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决定命运的事情都在之前发生

邓建永

我究竟是不是1977年冬季高考宁夏考生中的作文最高分？40年来，这个传言一直存在，但无法证实。疑虑始终笼罩在我心中，迷雾重重。

但我能确定的是：1977年10月21日下午6点30分，我正坐在北京开往银川的169次列车上，广播中的头条新闻就是“关于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通知”。

那一刻，列车正盘旋在八达岭连绵群山中。

那年，我20岁，在宁夏贺兰山下大武口的工厂里当电工。

接下来的不到50天时间里，我身处人生中最昏天黑地的日子——白天去工厂上班，夜里挑灯复习，直到1977年12月10日早晨，我们走进决定命运的考场。

那年高考一共4门，政治，语文，数学，史地。

我没上过高中，而且数学本来就很差，所以我把赌注全押在了语文和史地上。

这是有原因的。

就在4年前，我猝不及防下乡了。

当时，我觉得我要做一个人生的决定：未来干什么？

在星空下思考半天，我坚定地认为，未来我要当作家，或者记者。

之所以这样决绝，是因为我从小喜欢看书，刚上小学就能饶有兴致地阅读《参考消息》。

在我身处的那个贫寒荒芜的少年时代，凡能找到的书统统读过，甚至连《赤脚医生手册》也读得津津有味。当许多同学视作文为畏途时，我早就轻松飘过，甚至，上初中时，我曾不打草稿地用整整一个作文本写了平生第一篇小说：《炉热心红》。

下乡的我因为有了宏大目标，自然迸发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动力，玩命读书并假装玩命思考，甚至一字不漏地抄录过吉林大学出版的《文艺学概论》。

我开始认真写小说了，而且一口气就写了两万多字，起名《麦场风波》。

多年以后，回想那篇胡编乱造的东西连自己都会脸红。

但，当时的我却有勇气寄给《宁夏文艺》。

几个月之后，《宁夏文艺》编辑部居然给我寄来信函，邀请我参加“宁夏工农兵短篇小说作者学习班”。

尽管那篇小说越改越糟糕，但从知青岁月开始的写作训练成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财富。

高考前，我们也热衷猜题，比如语文试卷中占分最多的作文会出啥题目？

我不大擅长论说文，于是我就备战记叙文。

而“难忘的……”一定是一个重要的类型。

高考第一天上午是政治，下午是语文。

那年西北的冬天特别干燥寒冷。

午后，当我走进考场时，对语文抱着必胜的信念。

卷子发下来了，果然是记叙文，题目是——《难忘的一天》。

我早已胸有成竹，選择了那个极其独特的历史时刻：

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那天。

因为我刚好在天津，亲眼见证了人们在海河两岸敲锣打鼓上街欢庆的情景。

我疯狂地写，脸上全是汗，写着写着把棉袄脱了，一直写，一直写，写得握笔的手都僵了，写到最后自己都哭了。

我只觉得教室里的光线逐渐暗淡，周围寂静无声。

等到我写完了，抬起头来，发现教室里只剩下我和监考的两个老师。

我没有检查，就直接交卷了。

1978年早春二月，我收到录取通知书。

于是，漫卷诗书，一路东行，回到我出生的城市，天津，成为南开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新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