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以为高考虐的是孩子，其实是陪考的父母心

刘潇然+邓咏仪

如果不是陪儿子参加高考，47岁的容女士应该不会穿这么一件旗袍——大红色，镂花，在人群里格外显眼。

“为儿子高考特地买的，讨个吉利。”她对《博客天下》说。

6月7日，全国高考第一天。下午3点一刻，儿子进考场后，容女士坐在人大附中考场外的台阶上，一边玩手机一边安静等待。

不远处，同是陪儿子高考的张英这天也特意穿上了红色的旗袍和一双红色的鞋子。

在中国，红色象征着喜庆、吉祥，而旗袍被高考家长们赋予了新的含义。“寓意‘旗开得胜吧。”张英告诉《博客天下》。

按正常逻辑，这些被使了“魔法”的衣服，穿在考生身上才更有效果，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没有什么不妥，父母早已把自己熔化为了家中考生的一部分。

高考，不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一个家庭的集体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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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北京人赵婴来说，生活很少有像这两天这样，充满了仪式感和秩序感。

6月7日一早，她和丈夫开车把孩子送到考场。没等开考，两人就赶回家里准备午饭。菜谱是按孩子的口味提前定好的——油豆腐和木耳辣炒五花肉、辣炒荷兰豆配五花肉，再加一个泡椒土豆丝，水果是小甜瓜。菜在前一天都已经洗干净了。

“10点25开始炒，10點50把所有的菜装盒，一个把菜送到宾馆，一个接孩子，把时间精确到分来计算接送时间。”赵婴说。

为了摸清北京四中附近的路况，她做足了功夫，提前就掐着点儿开车走了好几遍，哪里有红绿灯、哪里可能堵车，一清二楚。

她家小孩在北京市西城区外国语学校，考点被分配在北京四中。早在5月初，赵婴就在附近的小胡同里为孩子订了一个环境优雅的宾馆。当时，考场信息还没最终确定，学校给出了4种可能，赵婴就在4个备选考点附近都订了宾馆。后来尘埃落定，她才打电话把其他3个取消。

“必须提前，要不订不上。我们院里有个小孩就没订上。”赵婴告诉《博客天下》。

为节省在路上的时间，在考场附近订宾馆是很多家庭的选择。由此，催生了一种新的“时令性”酒店营销产物——高考房。5月25日，去哪儿网发布“2017高考房热力地图”，称高考预订酒店数量每年呈15%的增幅，正从一线城市向三四线城市蔓延，热门考点周边酒店通常一房难求，价格也居高不下。北京八一中学的一位学生家长告诉《博客天下》，她为儿子订的酒店一开始说是300元一晚，听说是高考期间后，“坐地涨了200”。高考这两天，他们都没敢去酒店，怕打扰孩子，还专门把孩子姑父请来接送孩子到友谊宾馆吃早餐，因为他俩关系特别好。

张英一家行动得更早，“4月初就订酒店了”。跟赵婴一样，张英先是在可能的考点附近都订了酒店，等最终消息下来后才把不相关的退掉。

骆先生一家也是高考房的追随者。他和妻子均从事航天工作，平时很忙，但仍双双请了3天假，在高考前一晚住进了为女儿在人大附中附近订的酒店。酒店早上提供一顿高考餐。“可贵了，108（元）一个人，有黄瓜、白粥、煎饼、煎鸡蛋什么的，凑成一百分的意思吧。”骆先生说。

也有把高考房不太当回事的。北京四中的一位考生家长自豪地告诉《博客天下》，他儿子在北京四中实验班，全班“一模”的平均分是660多，在西城区排名第一，这两天儿子一切照常，中午坐地铁回宣武门的家吃饭，“就当普通考试一样”。他最额外的付出，不过是陪同儿子到考场，然后等他考完一起回家。

相对来说，一线城市重点高中的学生家长，平时并不太担心子女的成绩，不少人只是在高考前夕才专门腾出精力去为孩子开路护航，个人的人生轨迹并不会因此改变。“就每一周给老师打电话或者直接去学校跟老师了解情况，回家我们管的时间也不太多。”张英说。

但对很多稍偏远地区的家庭来说，高考有着另一重意义，堪称家族后代的唯一上升通道。为此，这些父母倾尽心力，不惜中断自己的人生和事业。

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是家长为考生付出的常见形式。在重点中学周围，因家长陪读而形成的走读住宅群落越来越常见。比如江西的“神话中学”临川一中，有上万名学生，校区周围分布着若干个名为“锦绣前程”、“一品世家”、“名人公寓”的陪读小区。据媒体报道，有身为高管的母亲甚至为此放弃了30万年薪的工作。

在另一个超级中学——安徽毛坦厂中学，外来的陪读家长几乎和本地人口一样多。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时间，把所有精力都用在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和高考备战上。临近考试，每天中午和晚上放学，都会有数千陪读妈妈前往学校大门口送餐。等孩子吃完，她们往自带的小板凳上一坐，吃起剩饭。

而在湖北襄阳五中樊城校区外，有一个长达六七年历史的走读村。该校2014年考生白洋硕在高二时就和陪读的母亲在那里租房子住，一直到高考。他们家家境不错，当时租的是那里最好的房子，一套下来月租五六千元。他记得，读到高三时，很多宿舍都看不见学生了，全跟着家长在外面租房子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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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照顾子女的衣食住行，陪考家长们有时还要与周围的环境做斗争。

吵闹的广场舞是很多考生家庭的心病。2014年，在杭州丰潭桥底的广场平台上，曾有人拿着塑料袋向广场舞扩音器泼洒狗屎，后经查实是一名高三学生的母亲，在高考最后一个月冲刺阶段，因担心不停在桥底空间震荡的巨大噪音影响儿子学习，无奈出此下策。

考试期间的噪音更是家长的大敌，尤其在考英语听力的时候。几年前的南京，曾发生过一起百名家长搭“人墙”拦路护考与路人发生冲突的事件。在网友的高考回忆里，还能看到有家长为降噪、抗噪，劝告来往车辆禁鸣喇叭、用竹竿赶树上的知了等故事。

仅靠家庭力量为高考护航还不够，有些家长还积极地寻求“外援”。

5月26日，农历五月初一。张英这天一大早就出门了，赶到雍和宫和卧佛寺各上了一次香。endprint

“他们说初一烧香特别灵。”她说。张英加入了儿子所在班级的家长微信群，里面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很多家长都去上过香。临近考试，群里又有人叮嘱，要“提前准备好考试要穿的衣服”。

被酒店坐地涨价200元的那位家长，考前也去了广源寺、法济寺等地上香。

上海交通大学大三学生王延之向《博客天下》回忆，2014年他参加完高考，回到家里突然发现鱼缸里的20多条鱼不见了。一问才知道，爸妈把鱼放生到了他学校状元桥下的池塘。那年他高考成绩超出了全家的预期。“我平均也就班上十几名，最后拿了全班第三这样。”因为这，王延之父母获得了很大的精神满足，觉得“哎呀，放了鱼还是有用的”。

在2017年的章丘四中，家长间流行给孩子买一种紫色底上印着红钩的内裤，谐音“指定对”，而且“要买就买李宁的，千万不要买安踏的，安踏的商标像个叉叉”。

中国人民大学大三学生杨柳青是白洋硕的高中同学，2014年参加高考时，她妈妈找“高人”专门为她算了一卦，让她戴了半年护身符。考前，她妈妈又依“高人”指点，买了件深色的衣服，买回去还没穿就丢了，觉得很诡异，就又去买了一件一样的。“考完了才告诉我的，一件短袖花了600多。”杨柳青说。如果不是高考，她妈妈可能不会如此慷慨。

江苏省如皋中学教师顾刚告诉《博客天下》，在如皋，家长间流行准备糕点和粽子给考生吃，谐音“高中”。还有家长会将准考证号和考场号带给“江湖大师”，以“传点灵气”。有的大师会吩咐坐姿和走相，比如让考生进考场时先用手指一下南或北，然后划一个圈。这类大师的服务费用一般都是整数，有500元、1000元等价位。

只要是觉得有利于子女高考的事，哪怕看起來很荒唐、迷信，也会有人去做。对考生家长来说，这些可能什么都不会带来，但至少是一种心愿的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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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隆重的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护航，并非所有考生都吃得消。

中国人民大学大三学生艾源是2014年重庆市南开中学考生。他告诉《博客天下》，当年高考时，他陪读的母亲因为在城里租不到房子，两人住了近两个月的宾馆。

艾源的母亲特意向单位请了长假去陪读。宾馆不方便做饭，一天三顿他们都是在外面点菜带到宾馆吃，加上房费，开销很大。考完后，艾源的父亲算了一下，高三一年他花了10万多元。

艾源记得母亲常给他买各种补品，“一瓶几百，好几种不一样的，每天晚上都要回去吃”。他没感觉到有什么特别的功效，最大的作用可能是“上课没那么困了”。

他不认为母亲陪读对他的高考起了正面影响。“我特别后悔让我妈来陪我。我觉得我妈不来陪我的话，（高考）会发挥得更好。”艾源说。

他感觉自己的生活节奏被打乱了，平时都是在学校食堂吃饭的，母亲来陪读后，改成在外面点菜。酒店环境也没有特别安静，特别是外面有车经过时，玻璃会一直抖动。虽然戴着耳塞，睡眠质量也不是特别好，“高考那几天我都没睡着过，就在床上闭着眼睛休息”。

北京家长闫占军是军人出身，很反对父母在孩子高考时额外做很多事情。“越这样，我跟你讲，越没出息。”他对《博客天下》说。他认为，对孩子过分付出，是对孩子的不负责。

据他介绍，妻子同事家的孩子就因为在高考时被过分重视，在高考房里有点不适应环境，没休息好，导致第一天上午考试语文时发挥得不怎么样。“这个也暴露出现在孩子的适应能力。”

虽然不提倡溺爱，但作为父亲，在高考这样一个重要时刻，他还是希望能陪伴在儿子身边——尽管儿子并不赞同他的做法。

闫占军和儿子常保持着一种以怼为爱的相处模式。高考前，儿子由于压力过大，得了气胸，6月初刚刚去军医院做了一个小手术。住院期间，父子二人在阳台上远眺时，儿子突然说：“爸，人活着太难了，真想从这楼上跳下去！”闫占军说：“别，这是5楼，你跳应该从13层跳，13层一摔肯定死。5楼跳下去，落个半死不活，有啥好的？”儿子又说：“有个同学的同学，中考之前就因为压力大跳楼了。”闫占军继续怼他：“你那个同学的同学啊，他跳楼跳得太晚啦，他应该在上幼儿园之前就跳，这样省了多少粮食，省了父母多少精力，又省去自己多少的痛苦。”儿子不说话了。

1973年出生的闫占军有自己的一套行事逻辑。“你要是说‘你可别这样啊，越说他越痛苦。”他能体会到儿子承受的高考压力，却很少直接去劝慰。

他形容自己1991年高考“日子虽然苦，但心里不苦”，一个人从农村老家乘大巴车去县城考试，随身带的是油条、黄瓜。他身为知青子女，考大学并非唯一出路，得到国家安置的工作成为工人，也是不错的选择。因此，父母的态度是不反对考学，但也并没有施加太多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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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19 8 6年参加高考时，“该睡睡该吃吃”，父母也跟她一样“不紧张”。“当时我比较淡定，跟父母说‘没问题。”她感觉那时候的父母不像现在这样郑重其事。

据媒体观察，“陪考现象”出现于1995年前后，随着独生子女一代参加高考而出现。1996年7月7日，新华社记者专门拍下了北京四中考点门前等待的考生家长。这在当时成为了新闻。

1999年参加高考的王先生注意到，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有关部门会专门通知，要求考点周围在考试期间停工，为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再后来出现了交警为考生开绿灯的报道，至于高考房当时还很少听闻。

可能因为他是在县城。2000年的北京，已经出现高考房了。当年的考生小方记得，考前她父亲突然得意洋洋地告诉她，在考场附近订了个酒店，走路5分钟就能到考场。小方一下子火了，和父亲大吵一架，觉得他小题大做。父亲也很生气，但怕影响女儿情绪，只能坐在角落生闷气。夜里11点，小方拉着母亲，打车去把房间退了，这事才算平息。她说：“从没觉得高考是需要被那样对待的一件事。”直到现在，这个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生还这么认为。

但高考确实在全国范围内变成了一件越来越被严肃对待的事情。

2005年夏天，爸妈都是大学教师的张女士在东北一座省会城市参加高考时，刚好赶上爸爸出差。高考第一天，妈妈吃完早饭就去上班了，“比我走得还早，临走祝我考试愉快”。

第一天考完，张女士乐颠颠地独自打车回家，出租车司机看她手中的透明袋子，问是不是高考生，并立刻对她不陪考的父母嗤之以鼻，大加鞭挞，“这么重要的日子居然不来陪，太不称职了”。“然后认为我特别可怜，好像爹不疼妈不爱一样，到家后坚决不肯收我钱。”张女士向《博客天下》回忆，“推托的时候司机眼泪都快出来了，叫我‘可怜的孩子。”

高考最后一天，张女士出考场看到妈妈在马路对面树荫下站着，穿着高跟鞋、拎着小坤包，形象和其他苦大仇深忧心忡忡的陪考家长简直天壤之别，显得特别“不专业”。文综考试提前交卷的张女士一出门就被其他家长围住，追问题难不难，能不能答完。只有自己妈妈没凑过来，还从旁边卖水果的小贩那里买了一兜桃子，置身事外地看着身边的家长们。

“我妈特别无奈地告诉我，她是被办公室同事‘赶出来的，她同事中子女同年高考的都去陪考了，就她还在上班。”张女士说，“别人看到她都用‘怒其不争的语气埋怨她，你女儿高考你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快去陪着？关系好的说她‘心太大了，不熟悉的直接报以惊诧的目光。我妈顶不住压力，只好‘从善如流来接我了。”

只身进入考场的张女士最终考上了北京大学。

当年同样单骑闯关的闫占军，第一次高考以失败告终。就在准备卷土重来时，他遇上部队招兵，于是成了军人，后来在部队考进军校。

尽管如今不再是军人身份，闫占军依旧很看重自立：“我对孩子的要求，学习是一方面，主要是做人。”

如今，谈起高考，无论父母陪与不陪，多半都会说上一句——可怜天下父母心。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