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讲话》的“人民性”及当下意义

■ 陈军

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简称《讲话》）。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部经典著作，作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文艺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讲话》的诞生对中国革命文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中蕴含的基本精神，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一脉相承的思想体系，为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所继承和发展。本文拟就其中揭示出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人民性”作一点阐述，服务于新时期先进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一、“人民性”的由来

“人民性”并非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独创。它是一个由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提出，为革命导师所吸收的重要观点。如别林斯基赞扬果戈里的小说有“最高度的人民性”；杜勃罗留波夫要求诗人“最充分地表现对人民的纯洁的爱”。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宣告“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等等。

毛泽东文艺思想中“人民性”的形成，笔者以为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思想源头：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毛泽东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许多光辉思想和理论都有一定的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当然也吸收了“人民性”这一思想精华，构筑带有中国特色和历史印记的革命文艺思想。作为一位无产者，毛泽东个人从“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到“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的感情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了另一个阶级”的转变过程，显示出毛泽东对人民的科学认识和深厚感情，奠定了其文艺思想中“人民性”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同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和领导者，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也决定了其文艺思想中“人民性”的形成。第二是革命实践：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同志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进行革命，必须依靠当时占全国总人口大约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贫农和中农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带有强烈的战时特点”的《讲话》作为毛泽东同志领导的革命实践的一部分，自然应、也自然会高举“人民性”大旗，教育人民，团结人民，“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因此，在旧中国这样一个具体国情下领导的革命实践也从另一方面决定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强烈的“人民性”色彩，这也可能是文艺思想本身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二、“人民性”的实质

（一）“人民性”是创作的源泉

《讲话》坚持马克思主义能动反映论和唯物论，对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等诸多问题进行了阐述，总结出许多至今仍闪耀着真理光辉的观点。《讲话》认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而“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在创作上坚持“人民性”就是“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群众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为此，毛泽东还提醒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以及“小剧团”、“群众的歌唱”等，通过对“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的积累，再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劳动，从而形成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

“人民性”是源泉还体现在，毛泽东在《讲话》中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面貌”、“心理”等，存在决定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文艺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二）“人民性”是工作的对象

毛泽东在文章中继承和吸收了列宁关于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著名论断，光辉地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的。“人民性”作为工作对象，核心地解决了《讲话》中提出的工作对象的问题，即“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方面。《讲话》要求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务必要“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使我们写作的东西中贯穿“暴露”敌人、“赞扬”人民的思路；一是文艺工作者的工作目的和任务。《讲话》要求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和人民群众完全结合起来，使文艺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以达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的目的。另外，《讲话》确定的“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两个基本问题显然也都是围绕“人民性”这一中心点的。总之，“人民性”作为工作对象，成为了文艺工作者一切工作的出发点、着眼点和归宿点，成为了文艺工作者开展一切工作的总轴心。

（三）“人民性”是评判标准

纵观《讲话》全文，毛泽东在论述诸多问题的字里行间无不浸透出“人民性”的评判标准。主要表现在：

1.“人民性”作为文艺类别的评判标准

文章全篇以“人民性”为评判标准，对文艺有三种不同的分类，即：①以把人民大众作为赞扬还是暴露对象为标准，文艺可以分为革命文艺和反革命文艺；②以文艺分别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和为人民服务为标准，文艺可以分为封建主义文艺、资产阶级文艺、汉奸文艺和无产阶级文艺（或人民文艺）；③以文艺服务的人民大众的素质高低为标准，文艺可以分为初级文艺和高级文艺等。

2.“人民性”作为继承文艺传统和遗产的评判标准

毛泽东认为，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艺遗产和优良的文艺传统，继承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但继承的评判标准必须是“人民性”，即“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继承的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经过改造，最终也要变成“为人民服务的东西”。

3.“人民性”作为文艺工作者“暴露”还是“歌颂”的写作评判标准

对于敌人、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和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这三种人，毛泽东要求文艺工作者分别采取暴露、联合加批评和赞扬的三种不同写作态度。并认为只有反革命的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即使是人民群众身上的缺点和不足，我们也应该是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改造他们，通过描写这种改造的过程，让我们所写的东西，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一言以蔽之，正如《讲话》中为革命文艺家确定的“两必须”的基本任务一样：“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

4.“人民性”作为指导文艺如何为群众服务的标准

这一指导标准是由“人民性”作为工作对象提出的。文艺如何为群众服务的问题实质上即如何处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而这一问题长期以来“因为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人”而一直“没有正确的标准，当然更找不到两者的正确关系”。以“人民性”作为指导标准，首先要解决用什么东西服务的问题：“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其次在普及和提高两者关系上，由于长期受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统治，广大人民群众“不识字，无文化”，对此，“雪中送炭”式的普及工作是第一位的。随着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普及与提高两者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普及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归根结底，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是人民的提高。

5.“人民性”作为文艺批评和文艺接受的评判标准

文艺批评、文艺接受是和“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这两个基本问题相对应的一组互为表里内外的概念，是“人民性”在文艺外层活动方面的折显。《讲话》在文艺接受方面强调，“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么“不管他们有多大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并且指出，“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才会被人民群众接受。即使是“阳春白雪”，也要寻求和“下里巴人”统一之途。否则只能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成为不被群众批准的假清高。

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批评“两个标准”的论断，笔者以为仍然暗含着“人民性”这一根本命题。从政治标准上说，“人民性”即是否“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换言之，是否达到“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的有机统一和结合。就艺术标准而言，在一方面肯定“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同时，又提出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的观点。而这种“社会效果”即其所谓的是否“适合广大群众的斗争要求”。

（四）“人民性”是载体

在毛泽东文艺思想中，“人民性”更是充当了一种解决矛盾、改正缺点、实施教育、促进团结，最终战胜敌人的有力武器和有效载体，具有十分重要的中介意义和价值。

1.“人民性”是实现革命“两条战线”相结合的载体

毛泽东把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战线归结为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两条战线”。除“手里拿枪的军队外”，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别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同时他肯定了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而文艺的成绩取得和作用发挥，重要的一个质的规定性就是要依靠烙上“人民性”的文艺，也就是《讲话》一再发扬和提倡的“为了人民大众”的文艺。

这是其一。其二，要实现“两条战线”的互相结合，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还要做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实现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的完全结合，而“完全结合”的实现途径就是借助“人民性”的文艺这一载体，达到普及与提高的统一、“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统一。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文艺的“人民性”又可看作实现“两个统一”的载体。

2.“人民性”是提高群众、团结群众，以便战胜敌人，推动历史前进的载体

这其实是上一点的延伸和细化，也是《讲话》富于战时色彩的重要表征方面。革命文艺工作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使文艺“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文艺“武器论”的提出，间接揭示出了“人民性”作为有效载体的时代命题。

3.“人民性”是反思和消灭文艺工作症结的有效载体

文章提及的开展整风运动的原因，归结为一点，就是文艺工作没有有效坚持“人民性”的根本指导原则，没有有效体现“人民性”的文艺创作方针，没有很好地高举“人民性”的文艺创作大旗，没有真正履行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职责，结果脱离群众，轻视群众，导致了实际工作中一系列不良现象、不良风气的滋生。如文艺界的宗派主义，毛泽东经过思考认为，“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又如文艺界中存在的“作风不正”、“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核心也都是关于“人民性”的问题。

三、“人民性”与“政治”

对《讲话》的研究，“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争论是焦点之一。却少有人将目光投向文艺的“人民性”与“政治”的关系探讨。在某种程度上说，随着时移世易，对后者的研究比对前者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和永恒精神价值。笔者以为，《讲话》中处处透露出的“人民性”与“政治”是相互联系，两相统一的。

首先，“人民性”本身即“政治”。《讲话》中针对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伟大地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的观点。正如上文所述，“人民性”仿佛一只无形之手，支撑着《讲话》全篇的主干。就文艺的“人民性”本身而言，“为群众”、“为最广大人民大众”的庄严口号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党的根本宗旨在文艺运动、文艺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和反映；“为群众”、“为最广大人民大众”的庄严口号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目标；“为群众”、“为最广大人民大众”的庄严口号正体现了“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这一伟大真理。只有坚持“为群众”、“为人民大众”，文艺、革命等一切事业才可能取得最后成功。因此，文艺的“人民性”提出的动作本身即“政治”，而且可以说是最大的“政治”。革命的文学和艺术作为文化战线的一部分，它的成长、发展和进步，不仅是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两条战线”之需，也可以说是文艺在当时同各种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作斗争中捍卫、坚持和维护“人民性”之举。

其次，“政治”的核心即“人民性”。《讲话》在论及“文艺服从于政治”时指出，这里的“政治”是“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并且强调说，“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革命的政治家们……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由此可见，《讲话》中“政治”范畴的核心仍然同于文艺的“人民性”，仍然是“人民大众”的“政治”、“群众的政治”，而不是个别人的“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文艺服从于政治”，尽管带有具体的战时时代色彩，但仍具有永恒的精神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最后，“人民性”与“政治”的统一。综上所述，“人民性”与“政治”之间存在着如此紧密联系，故而在实际创作中，毛泽东在文章中突出强调了“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主张“人民性”和“政治”在实践中的互相结合、一致和统一，反对片面地坚持和错误地理解，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那种“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原因即在于不仅要坚持“政治”上的“人民性”，同时还要维护好文艺上的“人民性”，包括如何最好最美地艺术性地体现“人民性”等。

四、“人民性”启发的当下意义

以历史主义的眼光或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和对待毛泽东文艺思想，是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根本原则和方法。“把毛泽东有关文艺的具体结论和其背景割裂开来，把具体结论看成了可以脱离背景而独立存在的东西，只承认环境的变化，而不承认观念也要相应地发生变化”的“思维方式是片面的”，“这并不是真正地在维护毛泽东文艺思想，恰恰相反，它只能对毛泽东文艺思想通向未来非常有害，它实际上把毛泽东文艺思想教条化”。毛泽东文艺思想只有经过不断的新的诠释，阐发、理解和发展，与时俱进，始终保持具体观点的当下性，它的生命才能长存。

（一）“人民性”与“政治”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毛泽东的这句话科学而且客观地揭示出了文艺与政治的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的联系。而且这一思想也同为邓小平、江泽民所继承和发挥。邓小平同志曾明确表示“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江泽民同志同样有针对性地强调指出“政治具体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存在于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中。特别是在面临西方国家经济、科技占优势的压力和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情况下，所谓不问政治，远离政治，是不可能的”。其实归结为一点，就是“文艺也要讲政治”的问题。而文艺“讲政治”的核心就是“人民性”。如果说《讲话》当年“政治”和“人民性”的关系是用革命的文艺教育人民，团结人民，达到抗日的胜利，早日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那么随着时代主题由战争转变为和平与发展，两者关系就自然转变为我们的艺术家如何通过创作成果凝聚人民，鼓舞人民，投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滚滚洪流之中，为早日建设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矢志奋斗。充分发挥“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的独特功能和无穷魅力。

此时，我们重新审视《讲话》中“文艺服从于政治”的观点。在当时战时背景之下，此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必要的。当“政治”的根本问题由“抗日”转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时，尽管我们不再公开强调“文艺服从于政治”的口号，但余以为我们的文艺界以及我们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应该有一种自觉，“自觉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努力创作出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我们时代的进步精神的作品，用以教育人、鼓舞人和鞭策人，为繁荣祖国文艺的百花园，为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作出自己的贡献”。做到“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的有机统一。

返观当下的一些文艺创作，或将目光聚焦大款、丽人、豪宅、香车宝马，大肆渲染，乐此不疲，表现出一股浓厚的贵族情调；或一味写作自己作为“都市宝贝”、“美眉作家”、“欢场玩家”的病态人格、畸形情感、怪诞心理与靡烂生活，表现出十足的自恋倾向；或无视历史，矫枉过正，表现出一种反派强势、美化帝王等不良倾向等，诸如此类的不健康、不负责的文艺思潮，文艺的“人民性”变得无迹无踪，文艺工作者的自觉也就更无从谈起了。笔者以为，这种状况断不是今天不再提“文艺服从于政治”、“文艺服务于政治”口号的初衷。邓小平同志在《祝词》中的一段话可以为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意识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意识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当前，要着重帮助文艺工作者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因此，口号本身的提出并不为过，关键在于我们今天如何真正理解和领会口号的精神实质和内涵，如何在新时期的文艺实践中真正贯彻落实“人民性”，让“人民性”和“政治”交融为一，相映成辉。

（二）“人民性”与文艺社会学

1.“人民性”是文艺创作发生的根源和条件

《讲话》坚持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艺术家只有“到群众中去”，实践“人民性”，“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学习社会”，“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面貌和它们心理”，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才能保证我们文艺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做到“人熟语言懂”。同时，在文艺创作所用的文艺形式和风格上，要根据人民大众的实际状况区别对待。比如杂文，在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等。

在此问题上，邓小平、江泽民也有类似的论说。邓小平说“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艺术家应“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江泽民提出“只有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意识的积累，才会有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才能为人民提供最好的精神食粮”等。

2.“人民性”是文艺接受成功实现的中介

我们的文艺是“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的。因此，只有真正体现了这一“人民性”的文艺作品才会被“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所接受。比如，文艺对人民大众的“普及与提高”，就需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来达到普及，再在普及基础上提高，“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文艺接受的成功实现务必立足“人民性”这一有效中介。否则只会落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你的一大套道理，群众不赏识”的失败而尴尬的结局。正如邓小平同志在《祝词》中讲到的，如果文艺工作者“忘记、忽略或者割断”了“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

同时，正由于文艺接受的特殊中介“人民性”，使得文艺接受呈现出一种在作品与接受者之间的动态过程。原因在于，毛泽东以为，“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所以“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也会被人民群众逐渐接受。《讲话》还触及到了文艺创作与文艺接受之间两者的互动关系。在论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时，毛泽东强调了文艺工作者既要同“自己的描写对象”熟悉，也要同“作品接受者”熟悉的必要性，从而揭示出了文艺创作与文艺接受之间存在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重要联系。

3.“人民性”是文艺价值实现的保证

文艺接受的成功为文艺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前提，但根本上是“人民性”提供了这么一种保证。《讲话》认为，“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显然，这里的“有意义”和“没有前途”从正反两方面指出了只有坚持“人民性”，文艺才会最终发挥教育、团结、改造和提高最广大人民大众的价值功能，才会“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达到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江泽民同志也指出，“脱离人民、脱离生活的艺术，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的东西，不可能有感召力，也不可能有生命力”。

概而言之，笔者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新的世纪全力构筑先进文化的征程上，“人民性”这朵毛泽东文艺思想百花园中的奇葩定会散发出更加迷人的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