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水暖鸭先知

易方兴

老袁头从没见过自家村里来过这么多外地人。他家住在河北安新县大王镇。4月4日这一天，他看到各种牌照的车从眼前驶过。“北京的、天津的、山东的、甘肃的……以前可没这么多车。”车辆排着队依次从老袁头的屋前驶过时，院子里上千只鸭子焦躁地叫了起来。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新区由河北省保定市所辖雄县、容城、安新3县组成，通知中称：“这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

随后的三天清明节小长假中，数以万计看到投资机会的人从四面八方向这里涌来，据安新县旅游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仅4月2日至3日两天，当地接待游客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44.99%。

“再也不用担心外人不知道安新了”，老袁头很高兴。年轻时，他去外地，别人问他是哪里人，他怕说“河北安新”人家没听过，通常会说“白洋淀边上的”。如今，他老了，安新却因“雄安新区”而举国皆知。但他也有些伤感，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能继续养鸭子：“所有人都知道安新了，安新就不是以前的那个安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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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袁头65岁，是土生土长的安新人。

在国家设立“雄安新区”的消息公布后，白洋淀的百度百科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更新——位于河北雄安新区中部。事实上，位于新区中部位置的白洋淀，大部分地区都在安新县境内，而老袁头的家就在白洋淀边上。

他养了33年鸭子，整个村子，就数他养鸭子的时间最久。根据2014年的统计，全国禽蛋产量的12%出自河北，而北京市场上60%的咸鸭蛋，出自安新。每年，老袁头的鸭子要产上万只鸭蛋，从安新发往外地。

老袁头常年住在一间不足30平米的小土屋里。屋子和屋外上百平米的养鸭小院，都是他一砖一瓦亲手搭建起来的。这块地属于县水利局，老袁头租用多年。每天，他都会扛着80斤的鸭粮喂三回鸭子，“轻轻松松”。半夜两点，他还得起床去捡刚生下来的鸭蛋，上千个鸭蛋，都是他亲自捡，捡到凌晨4点再去睡个回笼觉。

外人觉得他辛苦，有时候孙子也嫌他身上一股“鸭子味儿”，他却乐呵呵的，“农民嘛，每天干活儿充实，觉得有奔头，辛苦点儿也值了。”

老袁头养的是种鸭，产出来的蛋是“父母蛋”——不是用来吃、而是用来孵化小鸭子的。等小鸭子长大了，再产下的蛋，才是用来吃的“商品蛋”。前几年，鸭蛋价格下跌，这两年好不容易涨了上来，“父母蛋”能卖到1块7一个，老袁头高兴，觉得“赶上了好年头”。他正琢磨着怎么多养一些鸭子，多产一些好鸭蛋，但还没等他琢磨出新方法，养鸭子这件事已经出了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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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雄安新区”消息公布的前几天，县里下来人找到老袁头，说，“马上要建雄安新区了，这一片全都得拆，你这些鸭子就赶紧处理了吧。”老袁头有点措手不及，问：“能不能我不要补偿，再给我寻块地让我继续养鸭子？”对方眼睛一瞪：“那怎么可能，以后你就是特区人了，还养什么鸭子啊？”

4月1日，“雄安新区”成立的消息正式对外公布。两天后，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雄安新区驻村工作培训会在容城县低调召开，该次会议的一个核心议题即为拆迁安置。尽管相关工作人员均表示新区规划方案暂未出台，淀区也没有具体的乡村搬迁方案，但在老袁头生活的大王镇，整村搬迁的传言早已尽人皆知。

传言不知从何而来，但各个听上去都言之凿凿——有说村民都得迁到隔壁哪个哪个镇的，还有的说家家都要分房子，最后要住进小区楼房里。老袁头与几个养鸭户一起发愁，“以后搬到别处，住楼房了，鸭子可怎么办？”尽管他们一直在说服自己“住楼房也不错，水方便，电方便，燃气也方便”，但一想起养了一辈子的鸭子没了，又都不约而同地摇头，担心无鸭可养的自己“每天得闷死”。

在养鸭子的小院旁，老袁头放了一个一米高的缸，缸里是从井里抽上来的干净水，养了一些鲫鱼。每逢心情好时，他会捞一条鱼出来炖了吃。他还养了一只陪伴了他15年的狸花猫，每次吃鱼时，猫都会和他一起“改善伙食”。

如今，不管高不高興，老袁头每天都捞一条鱼上来吃，“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让我们搬走，再不抓紧吃怕没机会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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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水利局的人找到他之前，老袁头已经察觉到了一些变化—2017年春节后，村里下令，所有的建设行为全部停止。没过多久，安新县县城的房产交易和户籍也被全部冻结。

在大王镇大王村的主街道旁，一栋三层民宅刚刚搭好房屋结构，屋前还堆着两堆红色的砖头。民宅的张姓主人现在没地方住，只能挤在弟弟家里。

一年多前，村里搞路面硬化，号召新农村建设，很多村民在那时翻修了自家房子，张的弟弟也“花了80万翻新盖房子”。张动手有点晚，刚搭好架构，就被要求停工。弟弟一度笑话他，觉得他没有早一点盖房子是一种损失，但搬迁的消息传来后，兄弟俩之间的局势发生了变化，“我弟弟叫苦不迭，房子住了还没两年这就要拆了。”张说，他如今最发愁的事，是怎么把屋前的自己好不容易买来的砖头卖掉，他写了两个“卖红砖”的牌子挂在砖头前，一个多月了依然无人问津。

如今，当地每个即将被拆迁的村子中都设有岗哨。这些岗哨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防止当地村民建房子，同时，他们还肩负着另一个使命——不能让拖着砖瓦的车子进入村子。

同时被禁止的还有种树。

听到搬迁的传言后，老袁头的同乡李飞曾设法联系过当地的种树人，因为“到时候种上果树的地，征收的价格肯定比普通的地高”。李飞给种树人打电话时还在考虑，自己是种梨树还是种桃树，结果种树人直接回了句：“不用想了，之前帮xxx家种树，第二天全给拔了。”

焦虑的村民们只能再想别的办法，在众多版本不一的传闻中，有一则传闻称补偿的标准将按人头分配。住在隔壁三台镇的两个村民听到后赶紧给子女打电话，还没生过孩子的那家说：“抓紧时间生孩子，说不定还来得及。”另一家再生就超生了，但也决定豁出去了：“没事，继续生，罚的钱比补偿的钱少多了。”

还有传闻称，太阳能热水器、空调也在补償的范围内，一个家里已经有了太阳能热水器的村民，立即决定再买一台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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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老袁头去养鸭小院的次数明显多了。他坐在土屋里，回头从窗子里望向院子的次数也多了。常年的风吹日晒使他的皮肤呈现出红铜色，像海边的老渔民。

他明白，自己老了，总有一天会离开这里，他没想到一切来得这么突然。

然而，同村的年轻人对待这突如其来变化的态度，则与老袁头截然相反。在一个由雄县、安新、容城的村中青年组成的聊天群中，他们开始陆续自封“雄安七叔”、“雄安九少”之类的称号。

“雄安九少”和“雄安十三少”都是来自安新县农村的90后。“雄安新区”成立的消息一出，他们就建了群，把周边村里的几百个年轻人拉到群里。群里大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现在北京人也不敢小瞧咱们了。”

“雄安十三少”说自己曾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2014年我在北京，跟一个北京通州的姑娘处对象，结果对方说让我倒插门才能结婚，我受不了，两人就吹了。”这些年，这件事就像一根扎在他喉咙里的刺，一想起来就觉得憋屈，“如今算是翻了身了。”

这个群里每天能有两千条讨论的微信，谈论的内容大多有关补偿、拆迁、难以回首的往事和无法估量的未来。一个人在群里晒出了自己在安新县明珠湾小区的房本，136平米，马上引来一阵羡慕，“哇，这以后就是300万往上了啊！”还有人在群里发了一则王健林考察的视频，“据说王健林来雄安考察了，要盖万达广场”。细看过后才发现，原来那是王健林去天津考察的视频，但这并不会令群里的青年失望，一个说：“王健林来不来还真不重要”。另一个附和道：“是啊，比王牛的大有人在。”

对于年轻人谈论的内容，老袁头没有太大兴趣，他讲得最多的还是他的鸭子。

十多年前，安新县当地有不少游手好闲的小混混挨家挨户收保护费，不给就打。收保护费的小青年找到老袁头要钱，老袁头小声说没钱。对方威胁他：“不给钱我就进去抓鸭子了。”说着就往院子里走。

一听要弄他的鸭子，本来打算忍忍算了的老袁头急了，拿把铁锹就追了出去，“你弄我的鸭子试试！”对方害怕了，拔腿就跑。

2000年前后，鸭子闹病，800多只鸭子生病后几乎绝食，奄奄一息。老袁头跑到县里到处求专家，回家挨个给鸭子打针，急得自己吃不下饭。最后，800多只鸭子保住了600多只，死了100多只，老袁头开着三轮车把死了的鸭子拉到一公里外的地方葬了，“挖了个一米多深的坑。”那个埋鸭子的地方，他至今都还记得，“我这辈子遇到最难过的事就是这个。”

他扭头往土屋那扇半米见方的纱窗望去，院子中，1000只鸭子正在吃食、游泳、休憩，“嘎嘎”的声音形成声浪，此起彼伏。老袁头说，听见这声音，他的心便是满的，他吸了一口烟，瞅着满院子的鸭子，满足地把烟吐出来，“现在一天听不到院子里的鸭子叫，心里就觉得少点什么，不是个滋味。”

老袁头说，养鸭子的这33年里，他只离开过鸭子一次，是去北京，在通州住了一段时间。那次，他把自家院子里的鸭子清空了，那个场景至今历历在目。当时，“看着这个空院子，感觉整个心都空了。”