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居物语

大土沟

故居的左面和前面是住户邻居。但没有右舍。右边紧靠一条贯通村子南北的大约七八米深的大土沟。这条沟就像过去那些村里娃，二狗、三蛋、大傻随便叫，没个像样的名儿，最严肃的称呼，还是只能叫，大土沟。大土沟向北，不到十里，就延伸到了刘邦被匈奴所困的白登山东邻——采凉山褶皱；向南大约五里，就连通到了十多万年前古人类遗址的大同湖腹地——大同盆地平川。但村人好像谁都不在意它的这些颇有背景的来龙去脉，终日我行我素，日复一日，就那样咸不咸淡不淡，寡寡地生活着。对我而言，这条大土沟，却像特意给童年设置的一道充满快意乐趣的天险。

直到今天，故居院子的西墙仍用石头垒摞着，原始得像是凿刻了当年父母严厉而关切的警告，把深沟强硬地和院子隔离开来。但这堵警示危险、阻止莽撞的石头墙，根本封不住我无所顾忌的童年，相反，我还经常把它当成侦查父母动静的最佳掩体。靠住沟边，故居院里有一棵大杏树。当年，我多少次带着一帮猴兵，大中午猫着腰，匍匐在石头墙和深沟之间窄窄的宽不足一尺的土基上，估计大人们休息的时候，就带头攀爬上墙头，然后迅速跃上树，瞅住结杏最繁的树枝就狠狠往下捋。绿绿酸酸的毛杏儿就噼噼啪啪往石头墙外的沟里掉。沟底，自然还有几个等着拾落树杏的猴兵。

沟里现在几乎都是蓊蓊郁郁的长满老茧的榆树，却被越来越多的垃圾不时欺辱着，推搡着，侵埋着。我记得这些榆树。它们大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由村人栽植的。当时，我还随父母种过其中的几棵，犹如寄托过的希望。我认得它们，记得它们幼小的时候，但不知它们现在还记得我不。当年，我还在屋子后边靠马路的空地上种了两排阔叶杨，其中硕果仅存的两棵，也早已成了厦房的檩条了。

沟里没榆树的以前，我带着玩伴偷自家杏儿的时候，沟底靠着我家东沟帮，有很规整的一溜田畴，几乎每年都种有山药。整个夏天，沟里茵茵的绿色上，开满了白的紫的蝴蝶乱飞般的花儿。这就使沟底有了美妙的诗意，让我向往。山药地埂，有一棵土生土长的小叶杨树，它不像它的那些呆头呆脑永远佝偻着身子的兄弟小老树，长得很高很粗，我在家里就能看见它华盖般凌空的树头。经常有喜鹊在树上欢快地叫，翩翩地舞。由于经不住大一些同伴的刺激、怂恿、蛊惑，我还曾经爬上这棵高高的杨树头掏过喜鹊窝。喜鹊窝编得真紧啊，我几乎用尽全力，都抽不开一枝。又由于担心挂在树上时间长了被父母从玻璃窗发现而责骂，还怕被老喜鹊报复衔石头追打，只好赶紧滑下树来。这大约是我第一次想证明自己有某种实力的一种故意或炫耀吧，也是想上到二十多米危乎高哉的树上，体验一下居高临下的奇异，我并不成心要拆散报喜的喜鹊窝。

石头墙外的沟帮，长着繁茂的杂草，还长着很多带刺的枸杞。每年深秋到来年春天，鲜红欲滴的枸杞就那样妖艳着，妖艳着。尤其是下了白白柔柔绵绵的雪，更显晃眼，简直是一种引诱。我那时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叫什么，想尝试摘着吃，母亲声色俱厉地制止说，不能不能，那东西有毒！一句有毒，就把我吓住了。我知道母亲所说的毒的厉害。有个夏天，沟西一个女人据说因为有了别的男人，被自己男人毒打，气不过，就喝了毒药，死了。死女人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地挺在当院，身子多处青黑，不堪入目，臭味熏天。我看了一眼就赶紧跑，再不敢看。母亲警告枸杞有毒，我当然一动也不敢再动。

不能爬到沟边冒险沾惹花草也就算了，我自己种山药。那是很小一块父亲曾经种过烟叶的沟帮平地。父亲弃之不用，我就为所欲为大显身手了。为了能够结上硕大的山药，炽热的夏天中午，我学着大人的样儿，找来玩伴，不顾薰臭和苍蝇，叫他们帮我掏厕所，然后再不辞劳苦地抬过墙头，满头大汗地经常给山药“施肥”。也许是欲速则不达的缘故，到了秋天，山药蔓长得足有我本人高，可是挖开山药根系一看，哪有什么大山药，仅有可怜的几个杏儿般大的山药猴。

在沟帮种山药，当然心有所系。可是劳而无功，我对种山药就没兴趣了。那时，电影战斗片最引人，我们小毛孩就学着电影，打仗。好人打敌人。沟东一帮，沟西一帮，都把对方当成敌人，扔石头、土块打。间隔四五十米甚至更远，一般是谁也打不着谁的。打不着还噢噢叫，讥笑“敌人”没能耐。但后来就常有例外。大孩子突然悄悄介入，加了“生力军”，就把石块扔得很远，或许一下把哪个孩子打得头破血流。一看出状况了，“胜”方人马立即一哄而散，深怕“敌人”家长追查责任。连续出过几次事故之后，仗是不能再打了。太危险。而且几乎所有家长都密切监视着，严厉制止，逼得我们不得不和谐。

那就，耍水吧。

黄土高原，土和石头不缺，就缺水。印象中，大土沟一直没水。即使采凉山发洪水下来，村北廿世纪五十年代建起的厚实牢固的人工拦洪坝，就通过人工渠把洪水引到了村东的另一条沟系，确保村子安然无恙。因而，我们这些一心猴害的男孩想耍水，就得跑到村外的拦洪坝前面。那里，经常聚有留恋孩子们的粼粼水坑。水浅的地方，我就双手撑着泥底，浮起身子，双脚“啪啪啪，啪啪啪”地胡乱踢水，打水仗。水深的地方，我是不敢去的。一方面我很笨，耍过多时水但一直没学会凫水，连“狗刨”都不会。再说，深水坑几乎每年都要淹死人。这样，我就更不会了。

大土沟的西畔，地势相对较高，沿沟边住有很多村民。我估计，定居村子最早的原住民一定是在这里安家落户的。这些住的地方，有的是依沟壁挖成窑洞，也有用土坯碹成窑洞，好像只有一两户盖了木结构房。印象很深的是一个叫“老白毛”的老人就住在沟里。老白毛眼睛很血，很毒，没一丝儿笑头脸，还背锅，小孩们都惧怕他。据说他年轻时当过贼，用牙叼着一口袋绿豆，能轻轻跃上墙，很有些手段。但他性格不好，还最忌讳别人叫他绰号。有次，我们中间的一个玩伴动了心思，想叫老白毛替他揍一揍经常欺负他的我们，看见老白毛在不远处就跑去告状，“老白毛老白毛，有人骂您老白毛”。老白毛一听，对那孩子手指眼窝破口大骂“泡你妈的……”，并恶狠狠做动武打人状，吓得我们慌忙作鸟兽散。此后我们一直把这事当笑料，奚落那小子。我不在村里已有二十多年了，不知道当年这个须发皆白颇有个性的老白毛已于何年作古。故居对过儿的沟底，还住有一个叫彭经的老光棍。他倒是没什么奇闻异事。唯一叫我不解却敬慕的是，那老头的院子成天打扫得干干净净，每年还种着好多鲜艳诱人的花，仿佛一方人间仙境。

现在，沟底早就没人住了，很多地方都倒了垃圾。我多少次回村看望母亲，就见沟底只剩下一眼眼空洞的丫叉着的残垣断壁，似乎仍在固执不停地叨述着从前，从前的从前，从前的从前的，从前。

唉，大土沟啊大土沟。今天的大土沟，已经很少当年的样子了。

老 屋

故居说是故居，其实并不是我祖辈世居于此的地方，而曾经是别人的旧屋子。

曾氏是村里的大户。往往，什么东西一大，外人看上去很壮观，很有势力，其实内部，早就分化得厉害，也分野、分生得厉害。高祖兄弟四人，我至今说不出高祖的其他兄弟的名字，也弄不清村里谁是他们的子孙，就像我四十多岁了，不知道曾氏的祖坟到底在哪里一样。我的祖父也兄弟四人，下来我们这些没出“五服”的本家，婚丧嫁娶一般都正常走往着，但各自另家分院。

我的祖居其实就在有两棵古柏树的三观庙前，现在由八十多岁的二叔他们老俩口居住着。我最早记得这处院子，是祖父去世那会儿，两三岁的我，风葫芦般在各屋子乱跑，突然就奇怪地发现，祖父端坐在堂屋中央，身上围着块刺眼的白布，四叔给他理发推光头。不知又过了多久，就看见父亲大步流星地赶来，一进堂门就裂开嘴“爹呀，爹呀”好笑地嚎叫。那时，我什么都不懂，好奇地追随着父亲进东屋看，只见祖父已经闭上眼睛，身上苫着暗色被子，一动不动地躺在后炕的门板上。父亲等人围着，顿足捶胸地哭。

祖居倒是有几间房，但父亲兄弟几个一分家，就显现出诸多困难和矛盾。作为曾门长子，为了兄弟间家庭和睦，一九五九年末，正赶上大同市外科名医李万禄要举家迁往市区居住了，也就是要把他那个嘴头特别厉害的“二老虎”妈要接走了，这处院子就由父母举债80元买下了。搬家那天，二哥正巧出生。因此，这里就演变成了我们的故居。

当初，故居院里只有两间很小的房，一里，一外，也即住房一间，堂屋一间。直到今天，母亲都住在这间小屋子里。尤其是冬天，她觉得暖和。这两间房几乎都是土质的，后墙有厚厚的土板墙挡着西北风，内侧全都用土坯垒砌。房顶是黑黑的杨木椽檩，早些年，连个“仰承”都没有，烟熏火燎，雨洇气蒸，自然就看不出木头的本色。映像很深的是，大约在襁褓中的我，睡醒或溺屎后，发现没有亲人陪在身边，就狠狠地哭，哭到屋顶黑黑的椽子，像流水般哗哗哗哗地向远方流去，直流到我无望地再昏昏睡去。后来，大哥学了木匠，就在屋顶上加了木撑档，用旧报纸糊了顶棚，这才有了“仰承”。有了仰承，晚上睡觉却更不安稳了，房顶掉土，不仅仰承经常嘣嘣嘣嘣乱响，有时哗——地一下，一大块土块就轰然落下，砸塌仰承纸，打到人身上或者哪里。因此后来，父亲和大哥又在仰承档上，堵了几块比较耐实的席子。这样一来，土是掉得少了，但总有老鼠在上面窸窸窣窣低音炮似的来回跑。

两间房子的西边还有一个更小的堆放物品的小房，后来，小房在某个晚上失火烧毁了。烧毁小房没什么可遗憾的，又没连累住房，可问题在于，姥爷留给母亲的一包陪嫁，即出身地主家庭的母亲，精心收藏多年的几件金银珠宝，在这次救火中被人趁火打劫，丢失了。这就让母亲一辈子难以释怀。每每述说起来，她的脸色就凝固了，眼睛也空洞了，陷入了一种应该清晰却毫无具像的追究着的激愤和苦恼。

大约有了姐姐或者我，家里人多住不下了，父母就在堂屋西边，即烧毁的小房位置上又扩建了一间。这间房就比较宽敞了。椽檩多半是松木的，砌墙的是烧砖的次品——不是土坯也不是砖的砖。这是一间故居最撑门面的房。大哥，二哥，以及我，结婚时，都是用这间房做的新房。现在，我们姊妹，我们这里管兄弟姐妹合称姊妹，都不住在故居了，和母亲住的小屋子隔着一间堂屋的这间房，就被母亲布置成平时礼佛的佛堂。

后来，这间房的西边，又续盖了一间木结构小房，我读初中的夏天，就独自住在小房里，身旁放着书包、桌子和煤油灯，什么时候醒来想学习，就围着被子，点亮煤油灯，坐在桌前，寂静而清远地在那遥遥的夜里，看书，做作业。这间小房平时家里就贮存杂物，地是用捡回的半头砖墁的，但七高八低，缺损严重。我知道它们这样的缘由，那是我曾经用夹子捕鸟，挖蚰蜒做诱饵的直接后果。奇怪的是，这间小房后来也因失火，烧毁了。再后来，母亲就把这片地，开垦成菜畦的一部分，种上了倭瓜、白菜、豆角及西红柿等菜蔬。

两间老屋的东侧，很长时间都是一片空地。我记忆中，这里一直生长着一片金格盏盏的高高的向日葵花。大约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这里也续盖起正房一间，堂屋半间，和隔壁东邻人家的房屋就连成了一体。这间半房，我们家人几乎没住过，这是家里用来出租，每月挣一、两块“活”钱的重要来路。有人几次善意地提醒，叫我们住这东房，哪怕西面的房屋用来出租。因为农村特别讲究东尊西卑。比如一排房可以东高西低，但绝不允许西面的房顶高出东面。但也许是出于尊敬客人的缘故吧，父母根本不为所动。因而这间半房，几乎一直就留有人家，我们叫“住院儿”的。

也许就是父母对住客足够尊重的回报，这些“住院儿”的里面，有两户，以后就成为我家的贵人。头一位，当属胡成德叔。胡叔是从县里调到我们周士庄公社的副主任。那时的干部，特别清贫。一两个简易四方的木板柜，三四个破纸箱，就是全部家当。我们两家人在一起同甘共苦生活居住了三年多。后来，胡叔离休于大同市二轻局局长。和胡叔家的交谊，我终身难忘。头一件，胡叔的两个儿子，小我几岁，但是我童年最要好的玩伴，许多我们一块“猴害”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第二件，胡叔的文采口才，是激发我爱好写作的重要心理诱因。胡叔在县上，曾当过新闻组长。在他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教导下，我的一个本家哥曾新也喜好爬格子，后来任大同人民广播电台主编，获得过“范长江新闻奖”；二哥曾义也喜欢业余写些新闻报道之类，那些年，在大同矿务局工作的二哥经常把在报上发表的文章拿给我看，念给我听。第三件，一九七七年，二哥首次参加高考，就以全公社第二名的身份考上学校。但因姥爷成份高，政审通不过，不允许走。危难之际，还是胡叔出面，二哥才最终得以脱掉农皮。此后，我们姊妹还多次“麻烦”过胡叔。

东房后来又有一户“住院儿”的，郭恒成叔。郭叔当着设在我村的县土产公司的经理。我村紧靠京包铁路和京张公路，交通运输条件特别便利。一九七一年大同县址移出大同市区，最初定址就在周士庄，因而这里有许多县属企业，比如县石油公司、县木材公司，县被服厂，县砖瓦厂等。郭叔的土产公司，对我家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那时，我们姊妹全部上学读书，开销很大。父亲多病，不能干重活儿，挣钱能力有限，于是母亲一人顶着两份工，既要在一家小瓦厂做饭，还要捏压猫头滴水这样的瓦当，十个手指全部皴裂，经常血糊糊的。但纵使如此，家境还是入不敷出。姐姐因为家里没有八块钱学费差点儿高中辍学。于是母亲就经常和郭婶利用晚上时间顶着星星月亮，加班加点给土产公司装运货物，挣钱补贴家用。星期天的时候，我、姐姐及郭叔的女儿我的同学桂荣也经常参与其间。

幸运的是，除了大哥，我们其他兄妹四个陆续全都通过考学，如长了翅膀的松子，走出了故居，离开了故乡。于是，故居大多的时候，都苍老地静静地陪伴着我的母亲，看着她收拾屋子，看着她礼佛，看着她种养菜蔬，看着她精神矍铄不停地忙碌着。直到我们姊妹都回去，她那快尘封成雕塑样的外貌，像是猛地浑身一抖，又焕然出欣喜的气色，我们说，她听；我们玩，她看；我们笑，她笑。

老屋看上去很老很老了，以至于我们姊妹都看不过眼。于是，我们齐心协商，决定好好整饰一番。蓬瓦，吊顶，粉刷，修换门窗，油漆……老屋真的焕然一新了。

开工那天，母亲笑了，笑得特别开心，竟如孩子一般……

杏树

故居有两棵树，一棵，是杏树；另一棵，还是杏树。

两棵树都在院子西侧大土沟的旁边，一棵大，一棵小。大的，在石头墙院里，靠近西南角；小的呢，在石头墙院外，房屋西面，我当年试种山药的那小块沟帮平地上。它们大约也就相距十来米吧。

小杏树大概比我大不了太多，好像专门是陪我生长的。我懂得加固围墙加置荆棘保护它果实的时候，小杏树还不到碗口粗。它结的杏儿不大，核儿又圆又小，像是小狗娃儿的眼。于是，我们就常常把核边的尖儿磨了，圆溜溜豆一样，弹着玩。赢杏核儿。赢得杏核儿多了，卖钱，买本子、铅笔甚至几块硬硬甜甜的糖块。杏儿熟了的时候，紫红透绿，果肉酸甜，但核肉分离，我们称之为“干壳”。杏儿轻轻一捏，砰，就开成两半了。有蛆的，保留着杏核，但也舍不得丢果肉，把它摆在窗台上，晒杏干儿，等将来慢慢吃；没蛆的，那自然就迅速打了我们的牙祭。

那时的我，一有时间就攀坐在小杏树上。可以说，我的童年和少年，有相当一部分时间，就是和这棵树黏缠着长在一起的。

我读高中以后，就没工夫守护这棵潜意识中的“私产”了，年岁渐老的父母也没精力打理这棵“势力范围”之外的杏树。于是，这块小小的沟帮地，西沟沿渐颓，北面石头围墙渐矮。最终，我们对小杏树近乎放任，随其自生自灭了。这棵杏树，实际上后来也就成了村里所有男孩子们寻求刺激和快乐的理想目标所在。从杏花初蕾，到杏儿黑豆大、蚕豆大，一直到成熟。二十多年来，一茬茬孩子在夏秋两季的日子里，不停地攀爬、折断树枝，可是，这棵小杏树，至今树头高挺，枝繁叶茂，多向沟的方向伸长，颇有“愈挫愈勇”、“不屈向上”的意思；树干呢，敦敦实实，也足足有三十多公分粗细，已然大杏树了。

好像是，树上的杏儿结得还都特别繁。每年的七月中旬，我回村探望母亲，只见小杏树枝杈七扭八歪，但靠沟边的树枝上，还闪着许多红红紫紫繁密耀眼的果，像是故意媚红着脸，戏耍撩逗孩子们，叫他们有能耐赶快再上来摘。树枝下，就是很深的沟。几乎没有谁胆敢挑战这样的险境。倒是，有孩子在沟底捡杏吃。熟透了，杏就自然落下去。我多次观察过，实际上，最先品味这些落下沟的美味的，是一群群黑黑红红的，蚂蚁。

但院里的大杏树，就不一样了。

大杏树不仅树型圆大，葱茏、茂实，结的杏儿也大，堪比鸽子蛋。杏儿熟了，呈黄红色，吃起来甜丝丝的，“一兜儿水”。但这杏儿捏是捏不开的，核跟肉粘在一起，因而我们叫它“黏核儿”。对于这棵树的杏儿，父母看管的就比较严了。这是困难年代，家里唯一可以自由支配的珍贵水果呵！我们全村，除了大队的两个东西果园，人家院里栽植的，只有杏树。

别的孩子一般是不敢进院里来胡闹的，倒是我，经常带着一帮猴兵，成了大中午到我院“偷杏儿”的罪魁祸首。有时，偷着偷着，就突然听得父亲“呔”的一声断吓，惊得我们像猴子一样跳下，如兔子般一奔二里远。再看杏儿，收拢起来总共不过十几二十个。傍晚心怀鬼胎地回了家，就看见母亲把丢落在各处的青青绿绿的小杏儿已经聚拢成一堆，叹息说，这些猴小子，尽瞎害，这么点儿的杏就被糟蹋了！然后，她就叫我拿手绢兜着，给“害”孩子的邻居喜平嫂送，给好吃酸毛杏的任大娘送。在杏儿成长阶段，母亲一般只给那些“酸男辣女”的大肚孕妇解馋开绿灯。

大杏树一年结杏比较繁，下一年就结得很少，这已经成了规律。有人就告诉，秋天用木棒打打枝干，皮开肉绽了，就能每年连续多结果了，像小杏树一直有孩子折辱就多结杏一样。但我们家的每一个人都不这样做，实在是谁都下不了那个手。

杏儿结得多的时候呢，够满满两筐子，母亲就叫我左一书兜右一书兜，去给二婶四婶送，给二姨送，给老师送，给左邻右舍送，直分到我有些心痛。结杏少的时候，母亲也叫我送，哪怕三个五个。我撅着嘴，不情愿地嘟哝，这几个也值得送？母亲好像早就看透了我的心思，送去吧，东西不在多少，而是一点心意。他们没有。我是家里最小的男孩，只要我在家，这些事情当然就由我承包了。那时，看我这样扭捏着的小气，大杏树恐怕也要开怀的戏谑的调笑了。

我们成家离开故居之后，这么多年，每当杏儿熟了，母亲都要几次三番地捎信或打电话，催叫我们都赶快回去，吃杏儿。于是我们大大小小一家家，都嘻嘻呵呵地围在大杏树下，吃杏，聊天，玩耍。

大杏树是什么时候栽植的？老母亲也不知道。现在看见的这棵树，实际是父母买这处院子时，原房主将杏树锯伐后，另行生出的幼枝长起来的。十几年的杏树能长多粗呢，我没有真切考察过，但我知道，木质坚硬的杏树的确长得很慢很慢，大约比松树都慢。但奇怪的是，我记得在它树冠下纳凉的时候，在它枝杈上吊悠悠摆秋千的时候，爬到它高处细弱的枝梢上找摘最后几个“希望”的杏儿的时候，它一直就是棵葱笼的参天大树。至今，四十多年过去了，它几乎都没怎么改变。

大杏树的根部，一直都凸显着那个碗口粗的枯疖，仿佛它永远都铭记着那个刀斧相加悲摧的日子。但外人，一般没有谁能注意到它掩饰成跟树体一色的久远的曲折、委屈，或不堪，相反，都以为，那是大杏树沧桑、厚重、质朴而值得敬重的浑然一体茂盛的一部分。有次坐在杏树的阴凉下，母亲突然跟我说，她从不后悔嫁给三代贫困的我的父亲。这就让我心中暗暗好笑，父亲都过世几年了啊。但母亲慢慢又讲起她的父母。有着被时代凌辱的地主身份的姥爷姥姥，他们后半生，都是在贫困的我们曾氏家门，相对平安而且比较尊严地度过的。

人们进到故居的院子，映入眼帘的，首先就是这棵蓬蓬勃勃的大杏树。大杏树迎客松一样笑容满面地迎接着他们。于是，人们也就不由得在心里和脸上都滋生出一种愉悦和欢喜。但村里个别的大娘，婶子，有时还惊愕地注目大杏树，然后，向大杏树致意，颔首，或礼拜。这就让人奇怪了。母亲颇显神圣地说，老树也成仙呢。

母亲过去一直忙，为了供养我们子女成才，难得坐在炕上休闲。我们都各自出去出息之后，伺候多病的父亲走完人生路之后，母亲就就像完成了她的重大使命，平时就盘腿坐在炕头的垫子上，掐着山核桃佛珠，口里念念有词。

有人曾问她，您念佛干什么。

母亲笑笑，修经个好死，不拖累孩子们。

但我知道，这仅仅是她的终极祈愿。平时，她一直念着我们子女的“经”，以及我们子女的子女的“经”。操心这个，挂念那个，高兴这个，担忧那个，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她不停地企盼着，祷告着，更诚心诚意地祝福着……

坐在炕头对着大杏树念佛的母亲，从玻璃窗口看见有人来，有跟她一样信佛的婶子大娘来，就赶紧下炕，趿着鞋，迎出来。笑盈盈地寒暄，然后让进门，让进家，让到炕上。然后拉呱。慢慢的，有一搭没一搭，她们开始叨述，叨述她们那些重复千遍也不厌倦的平淡、平凡，和即将把记忆化作尘埃的琐碎成丝丝缕缕若有若无的生活。

昨晚，我突然梦见大杏树和小杏树，它们繁花似锦，突然又金红挂满枝头，我不禁伸手去摘。醒后，回味梦境，估计是，有段时间没回去，母亲，又想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