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陈瘦竹学术选择的悲剧性

■ 朱寿桐

陈瘦竹先生离开我们已经近20年。正像一座大山越是远离越是能向人们呈现自己真实的轮廓一样，陈瘦竹遗留给我们的有关他的志业和功绩，以及通向这种志业与功绩的人生之路和学术之路，随着他身影的渐行渐远，也越来越清晰地呈示在我们面前。这位在我们大多数人印象中已经身形佝偻（用杨苡先生的话说，那是背木枷者的形象）①的老人拥有着我们无法望其项背的辉煌与成就，然而他的学术选择在他的人生框架中总是一种悲剧性的呈现，而且越来越清晰。陈瘦竹先生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专心于喜剧理论，然而这样的著述所具备的喜剧性已经无法改变他学术道路和学术选择的悲剧性宿命。

作为一个学术与人生的智者，对这样的悲剧性宿命，陈瘦竹先生显然了然于心，“学派未立人星散”②的无奈感叹充分传达出了这样的信息。陈先生不擅长于写诗，更无论旧体诗，但他这句诗总是萦绕在深爱着他的后辈和学生心中，不啻是一行名句，这一名句既是陈先生悲剧性学术道路的写照，也是他学术选择所付代价的体现。今天，回首陈先生的学术道路和学术选择，瞻顾陈先生开创的学术基业在其身后的阵阵凄凉，比照先生自身的辉煌与卓绝，那种悲剧性的意味似乎更浓更深。在这古都的老秋时节，用悲剧的话语谈论着这些，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冷静和更加醒目地思考，一个杰出的学问家，在特定的年景和特定的情势下如何作出选择以及作出怎样的选择，其中的光荣与梦想，主动与被动，偶然与必然，足以烛照几个时代和几代人的人生的痛苦和无奈，学术的艰辛和遗憾。也许，这样的视角可以更加迫近陈瘦竹先生，更加迫近有关陈先生的历史和时代的真实呈现。

一、无奈的选择：放弃创作梦寐

陈瘦竹先生成名于1930年代。那个年代从辉煌而诱人的1920年代红红火火、热热闹闹地逶迤而来，将无限的可能性带给了类似于陈瘦竹这样的青年。几乎所有艺术文化领域大师辈的成熟或脱颖而出都与这个时代密切相关，无缘进入这个时代的文学家、艺术家和学问家，即便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灵透凌霄，技压群雄，也只能成为遗落的星座或遗憾的半成品。各界大师都需要这样一段时长的历练，需要这样一个时代的锤铸，而能够历练和锤铸大师的年代对于所有的青年都会敞开机遇的门扉，延展成功的路径。陈瘦竹恰逢其时，以其性情和才能而论，他应该选择文学创作，成为一个杰出的作家。事实上，他的为数并不少，质量则可谓上乘的小说创作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陈瘦竹先生从1920年代末开始发表作品，陆续出版了《红豆》、《奈何天》、《奇女行》、《水沫集》等短篇小说集，《灿烂的火花》、《声价》等中篇小说集，以及影响较大的长篇小说《春雷》。不少作品在当时给他赢得了长者的鼓励和读者的好评，成为一个杰出的小说家，他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积累和成就，相应的才情和创造力。从陈瘦竹先生的自述中可以发现，他显然是一个天生的作家，既不缺少创作的天才也不缺少创作的准备。年轻的时候便是如此——“最吸引我的是鲁迅的《呐喊》，当时虽然理解不深，但其中关于农村生活的描写，却使我感到非常亲切。我还读了不少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作品，以及许多翻译小说，这就培养了我对新文学的兴趣。当时我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开始学写小说。”此后，无论是左翼文化如火如荼的年景，还是抗战烽火势成燎原的时代，他都没有放下自己手中的创作之笔，在不同的时代通过笔下的各种人物以及他们的人生状态吟诵出真与善，爱与美，并传达着自己人生况味的酸楚、艰辛和快慰。甚至于进入新中国以后，他还坦言自己并没有放下成为专业创作者的梦想与渴望：“新中国成立初期，我想从事专业创作，除参加南京郊区土改外，经常于课余到工厂里去体验生活。但是我对工人生活并不真正熟悉，而且学校又不同意我离开教学岗位，因此没有写出什么作品。我长期在学校里，对于教师和学生的生活比较熟悉，而对知识分子在解放前后思想感情的变化体会较深，但是这类题材在当时似乎不受重视，即使写出也难免犯错误，因此我就放弃了继续创作的念头，专心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原来他选择学术出于一种痛苦与无奈，成为专业作家才是他的醉心与理想。

陈瘦竹先生最愿意选择的人生之路和事业之途显然是专业作家。他的写作心性清楚地表明这一点。在他作为一生自我总结的文章《我的一生》中，全文5000言，竟有一半文字写他自己的文学创作经历。如果将他对青少年时代的回忆和人生旅途辗转的描写所凸现的创作兴趣计算在内，则这篇文章几乎就可以算作是他文学的一生、创作的一生的追怀与留恋。

很容易注意到，陈瘦竹先生离开他心爱的文学创作而选择学术道路，都是出于无奈的逼迫：新中国成立之初是政治情势的逼迫——“对工人生活并不真正熟悉”，关于知识分子的题材“即使写出也难免犯错误”，于是退回到学术的路径，告别了萦心不已的文学；而最初一次选择学术道路，放弃当一名专业作家，那是迫于经济的原因：在1930-1940年代，“我是一个业余作者，和文艺界很少联系，而且家累很重，从来没有想到要冒险去做生活极不稳定的专业作者。”尽管他这时候并没有完全甘心放弃写作，仍然“非常关心家乡农村的经济危机和农民的不幸命运，同时对于知识分子的苦闷也有亲身体会，就产生了写小说的冲动”。

作为著名小说家的陈瘦竹先生就这样与读者渐行渐远，终于“和文艺界很少联系”，将不息的作家梦寐曲藏在学问的书箧，先是表层，然后是最底层。以至于，一般的读者忘却了小说家的陈瘦竹。这时候，作为学问家的陈瘦竹出现在世人面前是那么崇高而辉煌，然后如果我们不从陈瘦竹先生的人生巨著中读悉他无奈选择的悲剧性，先生一定会更加寂寞。

二、偶然的选择：操弄戏剧之学

迫于政治和经济这两方面最严重、最现实的原因，陈瘦竹先生放弃文学创作，走上学术之路的选择是那样地无奈而痛苦，这样的痛苦随着他学术生命的健旺和学术成就的增加会愈演愈烈。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智者，成就于自己并不最为属意的领域，那其中的苦涩可能只有自己体味得最深。

在人生道路和事业途径的选择方面的另一重悲剧感则来自于偶然的选择。如果说现实的严峻以一种必然性的逼迫左右着人的选择体现出一种无奈的痛苦，那么，偶然性的因素作用于这样的选择则透溢出造化弄人的苦况甚至荒诞。虽然，无比真实地生活着、写作着、研究着甚至受难着的陈瘦竹先生，对自己的人生之路和志业选择并没有也不会产生类似的荒诞感，但由某种偶然性决定自己生命与志业之必然的苦涩之感还是相当强烈的。

陈瘦竹决定当“业余作者”而放弃文学创作的终生职业之后，他选择的学术是英文翻译以及文学理论和英国文学史的研究，这些构成了他在国立编译馆的主要工作内容。但在陪都重庆，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应余上沅先生之邀到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在生活上我可以和家人团聚，但在工作上却是改行。我过去虽曾读过一些自希腊至近代的欧洲剧本，但对戏剧艺术却是一个外行。……由于教学需要，我就开始了关于戏剧文学的研究，逐渐产生兴趣，四十年来我断断续续仍在进行这项研究工作。”陈瘦竹先生在这里的叙述非常平淡朴实，其实这里面包含着怎样的酸楚和悲凉则真切可感；直言自己是戏剧方面的“外行”固然体现为一种谦逊，但如此一个偶然的工作却导致了学术轨道的“变向”，导致了人生道路的“改行”，而且一变就是终身，一改就是四十年！虽然陈瘦竹先生以戏剧理论和戏剧史研究成为卓然大家，这样的偶然变向和改行应可无悔，但谁能知道陈先生内心中是否仍然悸动着由生活中的偶然所造成的悲凉与痛苦？

但有一点可以说是不言而喻：当陈瘦竹先生在风雨如晦的1960年代初选择了田汉作为研究对象，顺利出版了《论田汉的话剧创作》之后，文化大革命的飓风巨浪席卷而来，陈瘦竹先生像田汉先生那样在劫难逃，这时候，至少在这样的时候，陈先生一定会为当年的学术变向和职业改行而倍感凄凉，倍觉造化弄人。在此之际，陈瘦竹先生于1950年代到1960年代之间又作了一次小规模的学术变向，这就是，他暂时放下了欧洲戏剧理论和历史的研究，包括易卜生的研究，而转向田汉等现代中国戏剧家的研究。显然是由于时代的要求使得他在戏剧研究领域作出了如此选择与调整，他当然做梦也没想到这样的选择与调整会让他惨遭厄运。

尽管是偶然性的选择与调整使得陈瘦竹先生走上了戏剧研究的学术道路，陈瘦竹先生到了晚年已经完全确认了这一志业，而且更鲜明更频繁地显露出戏剧研究家的执著和九死未悔的气概。1980年代初，国家启动社会科学基金，在最初的专家建议书（相当于现在的国家社科基金的选题指南）中，明确表示“中国现代戏剧史”的研究将鼓励南京大学陈瘦竹教授申报，可最终批准给陈瘦竹先生的却是“中国现代小说史”项目。如此阴差阳错并没有挫伤陈瘦竹先生进行戏剧研究的热忱，他一方面妥善安排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研究工作，一方面索性放下了现代中国剧作家研究的选题，重新回到欧洲戏剧特别是西方戏剧理论的研究之中，《论悲剧与喜剧》以及结集于《戏剧理论文集》中的论文无疑成了他后期研究的最有价值的贡献和最为辉煌的成果。虽然他计划中的《喜剧概论》和《悲剧概论》的写作尚未真正开始。

陈瘦竹先生的学术道路和人生旅程早已画上了句号。这是一个不够圆的句号，带着历史的遗憾和时代的伤痛，带着无奈与偶然的感兴。如果没有上文分析的这样的无奈与偶然，这位学术巨人所走的人生道路和学术道路就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形。历史无法假设，但属于陈瘦竹先生个人同时也属于那个时代那一代甚至几代人的遗憾与痛楚，则是那样地真切而深彻，那样地生硬而无可避讳。在这样的意义上，先辈们承担了属于他们的历史，包括历史的荣耀与罪愆，然后让更积极更主动更少悲剧性的学术之路留给了我们，或者是开拓给了我们。我们也有选择，甚至有很大的变向与改行，有复杂的迁徙与流寓，但这早已不是现实的逼迫，更不是偶然的操弄。当所有的选择来自于我们自己，当这样的选择来自于理性的权衡和合理的从容，则选择的悲剧性就会离我们远去。

然而我们是否就身处于学术和人生选择的喜剧体验中？不，比起陈先生那一辈，我们失去了很多选择的机会，我们失去了多重发展的可能性，我们每个人选择的是一种非常逼仄的道路，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懂得珍惜选择的可能性，以及这样的可能性其实可以凭借着主体的意志与理性而加以拓展。

注 释

①杨苡：《背木枷的人》，《陈瘦竹纪念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②这是陈瘦竹先生写给他第一届博士毕业生（周安华、阎广林、赵康太）的七言诗中最关键的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