱，这不是故事的终点，而是故事的起点。现在，老曲要去看看这个出了狱的同学张大头。在老曲，也是我们的想象中，贪官入狱意味着跌入了人生的深渊，再无出头之日，整个人应该是“灰败”的，“好几年都复不了原”。可是“之后”与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老曲虽然没有见到张大头，但是见到了张大头的乡人。乡人的交口称颂与张大头的蓬勃遽起之势无不令人愕然，让老曲“一瞬间什么也看不见了”。这也是一种“之后”。这样的“之后”让人慨叹，社会粗细不一的神经就隐藏在这令人沉默的“之后”中。虽让人意外，但仔细想来，却也是在情理之中。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文学描写的是“应然”发生的事情。

显然，刘汀与上述作家的追求不同。他写的也是“之后”，但他不追求让读者“愕然”，他只是老老实实地将曲终人散之后的情景描绘出来。《倾听记》的发生与社会上另外一件牵动社会神经的事情有关，即拆迁。曾几何时，“最牛钉子户”的报道甚嚣尘上，人们纷纷把同情的目光投向了被强拆的底层民众，谴责开发商和当权者利欲熏心。李承鹏的《李可乐抗拆记》就是一部以“暴力拆迁”和“抗拆迁”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刘汀关注的则是，抗拆迁之后，人是怎样地活着。

小说一开篇，作者就将主人公“我”置于抗拆迁的火热场面中。当“我”冲进“尘烟四起”的院子时，各色人等都进入了他的视野：“院墙倒了，我爹的一条腿压在一块石头下面，我妈头发披散着倒在地上，我媳妇在那儿拼命要把石头搬开。”这是我方的情况。“敌方”是势不可挡的推土机以及车楼里戴着大墨镜的司机。旁边还传来围观群众的声音，有支持的，有劝阻的，也有火上浇油的。短短几百字的描写，显示出了作者娴熟的调度能力，每一种声音后面代表了一种立场，所谓的“立场”后面，则是深不可测的人性。此时如战鼓擂动，叙事节奏是紧迫的，一环扣一环的。值得注意的是，“我”的心态也颇可玩味。作者是这样写的：“当我的手把邻居崔大鹏扯着头发扯开，当我用眼睛瞪着想要谴责我的人，当我踩着谁的屁股往前走时，我感到一种释放的快感，老子装了快四十年孙子了，就让我当会儿爷吧。”这描写里有一种凛然的真实。在人们的想象中，抗拆者无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或者为了追求所谓的公平才如此的，但谁又能否认，在那么一瞬间，释放生活压力的冲动驱使着人们，做出一件件自己也想不到的事情。事态的发展永远超出了“我”的控制，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在走神的一瞬间，推土机开了过来，所有的快此时都戛然而止，仿佛电影慢镜头一般，“世界从没这么安静过，天蓝，水绿……”有着强烈的画面感。

作者在用最短的篇幅交代了“新闻”之后，进入了漫长的“之后”的描绘中。等“我”醒来之时，已经是没有知觉的植物人了。顺便说一句，整篇小说都是以“我”的视角来叙述，可见作者的匠心。上世纪八十年代，方方的《风景》以一个夭折了的小八子眼睛来叙述故事，一时间以其“先锋”为人们所瞩目。现在，“80”后们一丝不苟地演练了这一招数。颜歌在长篇小说《我们家》中也叙述了“我们家”的故事，直到故事终了，我们才知道，叙述者“我”事实上是一个得了疯病的小姑娘。同样的，让一个植物人来诉说他倾听到的一切，则是刘汀在这篇小说里玩的叙事“伎俩”。这也的确应题，当一个人只剩了呼吸，无法再动再表达的时候，我们只能像刘汀一样假设，“全身唯一拥有完好功能的五官就是耳朵，它甚至比之前更灵敏，现在，我全部的心神和世界都在两只耳朵里。”

倾听，由此开始。有时候，“我”倾听的是外部世界的嘈杂。比如，动手术时医生与护士寥寥无几的对话，却传递了一个敏感信息：医生们通过可做可不做的手术来获取个人利益。于是，医疗腐败以这样一种形式从没有知觉的“我”口中表现出来。更令人觉得悲哀的是，没有遭遇重创的人们鲜活的欲望同死水一样宁静的我并置，悲哀愈见其哀。更多的时候，我的倾听是有关“我”的家人的，毕竟，他们才是我休戚与共的世界。作者终究是不忍，所以在描绘家人这一世界时颇有暖意，比如，媳妇“条件反射”式的哭。这也只有对人性有深刻的了解才能写出来。毋庸置疑，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每个人无不陷入被灾难淹没的情绪当中，此时，眼泪是唯一可以释放情绪的方式。假如灾难细水长流，绵延不尽，看不到希望的可能呢？眼泪还是会有的，但毕竟人要生活下去，于是就会有所谓“条件反射”式的眼泪。但无论如何，媳妇对“我”不离不弃，还将拆迁补偿的三十万块钱尽数用在手术上。这一细节彰显出人生的荒凉与无奈：挡在推土机前，是希望通过谈判得到尽可能多的补偿，而今，这补偿全部化作手术费，烟消云散了，反而将整个家庭拖入了无底的深渊。

倾听，意味着巨大的静默。就在静默间，一个震人心魄的细节出现了。当“我”将所有意志集中起来发散出去，致使眼皮动了一下的时候，医生和媳妇出现了不同的反应。对于医生来说，这是有可能恢复清醒的表征；对于媳妇来说，则意味着天价的医疗费，于是出现了媳妇与“我”谈心的一幕。贫穷，以灾难的另外一副面孔出现，它俯压过来，让人不得逃脱，也让作为植物人的“我”失去了有可能好转的一线生机。这不能不叫人悲哀。更大的悲哀在父亲与“我”谈话时分。由于作者忠实地采用有限视角，我们只能读到“我”的内心活动，即对结束这一切的支持。可是父亲呢？小说呈现了一片空白，可就是这空白引发了读者无穷的思考。一位善良的老父亲，要结束儿子的生命，可以想象他有多纠结多不舍多难受，可是他又觉得自己不得不这么做，为了这个家，为了孙子不被拖累。当这一切被作者用节制的语调叙述出来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这里面蕴藏了多大的力量。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父亲并没有成功。“倾听”作为一个意象覆盖了整篇小说。倾听是“我”与这个世界建立全部关联的唯一形式，所以，倾听于我是如此重要，作者是这么描述的：“我全部的生命都在耳朵里了，可这地下室里静得像墓穴，连一个滴滴答答的钟也没有。窗户那儿挂着一个别人送给小福的风铃，可这儿哪有风呢？我希望水龙头能漏一点水，希望有个老鼠跑出来，希望有个蚊子嗡嗡叫着，也是个动静。但是这一切都没有，有的只是安静。我的回忆也用完了，精神完全失重了，这种感觉难受极了。”细腻的描述甚至使你感受到，倾听，就是生命本身。

如何开掘出“倾听”的深度，作者也是颇费思量的，他所能做的是赋予静止的动作以时间的长度。也就是说，“我”躺着不动倾听的日子“大概快到十年了”。人们通常认为，短篇小说描绘的是一个场面，岁月的流逝应该是长篇小说的事情。所以，“十年”的时间长度跳出来的时候，不免使人心惊，但“倾听”也因为有了时间的支持而具备了深度。十年，完全能改变一个人对待人世的态度。长大了的小福不复为当年哭着喊着要爸爸的孩子，亲情也是需要在点滴时间中慢慢建立的，同样，时间也能磨损血脉深处的感情。“活着”的可悲再一次不可遏制地浮出文本。活着是囚笼，只有倾听以避免虚无。倾听仍将继续下去。到了小说的结尾，作为评论家的刘汀占据了小说家的位置，开始了对“倾听”的阐释：“经过许多年的活着，我的死对所有其他人来说，都不再是悲伤的事，是解脱，卸下重担。可是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我还得继续倾听，以防自己陷进无边无际的虚空里。但是你们所有被我听过的人可否知道，这漫长而苦痛的倾听，一样是倾诉。”这阐释堪称完美，但也不免成为小说的瑕疵。对于小说家来说，得绕着写、包着写，但无论如何不能写破。一旦写破了，属于小说的不可言传的部分就从缺口处逃之夭夭了。这同样是我的谬见，留待“之后”去验证或辩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